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仪，官当，重罪十条等法律制度
在此历史时期内，以《晋律》以及《唐律疏议》等代表的封建法典，从体系化的层面上，比较系统化地承载了“道德法律化”的内容，凸显了儒家伦理思想在法律的制定、适用和解释等领域中的核心价值引领之功能，不过，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尤其是对于儒家伦理思想中核心内容的强化也是这一历史时期内“道德法律化”的典型特征。
（一）法律对“名分”等身份特权进行确认和强化
1.“八议入律”，身份特权的制度化
“八仪”正式成为国家的法律制度则始于《曹魏律》，即《曹魏律》引“八仪”入律，史称“八议入律”。
“八仪”制度，可追溯至《周易·秋官·小司寇》中所记载的“八辟”制度[64]。这一制度延传至魏代，不再是非官方的身份特权，而是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护“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具有特殊身份之人在法律上享有减免刑罚的特权。从“八辟”制度到“八仪入律”，并不存在内容上的差别，皆是对权贵人群的刑罚优待，但不同的则是，此种身份特权已经得到了国家法律明确，公开的保护，这无疑是儒家“亲亲尊尊”宗法等级制下“刑不上大夫”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表明了当时的统治阶层对于儒家伦理纲常的器重。
2.实行“官当”等制度，身份特权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大化
虽然“八议入律”公开地、明确地保护了一部分人的身份特权，但是毕竟只有八种人在该制度保护之列，所以需要扩大享有免予或减轻刑罚的人员范围，即扩大“刑不上大夫”的范围。所以“官当制度”则成为了“八仪制度”的重要补充。
“官当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吏用官职、爵位等级抵罪的一种特权制度。该项制度始于南北朝时的北魏与南陈时期。据《北魏律·法例》规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每等抵三年徒刑。官品从第五品起一阶当刑二年。在此基础之上，《唐律疏议》又规定了“请、减、赎”制度，扩大了因身份特权受保护之人的范围。“请”即适用于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属，应“议者”以上亲属及孙和五品以上官员，犯流罪以下可减一等；“减”适用于七品以上官员，及应“请”的亲属犯流罪以下可减一等；“赎”适用于应“议”、“请”、“减”范围内和九品以上官员，以及七品以上官员的祖父母、父母、夫人、孙犯流罪以下的可减一等。[65]
如此一来，皇亲国戚，官僚贵族的身份特权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
（二）刑罚标准的德礼化
1.准五服以制罪，同罪异罚，维护礼教之差序格局(https://www.daowen.com)
“五服”是指根据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之远近与尊卑，来确定的五种为死者祭祀和哀悼之时所穿的服饰。由此，服制可以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故称“五服”，这是确定血缘关系远近的五个等级，同时，也是确定亲属相犯时刑罚轻重的依据，若“以卑犯尊，以下犯上”则处罚愈轻，反之则愈重。西晋时期的《泰始律》第一次将这种儒家礼制的内容作为刑罚的基本原则，即“准五服以制罪”入律。《晋书·刑法志》如是记载：“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这是动用了国家的暴力机器来公开地、明确地维护儒家之伦理纲常。
2.存留养亲，维护儒家“孝道”原则
与“八仪”、“官当”、“准五服以制罪”相比，“存留养亲”则与特定身份无关，它是为维护儒家“孝道”观念而特设法律制度。为此，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如是评价道：“犯死罪或徒流而存留养亲之意原在体贴老疾无侍之犯亲，本是以孝为出发点的，并非犯人本身。”[66]
存留养亲制度，又称之为留养、留养承祀制度。这项制度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诏首创。《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
为进一步突出对儒家“孝道”观念与原则的维护，《唐律疏议》在《名例律》中，扩大了“留存养亲”制度的适用范围。“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犯流罪者，权留养亲，谓非会赦犹流者，不在赦例，仍准同季流人未上道，限内会赦者，从赦原，课调依旧。若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则从流，计程会赦者，依常例，即至配所应侍，合居作者，亦听亲终期年，然后居作。”可见，《唐律疏议》在《北魏律》的基础之上，除了保留“老”可以适用“留存养亲”之外，更加强调了“疾”的情形也可以适用之，如此，不仅更加全面地维护了“孝道”原则，而且更加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操作性。
3.首创“重罪十条”，极力维护皇权与族权，家国一体
“重罪十条”为《北齐律》首次创设的极力维护皇权与族权的重要法律制度。《隋·刑法志》记载：“《北齐律》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其后，名称与内容在隋唐时期稍有变化，名称由“重罪十条”变为“十恶不赦之罪”，内容则变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67]
《唐律疏议》就“十恶之罪”的渊源如此评价：“然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案梁、陈已往，略有其条。周、齐虽具十条之名，而无‘十恶’之目。开皇创制，始备此科，酌于旧章，数存于十。大业有造，复更刊除，十条之内，唯存其八。自武德以来，仍遵开皇，无所损益。”[68]
可见，“重罪十条”或“十恶不赦之罪”最初源自于《汉律》所确定的“不忠”等大逆不道行为，时至南北朝、隋唐，则更具体系化和全面化，不仅仅公开地维护礼教中的“尊尊为忠”，而且明确地扩大了范围，即将“亲亲为孝”也纳入其中。
从“重罪十条”或“十恶不赦之罪”的内容看，主要是两大类型的犯罪行为：一类是严重危害以皇帝为代表的皇亲国戚的人身安全、尊严与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行为，另一类则是严重危害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和社会礼治秩序的行为。严惩该两类犯罪行为，并纳入“不赦之列”，从“家”始，至“国”终，旨在将儒家“家国一体”的伦理思想贯彻到底，极力维护皇权与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