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内篇与庄子思想
《天下》位列于杂篇。按照颇为流行的杂篇为伪之说，此文似不可信，更不可以之证内篇之真。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天下》极受学者推崇，乃至被视为庄子本人之作，如马叙伦云：
我……认识到《庄子》虽然有三十三篇，仅仅只有内七篇确实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就不敢随便下断语了；至于杂篇，除《天下篇》外前人都说不是庄子自己的作品，我完全同意这个论断。至于《天下篇》，我认为是作一个时代的学术的结论，可能也是庄子写的。我们如果说不是庄子写的，很难找出另一个人有这样精通一个时代的学术，更有这样的大手笔。[36]
马氏断“内七篇”出自庄子，于外篇则出言谨慎，判定杂篇又很果决。唯独对于后者中的《天下》，依其语气，则非庄子著莫属[37]。
主张《天下》为庄子所著者，似为古今学者之主流：魏晋以前不可考，自郭象以来，著名者有王雱、林希逸、刘辰翁、陆西星、潘良耜、焦竑、方以智、王夫之、王闿运、廖平、梁启超、蒋锡昌、钱基博、钟泰、徐复观和潘雨廷等，绵延不绝。许多学者还谓《天下》乃《庄子》一书的自序，如船山云：“系此于篇终者，与《孟子》七篇末举狂狷乡愿之异，而历述先圣以来，至于己之渊源，及史迁序列九家之说，略同；古人撰述之体然也。”又云：“乃自墨至老，褒贬各殊，而以己说缀于其后，则亦表其独见独闻之真，为群言之归墟。”[38]其后，梁任公更证云：
古人著书，叙录皆在全书之末，如《淮南子要略》、《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其显例也。《天下篇》即《庄子》全书之自序。……庄子书有后人羼附之作，外篇杂篇可疑者更多，无容为讳。惟《天下篇》似无甚怀疑之余地。[39]
钟泰亦曰：“此篇历叙道术由全而裂之故，以及《诗》、《书》、六艺之用，墨翟、禽滑厘以至关尹、老聃之优劣，而后述及所以著书之意……”[40]
然自序之说亦屡为学者所难。因任公所举之例，皆汉人叙录之法，先秦时是否如此，尚无定论。至于船山所举《孟子》之例，也颇牵强：其与《天下》无论体例还是形式均悬殊过甚，亦难以为据；而从思想衍变脉络分析，更易成两可之说。
自序之说既无实据，多源于推测，故每每为学者所辟，而尤以近人为甚。他们一般承认《天下》为《庄子》的后序，却又否定此篇出自庄子，认为当为其后学所作。今人严灵峰不仅力辟《天下》为庄子自序之说，且认定“理解先秦诸子学述及流派的，无过于荀卿、韩非师弟二人，换言之，只有荀卿一派首屈一指”[41]，并基于文句比对，认为“《天下篇》可能是出于荀子的手笔。但我们这里只能说‘可能’，而非‘绝对’”[42]，又云：“如非荀卿自己后期的写作，那必定是他的门人或后学依据他的‘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之文，加以删节或补充而成。”[43]严氏所论，甚为牵强。就才学而言，晚周诸子于斯为美者何可胜数！至于庄子，则更为卓尔。马叙伦不就是根据学问（“这样精通一个时代的学术”）和才力（“更有这样的大手笔”）而判定《天下》成于庄子吗？至于以文句比对为判，亦不可为据：先秦文献，历经劫难，十之八九皆已散佚。若仅据现存硕果以为定谳，终难消臆测之嫌。何况，对于这些文献的理解，往往也会滋生歧见，岂能轻下断语？至于张恒寿所谓以庄子的“消极厌世、玩世不恭”，“似乎不能为也不肯为”“平实谨严”、“详述事实”的《天下》之说[44]，臆断之心更有过也。
本书不对《天下》的归属问题予以考辨，也不对其作者的思想立场予以评判（许多学者根据该篇“总论”部分的内容，以及后文分论各家时唯独避谈儒家诸子，认为作者当系儒门）。鉴于目前文献之阙和相关问题的复杂性，无论是否承认其出自庄子、将其归宗何家，都不免于口舌之争。况且，《天下》之所以为后世所重，不在于其是否为庄子所作，而在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其史料之所以珍贵，除对于有些思想家或学派有拾遗补缺的意义外，还在于其评判诸家思想的精准与客观。诚如梁任公所云：
批评先秦诸家学派之书，以此篇为最古。……《天下篇》不独以年代之古见贵而已，尤有两特色：一曰保存佚说最多，如宋钘、慎到、惠施、公孙龙等，或著作已佚，或所传者非真书，皆藉此篇以得窥其学说之梗概。二曰批评最精到且最公平，对于各家皆能撷其要点，而于其长短不相掩处，论断俱极平允，可作为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45]
任公“最古”之说，实因信《天下》为庄子所著。此处既然不对《天下》的归属问题予以判定，“最古”之说自然可以不予理会[46]。但任公关于《天下》的“两个特色”之论，实为精准。特别是其所说的后一特色，即该篇对于先秦诸子思想“批评最精到且最公平”之说，可谓尽合古今学者之心。许多学者尽管否认《天下》为庄子所作，然对于其文字，又不吝“绝妙”、“精博”等溢美之词，推崇之情丝毫不逊于任公。如陈寿昌云：“此为《南华》全部后叙，上下古今，光芒万丈；以文妙论，自是得漆园之火传者。”胡适云：“《天下篇》乃绝妙的后序，却非庄子作。”钱玄同云：“杂篇中之《天下》，乃极精博之晚周思想总论，但不见其为庄子之手笔。”郎擎齐云：“《天下篇》乃一绝妙之后序，殆于门人后学所为。”[47]严灵峰亦曰：“《天下篇》是一篇客观评判的文字，就事论事，不涉主观成见。”[48]
既是关于先秦诸子思想“最精到且最公平”的评述，“可作为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我们自然可以以《天下》来反观、辨正诸子思想。同时，自然也可据此以窥庄子思想之真。对此，无论是否赞同《天下》出自庄子，学者皆肯定了该篇对于客观理解庄子思想的重要意义。赞同者如钟泰云：“则欲窥庄子之真，尤于此不可不潜心玩索也。”[49]亦如陈深云：“此段（按：即《天下》中论述庄子思想的一段文字）举一部庄子意旨，收括无尽。”[50]又如潘雨廷云：“此篇可见《庄子》不言之庄语，乃读《庄》之入口处。”[51]而反对者如顾实亦云：“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著书之本旨。”[52]因此，以《天下》所展现的庄子思想来反观、辨正《庄子》中的其他文字，以去芜存真，实为理之当然。对于《天下》的史料意义，冯友兰尝有中肯之论，曰：
《天下》篇比较晚出……它实际上就是一篇简明的先秦哲学史……这篇可以作为研究先秦哲学的一个支点。凡是研究历史，无论哪一段，总的有几个大家都认为是可靠的史料作为支点，以它为标准，鉴别别的史料。不然，研究就无法进行。《天下》篇就是这样的一个支点。事实上现在研究先秦哲学的人，都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支点。[53]
这里，我们就把《天下》作为研究先秦哲学史的一个支点，将其关于庄子思想的论述作为可靠标准，来判定内篇与庄子之间的关系。
先来看《天下》是如何概括庄子思想的，其曰：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54]，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55]
此段文字可分成三部分：其一即首句：“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是述“古之道术”之一端，以为庄子思想之源泉。实际上，此句是对庄子思想旨趣的总括。所谓“古之道术”者，不过虚语耳：《天下》设此一名，是以其浑沦一体、无所不包性作为评析当时诸家思想得失的主要标准。其二，自“庄周闻其风而悦之”至“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是对庄子其言、其书、其辞、其学等方面的精练描述。其三，自“其于本也，弘大而辟……”至末言“芒乎昧乎，未之尽也”，是对庄子思想的总评。只要稍加参核，便可发现：上述文字可谓既尽彰内篇之旨，又深契后者之言语。
首先，内七篇首尾一贯，俨然为不可分之整体。这种整体性不仅仅表现在七篇的篇名彼此浃洽统一、迥异于外杂篇[56]，更表现在七篇之间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一体性。就后一方面来说，七篇皆以“逍遥游”（按：原当为“消摇游”[57]）即生命的优游自在为核心[58]而逐次展开，融汇一体，故船山云：“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小大一致，休于天均，则无不逍遥矣。……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皆脗合于大宗以忘生死；无不可游也，无非游也。”[59]而反观《天下》的上述文字，贯穿于内七篇的“浮游”义旨亦处处显豁、自始至终，如：其首“芴漠无形……莫足以归”一句，既昭天地万物浑灏流转之义，又彰神明“同于大通”（《大宗师》）之旨；而其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之云云，则是直陈逍遥之义及其境界；至于文尾所谓“调适”、“上遂”和“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之说，亦是从因应不滞、解脱不羁的角度品评庄子思想。
其次，就具体言语而言，上述文字特别是第二部分述庄子其言其书其辞其学之文，或者直接与内篇相合，或者是对后者某些内容的概述。比如，首句所展现的大化流行、通达万物、破除对待、超脱生死的观念，既是对庄子宇宙观的概括，又为下文评述庄子的逍遥旷达、因应两行、优游世间等思想开辟了话语空间。而上述观念和言语在内篇中亦随处呈现，如《大宗师》论“道”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进而指出：“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以此论生死，则云：“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由是，“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同样，《逍遥游》亦云：“将旁礴万物以为一。”《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而《德充符》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又如：第二部分所谓“三言”即巵言、重言和寓言之说，不见于内篇，而首出于杂篇之《寓言》。尽管关于何谓“三言”，学者亦聚讼不休，然无论如何，诸贤在论“三言”时皆主要在内篇中寻绎其证[60]。这说明：“三言”与内篇之间具有深刻的关连。事实上，“三言”是对庄子论说方式的精辟概括。孙以楷指出：《寓言》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之“十九”、“十七”云云，是实言二者之数。而此二数目又是仅仅针对内七篇而言的，且恰好与后者的相关论说方式之数相合[61]。若是，则《天下》对于“三言”的强调，亦印证了它与内篇之间的密切关系[62]。再如：《天下》关于逍遥境界的描述，即文中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以及“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等说，如此言语在内篇中可谓俯拾即是。前贤就此多有陈述或比对，兹不具论。
复次，庄子固然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其最著者当为“道法自然”之说。然庄子并未因此如老子一样过分地推崇柔、弱和朴、素等观念，而是因“自然”推衍出“自由”之说，为道家开辟出一个优游不滞、旷达不羁的新境界。对于老、庄思想的这种分别，《天下》总结与概括甚精。如果以《天下》中论庄文字与《庄子》三篇所展现的思想相较，则其与内篇诸文契合无间，而与外篇之黄老气、杂篇之驳杂性不相为侔。可以说，《天下》对于庄子思想的述评，是直接以内七篇为核心展开的。孙以楷所谓《天下》乃“特为《庄子》内七篇所作的序”之说，似非虚言。
以上所论表明：既然内篇与《天下》论庄之说在诸多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且若如冯友兰所言当以此篇作为研究先秦哲学的支点，则基于《天下》关于庄子思想的述评，理应断定内篇正为庄子所作。故欲知庄子思想，钟山所谓“以七篇为本经，而以余二十六篇为羽翼”之说，何可废哉！
【注释】
[1]从两汉至魏晋，庄子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升格”显著，有学者尝从“黄老”向“老庄”至“庄老”之称的转变考察了这一现象，曰：“在思想史上，新名词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学术思潮的变迁。比如同样是说道家，两汉之世多用‘黄老’一词，到了魏晋之际‘黄老’一词就很少有人再用了，而代之以‘老庄’一词。清人洪稚存尝云：‘自汉兴，黄老之学盛行，文景因之致治。至汉末，祖尚玄虚，于是始变黄老而称老庄。陈寿《魏志·王粲传》末，言嵇康好言老庄。老庄并称是始于此。即以注二家者论，为《老子》解义者邻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刘向、毋丘望之、严遵等，皆西汉以前人也。无有言及庄子者。注《庄子》实自晋议郎清河崔
始，而向秀、司马彪、郭象、李颐等继之。’此断言‘黄老’与‘老庄’不同甚明。……但洪稚存此段话还有一些疏误之处，‘老庄’并称实始于两汉，在东汉中后期已多有应用，并非如他所言始于陈寿《三国志》。而在魏晋时期指称道家的，除了我们熟知的‘老庄’一词外，尚有另一个通行的词‘庄老’。尤其是在西晋之后‘庄老’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庄老’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魏晋玄学思潮从以‘老学’为中心向以‘庄学’为中心的转移，是思想史上的大变化。”（马鹏翔：《“庄老”与“老庄”考辨》，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8年第4期，第15页）
[2]以庄子之学附庸老子思想者，历来不乏其人。明代的释德清与陆长庚皆谓《庄子》为《老子》之注疏，如释氏曰：“《庄子》一书，乃《老子》之注疏。”（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陆氏亦云：“《南华》者，《道德经》之注疏也。”（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序》，中华书局，2010年，第1页）
[3]钟泰：《庄子发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页。
[4]韩愈此说得到了清儒的积极响应，如王敔引《考索》云：“子夏之后为田子方，子方之后为庄周，庄周之后为荀卿，荀卿之后为李斯。”（参见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64年，第176页）皮锡瑞亦以为庄子乃子夏后学，尝云：“……以李斯罪荀卿，则曾子之门有吴起，子夏之学流为庄周，又何以解？”（转引自吴仰湘、姚茂军：《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8年第7期，第72页）而据崔大华考证，章学诚、姚鼐、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皆主此说。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5—346页。
[5]由韩、苏之论，自然可谓庄子乃孔门余裔。如康有为云：“庄子在孔子范围，不在老子范围。”（董士伟编：《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0页）顾实亦断定：“……庄子固孔徒之流裔也。”认为“虽其诋訾孔子，比诸呵佛骂祖。……其心折孔子，固至深矣”（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6]例如林希逸的《庄子口义》与焦竑的《庄子翼》，其解《庄》便常融佛理。
[7]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239页。马氏还说：“庄子学说，似受印度哲学之影响颇深。”（同上书，第236页）
[8]持此论者，盖以章太炎为先，其后郭沫若从之。惜章氏未有详论，而郭氏之证则颇显粗率（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第346页）。钱宾四云：“试就庄子书细加研寻，当知庄子思想，实仍延续孔门儒家，纵多改变，然有不掩其为大体承续之痕迹者。……若谓庄子思想，诚有所袭于孔门，则殆与颜氏一宗尤近。”（转下注）（接上注）（钱穆：《庄老通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33页）其所据主要从宇宙论与人生哲学处展开，然细考其论，似亦不足证（参见《庄老通辨》，第134—136页）。钟泰则云：“是观于《天下篇》致嘅于内圣外王之道而不明，郁而不发，而特叙六经于百家之上，向往于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犹能明之，不难比类而得。然则庄子之为儒而非道，断断然矣。……庄子之学，盖实渊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故窃谓庄子为孔门颜子一派之传，与孟子之传自曾子一派者，虽同时不相闻，而学则足以并峙。由是以观韩、苏之言，虽亦微有窥见。韩言出于子夏之徒田子方，既无有佐证，不足据。若苏云阳挤孔子而阴助之，实予而文不予。遍翻内外诸篇，既未见有挤孔子而不予之文；若其有之，则亦唯有子瞻所不取之《盗跖》、《渔父》等篇而已。”（钟泰：《庄子发微·序》，第2—3页）同时，钟氏疏《庄》时也试图结合颜子之学而申之，论证较详。
[9]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0]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史迁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498页）
[11]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除承刘歆《七略》之说入庄子于道家外，还论其思想曰：“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班固：《汉书》，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
[12]关于庄子是否主张隐逸，参见第四章所论。
[13]张恒寿：《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和时代》，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407页。
[14]司马迁：《史记》，第494—495页。
[15]班固：《汉书》，第323页。
[16]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庄子》，载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
[17]同上。
[18]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第44—45页。相关考证，亦见于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3—34页。
[19]按：向秀注《庄》未成而殁，如其成，不知会有几篇。又：关于向《注》与郭《注》之间的纠葛，亦是庄学中的一大公案。
[20]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庄子》，载郭庆藩：《庄子集释》。
[21]同上。
[22]同上。
[23]同上。
[2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84页。
[25]孙氏云：“把文章分为内外，已见于先秦，并非始于汉初。如《管子》中有《经言》、《外言》、《内言》，《韩非子》中有《内储说》、《外储说》。但他们都只是把一部分文字编为内外，并不是把全书编为内外。……至于《公羊内外传》、《谷梁内外（转下注）（接上注）传》、《韩诗内外传》、《齐诗内外传》、《黄帝内外经》、《扁鹊内外经》，都是汉初的事。汉初把书分为内外，确是它的编辑特征。……只有‘篇’分内外是少见的。……把著作分为内外篇，在汉武帝之前，仅刘安一人。如果说传分内外、经分内外是汉初编书的流行体例的话，那么，篇分内外在汉景、武之世，只是刘安及其写作集体使用的编书体例。刘安在整理注解《庄子》时，也是按照这一体例把《庄子》分为内外篇的。刘安以庄子自著为内篇，以庄子弟子及后学所记庄子事迹言论为外篇，凡庄子后学所写文字紊乱，前后段意义不相属连者，辑为杂篇。”（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第34—35页）
[26]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第61页。
[27]冯友兰于陆德明“内篇各家并同，其余或有外而无杂”之说独标异见，认为陆氏的意思是：“内外篇之分是各家都有的。但是有些家是没有外篇、杂篇的分别。他并不是说，无论在哪一家的本子中，内篇都是郭象本的那几篇。事实是各家的本子虽都有内、外篇的分别，但哪些篇在内篇，哪些篇在外篇，各家并不一致。”［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8页］冯氏此解颇为勉强，似与陆氏原意相悖。若如冯说，似宜曰“内篇各家并有”，而不当曰“并同”。且冯氏所以为据的隋僧吉藏《百论疏》与唐僧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所引《庄子》文句的内、外篇归属异于今本《庄子》之例，并不能证其“在唐以前，并没有一个定本《庄子》，在其中有固定的内篇”之说（同上书，第108—109页）。因为，其所举两例略显单薄，并不能排除这一情形：即内篇众家并同，但其中的文字各家或稍有出入。
[28]王夫之：《庄子解》，第76页。
[29]钟泰：《庄子发微》，第181—182页。
[30]同上书，第196页。船山还云：“杂篇唯《庚桑楚》、《徐无鬼》、《寓言》、《天下》四篇，为条贯之言；《则阳》、《外物》、《列御寇》三篇，皆杂引博喻，理则可通而文义不相属，故谓之杂。要其于内篇之指，皆有所合，非《骈拇》诸篇之比也。”（同上书，第226页）
[31]比如，不同于船山以《天道》为“尤悁劣”，钟泰认为：“《天地》、《天道》、《天运》三篇，盖自为一类，而与上《在宥》之义相承，为庄子自作无疑。”（钟泰：《庄子发微》，第244页）
[32]钟泰：《庄子发微》，第515页。按：对于东坡欲删《让王》以下四篇的做法，钟氏却颇不以为然，认为此四篇固然拙劣，但因是庄子末学所为，正可见其学之失与庄子学派的思想演化。他说：“至苏子瞻（轼）欲删去《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则未免武断。此四篇自是学于漆园者之所为，文固谫
，然藉此亦可察知庄学末流之失，正亦学术有关文字，何可废哉！何可废哉！”（同上）
[33]关于古今学者对于《庄子》文本的争论，杨国荣尝有梳理。参见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4页。文中所引任、张二氏之论亦出于此。
[34]林希逸否认《庄子》各篇文有精粗（参见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136页）。即便如此，各篇之义难道亦无高下分别耶？如果其义前后一贯，何以庄子思想的面貌如此纷纭多变？难道仅仅是因为时代的思潮所致或解者个人的思想取向所囿？
[35]释德清：《庄子内篇注》，第1页。
[36]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235页。
[37]在此文《后记》中，马氏则明确地指出：“……《天下篇》则非庄子不能为，盖其与内七篇条理一贯而《天下篇》为总结。”（同上书，第332页）
[38]王夫之：《庄子解》，第277页。
[39]梁启超：《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载《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40]钟泰：《庄子发微》，第754页。
[41]严灵峰：《〈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357页。
[42]同上书，第350页。
[43]同上书，第362页。
[44]张氏云：“总的看来，《庄子》书中凡属于庄周的篇章，都有一种浪漫超旷的气氛，而《天下篇》的思想，却表现了平实谨严逻辑思维的特点。……但像庄子这样一个消极厌世、玩世不恭的哲学诗人，似乎不能为也不肯为一个详述事实的哲学史家。”（张恒寿：《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和时代》，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407页）
[45]梁启超：《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载《清代学术概论》，第104页。
[46]高亨虽谓《天下》出于“庄周之徒”之手，然亦以为“评述先秦诸子学说并予以有系统之分析之文章，当以此篇为最古”（高亨：《〈庄子·天下篇〉笺证》，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172页）。其持论所本，乃文中关于墨家思想及其学派传承的描述，认为：“所谓‘至今不决’之‘今’确指战国时代，因战国以后，墨徒之名辩、巨子之相传，则已绝矣。足证此篇为战国时人所作。”（同上书，第171页）若此，则“最古”之说，可以定谳。
[47]以上几条，皆转引自严灵峰：《〈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337—338页。
[48]严灵峰：《〈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同上书，第362页。
[49]钟泰：《庄子发微》，第754页。
[50]转引自严灵峰：《〈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336页。
[51]潘雨廷：《易与佛教／易与老庄》，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52]顾实对于《天下》的思想史意义极为推崇，认为：“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著书之本旨，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之概要也。……有如‘神圣明王，皆原于一’，夫一者何谓也？则谓夫天地之德也。此非熟玩《庄子》书，不能下此断语，而其他可知也。……是故不读《天下篇》，则不可以读《庄子》全书，亦不可以读周末人著书也。而不熟读《庄子》全书，不遍通周末人著书，则亦不可以读《天下篇》也。”（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3页）
[5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第110页。
[54]按：“傥”前原有“不”字，为衍文。王先谦云：“《释文》作‘而傥’，无‘不’字，近之。”（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第295页）顾实与马叙伦亦谓当从《释文》无“不”字（参见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52页、第293页）。钟泰亦证云：“‘傥’上各本有‘不’字，而《释文》无之。按：《天地篇》有云‘傥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又云‘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傥然不受’，此‘傥’与彼‘傥乎’‘傥然’之‘傥’同，‘傥’者忽也，或也。忽或者，无依傍义。《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傥’即‘不倚’，则‘傥’上不得有‘不’字明矣，故兹从《释文》作‘傥’，删去‘不’字。既无依傍，则左之右之，惟其宜之，故曰‘不以觭见之也’。”（钟泰：《庄子发微》，第791页）诸贤所言极是，今据改。另按：各家训“傥”之义纷纷芸芸，莫衷一是：如王（转下注）（接上注）氏谓“忽然而至也”；顾氏训为“远”，远识义；马氏解作“借为‘潒’，谓其辞潒瀁不定，非可一端求”；而钟氏训为忽或。上述各义皆是相对下文“觭见”而发，均可通，不害文义。
[55]按：本书所引《庄子》之文，皆自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此段引文，部分标点有改动。
[56]单从篇名看，内篇与外、杂篇之间即显迥异：内七篇篇名均为三言，且均是对所系文字的精妙概括；外、杂篇的篇名则大部分取自每篇篇首文字的前二言或三言（如《骈拇》、《天地》、《徐无鬼》、《列御寇》等），也有取自每篇首句中的其中二三言（如《胠箧》和《庚桑楚》等），这些篇名既无深意，也不是对所属各篇文字的概括。是故仅就篇名而言，内七篇就彰显出相应的独特性与一体性。至于七篇的篇名是自来如此还是经过后人修订，已难考定（崔大华谓内篇篇名出自刘向，然考其所据，尚难为信。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第55—60页）。但无论如何，这一现象恰恰表明七篇文字必是有所授受，非后人妄加添窜所能为。
[57]“逍遥”本为“消摇”，孔颖达云：“逍，本又作‘消’。遥，本又作‘摇’。”（毛亨注、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郭庆藩云：“逍遥二字，《说文》不收，作消摇是也。《礼记·檀弓》‘消摇于门’，《汉书·司马相如传》‘消摇乎襄羊’……”（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页）章太炎亦以为“消摇”，如其云：“……莫若庄氏，消摇任万物之各适，齐物得彼是之环枢，以视孔墨，犹尘垢也。”（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4页）钟泰亦然，且其疏《庄》，直以《消摇游》为篇名。
[58]关于内七篇，许多学者尤重于其中的《逍遥游》和《齐物论》，认为此二篇集中展现了庄子思想之奥旨。如章太炎认为：“（《庄子》）维纲所寄，其唯《消摇》《齐物》二篇。”（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249页）冯友兰云：“研究庄周的哲学，应该打破郭象本内、外篇的分别，以《逍遥游》和《齐物论》为主要线索，参考其他各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第111页］钱基博云：“‘内圣外王之道’，庄子所以自名其学，而奥旨所寄，尽于《逍遥游》、《齐物论》两篇。”（钱基博：《读〈庄子·天下篇〉疏记》，载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90页）而蒋锡昌于《庄子》则仅注其中的《逍遥游》、《齐物论》和《天下》三篇，认为：“《庄子》……凡三十三篇。然其要者，亦仅内篇之《逍遥游》，《齐物论》，与杂篇之《天下》而已。”（蒋锡昌：《庄子哲学·自序》，上海书店，1992年，第1页）因《齐物论》的“两行”、“环中”等说实际指向着因应物化、不沾不滞的优游境界，故有学者认为：内七篇只说一“逍遥游”耳。如林希逸云：“游者，心有天游也；逍遥，言优游自在也。《论语》之门人形容夫子之一‘乐’；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台》曰：‘乐之君子。’亦只一‘乐’字。此之所谓《逍遥游》，即《诗》与《论语》所谓‘乐’也。”（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第1页）而钟泰则更是直接点明：“窃谓《庄子》一书，一‘游’字足以尽之。”又云：“‘游’者，出入自在而无所沾滞义。一字曰游，双言之则曰浮游。……言游又言浮者，浮者，不沉溺也。惟能浮而后能游。”（钟泰：《庄子发微》，第3—4页）
[59]王夫之：《庄子解》，第1页。
[60]按：关于“三言”之义，以及学者的意见之分歧，参见第二章之“‘不道之道’与‘不言之辩’”一节所论。
[61]其详证参见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第10—15页。孙氏明确指出：“‘卮言日出’以及并提的‘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只能是就内七篇而言。”（同上书，第15页）
[62]孙以楷认为：作为一篇纯然的序，《天下》的成文时间较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特为《庄子》内七篇所作的序罢了”。“其所以为内七篇序，即因为七篇为庄生自著，是《庄子》中的真正的《庄子书》。”（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