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空间生产的新自由主义化
读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我们认为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质上是通过塑造全球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体系，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各国上层阶级和商业精英的经济力量。从多年的发展过程来看，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实践意义重大：作为一个空间过程，它以一个典型城市的转型过程为起点，从核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扩散，变城市管理为城市治理；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它以社会结构的重建为特征，复兴各国上层阶级和商业精英的力量；作为一个经济过程，它以金融全球化为特征，激发发达工业国家大量货币资本的积累动力；作为一个生态过程，它以生态破坏为特征，致使人类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
1.全球空间的新自由主义化转向
20世纪70年代由英美两国倡导的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推动新自由主义代替镶嵌型自由主义，随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扩散打造了全球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体系。
第一，从镶嵌型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重新设计国家形式和重构国际关系时，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威胁资本主义秩序，为了防止一度导致战争的国家间地缘政治冲突再次发生，欧洲、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建立了通常被称为“镶嵌型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其特征是：国家运行的目的在于关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民福利，国家力量应该按照市场过程进行自由配置，或在必要时介入甚至取代市场过程以进行干预；国家以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抑制经济周期，确保合理的充分就业；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妥协”大体上得到支持，这是国内和平稳定的主要保障；国家积极干预产业政策，通过建立种种福利体系（医疗卫生、教育等等）为社会工资制定标准。在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中，资本被“镶嵌”在社会和政治的约束与监管网络之中：市场进程和企业活动处于社会和政治约束的网络之中，处于监管的环境之中。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镶嵌型自由主义政策的继续实施却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无法应对各国失业率上升和滞胀现象。普遍的资本积累危机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广泛蔓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工运动和城市社会运动相互结合，群众力量的发展壮大对经济精英与统治阶级造成了明显政治威胁和经济威胁。经过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摸索，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权力的“新自由主义”以“自由”的神话赢得普遍赞同，成为人们应对经济危机的尝试性解决方案。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从1978年到1980年这几年或许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其一，1979年英国新当选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其二，1979年新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彻底改变货币政策，并不计后果（尤其是失业问题）地遏制通货膨胀，1980年新当选的总统里根则在沃尔克的支持下实施一系列特殊政策，以限制劳工力量，为工业、农业和能源开采业松绑，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解放金融能量。这两大转变在全世界把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非主流特殊学说变成了主流学说，变成了指导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
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1]。国家的角色则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既要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又要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和法律组织与职能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还要（如有必要）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诸如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限度，因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价格），也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终将为自己的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中）。
在实践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经居于霸主地位，已经成为人们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
然而，新自由主义转向导致了“创造性毁灭”的后果：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这一转向同时构建了一种新型市场伦理统治，其特征是：其一，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能够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其二，人类一切行为都可以纳入市场领域，市场交易达成率和频率的最大化会达致社会公益的最大化；其三，全球市场决策建立在先进的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基础之上，这些信息技术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断增加市场交易的密度，制造出一种强烈的“时空压缩”现象；其四，市场交易地理跨度越大越好，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
第三，新自由主义化历史进程的不均衡地理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的总体进程借助于国家、地区或城市之间的区域竞争——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空间动力机制获得极大推动。层出不穷的创新把各个国家（如日本、德国、美国）、地区（如硅谷、巴伐利亚、班加罗尔）甚或城市（如旧金山、慕尼黑、新竹）带到了资本积累的前哨。与此同时，这些资本积累的主要中心释放出新自由主义化的强大动力。
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成功地将社会住房和公用事业私有化；在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冷战政策造成的联邦政府赤字为废除社会规划、开启新自由主义化进程打开了通道；在拉丁美洲，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第一波新自由主义化浪潮在结果上造成了一个经济滞胀、政治混乱的“失落十年”；总体上采取抵抗新自由主义化态度的日本、西德、亚洲“四小龙”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由于贸易壁垒的逐步减除创造了竞争压力，最终也产生了隐蔽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成为推动全球新自由主义地理不平衡发展最强有力的体制性动力源，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首要目标是打开尽可能多的世界地区，让资本自由流动，并设置新自由主义标准和全球经济互动的规则。从根本上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不均衡地理扩散为美国、欧洲、日本的金融力量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贡金构筑了等级化的空间结构体系。
总体上说，有四种力量推动了新自由主义不均衡地理发展：其一，20世纪70年代开始并于20世纪90年代加速开放、松绑的金融市场提供了获取并聚集财富的方式，其中商业环境是直接影响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不均衡传播的主要因素。其二，运输、交通和现代通信成本的迅速降低，极大地推动了资本的流动；而诸如关税、外汇控制、边境等待时间等人为壁垒的逐步减少也为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提供了便利；此外，种种国际协议（如1995年生效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也推动了资本和商品的快速流动。交往成本的降低、人为壁垒的减少、国际协议的签署这三大因素共同推动资本日益增加地理上的流动。美国、欧洲、日本迫于更多地吸引资本流入、提高商业环境质量的竞争压力，而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三，克林顿任期内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三位一体的主导性经济政策能够劝说、哄骗与强迫（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行的结构调整规划）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道路。美国还利用优先进入其庞大消费市场这根胡萝卜，劝说许多国家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进行经济改革（有时是通过双边贸易协议）。其四，新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全球传播，产生了极其有力的意识形态影响。
2.新自由主义空间的实践与意义
全球空间的新自由主义化转向在英美货币资本的共同推动下从伦敦、纽约等发达国家的核心城市起步，并以此为结点编织了便于货币资本全球流动的等级化的全球空间网络体系。
第一，纽约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发达国家核心城市编织新自由主义化全球空间网络体系的典型个案。
纽约20世纪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资本主义重建和去工业化过程瓦解了自身的财政基础，而快速的郊区化又使得中心城市的许多地区陷入贫困，这引发了以边缘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动荡，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城市危机”。为应对这一困局，市政当局大力扩张公共职务和公共供给，结果造成市财政预算收入和开支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金融机构以资金援助促使建立了接管这座城市预算管理的新型机构，要求限制有力的地方协会，施行工资冻结并削减公共职务和社会供给（教育、医疗、运输服务）的政策，强征使用费；要求地方协会将养老基金投资城市债券，于是地方协会要么节制自己的要求，要么当城市破产时失去自己的养老金。地方自治的力量被剥除，金融力量开始重建纽约。其一，利用公共资源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建立适合商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电信方面），以增加企业津贴和税收刺激，企业福利代替了人民福利。其二，城市精英的机构被作为文化中心和旅游目的地，以推销城市形象。其三，支持向各色国际潮流开辟文化领地，纽约成为后现代文化和思想实验的中心。“自恋式地探索自我、性、身份成为城市布尔乔亚文化的主题；受城市强势文化机构推动的艺术自由和艺术破格实际上引向了文化的新自由主义化。”[2]其四，纽约重建还围绕金融活动、辅助设施——诸如法律设施和媒体（其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时发生的金融化过程）——以及多样化的消费主义（住宅高档化和邻里关系的“恢复”在其中扮演了显著和盈利的角色）展开。“市政府越来越像一个企业而不是社会民主制度甚或管理性实体。在城市间展开投资资本的竞争，将政府转变为通过公共和私人合伙进行的城市治理。城市企业日益在幕后操作，当地治理的民主和代表内容则逐步减少。”[3]纽约城市重建确立了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实践道路的原则：当金融机构和债券持有人报酬的完整性与公民幸福发生冲突时应有限强调前者的利益；政府角色是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而不是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和福利。
第二，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重塑社会结构：经济精英的复兴与上层阶级力量的重建。
从里根开始，美国致力于针对大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革，全面推动资本的区域转移和资本的全球转移，这表现在：“从航空、电信到金融，一切领域的松绑为强大的企业利润打开了不受管制的市场自由新天地。投资赋税的减免有效帮助资本从具有工会组织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向未形成工会且不设管制的南部和西部地区转移。金融资本愈加向海外进发，寻找高额收益率。在国内进行去工业化而把生产移到国外，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意识形态上被描绘为促进竞争与创新的市场，成为巩固垄断权力的工具。”[4]新自由主义化改革推动资本的空间转移，触发社会结构的调整，加剧社会不平等，加速上层阶级力量的重建：在英美等核心国家，新自由主义化重建了统治精英的阶级力量。伴随新自由主义化改革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新生的企业家阶级、金融家、大企业董事会关键成员、行政总裁和围绕在这一资本主义活动周围的金融、法律、技术领导人，以及一些崭新部门（诸如计算机、网络、媒体、零售业和生物技术）所迸发的巨大活力，深刻改变了上层阶级经济力量的核心，而传统工业部门中占据主导的经济精英的地位则有所下降，资本实际拥有者（股东）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除非他们能够获得充分的投票权益以影响公司政策。在外围国家，新自由主义化为资产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如在印尼、马来群岛和菲律宾，经济力量开始极大地聚集到一些属于少数民族的华侨手里，而获得经济力量的模式是注重贸易活动并进行市场垄断，如在俄罗斯，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化的政策导致了七大寡头的兴起。
第三，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动力机制：货币资本的全球流动塑造新自由主义化的剥夺性积累机制。
由于“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普遍经济繁荣的黄金发展时期，资本积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推动下顺利开展。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凯恩斯主义失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遇经济滞胀困境，大量投资性货币资本无法继续在工业制造领域找到盈利性出口，于是货币资本的跨国流动成为获利的一种根本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资本逐渐挣脱对其进行限制的管理束缚和壁垒，金融力量迅速发展。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浪潮不仅生产出高度复杂的全球互联网络，还生产出各种建立在证券化、衍生品和形形色色期货交易基础上的金融市场。从此新自由主义化将一切都金融化，金融力量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日常生活。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从生产制造转向金融服务成为历史的潮流；从制造能力上获得的收益不再必然意味着人均收入的上升，但是向金融服务领域的集中却肯定能提升人均收入。
经济松绑使得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投机、掠夺、欺骗、偷窃，成为再分配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
第四，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破坏：生态环境的损失。
哈维认为，自1970年左右以来无限制地推行新自由主义原则——私有化和商品化浪潮以及强加于环境利用之上的对短期合同的偏爱——越发加剧生态环境损失，因为这一时期以来日益加剧的热带雨林破坏已经对气候改变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产生了严重后果，而且新自由主义化的时代也恰逢地球近期历史中最快速的大规模物种灭绝时代。“如果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全球环境（尤其是气候）急剧变化以致使地球不适于人类居住，那么进一步拥护新自由主义伦理和新自由主义化实践，将无异于自取灭亡。”[5]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对环境后果不加考虑，正在给各地带来破坏性影响。人们现在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许多生态系统在碰到崩溃点之后便迅速瓦解，因为超过这个临界点它们的自然再生能力就无法发挥作用。哈维认为，面对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只有当国家和其他利益集团打算抵制新自由主义规则和支持这些规则的阶级利益集团之时，稍微节制一些的环境利用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