最后的线装书
最后的线装书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老教授楚大音，在这个春日的薄暮时分，忽然拼力地睁开了眼睛，然后说：“我要看电视！”
这是高知住院楼中的甲等套房，除一间病室之外，还有一间客厅。客厅里摆着电视机、沙发，挨墙拥挤着一篮一篮的鲜花，都是江南大学的领导、同事和学生们送来的。老爷子就睡在与客厅相通的病室床上，床边站着他的儿子、儿媳和孙子，以及医生和护士。
医生经过会诊，断定老爷子辞世就是这两天了。心脏衰竭、糖尿病、肺气肿……诸病相煎，已经是灯干油尽，任何治疗都不起作用了。医生都很奇怪，老爷子十年前就身患重病，居然拖了这么长的岁月，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听到老爷子说“我要看电视”时，年届六十的儿子楚继声，疑惑地望了望医生和护士。是这一口气续回来了？还是回光返照？
楚大音又说：“我要看阮欣！”
楚继声说：“父亲，阮欣上北京去开公安系统的表彰会去了，几天前到这里来向您辞过行，您不记得了？”
“我怎么不记得？”楚大音显得很生气，伸出瘦伶伶的右手挥了挥，说，“他说按安排他要在会上介绍经验……中央台会直播的。”
“父亲，您就好好地躺着吧，阮欣的讲演不知道什么时间哩。”
“不！我不休息！”
医生说：“让老爷子看看电视吧。我们都在旁边守着。”
楚大音孩子似的笑了。
医生和护士替老爷子穿好衣服，连人连被子一起抬到客厅的沙发上去，随即又打开了电视机。
楚大音裹着被子靠坐在长沙发的正中间，楚继声夫妇分坐两边，其他人则紧张地站在沙发两旁。
在这一刻，楚大音似乎变了一个人，昏暗的眼神蓦地亮了起来。
直播节目还没有开始。
“继声，你记不记得，我们家住在曲曲巷的那个小院子，还是解放前我出了两本书得了稿酬买的。”
“记得，父亲。”
“解放后，大学里建了宿舍楼，要我搬，我不愿意。在这里我写了好多书，写了好多古籍校勘方面的论文。一院花木，几大柜历年积攒的珍稀古籍，我的心好满足。”
“父亲，您少说话，养养神。”
“不，我不累。我知道我要走了，就想看看阮欣。”
“我知道。1978年您平反昭雪，我们全家陪着您到外地去看几个老朋友，谁知家里失窃了，偷去了您百来种珍稀古籍。我们刚到家，阮欣就来了。他那时才十八岁，是派出所新来的警察。”
“我那年正好六十岁，一下子就急病了。阮欣对我说：‘您别急，我会按着您开出的书目，把书给您找回来。’又说：‘您是学术带头人，好多学生等着听您的教诲，好多学问等着您去做哩。’”
“您当时一下子就来了精神，您相信人民警察说话是算数的。”
楚大音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说：“那是的，他通过发内部通报与各地公安部门建立联系，抽空访问本地的古旧书店，关注外地各拍卖场的情况，一套一套、一本一本地把书作为‘赃物’收缴回来。然后再送到我们家。他居然知道我的字是‘默之’，名与字取自老子的‘大音无声’。他每次送书来，都称我‘默之先生’，真是个儒雅的后生子！”
“一年年，一月月，书陆续找了回来，您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地增加。当年十八岁的阮欣如今也快进入知天命之年了，从一个普通的警察，到派出所副所长、所长，如今是公安局副局长了，但为您找书的事却一直没有
耽搁。”
楚大音的眼里忽然有了泪水。
“继声呀，到十年前，我一算，就只一本宋刻《孟东野诗集》没有找齐了，我对这位小友心存感激。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累狠了，十年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好几次入院抢救，按理说走也走得了。可阮欣对我说：‘默之先生，您一定要等我把最后一本书找回来，您如果走了，就是不相信我了。’就为了相信他，就为了等这本书回家，我硬撑着活到了八十八岁。我怎么不相信他呢，即使找不回这本书，他也已经尽心尽力了。”
“父亲，他肯定能找回的，那是一本多好的书。当年，您总是拿给我看，说它的版式、装帧、刻印无一不精，是一件宝贝。”
楚大音用手抹去泪水，说：“继声，这些珍稀古籍我已列好了书单，最后一行写着《孟东野诗集》，并标着‘暂缺’二字。我去后，你记住把这些好书和书目捐赠给江南大学图书馆。”
“父亲，我记住了……”楚继声喉头哽咽，再也说不下去了。
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穿警服的中年人。
楚大音几乎喊了起来：“你们看，是阮欣，我就觉得我还可以见到他。”
阮欣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用带着湘潭口音的普通话，讲述他和战友们的先进事迹。
客厅里变得异常宁静。
楚大音在阮欣的讲述声中，极其疲倦极其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沉入到一个永恒的梦中去了……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在殡仪馆的一个大厅里，正准备举行楚大音教授的追悼大会。身着警服、臂戴黑袖章的阮欣，行色匆匆地走进了大厅，他双手捧着一本古旧的线装书，封面上竖行印着五个楷体墨字“孟东野诗集”。他一直走到摆放着楚大音骨灰盒的灵台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后，小心地把这本线装书放到骨灰盒的前面。
楚继声走过去，紧紧地握住了阮欣的双手。
阮欣悲伤地说：“这本书早就找到了，为了默之先生能带着希望活得更长久一些，我没有交给他。现在，我来交还，他已经看不到了，请您原谅。”
楚继声忍不住大声恸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