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书》教的意义
尽管司马迁已断言“孔子以《诗》、《书》教”（《史记·孔子世家》），视《尚书》为孔子传道授业的教材，但当代对孔学的解读，与《尚书》的联结远远不如与仁学的联结。孔学即仁学，仁学即内圣，与《尚书》在外王的大肆着墨大相径庭。果如司马迁所言，《尚书》为孔子教育士子的重要材料，那么孔子在接收《尚书》时似乎有意偏重敬德的内圣，而撇开保民的外王？
儒家原本以内圣与外王双轨并行，至少《尚书》的建制如此。通过内圣外王，崇高的天因此常在我心。但外王实乃须以在内圣为基础，无有实在的内圣工夫，外王最后必然沦为口号。“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是春秋时代鲁昭公个人深刻的自觉，锦衣玉食必然腐蚀平治天下的承担与抱负。“一代不如一代”，不只是寻常人家的慨叹，置诸历史现实，朝代的发展亦然。《尚书》所见，似乎尽在外王的政治施为着墨，内圣仅在其次，但与现实人性比对后进一步追索，书中的圣王贤相，如果不是内圣工夫远过于一般人，其克自抑畏的坚持，还真像是后世儒者涂脂抹粉的结果。
孔子以《尚书》作为士子的教材之后，出仕虽然仍是生涯的第一优先选项。“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夫子自道，果能为世所用，重建周的盛世当有实现之日。或者如“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施政一年可以看出变化，三年当有大成。由此不难看出孔子始终难忘外王的理想。但就现实环境而言，仕以行义并非人人可以如愿。可能是怀才不遇，全无出仕的机会，只能被迫埋没在穷乡僻野；也可能是闯进官场之后，发现所事非人，除非愿意出卖良知，为虎作伥，否则官场只能是聚宝盆，安邦保民的理想全无实现的可能。再就学术思想的发展来说，重内圣而轻外王更近于宋明理学大盛之后的新诠释，尤其是心学一派。但平心而论，朱熹、陆九渊尽管取向不同，对内圣的修养工夫也同样高度推崇，心心念念所系，仍然在经世济民的外王。熊十力极早就已在《读经示要》指出，《尚书》才是儒家如假包换的真源头。朱熹的四子书拜科考加持大为风行之后，士子奉四书为圣经，传统五经的神圣地位不再。但切除五经源头的四书，终只是无头的四书，既无法觑见其思想源流，光从断了头的身躯也不易推测本来面目。后世儒者苦于无有出仕的机会，愈益往内圣靠拢，有现实的因素作祟，质诸现实，却不是《书》教的初衷。
《尚书》以内圣与外王作为天人合一的手段，复以内圣为手段，成就外王的理想。内建圣德，外立圣功，因此与天相即不离。过程的艰辛困顿，也因为与天合一的冥契感，不但可以无所挂怀，乃至义无反顾，继续勇往直前。明白此一背景，方能真正理解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的情怀。下学人事，上达于天，但问心安与否，事不成，人不谐，面对诸多讥评而可以无计于心，最根本的原由，乃在与天相知。既有至高无上的皇天上帝知我，夫复何求？
当代惯以孔子为人文主义的先锋，撷取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叙述加以断章取义，就是孔教所聚焦者全在人间世，天在孔子心中的崇高性早已荡然无存，与《尚书》的敬事上天南辕北辙。如此解读是见树不见林，果然是“断头”——砍掉《尚书》源头——的必然结果。子贡的确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罕言天道，不在天道纠结，并不意味心中无天，因此悖离先圣先哲对天的信仰。如周公事天至诚，见诸《尚书》的大半记录却全在人事着墨。《论语》虽是简单扼要的语录，并不难从其中觅得《尚书》的线索。
前文曾归纳《尚书》的天人交通方式，乃透过灾祥、卜筮、梦境、历史教训为之。读透《尚书》，接收《书》教的孔子心中仍有灾祥，“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黄河出图，凤鸟现身，都是《尚书》推许的祥瑞之象，二者杳然，反映的正是反其道而行的乱世，孔子因此慨叹，其道不行必然可知。再说卜筮。《尚书》多有卜以问天的记录，那么孔子究竟是卜或不卜？出土文献解决了后世对孔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论语·述而》）的疑问，帛书《要》篇给的答案是孔子占卜，而且水平还不差，因为孔子自述“吾百占而七十当”，准确率高达七成。至于梦境，“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更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孔子尽管不断强调在人事用力，却并不否定天的神圣性，敬天而不轻人，原是《书》教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试看孔子回敬卫国权臣王孙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背后不只有天的崇高性，更有《尚书》无德必受天罚的逻辑。如此等等，在在都透出了天在孔子心中的神圣地位。(https://www.daowen.com)
通过孔子转手传播的《书》教，最大的意义不在消泯天的崇高性，而在开启士子的自觉，扩大天命意识的队伍行列。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赞扬孔子“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可谓一语中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只要有心向学，缴上象征性的束脩，就可以昂首走进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讲学大门，《尚书》这类从前专属贵族所有的教材成为士人可以亲炙的经典。孔子在世时化育三千弟子，身故之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书》教随着孔门弟子的脚步，从洙泗之间拓展至九州大地。
《尚书》的理想楷模，原是有德者必有位，有位者必有德。夏禹传子之后，禅让已成遥远的绝响，除非非常态的改朝换代，帝王世系的传承从此取决于先天血缘。孔子之前，“君子”一词原为有位者的专称，孔子之后，“君子”的诠释逐渐转向有德者。有位取决于先天血缘，有德却可以由后天的修为决定。孔子喟叹：“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生命的走向，是向上成善，或是向下沈沦，端在一己，个人拥有最大的自主权。
个人向上的自觉一旦建立，与天联系的管道逐渐打通，随天命意识踵至的不外乎有二，一是勇于承担，二是不改其乐。诸子百家受《书》教濡染最深的，当为战国时代并称显学的儒家与墨家，两家于此表现极其近似。“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孔子被时人讥为“栖栖”（《论语·宪问》），墨子则被巫马子视为“有狂疾”（《墨子·耕柱》）。汲汲为生民之命奔走的动机，正是来自《书》教与天合一的承担，因此无惧外在险峻，始终不改其志，背后当有“知我者，其天乎”的支持。
孔子受困于匡地，情势危急，门人恐惧之至，孔子却可以自在地说出：“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自视天命所钟，乃踵继周文王大道的传人。不仅孔子自视如此，仪封人亦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孔子之后，颜渊自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以前圣为楷模，慨然承担，正是焦循所谓的“圣人以天下之命任诸己，以一己之命听诸天”。
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之所以能够对现实的种种困顿无系于心，是因为内在有清楚的觉知，重重考验，只是为了大命加身作准备。“天”的背景框架一旦建立，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孔子“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雍也》）的自信从何而来。即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论语·述而》），也依然乐在其中，正是通过种种心性修炼之后，与天相知，因此可以乐天知命而不忧，坦然面对现实的困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