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一准乎礼，礼完全融合进法律之中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引礼入律”与“以礼统律”，时至隋唐，“礼法融合”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此时，有承接《汉律》、《北齐律》等封建法典之源的《开皇律》，更有代表封建法典最高成就的《唐律疏议》，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法律化”进程已经步入了一个更加成熟和完备的时代，儒家之伦理思想对于法律的统率与引领效应愈发明显。

《唐律疏议》在《名例》开宗明义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已是从哲学的高度来阐述礼刑之关系了，“本”与“用”一直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体系中重要的概念范畴。“本”乃“本体”之谓，而“用”则是“体用”之义。“体”“用”不可分，也不能分，因为“无无体之用”，也“无无用之体”。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待“德礼”与“刑罚”的关系，那就是，“德礼”是“本”，是根本性的、内在的范畴，是一以贯之的，须臾不可丢失也，而“刑罚”只是“本”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德礼”得以实现的载体与通道。由此，不难得知，“道德法律化”的历史进程时至唐代，已经超越了既往的水平，不仅是对既往成果的总结与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哲学思想基础，表明“道德法律化”已经与中国的文化价值理论体系深度融合在一起了，可以说，已经实现了“礼法融合”的完备与圆熟状态。

《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律典籍，它可谓集自战国而至隋代以来封建法律理论之大成，所以，《唐律疏议》对后世的影响可谓甚巨，它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中“中华法系”的代表。

“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61]《唐律疏议》记载“凡五百条，共三十卷。其疏义则条分缕别，句推字解，阐发详明，能补律文之所未备。其设问为答，互相辨难，精思妙意，层出不穷，剖析疑义，毫无遗剩。……洵可为后世法律之章程矣。”^[62](https://www.daowen.com)

可见，它几乎成为了后世法律制定的样本，无论是法律的体例结构，还是法律的内容拟定。

除此之外，它对于古代的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日本的学者仁井田升评价：“在当时的世界上，达到像唐律及律疏这样发达的法典一部也没有。即使是被称之为中世纪西殴法典的《加洛林纳法典》，也不仅比唐律晚了九百年，发达的程度也大不如其，甚至19世纪西欧的刑法典，与其相比也未必增色多少。”^[63]

《唐律疏议》之所以在域内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关键在于，它在三十卷，共计五百条的律文中对影响中国至深的儒家伦理思想全方位的彰显，将“德礼”与“刑罚”的关系上升至“本体”与“体用”的高度，为法律庞大的体系注入了一以贯之的“灵魂”——礼。实现了法律与道德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