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张斐、杜预注晋律，铸就法律的礼之灵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律（法）关系密切，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晋律》即是典型之例，其中，尤以张斐、杜预两位的“晋律作注”为甚。

张斐与杜预曾共同为晋律作注，影响深远，后世曾称之为“晋世张杜律”、“张杜之律”。两位在为晋律作注的过程中，将自身对礼与法之间关系的理解悉数融进其中。

张斐力主“以礼率律”，“礼”应该成为法律之灵魂。故认为“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59]他认为，“礼乐”为法律之根本，为贯彻“礼乐”要义的实现，就需要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来推行之。所以“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而法律则是用来管控平民百姓的，故需要详备，所以“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只有在“礼乐”的统率之下，法律方可获得价值的规定性，从而展现其“定纷止争”的功效。(https://www.daowen.com)

所以，在张斐看来，礼乐为法律之灵魂。为阐述这一观点，他在《注律表》中开篇明义道：“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其中，“礼乐抚于中”即是“礼乐”应该适用于人道，成为法律之“理”。“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60]

同样，杜预也是主张将儒家的“礼”之精神注入法律之中的。他认为需要“格之名分”，因为“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所以远塞异端，使无淫巧也。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不言而喻，所谓“审名分”则是儒家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只有“名分正”，方可“言顺”，也才实现“刑”之“简直”，彰显“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所以，他的“格之名分”实际就是“引礼入律”，用儒家的伦理思想来指导法律的适用。

由张斐、杜预两位参与并注释的《晋律》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谱系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两位在前期儒生所做的对法律作章句、“以礼注律”工作基础之上，推动着儒家伦理思想法律化的进程。他们所秉持的“引礼入律”、“以礼统律”的观点不断将始自于汉代的“道德法律化”工作推向规范化与条理化的通道，从而为“礼法融合”朝着更高的历史水平迈进，客观上，为“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横空出世做好了必要的理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