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慈善广告

中医自古就强调“医乃仁术”，强调医家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有普救众生的信念，因此，历代名医扶危济困的事迹层出不穷。近代的上海中医界，不论医师个人或团体，对于各项慈善事业都非常热心参与，特别是在发挥行业优势，进行医药慈善方面，均十分活跃。许多医师在执业过程中，素来有着“贫病不计诊费”的传统。如沪上名中医张镶云虽然门诊取费2角，但有人只给几个铜元，他也一样替他们看病（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又如丁甘仁乐善好施，对病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尤其是劳苦大众前来求诊，常免收诊金，甚至赠送药物。他热心于公共福利事业，有时将自己所得诊金尽助学校、医院及慈善机构，如免费就医给药，以及施粥饭、施棉衣、办义学、兴养老院、育婴堂等。

在当时的各路媒体之中，与中医界施诊给药、救济贫病等医药慈善活动相关的广告屡见不鲜。如《申报》1920年7月20日刊登《浦东中西医院定期开诊》的广告：“浦东老白渡镇口关帝庙，由医学研究所设立中西医院，以济贫病而防时疫现已请定中西各科医生准备一切器具药水，择于旧历六月初一开会，稗报病者及即医治，不致传染”。又如《申报》1929年7月16日刊登《四名医联合施诊》广告：“四名医联合施诊本市卫生局登记医生冯小琴，悬壶二十载，活人无数。特联合朱惜民、傅道南、马琴荪三君合组暑期施诊处于北山西路，分班全日施诊，诊金不收。朱君等在沪行医有年，领有卫生局医生执照，此番慨允纯尽义务，热肠古道，诚足风矣。”又如《申报》1931年8月31日刊登《上海王元道国药号营业收入连本助赈启事》（图18），介绍将于9月2日的主要营业收入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再如《申报》1934年9月7日刊登《贫病注意施诊给药》，介绍“国医吴克潜受慈善家许世英诸先生之嘱托，定于今日起送诊给药”。当然，这些施诊广告中不排除有些含有宣传自身的目的，但客观上确实也起到了救助贫病的效果，部分贫民患者因此得到免费或低廉的治疗，减轻或解除了病患之痛。

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医药行业团体组织在近代医药慈善中日益扮演者重要的作用。比如“一·二八”事变后，中华国医学会由何佩瑜执笔《本会筹赈上海兵灾难民议决案》，通告沪上业界同仁：“本会国医团体，时存利济人群；对此兵灾惨祸，能无凄楚酸辛；自应起而筹赈，稍尽绵力一分……成裘由于集腋，振起博爱精神；汇交东华汇赈，祝福同业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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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1931年王元道国号慈善广告

从近代医药慈善广告中还可以看出，医家的慈善行为正从个人行为逐渐发展到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团体或学术团体的集体行为，这与民国时期医师群体专业程度的不断提高，专业团体不断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上海国医公会除了督促各会员平时注意救助贫病外，还公开在报刊上公布中医界在上海开设或参与的施诊处所，计有如仁济堂、广益中医院，谦益伤科医院、沪北广益中医院、广益善堂、沪南神州医院、福履医院、博济善会、广仁善堂、至圣善院、位中善堂、一善社、联义善会、元济善院、粤商医院、中国医院、华隆中医院、潮州和济医院、四明医院等数十处，讲明地址、时间及施诊办法，以方便贫民就医。显然，这种团体性的慈善行为比之前的中医个人慈善施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近代医药广告内容五花八门，除了上述简单列举之外，还有许多类别，如官方发布的医药相关的法规训令、医书广告、期刊广告、征求病情启示等，不一而足，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