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尚儒——强化文化认同，形成守法的道德自觉性
毋庸置疑，由孔子所建构的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对于后世的影响甚巨，所以，孔子已经成为了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权威性的化身和符号，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由儒家伦理思想所主导的情势之下，由尊孔而尚儒，或由尚儒必尊孔，这是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从国家统治层面上来推动“尊孔崇儒”，不仅可以进一步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且还能够在社会上营造一股强大的儒家文化认同意识，同时，也为普通民众遵守已经完全儒家化的法律规范提供一种道德自觉性的心理基础，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其实也为通过国家强制力来推行法律，维护专制统治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疏解。这就是自宋代伊始一直至清以来，统治阶层对“尊孔崇儒”事宜矢志不渝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一）宋——修缮“国子监”、诏定祭孔庙之礼与厚待孔子之后裔
宋朝，它是在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和藩镇割据局面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大一统历史时期，正是由于前期的战争纷乱，朝代更迭，在社会思想领域中，出现了“学校废，礼义衰，风俗隳坏”[78]的局面，顾炎武也曾为此感叹道：“《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79]所以，宋王朝各个阶段的统治者采取了各项措施，由礼尊孔子之历史地位而及崇尚儒学之理论，极力恢复和重塑社会主流的思想价值观念，发挥儒家伦理思想对于社会的整合作用。
太祖赵匡胤对后周的“国子监”精心加以改造修缮，并将其作为传播和讲授儒学的重要场所，另外，对于孔庙的祭祀之礼也是给予明确规定——诏用一品礼，立十六载于文宣王庙，[80]并亲撰先圣赞、亚圣赞，三次亲临国子监，进谒孔庙。其后，宋历代统治者在尊孔崇儒事情上，均能予以延续。比如宋真宗曾下诏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厚待孔子后裔，免其税赋，等等。
（二）元——修孔庙、用汉儒、倡儒学，满足统治之需要
元王朝虽为游牧民族蒙古族所建立的政权，但是，在儒家伦理思想对于社会的强大整合力面前，元历代统治者不得不对儒者及其思想给予足够的尊重，如成吉思汗便认识到：“知天下不可马上治，立十路课税使，副皆用儒者。国朝尊孔道，用儒臣，实自是启之。”[81]所以，在尊孔崇儒事宜上，在元代仍然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元代统治者更加注重崇儒学，尊先圣。
据《元史》记载，元王朝自太祖成吉思汗始，其后各代统治者在尊孔崇儒之事上，得到了很好的坚持和延续。“宣圣庙，太祖始置于燕京。至元十年三月，中书省命春秋释奠，执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诸儒襕带唐巾行礼。成宗始命建宣圣庙于京师。大德十年秋，庙成。至大元年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延
三年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皇庆二年六月，以许衡从祀，又以先儒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从祀。至顺元年，以汉儒董仲舒从祀。”[82]
另外，对于元历代统治者的“尚儒”，元代儒者欧阳玄曾经总结道：“成宗皇帝克绳祖武，锐意文治，诏曰：夫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既而作新国学，增广学宫数百区，胄监教养之法始备。武宗皇帝煟兴制作，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祠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圣之规，尊五经、黜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于斯为盛。英宗皇帝，铺张钜丽，廓开弥文。明宗皇帝，凝情经史，爱礼儒士。文宗皇帝缉熙圣学，加号宣圣皇考为启圣王。……今上皇帝入纂丕图，儒学之诏方颂……于是内圣外王之道，君治师教之谊大备于今时，猗欤盛哉！”[83]
诚然，元统治阶层礼尊孔子，崇尚儒学，粉饰文治，实为维持其在中原内合法统治之需。但是，客观上，却促使儒家伦理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流意识，从而将儒家伦理思想的社会整合力予以凸显，同时，也为元代法律的有效实施扫除了思想价值层面上的障碍，奠定了法律规范体系的思想基础。(https://www.daowen.com)
（三）明——常行郊庙之祭祀、完备祭孔之礼仪，重用儒士
在“尊孔尚儒”上，明王朝虽前承宋元之制，但礼仪完备与程度已经超越前代。
在“尊孔”上，明初的统治者超越既往主要体现在祭祀孔庙的次数及其礼仪的完备程度上。朱元璋曾下诏，每年都要拜谒孔庙，举行郊庙祭祀，并遣使者到曲阜致祭：“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84]他在祭祀孔子的仪式和礼节上也大大地超越了前代。如跪叩拜的礼数，在元代的“二跪、二府伏、六再拜”的礼数基础上多了两次再拜，在历代君王祭祀孔子的礼数上，这是前无古人的。其后，明代统治者对于孔子的礼尊，可以说一直延续着朱元璋的礼节与规格。尤其是在祭祀的服制、乐舞、祭物上，已经采用了朝拜天子之礼仪。为此，将孔子的形象与地位提升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在“崇尚儒学”上，明王朝也是做到了不逊于以前历朝历代的地步。
（四）清——祭奠孔子成为例行礼仪，宣谕孔子为“万世师表”，招揽儒生，高举儒家文化大旗
自清王朝建立伊始，其统治者就一直尤其注意吸取明王朝灭亡的教训，在统治思想上秉持的是一种“以德化民，明刑弼教”原则与模式，因此，在对待以礼教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上，一直倍加推崇。康熙曾言道：“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85]
在“礼尊孔子”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南巡之时专程祭拜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并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挂于大成殿中。此后，清王朝继位者皆效法之，由此祭拜孔子便成为了清统治者的例行礼仪。
在“崇儒”上，康熙也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典型代表，他自身深受儒学的影响，因此，对于“自开辟以来未有及孔子；自秦汉以来未有及朱子。朱子乃三代以来绝无仅有之人”[86]的观点也极为认同。另外，清王朝招揽儒生进入统治阶层，以此来争取汉族精英阶层的支持，拥护满族政权，比如乾隆曾六次南巡“招贤纳士”，力邀汉族儒生为清王朝的统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