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在唐宋儒学转型过程中，河南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是承上启下的转关，陈来在其主编的《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一书中指出：“在历史的意义上，可以说二程是两宋道学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影响就建立不起来；没有二程，朱熹的出现也就成为不可能。一句话，没有二程，也就没有两宋的道学。”[1]此说切中肯綮。
关于二程的思想学说，学者多从儒学更新的大背景下展开分析，由此出现了“汉宋转向”、“佛道影响”、“先秦固有”、“政治目的”等不同的解释，[2]实际上，这四点在二程思想建构中往往是相互交织的。而对二程的经学思想研究，则大多着墨于两个转向：一是在解经方法上，由汉唐章句训诂之学转向义理之学；二是在经典文本重心上，由以五经系统为重转向以四书系统为重。(https://www.daowen.com)
在经学解释层面，研究者基本沿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汉学、宋学两分的论述来说明唐宋之际经学转向的主要特征。不过也有学者不满意这种分法，进而有三派、四派之说。[3]但无论何种说法，都将二程经学界定为相对于章句训诂的“义理之学”。从经典文本重心的层面看，学者多重视二程的四书学，认为二程是通过四书来建构其理学体系的，这一过程被称之为“经学的理学化”。也就是说，将四书和《易传》作为二程发明“性理之学”的主要对象，而五经则颇难提供类似的资源。那么经学和理学的关系，就是以理学范畴来统领经学。
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在二程解经方法上有失之笼统之嫌，缺乏对德性层面的考察，以及德性在理解、诠释经典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对“义理”涵义的分疏也比较模糊，并未厘清四书的性质及其与五经的关系。这些都需要对二程经学的性质有一重新判断。本文试图通过对二程经学思想的梳理，揭出其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4]两个维度，以说明二程经学思想之于汉唐经学的真正转向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