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戒烟药广告
近代，鸦片烟被西方列强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危害，成为困扰中华民族的精神枷锁。而上海自开埠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鸦片进口和消费口岸。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记载：“二十年前初到上海之人，咸谓上海有一奇事，即狂吸鸦片。人不能一日舍粟菽，上海则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
众所周知，鸦片在历史上曾被作为药物使用，明代大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便已对其药用价值有所记述。但医界也早就发现，长期或过量使用鸦片，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性；作为毒品吸食，则对人体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害，导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赖性，甚至会导致死亡。危害如此之大，如何才能摆脱上述枷锁是近代长期缠绕在国人心中的一个痼疾。
针对鸦片烟导致的无穷祸害，许多商家却从中反倒嗅到了无限商机。当时中外的各个药商都纷纷在研制、推销自己的戒烟药产品。各类“戒烟丸”“戒烟粉”“戒烟乾坤丹”之类的药物纷纷涌现。
在早期，外商的戒烟药广告占的比重极高，而且不惜重金，往往都是常年在报纸上刊登，不啻为一种“视觉轰炸”。比如1872年7、8月，上洋大药房的戒烟药广告《外国戒烟白药粉》就在《申报》连续刊登了两个月之久。而像大英医院的“戒烟药”广告也是当时《申报》广告版面的老面孔，频频出现。这些戒烟广告大都内容不变，过一段时间就出现在报纸上。如生生堂药局的广告《看书即知戒烟法》从19世纪70年代一直做到了80年代，同样的标题，同样的内容，数年如一日地持续现身，虽然内容颇为枯燥无味，但是时间长了，毕竟让读者不知不觉间已经将其记住。
国产的戒烟药广告早期相对来说数量较少，但是19世纪末，随着华人药商的飞速崛起，戒烟药的广告数量也迅速增多。华商的策略也与外商类似，只是在广告内容上更加注重本土化，强调该产品的国药属性而已。如1935年11月，《申报》上刊登署名为“鸣谢人法租界霞飞徐国彬启”的广告，大标题“感谢名医安全戒烟”，下列口号：“国药奇方，灵效无双。半月戒净，精固神强。见烟自厌，工作正常。毫无痛苦，自由安康。”再下面则是详细叙述过程的文字云云。
戒烟广告虽然目的一致，但采用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有些是以瘾君子身份现身说法，名为讲述自己戒烟经过，实则亦为戒烟产品作了广告。如1873年《申报》上的一则《戒烟妙方》广告：
余吸烟二十余年，戒烟药间尝试之。抄方亦多修合服过数次。效者少，而不效者多。皆由脏腑中之积滞难清也。故中道而止者有之。去冬，阅《申报》中有平湖省悟子论及，沪城内鱼行桥南首省吾斋膏之灵验，因购试之，依法二成和入烟膏，吸常过瘾，始不觉戒烟之苦。继则瘾自渐除，且增饮食。诚戒烟中之圣品也。愿有志者共试之。
岭南澹云氏谨白
这则广告显然是一则假托瘾君子之名，为某戒烟药而写的广告。由此可见，软文广告几乎是伴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便已见诸报章了。这种软文广告在报刊上长盛不衰，如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申报》上的广告栏内依然不少此类文章，甚至有越来越多之嫌。如1936年4月16日刊登的《鸣谢戒烟圣手名医刘春溥先生》的广告，同样是突出医家“戒烟圣手”的称号。
有些广告是从药物的成分和功效入手，如1872年省吾斋的戒烟膏丸广告强调其生产的戒烟药“不独戒烟，兼可治病，又能救治误服生烟生土。以致力四远闻名”。（图54）1890年《申报》上的一则戒烟药着重强调的是其方药的组成成分：
图54 1872年《申报》省吾斋戒烟膏丸广告
此丸能以少制多，以奇致胜，应效如神，包易戒断。内用犀牛黄以去顽痰，龙涎香以化烟积、正土木，人参牦鹿茸以培元而补气，其余术茯苓草等药则熬膏去渣，取其精液而为丸。是以丸少而力大，易减又易戒，服丸后如食足烟之精神，且能令闻烟反厌而心引不生，顿悟前非转觉戒烟之为易耳，其初戒也开胃提神，固无痰……
图55 《申报》上的康福戒烟法广告(https://www.daowen.com)
广告不但将药物的成分介绍得非常明确，而且对各成分的功效也一一道明，并且专门从传统中医学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可谓是娓娓道来，对于当时尚习惯阴阳五行之理的大多数国人而言，读了之后自然会更容易接受，感觉有更强的说服力。
有些戒烟广告则有理有据，并借助于当时流行的“科学”的理论来进行分析。如30年代《申报》上常常刊登的《康福戒烟法》广告，在标题上就突出显示“有高深算学上之重要根据，合人体生理上之自然作用”（图55）。该广告直接告诉戒烟者，戒烟实际上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突然戒掉，反而不符合人体的生理规律，所以很多人因此无法戒烟成功。该广告中运用了诸多的科学术语和符号，并采用了诸多数据和图表的方式，直观地表明这种戒烟法是按照弧形曲线递减程序的，同时反复强调这是专家精心研究所得的成果，“此乃当世名医所公认”，借以突出该戒烟方法的科学性。如此一来，有道理也有根据，对于部分屡屡戒烟失败的人来说，不啻又看到了一丝希望，而这正是这一广告所要取得的宣传效果。
有些戒烟广告则是大义凛然，将戒烟问题上升到国家、民族危亡高度，如1906年1月《申报》的一则戒烟茶广告：
今日爱国、爱时之士均大声疾呼，云鸦片为亡中国之具，鸦片为亡中国之具其言不可谓不警切，实足以唤醒我酣睡之同胞，虽然极鸦片之害，岂特亡国已哉？实欲亡种耳！盖鸦片之耗人气血、吸人精液，竟可使雄武之丈夫顷刻成一颓唐之弱子！其弱人体质竟有如此之速且烈！嗟！我中国误染此毒者已占一大部分，任其蔓延，不为挽救，茫茫后顾，中国尚可言耶？况我国人大都蠖其背、龟其首，已奄奄无生气，若再加以鸦片之毒，有不速灭亡之惨祸耶？恐吾国将演第二之美洲矣！莫谓予言之过，问今日红黑两种尚能存于天演界耶？马湘伯曾少卿两先生急急发起振武宗社，亦为是也。仆也国中之一分子，观此剧烈之祸害，敢不随诸热心君子之后以尽我天职耶！盖仆昔日曾研究鸦片之性质，及人之瘾此者如何可以不受痛苦易于戒绝，使人人无论瘾之大小，自可于不知不觉之中将烟毒消除净尽，无痛苦、无弊害任何体质咸见适宜。发售以来，因此而戒绝者已有多人，其效已见，今有忧时之士见鄙人此种药品颇可救时，爰联合同志立一公司乃将此茶扩充制造，务以摧除锄灭亡国亡种之人祸根为目的，想我同胞不乏爱国爱种之志士，定多欢迎此举，广为劝戒，以存已亡之中国也……
该广告不再将鸦片的危害局限在个人的得失，而将其升华为事关国家的兴亡，认为鸦片为“亡中国之具”且不足：“虽然极鸦片之害，岂特亡国已哉？实欲亡种耳！”如果对这种情形不加以制止，其后果将会是“茫茫后顾，中国尚可言耶？”“有不速灭亡之惨祸耶？恐吾国将演第二之美洲矣！”于是制造戒烟药就是以“摧除锄灭亡国亡种之人祸根为目的”，戒烟不仅仅是解救个人之痛苦，而是挽救民族危亡之功臣。由此顺理成章地推出自己所生产的戒烟产品。
图56 《申报》戒烟广告
有些戒烟广告则引用名人名言来为广告张目，如1906年4月6日过渡社“无灵丸”的广告中就云：
昔南皮尚书著《劝学篇》，而于戒烟一事必谆切而详言之，可见鸦片之危害固我同胞之目击而痛心者也，顾有欲除其害而害若不胜除者，此何以故……（图56）
文中所提“南皮尚书”即指晚清的名臣张之洞，张之洞所作的《劝学篇》在当时流传颇广，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则广告借其之口来进行宣传，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还有一些戒烟药则突出推荐者和创制者的身份，如1917年5月31日《申报》刊登的中和国药房“戒烟丹”广告，除了突出“国货”二字，更以标题的形式突出“代国务总理伍外交长劝服”“上海名医丁甘仁先生新发明国货戒烟丹”的字样。同年9月17日该戒烟丹的广告则大标题突出“黑暗中明灯”“名医丁甘仁先生新发明”的字样。
随着近代医院制度的创立，不少医院设立了相应的戒烟科、戒烟院之类的机构，在报纸上刊登相关广告的也不在少数。譬如，1940年11月《申报》上刊登有《敬谢国际疗养院戒烟科各医师》的广告，落款署名为“上海大光通讯社记者程耕农启”，对于戒烟过程的描述也更具体，但依然摆脱不了广告的味道。有些甚至打着军队用药的旗号，如1911年10月26日宣扬的戒烟广告是“海军戒烟药汁”。还有些戒烟广告则打出了“奉旨戒烟新药”的标题（1909年6月1日《申报》）（图57），当然，这些只是广告宣传的噱头而已，其实内容并无多少新意可言。
图57 1909年戒烟广告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社会各界对于市场上盛行的戒烟药的评价普遍不高，即便医界中的不少人也对此抱有谨慎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各式各样的戒烟药丸、药膏虽然在当时的市场上流通很广，而且由于服用方便，价格低廉，而且号称能够无痛苦的戒烟，因此深受烟民的欢迎，但其功效却多值得怀疑。总体来看，各类“戒烟药”良莠不齐，当时一些奸商利欲熏心，假借制造戒烟丸药名义，将吗啡等麻醉性药物掺入所谓戒烟药内，如白丸、红丸、金丹等，实际上就是鸦片的替代毒品，甚至包括比鸦片毒性更甚的吗啡在西药房里被作为“戒烟药”公开出售，借着戒烟药之名流入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城市。比如1872年，《申报》上就刊有英国医生创办的上海大英医院的《戒烟药》广告：“本院由伦敦新到解烟膜啡哑散多箱，其药醇正且有力，故杜瘾之效较为捷速。零碎发卖，每包取价一元。如有多办者，又可从减折卖。”这则戒烟药广告中，大英医院所说的戒烟药，其主要成分其实就是吗啡。众所周知，其实吗啡的毒性远甚于鸦片，因此这种以毒攻毒的结果，不但不能戒除毒瘾，反而使得烟民的毒瘾更烈！本来出发点或许是为了戒烟，但最终却背离了戒烟宗旨者不在少数。这恐怕也是在整个近代，虽然戒烟的口号一喊再喊，戒烟广告一再刊登，戒烟药的名目一再翻新，但是烟瘾却屡禁不止的缘故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