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的生平事迹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宗周又其字也,童子试时,纳卷者以字为名,遂以宗周进学。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他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就去世了,为纪念未曾见面的父亲,又别号克念子等。自幼随母长于外祖父章颖家中,刘宗周从小就受到外祖父的培育。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年青时期屡试不第,年过五十以后放弃应举,开始设科教授学生,及门受业者不下千人。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刘宗周受到外祖父培育,学问日进。17岁时,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由于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于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后来刘宗周在为外祖父撰写的《南洲先生传》中说自己“弱冠举进士,则先生(章颖)手植之成也”。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刘宗周20岁,考中了举人,四年以后,又考取了进士。但因母亲去世,他没有受官。后来经人介绍,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
许孚远(1535—1604),字孟仲,号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门下唐枢(一庵)的弟子。其学以“克己”为要,“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刘宗周拜许为师时,问为学之要,许告以“存天理,遏人欲”。刘宗周受许孚远影响很大,从此“励志圣贤之学”,“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次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路过德清,拜别许孚远,许勉励他“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刘宗周“为之猛省”。刘宗周的再传弟子,黄宗羲、董玚的学生邵廷采说刘宗周对许孚远“侍杖屦才月余,终身守师说不变”[613]。他一生对许非常推崇,曾说：“余年二十六,从德清许恭简公游,黾黾问学于今,颇有朝闻之说”,“平生服膺许师”[614]。后来他提倡“慎独”之说,与许孚远很有关系。
进入仕途之后,刘宗周所交往的全是砥砺名节、切磋学问的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东林名士高攀龙、魏大中、丁元荐、刘静之、周宁宇和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等。刘宗周由此卷入了明末时期的政治斗争漩涡。由于时局的极端动荡,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日益分化。以朝廷为中心的、代表皇族大地主阶级的魏忠贤阉党和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东林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成为明末中国社会复杂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刘宗周的命运与这场斗争紧紧地连在一起。东林党本是由一些“抱道忤时”被排斥“率处林野”的中下级官吏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色彩的学术团体,在学术上大多宗奉程颢、程颐和朱熹。论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因此,激怒了当权的阉党而遭到一系列残酷迫害,其中一些人惨死狱中。刘宗周感愤时艰,目击阉党的种种秽行、恶迹而挺身抨击时弊,弹劾奸党,声援东林,他曾经多次力辩东林人士多是君子,“不乏气节耿介之士”[615]。这样,他就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东林党的命运密切连接在一起了。
自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起,刘宗周赴京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此后,他历任礼部主事、光禄寺丞、尚宝司少卿、太仆寺少卿等职。刘宗周一生虽历以上诸职,但在朝时间却相当短暂,他“通籍四十五年,在仕仅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616]。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只因他一直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浮沉。章学诚在《刘忠介公年谱序》中说他在朝廷为官“再起再蹶”,指的就是他因同东林党人一起指陈时政,斥责魏党而遭到的三次革职和再起。第一次是天启四年(1624年),上疏弹劾魏忠贤误国而被罪为“藐视朝廷”,“好生恣放”而被革职;第二次是崇祯九年(1636年),先是在召对时直言指责皇帝朱由检用法太严,吏治日坏,加派困民,使民不得其所,使朱由检“不怿”;继又上疏责备皇帝“聚天下小人立于朝”,获“比私乱政”罪被革职。第三次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为营救言官姜采、熊开元,被罪以“偏党”而被革职。
刘宗周尚史义,重气节,严操守,是封建时代的一个正直士大夫。在他立朝的四年中,执“仁治”与“法治”之“中和”,上疏百余次,力陈时弊,概述政见,痛劾逆党,规劝皇帝,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力图挽救时局,以求中兴。下面几件事情可以看到刘宗周高尚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信念。
其一,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家无蓄积,四年立朝,三次被削职为民,“在家强半教授,敝帷穿榻,瓦灶破缶,不改儒生之旧”[617]。平日简装素服,不事铺张。有一次会稽县令赵士谔前往先生居处问疾,见先生清贫单陋,深深叹息：“今日得睹管幼安(管宁)。”在朝为官时,别人“轩舆驷马”,而他则“杖策驰驴”[618]。他任礼部主事时,竟“无钱僦屋,寓本部朝房”[619]。朝房年久失修,上雨下风,先生处之泰然。当时官员外出皆坐轿子,先生独骑一瘦马。按当时惯例,每升堂视事皆备有午餐,先生则置饼糕于袖中,或者终日不食而返。前后居官数年,凡公堂器具,一物不曾持归。先生在南京一月,日给不过四分,每日买青菜豆腐一十文,故南京人谑谣曰“刘豆腐”。出入都门,行李一肩,南京人又戏称其为“刘一担”。真正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https://www.daowen.com)
其二,为官正派、不谋富贵。天启初年,东林党一度取得了执政的机会,擢用正派人物,刘宗周连续升迁为光禄寺丞、尚宝司少卿和太仆寺少卿。他对这“一岁三迁”,“义不自安”,一再拜辞不受,说“进退之义不明”,就难以“正君匡俗”[620]。这说明他不是追求个人荣华富贵的人。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江西巡抚韩浚上疏诬告刘宗周是少正卯,“行伪言坚”。韩浚所以有此一疏,是因为他以巡盐按浙时,慕刘宗周名而屡欲求见,均遭拒绝,为此韩浚“恨绝之甚”[621]而图谋报复。这说明刘宗周不攀附权贵。刘宗周不仅在官场不接受贿赂,“不赴人饮,亦不招人饮”[622],即使朋友的馈赠也会拒绝。同年友好徐缙芳,官任御史,听说刘宗周贫而无力为亡亲举葬,“欲遗百金赠”。他也婉辞拒绝,说自己“取之不义”,徐赠之也“非道义之爱”[623]。
其三,不结党私、欲振纪纲。万历以来,朝政腐败透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内部派别林立,阉党而外又有以顾天竣为首的昆党和以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昆、宣党人多浙籍,他们企图利用同乡关系拉拢刘宗周入帮,刘宗周断然拒绝。后来昆、宣党与阉党合流,联合迫害东林党人,刘宗周也被列入黑名单中。这说明刘宗周不谋私利,不结帮营私。刘宗周一生耿耿于明朝廷,虽无革故鼎新之举,但也提出不少政见。他以为“国家大计,当以法纪为主。法纪修,则人心肃,人心肃,则阃外用命”[624]。而整肃纪纲,必从朝廷做起。他认为,内客、六部、台省之设各有所依,不能专权植党,文官、武将、朝士、外官各有所司,不能引私作奸,在他任顺天府尹期间,更是身体力行。居官一年,“政令一新”[625],挫豪家尤力。先生还经常出入通衢之中,厉禁倡优。有一次,见优人笼箧累累,并扬言这是司礼太监的乐器。先生并不买账,说：“干禁者,即公侯汝贷也,况官奴乎?”[626]在大街上当众烧毁。而对于单丁下户,则周恤之至。所以,当他谢病回家时,都市人们为他罢市,相送于十里之外。
其四,不顾安危、弹劾阉党。他不顾个人安危,先劾魏忠贤,又劾马世龙、张风翼、吴阿衡,乃至忤旨而不被重用,多次被斥为民。天启元年(1621年),刘宗周任礼部主事才九天,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干预朝政”。这是魏忠贤发迹后第一次遭到弹劾。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提督掌管生杀予夺的特务机关东厂,更是为所欲为,无耻辈逢迎拍马趋之若鹜,诸如建生祠、拜父称孙、呼九千岁等。这时的魏忠贤已到了权力的巅峰,真是一怒可使天下惧了。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万燝等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阉党把万燝杖死。刘宗周这时在朝,目睹了这幕惨景,但并未被吓倒,而是继杨涟之后,再次上疏弹劾魏忠贤“误国”。这可说明他的责任感和政治勇气。
其五,忠心事明、绝食殉国。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吊死于煤山。刘宗周知此消息,跌足痛哭,对学生们说：我身虽老,尚当先驱效死。他荷戈敦促巡抚黄鸣俊整旅北进,要其枕戈泣血,以激国仇。南明弘光元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破南京,俘福王,陷杭州,降潞王。在抵抗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开始绝食殉国。清将孛罗征书至,盛威之下,他竟不启封而退还,并遗言儿子刘汋,“此后但不应举,不做官”[627],谓“老臣力不能报国,聊以一死明臣谊”,遂于同年六月绝食而亡,终年68岁。在士大夫中,他是气节凛然的一员。对于刘宗周的品德,就连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也不能不承认：“素有清名”,为官“清执敢言,廷臣莫及也”[628]。
刘宗周一生的理学思想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体系,它经历了一个如黄宗羲所言的“凡三变”而圆通的发展演变过程。“早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629],在当时的刘宗周看来：“象山、阳明之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谈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其旨痛险绝人,与龙溪(王畿)四无之说相似。苟执其说而一再传,终必弊矣!观于慈湖(杨简)、龙溪可见,何况后之人乎?”[630]刘宗周三十六七岁转向心学,他之转向心学,与他的境遇也许有一定的联系。这时,他几经“风波荆棘之场”,遭受多次打击,因而转向内心世界去寻求出路是很自然的。此后十载,到天启五年(1625年)正式提出了他的“慎独”学说。五十岁时“读阳明文集,始信之不疑”[631]。刘宗周到了晚年,已初步认识到王守仁的良知说同禅学合流,因而对它的信仰发生动摇,想从心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临终时,他向学生指出：“若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632]嘱咐学生：“学问未成,全赖诸子”[633],把摆脱心学的希望寄托于他的学生们。
作为晚明的一位著名儒学大师,刘宗周创建证人书院,讲学蕺山,不但闻名浙东,而且影响到长江以北各省,慕名执贽求学之士甚多。可是,他不以师道自居,不以门户自立,不树朋党自营,不录学子姓名,生前不让其儿子刘汋抄辑他的著作和为他作传,证明其在主观上并没有创立学派的意图。晚明学派林立,刘宗周的学说自成一家,自成体系,且具独特之处,成为事实上的蕺山学派创始人。据黄宗羲考索,自称“蕺山弟子”者有376人之多。[634]刘宗周殉节之后,蕺山学派开始分化。他的三大弟子张履祥、陈确、黄宗羲对明亡清兴有着各自不同的反思,因而对如何编辑“刘子遗书”有不同的看法,对蕺山之学也有不同的取舍,形成了三大学派：张履祥与陈确都继承了刘宗周重践履的特点,形成了以张履祥为代表的杨园学派,以陈确为代表虽未形成学派,但能承绪师说且具有独立思想的学者群;与张履祥、陈确相比,黄宗羲对刘宗周的继承更为全面,一方面他继续梳理宋明理学,以“师说”为指导编撰了《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另一方面在甬上证人书院的讲会中倡导考据之学,开创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这三大弟子及其他刘门弟子彼此之间也有学术交流与学术论辩。而全祖望作为蕺山学派再传、私淑的代表人物,注重对蕺山之学的承继与对蕺山学派的表彰,续修《宋元学案》,最终完成了刘宗周、黄宗羲梳理宋明理学的事业;他还撰写《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对后世认识蕺山学派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宗周的著作,由他的学生和后人编辑成书的有：《刘子全书》,学生董玚编,共四十卷,按语类、文编、经术编次,卷首有黄宗羲的《序》和董玚的《抄述》,末附刘汋的《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和黄宗羲的《子刘子行状》。《刘子全书遗编》,清人沈复粲编,共二十四卷,卷首载杜春生的《抄述》,末附刘士林撰《先大父秦台府君行实》。《山阴语抄》或称《蕺山先生语录》,学生陈确辑,首见于《海昌备志》,此部遗稿目前尚未发现。《刘子节要》,学生恽日初辑。《刘子粹言》,学生张履祥辑。刘宗周的著作早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就曾在日本流传。日本孝明天皇文久癸亥年(清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浪华书林刻刊(嵩山堂藏版)《刘蕺山文粹》,日人桑原忱有终辑,由大阪市东区博劳町印刷发行,分乾、坤二册,乾册卷首有《忠端刘念台先生小传》,收奏疏十三篇;坤册收书信十三封,讨“贼”檄一,序七,书后一,记二,传二,论一,祭文三,题词二。两册均以汉文出版。当代学者吴光先生编《刘宗周全集》(套装全6册)2007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