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者的经世精神及清初浙东学术向实学的转型
不管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派,还是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派,其主旨都是追求道德性命之学,重实体而略达用,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具有“虚”的一面,同时,在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含着“实”的一面。他们与理学末流不尽相同,在批判佛老的出世之说时,主张经国济民,提倡明经致用和史学经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留意“格物游艺之学”,注意对自然奥秘的探索。[42]所以,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宋明理学在适应社会变革中进行自我更新的必然趋势。
(一)阳明之学与阳明学者的经世致用传统
明清之际,批判与终结王学末流空疏禅化的流弊,成为实学思潮兴起的直接动因;但是,也必须看到这股实学思潮的思想资源,正是从宋明理学自身之中,尤其是从阳明心学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中积累起来、生发出来的。阳明心学之所以能在明代中叶以后得以风靡全国,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它所讲的“存天理、去人欲”道理和修养功夫,比朱熹的那一套更近人情,更加实在,更切合经世致用的要求。
明代中叶,一批具有自由精神和真性情的文人士子纷纷批评理学迂阔、陈腐、虚伪和不近人情。思想文化界遂形成两股批判反省、推陈出新的思潮：一是文学上的,即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复古思潮。他们在文学上批判平庸萎弱的台阁体和尊理抑情的理学滥调,主张复兴汉唐诗文情理交融的文学传统。名为复古,实则革新。二是学术上的,即王阳明发起的以“心学”改造正统理学,以心性主体论哲学改造朱子学以“形上”统摄“形下”、以“天理”宰制“人心”的绝对伦理主义的道学革新运动。两者于中晚明的思想解放均发生了重大影响。董其昌说：“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辞之家墨守欧、曾,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指李梦阳)始;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指王守仁)始。”[43]“嘉靖之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接踵于人间。”[44]为什么王学能取得这种成功呢?原因在于王学有着与朱学截然不同的风格,“心学”比“理学”更能满足当时突出主体精神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也就是更加经世致用。对此,清代焦循曾对比“紫阳之学”与“阳明心学”说：“余谓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至若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然,诵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读书之士能之,未可执颛愚顽梗者而强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45]由此可见,阳明心学在当时能被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说明它是经世致用的。
同时,就阳明本人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被称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杰出人物。诚如当代学者彭国翔先生所说：如果就“经世致用”的实践而言,在整个宋明儒学中,王阳明应当说是最能够体现“实学”的代表人物。在实践方面,王阳明战功赫赫,可谓有明一人;在思想方面,王阳明其实也不是只谈“致良知”。如果我们仔细翻阅《阳明全集》,会发现阳明对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都有论说：政治方面涉及弹劾、铨政、用人、诤谏、风纪;军事方面涉及军政、马政、兵饷;财政方面涉及赋役、盐法、商业;民政方面涉及户政、乡治、捕盗;还有综合边防、虏情、御倭、江防等。也正如此,“明清实学”研究中都不能没有王阳明一席之地。[46]
在王阳明以后的整个阳明学中,最擅长抽象的理论辨析同时也最热衷于讲学活动的是王畿。而即便是最“玄虚”的王龙溪,其实也始终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关怀。譬如,在万历登基之前,王龙溪曾经编辑过一部《中鉴录》,汇集历代宦官的生平事迹,分门别类并加以评判,试图通过宦官去影响万历皇帝,最终“得君行道”,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另外,王龙溪也关心军政,尤其是当时抗击倭寇的情况。当时一些著名的抗倭将领像戚继光、李遂、唐顺之、万表等都与王龙溪有密切的往来。胡宗宪抗倭取得战功受到朝廷的奖赏之时,王龙溪曾经作文告诫胡宗宪要戒骄戒躁,保持戒慎恐惧之心。[47]戚继光还向王龙溪专门讨教过如何在纷繁的军务中保持冷静的方法。[48]对于地方平寇的事情,王龙溪也很关心,对于几位将领平定地方巨寇的事迹,他都专门写过序文表示祝贺。[49]另外,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王龙溪和万表客居杭州时曾经共阅《明名臣奏议》及《十三省九边图考》。万表采编二书,成《皇明经济文录》四十一卷,龙溪颇为赞赏。[50]事实上,抗倭名将戚继光本来是另一位阳明弟子钱德洪的门下,戚继光之所以能够为人所知,一开始也正是由于钱德洪的举荐。钱德洪本人也关注抗倭事,并曾作《团练乡兵议》,积极支持地方自卫武装的建立。[51]而李遂、唐顺之、万表本身就是阳明学者。
许多阳明学者在各地任官期间,也往往多有政绩,维持地方的治安,在危难时刻能够有勇有谋,颇具英雄气概。如顾应祥(1483—1565),湖州长兴人,在任江西饶州府推官时,曾经只身深入贼寇巢穴,不仅救出被贼寇掳去的县令,而且遣散了寇众。黄宗羲记载此事说：“桃源洞寇乱,掠乐平令以去,先生单身叩贼垒,出令,贼亦解去。”[52]在广东任职期间,顾应祥也同样多次平定地方的贼寇之乱,所谓“出佥广东岭东道事,讨平汀漳寇、海寇、郴桂寇,半岁间三捷”[53]。此外,顾应祥还著有《重修问刑条例》七卷、《弧矢算术》一卷、《测渊海镜分类释术》十卷和《农书》三十六卷,显然,这些都不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有关法律、算学、天文和农业的典型的“实学”著作。
阳明学者的“实学”思想和实践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如果后人能够对此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则一定不会再认为阳明学者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而缺乏“经世致用”精神的人了。不但明亡的责任不应当推到阳明学者的头上,事实上,中晚明以至清初,能够在官场上保持气节并在危难时挺身而出者,往往都受到过阳明学的熏陶。因此,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阳明学者在抗倭、剿寇、地方行政等各个方面鞠躬尽瘁,明朝的统治只会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瓦解得更快。[54]
(二)明清之际浙东学人的崇实学行及宣扬实学的不同路径
清初阳明心学在浙东地区的知识分子之中仍有很大影响,但与晚明王学末流不同的是,他们主张务实,经世致用。这种崇实经世的思想主张,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阳明心学演变与发展的结果。王阳明在世时,王门弟子即分化出注重功夫的主事说与主敬说一派,以及强调“良知现成、无工夫中真工夫”的一派。明朝末年,刘宗周极力阐扬注重功夫一派的主事说与主敬说,倡言本体功夫合一和“道不离器”说,以慎独为宗,突出强调本体在功夫的思想。但是,刘宗周之后,在心性论造诣上无有过其者,其所首创的微密幽深刚刻严毅的证人之学也随着他的道德涅槃而成为空谷绝响。其弟子中在学术史上名望最著者如黄宗羲、陈确,对其师心性之学再无发展之热情,成绩远不如刘宗周。[55]
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心学演变至晚明,“心即理”往往流而为“以心说理”,个体情感意志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普遍的理性原则,刘宗周在心性之域以逻辑回归为进路也未能开出心学新的运思方向。诚如杨国荣先生所言,这一现象表明“在心学的论域之中,已很难超越心体与性体、理性与非理性、存在与本质等紧张对峙。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已蕴含了走出心学的历史要求”[56]。所以,明清之际的浙东王门后学们,对于阳明心学中原先具有的那种经世致用传统,在当时所兴起的实学思潮中,并不是以创新王学理论体系的方式使它更加发扬光大,而是各自按照自己的志趣,当然,更是因为适应当时政治环境,以开辟新的学术路径来投身这股实学思潮。
1.黄宗羲立“经世应务”的学统及开创浙东学派
作为蕺山学派的传人,黄宗羲其学远绍王守仁,近承刘宗周,本属心学派别。但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大变化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学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逾越了心性之学的藩篱,而且对心学乃至理学的空疏学风予以了深刻的批判。
当代学者吴光先生指出：“‘经世应务’,是黄宗羲治史的根本目的和为学宗旨。他曾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又说：‘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他所说的‘经世’‘应务’,就是强调学术的基础是经史之学,学者必须熟读儒学经典和历代史籍,才能脚踏实地从事‘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事业,也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57]针对明末“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的空疏学风,黄宗羲大力提倡“经术所以经世”的思想。他指出：明清之际的读书人,全不知“儒者之学,经纬天地”的道理,只知“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58]认为要医治这种空疏学风,只有提倡经世之学,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凡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59]。但是,黄宗羲因尊师说,在《明儒学案》中给蕺山之学立一显要地位,在心性之学的阐扬上也并未开出新境界。
《清史稿》在记载黄宗羲“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精神的同时,还说他在学术上“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60]。黄宗羲更注重“史学所以经世”,他遵循王阳明的“五经亦只是史”[61]的思想,大力提倡经世史学,把历史研究与救时济世结合起来,他认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62],“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灿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实为儒者之实学”。
综观黄宗羲一生,他秉持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以渊博的才智、恢宏的著述、卓越的胆识、犀利的政见、独特的学说、众多的门人在当时蓬勃兴起的实学思潮中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功绩,从而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浙东学派。
2.浙东学派世代学者以“经术所以经世”和“史学所以经世”传承经世致用学统
浙东学派是以今绍兴、宁波、台州一带为中心而形成的学者群,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为代表人物,将史料研究和通经致用结合起来,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贯通文史,在史学理论、明代史、学术史、地方志编纂与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
在最初使用“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这一概念的黄宗羲那里,“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仅仅是指“王学”。到了章学诚处,清代“浙东学派”便呈现出一种谱系的态势,即“梨洲黄氏,出自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63]。这一谱系的起点是黄宗羲,殿军是全祖望。接着章学诚往下讲“浙东学派”的章太炎,其所构造的“浙东学派”的谱系增加了三位新面孔,即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到了梁启超的文章中,这一谱系又发生变化,黄氏父子被去掉,章学诚成为殿军。于是,在我们的视野中,“浙东学派”的谱系呈现三种不同的序列：其一,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主张);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章太炎主张);其三,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梁启超之主张,为目前学界主流观点)。
章太炎认为浙东学术有三个特点：其一,重史,在这一点上与章学诚相一致;其二,重视礼学研究,因而将“浙东学术”的下限说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其三,汉宋兼采。后两点均为章学诚所未道。[64]
黄宗羲开创浙东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传人黄宗炎、万斯大、万斯同、黄百家、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人都精通经学,他们共同继承了黄宗羲“经术所以经世”和“史学所以经世”的传统,但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在史学方面,他们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提倡注重史料和通经致用的风气。
黄宗炎(1616—1686),字晦木,一字立溪,学者称鹧鸪先生。兄宗羲,弟宗会,皆有才学,儒林称之为“东浙三黄”。其学术门径近于乃兄,而经学造诣或有过之。明崇祯中,宗炎以明经贡太学。崇祯十二年(1639年)己卯,参加乡试落榜,即与弟宗会闭关读书。清兵南下,宗炎与兄、弟率家乡弟子数百人组成“世忠营”追随鲁王抗清。兵败后两次被捕,幸蒙朋友相救得以逃脱。战乱之后,以行医卖画艰难维生,肆力著书,著有《忧患学易》《六书会通》《二晦集》《山栖集》等文集。今仅有《忧患学易》一书传世,余皆佚。黄宗炎解说《周易》,遵从儒家之学,而拒斥佛老之说,尤对邵雍先天象数之学与陈抟太极图说批评甚力。[65]
万斯大(1633—1683),字充宗,号跛翁、褐夫,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清初著名经学家,万泰第六子,他与兄斯年、斯选,弟斯同,子万经等共同受业于黄宗羲。长于《春秋》《三礼》,撰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礼仪商》《礼记偶笔》《学春秋随笔》等,其治经以“元元本本,可据可依”为原则,坚持十余年,因而得以融会贯通。治经不拘汉、宋,具有独创精神。故其为经学,往往独辟蹊径,勇于质疑而又重视内证,能发前人之所未发。黄宗羲对万斯大的学问人格十分欣赏,对其经学成就给予很高评价,总结其治经特色是：“以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亦无由悟传注之失。”[66]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他是“万氏八龙”中最小的一个,却是黄宗羲弟子中史学成就最大者。师承黄宗羲,博览群籍,尤其遍读了二十一史与明十五朝实录。他多次申明,他之所以弃诗文、鄙举业而致力于史学研究,既不是为了“一时之誉”,也不是为了“千载之名”,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斯同被提名举荐,但坚辞不就。次年,朝廷开明史馆,招斯同修《明史》,经其师黄宗羲赞同,斯同遂“以布衣参史局”,赴京修史。斯同在史局十三年,手定《明史稿》500卷。又协助尚书徐乾学纂辑《读礼通考》200余卷。其他经史著作,尚有《丧礼辨疑》《石经考》《庙制图考》《群书辨疑》《儒林宗派》《周正汇考》《补代史表》《历代宰辅汇考》《石园文集》等数十卷。他说：“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而不可不宿为讲求者。今天下生民何如哉?历观载籍以来,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使有为圣贤之学,而抱万物一体之怀者,岂能一日而安居于此。夫天心之仁爱久矣;奚至于今而独不然?良由今之儒者皆为自私之学,而无克当天心者耳。”[67](https://www.daowen.com)
黄百家(1643—1709),字主一,号耒史。原名百学,字不失。晚年自号黄竹农家。为黄宗羲第三子。他幼承家学,攻读经史百家之作,精研历算学,兼通经史文。与梨洲高足万斯大、万斯同、仇兆鳌、范国雯等交往密切。康熙十八年(1679年),朝廷开设明史馆修纂《明史》,诏聘黄宗羲参与修史,遭到宗羲拒绝。总裁徐元文于是邀聘黄百家入史馆。百家在其父同意下赴馆任职,撰成《明史·历志》2卷。黄百家的历学知识,不仅掌握了授时历、希吉来历的推算方法,而且熟知欧洲天文学家哥白尼的“日心说”,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黄百家还精于算术,著有《勾股矩测解原》2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者评论说：“是书言勾股测望,并详绘矩度之形,与徐光启《天学初函》‘矩度表说’大略相同,而此书专明一义,其说尤详。”百家也兼通经史。他协助父亲,参与编辑了多达482卷的《明文海》,并在父亲指示下编成《明文授读》62卷,还继承父亲遗志,继续编撰《宋元学案》,虽未最后定稿,但其功不可没。他在《明文授读》和《宋元学案》中写下了许多按语,从中略可窥知黄百家的经学、史学造诣。[68]
邵廷采(1648—1711),原名行中,字允斯,改名廷采,字念鲁,浙江余姚人。曾问学于黄宗羲,一生以究心史学为业。廷采为学,主于经世。倡言经学与心性之学本出一原,倘于经学之外别求心性,必失圣人作经之意,流于空谈。又以为治史在于鉴古知今,以救时弊。其学与当时大儒黄宗羲、颜元、李塨等大致相同,皆为经世实学。47岁时(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讲学于姚江书院,以学问湛深、操行高洁见重一方。晚年屏居乡里,潜心著述。他广求宋元以来遗民轶事,著有《宋明遗民所知传》《东南纪事》《西南纪事》《王子传》《刘子传》《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和《姚江书院传》等。在这些著作中,他着重发扬黄宗羲的史学“扬善惩恶”的社会功能。他究史学也是为了经世致用。他曾说：“文章无关事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事道者,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极亦不妨作。”[69]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作了《治平略》《田赋略》《户役略》《国计略》《史略》等,论上下古今之变,明历代政治经济之得失利弊,从而为他所推崇的治国之道寻求历史依据。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雍正十年(1732年)中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登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受权贵排斥,辞官归家,专心于讲学著书。乾隆间,曾任绍兴蕺山书院山长、广东天章书院山长。和邵廷采一样,也是以“扬善惩恶”来发扬“史学所以经世”传统,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整理历史文献来表达他的爱国思想,一生致力于对明清之际抗清忠贞人物的表彰,诸如为明兵部尚书张煌言、明兵部侍郎王翌等撰写神道碑,以赞扬他们的忠义精神。翻开《鲒埼亭集》,几乎都是忠贞之士的碑铭、墓表、行状、事略、志表文词、传纪序跋等。正如全祖望本人所说：“予于前辈之负大节者,乐观其遗文,盖欲从其语言以想见其生平风格。”[70]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爱民族的感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全祖望继承黄宗羲未竟事业,自乾隆十一年至十九年(1746—1754)近十年中,致力于《宋元学案》的修订增补工作：一是修订了黄氏原稿约60个学案,二是增补了32个新学案,三是确定了《宋元学案》全书百卷之数,并撰写了《宋元学案序录》。毫无疑问,全祖望是完成《宋元学案》百卷本的最大功臣,也不愧为梨洲学术的重要传人。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在乾嘉考据学盛行之时,明确反对乾嘉考据学轻视义理、脱离现实的学风,大力弘扬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他视考据学者为“俗儒”,提倡史学经世,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他认为“浙东之学虽出婺源”,但与之有本质差别。他从理论上全面地总结了史学经世的思想体系。他主要在于发挥了王阳明、黄宗羲的“经即史”之思想,全面地论证了“六经皆史”的观点,他认为“六经皆史”含有两层意义：一曰“以史解经”,从学术源流言,“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71];二曰“以经论史”,从经史本质言,他认为孔子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72],即是说述事与言理应相因相成,不可分离,从而提高了史学的历史地位,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经为甲、以史为乙的传统模式,为史学经世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为了更好地达到“史学经世”的目的,章学诚尤重“史德”,他在唐代刘知几“才、学、识”思想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治史者必重“史德”的要求,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73]在他看来,屈原所著《离骚》、司马迁所著《史记》,所以能成为“千古之至文”,与著述者的高尚史德是密不可分的。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一字二云,自号南江,余姚人。清代著名史学家兼经学家。二云先生不及梨洲之门,但其叔祖邵廷采为梨洲及门,二云传其学,且崇拜梨洲,故以私淑论之。邵晋涵幼博闻强识,于学无所不窥。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以会试第一名中进士。两年后诏开四库,以庶吉士身份充纂修官,次年授翰林院编修。邵氏精于史学,凡史部图书多由其主持编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大多出于其手。晚年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并先后充任《万寿盛典》《八旗通志》及图史馆、三通馆纂修官。此外,返家居丧期间,协助纂修了《杭州府志》和《余姚县志》,晚年配合毕沅修史,审订《续资治通鉴》,校定薛居正《旧五代史》150卷,又辑《南都事略》叙南宋史事,未竟而卒。[74]
3.朱之瑜在日本弘扬“经邦弘化、康济艰难”的实学文化而被誉为“胜国宾师”
朱之瑜(1600—1682),字鲁屿或楚屿,浙江余姚人。其流亡日本后67岁时应其学生小宅生顺的请求,以家乡的舜水江的名称而自号舜水。朱之瑜以其在日本时期卓越的文化教育成就,被日本人尊称为“胜国宾师”;由此,成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在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中,他的年龄最大,要比黄宗羲大10岁,比顾炎武大13岁,比王夫之大19岁,比颜元大35岁。
他出生于地处浙东的余姚并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又在地处浙西的松江生活了25年,自称“生于越而贯于吴”。45岁至49岁期间,投身抗清复明的斗争。抗清复明彻底失败后,年已60的朱之瑜流亡日本,致力于著述讲学,为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极其辉煌的贡献。对此,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称颂说：“给日本精神文化以最大影响的是明朝遗臣朱舜水。……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受到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75]梁启超也高度评价说：“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贯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有力的导师。”[76]
对于朱舜水的学术思想,钱明先生有这样的看法：“朱舜水的人生辉煌虽始于日本,但他的个性、气质、思想和学问却源自于他的家庭、故乡、师友和同道。”[77]他认为：“诚然,就舜水的总体思想倾向而言,应该说是尊崇朱子学的,比如强调‘朱子道问学,格物致知,于圣人未有所戾’;又认为《四书》、《五经》‘朱子之注不可废’,‘至于晦庵之注,自当遵依’。但他更强调‘看书未必单单靠得注脚……为学当见其大,实实有裨于君民,恐不当如经生寻章摘句也’。这与阳明的内在气质有颇多相似之处。”“舜水能够为日本人所喜爱,其身上所具有的阳明的怀疑精神和务实作风,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元素。”[78]
在朱之瑜的著作中,对明亡之因的思考,对理学特别是心学的抨击,是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于晚明理学末流尚空谈、好高骛远以至于颓风隳俗、乱世亡国的流弊深恶痛绝,批评宋明理学空疏无用,误国误民：“宋儒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况又于其屋下架屋哉?”[79]王阳明心学“讲良知,创书院,天下翕然有道学之名。高视阔步,优孟衣冠,是其病也。……其书时杂佛书语,所以当时斥为异端”[80]。他把明亡的原因归咎于学问心术的败坏：
缙绅贪戾,陵迟国祚,岂非学问心术之所坏哉!故其《四书》《五经》之所讲说者,非新奇不足骇俗,非割裂不足投时,均非圣贤正义。彼原无意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至若注脚之解,已见别幅。即嘉、隆、万历年间,聚徒讲学,各创书院,分门别户,各是其师。圣贤精一之旨未阐,而玄黄水火之战日烦。高者求胜于德性良知,下者徒袭夫峨冠广袖,优孟抵掌,世以为笑。是以中国问学真种子几乎绝息。[81]又说：“明朝中叶,以时文取士。时文者,制举义也。此物既为尘饭土羹,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未闻所谓巨儒鸿士也。巨儒鸿士者,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者也。”[82]朱之瑜认为,改造学问人心,是重建国祚、整肃朝纲的根本。他所提倡的真学问是“经邦弘化、康济艰难”的实学,是与谈玄弄虚、捕风捉影之学相对立的有益于国家治理,有补于臣民日用的实学。他指出“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不独诗歌辞曲无益于学,即于字句之间标新领异者,未知果足为大儒否?果有益于国家政治否?果能变化于民风士俗否?”[83]故此,朱之瑜得出结论：“中国之所以亡,亡于圣教之隳废。圣教隳废,则奔兢功利之路开,而礼义廉耻之风熄,欲不亡得乎!”[84]
4.潘平格以“力行”为致用之本创立“以求仁为宗”的力行哲学
在明清之际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同时反理学的浙东经学家中还有潘平格。潘平格(1610—1677),字用微,浙江慈溪人。一生孜孜于学术而不求仕进,只做过塾师。著作有《求仁录》十卷、《著道录》十卷、《四书发明》二卷、《孝经发明》二卷、《辨二氏之学》二卷、《契圣录》五卷。
潘平格早年治程朱学,后又潜心于阳明学,也喜读释道书,经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均不切实用。在他看来,明清以来诸家秉承朱、王遗绪,倡导主静、养心,真可谓“不知真心”。他指出,天地万物应和人心浑然一体,决不能在天地万物之外求本心,百业日用才是学者的本心所在。他激烈抨击宋明以来的所谓道统,揭露程、朱、陆、王各派糅杂佛老借以炫世的面目;坚决主张“力行”,认为它是“究理之学”,是“致用之本”,只有通过“力行”,才能达到格通身家国天下的目的。
潘平格对宋明理学猖獗并垄断中国思想界的现象极其不满。他说,程朱利用“颜子殁而圣学亡”为口实,大悖曾子、孟子之道,以致后代诸儒群趋附和,出现“敢于悖先圣,而不敢于悖后世诸贤”的弊病。他认为,正是由于理学泛滥,才使学术界万口一声,不敢对道统遗绪有丝毫异言,如果有人敢于指责程、朱、陆、王之学背离孔子之道,就会被视为狂妄之徒;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朱熹及其语录、《四书注》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思想界的专制局面。[85]所以,在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思潮中,他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反理学的积极分子。
钱穆先生曾从学术思想方面将潘平格和陈确做了一番比较。他评论说：“今以潘用微比之陈乾初,则潘氏《求仁录》全本《大学》,而乾初《大学辨》则以《大学》为秦以后书。二人见解若不同,然其蹊径实有颇相近者。如皆能超脱宋明理学家窠臼而直寻先秦本书真意。又皆欲分别孔孟与宋儒异同,皆论宋后儒家杂禅,皆不喜悬空讲心性本体,而主从实行实事推求……而心性本体即此而是。梨洲在当时则牢守传统见解,故于二人皆不契。”[86]依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可见在主张经学“从实行实事推求”、经世致用上,潘平格和陈确都比黄宗羲要开放。对于潘平格的学术思想,梁启超也有这样的说法：“他的学术像没有师承,也没有传授。之学以求仁为宗。仁者,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而发见于吾人日用平常之事者也。”[87]正因为如此,潘平格本一介书生,毫无名位,却为当时士林所推重,认为“儒门之有潘子,犹释氏之有观音也”[88]。所以,侯外庐先生认为潘平格的反理学言论,反映了市民阶层要求平等、被社会承认的观念,显示了他们攻击僧侣主义的精神,有着重要的实践伦理的内涵,在清初思想界中发出了异彩。[89]
5.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树“求是”学风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学风流传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定海厅紫微乡(今属舟山定海区)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岁贡生,十四年赴乡试,因母病逝归,遂不再应试,终身治学。学不拘门户之见,博览经史诸子,斟酌古今。30岁后研读《论语》,40岁起考究历代典章制度,50岁后专治《尚书》,暮年好言礼,认为“礼可以怡情,可以淑性,可以定命”,著《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等篇。平生以著述为乐,著有《论语后案》《诗丛说》《诗序通说》《春秋释》《周季编略》《儆居集》《史说》《书启蒙》及《黄氏塾课》等共110卷。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军侵占定海后,徙居镇海县海宴乡黄家桥,仿唐代韩愈作《五箴》,讽喻当局应警惕外国侵略者的野心。
黄以周(1828—1899),本名元同,后改以周,以元同为字,号儆季,黄式三第四子。黄以周自幼承训家学。其父周式三著有《周季编略》《论语后案》诸书,尤长于“三礼”,论郊禘、论学校,皆恪守郑玄学说,所著《儆居集》,说经考礼,以精博著称。黄氏家学渊源对黄以周影响极大,其专力治《礼》,盖亦源于其家学。黄以周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历任遂昌、海盐县训导,处州府学教授,特荐加为内阁中书。应江苏督学黄体芳的聘请,在江阴南菁书院任主讲长达十五年,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治学道高而不拘于汉宋门户之见,江南许多才子都出自其门下。《清史稿》载：“宗源瀚建辨志精舍于宁波,请以周定其名义规制,而专课经学,著录弟子千余人。”[90]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通常以章学诚为浙东学派的殿军。因此学者在论及浙东学派时,往往集中在黄宗羲到章学诚这一阶段的学术人物与事件,而对章学诚之后的浙东学术人物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及其与浙东学派之关系鲜有提及,但若从浙东学派是一个由经入史、经史并治的学派,按照章太炎、陈训慈构造的“浙东学派”谱系(陈训慈先生所著《浙东史学管窥》一文中,共收王守仁、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黄式三、黄以周等十位学者),将黄氏父子纳入浙东学派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章太炎作为浙东学术在近代的自觉继承者,其在《黄先生传》中也说：“余少时从本师德清俞君游,亦数谒先生。先师任自然,而先生严,重经术,亦各从其性也。”[91]章太炎虽未真正列入黄以周门墙,但“数谒先生”,多次登门受教,也尊黄以周为自己的导师之一。正因为有了黄氏父子学术上的继往开来,浙东学派才得以自清初直至近代,瓜瓞绵绵,生生不息。
黄宗羲提出“经术所以经世”的观点,开创了明经通史、经世务实的浙东新学风。黄氏父子对于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分别从经术经世和史学致用两个方向予以继承。从经术经世角度看,黄氏父子的“三礼”研究,多是以经世为出发点的考礼之学。黄以周专力治经,尤精于“三礼”,博采汉唐至清有关“三礼”之经注、杂记,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详加考核,做出说解,体大精思,为晚清《礼》经研究之冠冕。从史学致用角度看,黄氏父子十分重视典章制度研究,因为探讨典章制度得失,可为当代提供历史的借鉴。黄式三《读通考》的致用倾向十分明显,无论是考证财赋制度,还是辨明四裔之忧,皆有谕诫当局之意、警示天下之心。
黄式三、黄以周除了对浙东学派有所继承之外,还对浙东学派的传衍做出了巨大贡献。浙东学派的声名与影响,在黄氏父子之前,主要是藉史学而彰显的。而清代浙东学派发展到黄氏父子阶段,经学地位陡然升高。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在其经学著作中,围绕经学问题,博采众家,参稽汉宋,不以学派自限,但是他们生当晚清,清代学术重考据、实事求是的朴学特征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以礼学为理学”的提出,是以黄氏父子为代表的浙东礼学家对清代礼学思想的提炼与升华。黄氏父子治经,尤长“三礼”,由徐世昌隐退后编纂的《清儒学案》谓“东南称经师者,必曰黄氏,盛矣”[92],足见其影响之大。从数量上看,黄氏父子经学著作比浙东学派其他成员经学作品卷数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从质量上看,黄式三《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固为名作,而黄以周《礼书通故》,自问世以来,在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
黄氏父子不仅在学术上将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将经世致用的精神树立为“实事求是”的学风,从而深刻影响晚清及民国学人。“求是”本为黄氏家风,黄式三《求是室记》云：“天假我一日,即读一日之书,而求其是。”黄以周在南菁书院提出“实事求是,莫作调人”[93]的治学理念,既是对家风的继承,也是对浙东学派汉宋兼采的进一步提升,这是黄氏父子学术最为精彩之处。曾为南菁早期课生的赵椿年回忆说：“元同师之为教,经学则汉宋不分,理学则朱陆不分,惟求其是而已。”[94]黄氏父子倡导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理念,对民国学风影响甚巨。据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吴稚晖的回忆,他曾经读于黄以周为书院山长的江苏南菁书院时,黄以周书斋中所书“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格言让他终生难忘。所谓“调人”,即调解纠纷之人,此处解作和事佬。“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为人、做事一定要求个真是真非,求个准理,即“实事求是”;二是认准真是非后,绝不和稀泥,做调和派,即“莫作调人”。民国时期大学者胡适曾将此八字释为白话：“寻找真理,绝不含糊”,并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中进一步解读说：“‘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是一种彻底的精神,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随顺调和。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压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95]1938年竺可桢主政浙江大学时,也确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他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96]可见,实事求是在民国时期已经成为学界深入人心的自觉人生意识。黄以周本人的思想与观念虽然最终停留在19世纪,但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却迈进了现代门槛,并成为早期现代中国追求科学主义的精神基石。这种科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之功,既是黄以周的,也是浙东学派的。[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