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制度的完备

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忠孝”一直是可以直接沟通的，孝敬父母是忠诚于君主的必要前提，因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69]由此，为了将这一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法律的方式强制推行，期间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程。

秦代，推行“非公室告”罪的单方的亲亲相隐制度，即以法律的方式强制剥夺子女、奴婢对尊长的控告权，维护的是尊长的利益。可见，此时的“亲亲相隐”并非如孔子所言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而具有双向性，完全是单方的家长权。所以，秦代的“非公室告”之罪乃“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

汉代，《春秋决狱》开启了“道德法律化”的历史之门，此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双向“相隐”便得到了全面的确认，至汉宣帝之时，“亲亲相隐”正式地成为了法律的基本原则。(https://www.daowen.com)

由汉至隋唐，“亲亲相隐”制度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其对维护家庭之间的亲情关系发挥了积极的效用，但是，其适用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具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五服制”之列的亲属之间。正是居于此，唐代之时，便将前代的“亲亲相隐”扩充至“同居相隐”^[70]。如此，但凡是共同居住在一起的人员，无论是否具有同一的户籍，也无论他们之间是否具有“五服制”亲属关系，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皆可相互容隐，不得告发控告，即便是为触犯法律者通风报信，造成犯罪者得以逃匿的，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只不过“部曲、奴婢可为其主人隐罪，反之勿行”，且谋反、谋大逆、谋叛者，不在此列。

所以，“亲亲相隐”的制度，发展至唐代之时，已经是趋于非常完备的形态，同时，也将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价值观念展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