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中国从五四运动之后，热烈拥抱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德先生与赛先生乃时代潮流所趋，也的确符合当代中国的需要。然而看重科学与民主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就必须摆脱对超越性存在的肯定。把宗教安置在科学的对立面，推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西方近代文化的确是从解放中古基督教权威而来，曾经令中国心向往之的民主与科学便脱胎于这个过程。然而西方的世俗化并非彻底铲除基督教，视科学与宗教为势不两立的敌对体。西方倾向外在超越的文化背景，终需在现实世界之外另辟精神世界以为价值来源。与近代中国努力去除宗教元素的倾向相反，基督教在宗教改革之后，并未从西方的精神生活消失，反而转化为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伏尔泰便曾说过：传道师只能告诉孩子有上帝存在，牛顿则向他们证明宇宙的确是上帝的杰作。牛顿探求宇宙秩序的动力，正是来自他对上帝的笃信不疑；而16世纪英国医学的发展，也与上帝信仰息息相关，因为治病救人正是上帝的旨意。[14]
如果要正确评估宗教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首要之务当是将基督精神与腐化的教会脱勾。启蒙运动真正攻击的目标是教会，是部分基督徒的虚伪，远非基督教的基本价值。宗教仍然是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灵感源泉。[15]反观中国，在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现代化过程中，真正需要打倒的是愚昧的迷信，而非宗教信仰，乃至更为广义的宗教情操。纯以学术面切入传统典籍，把其中的宗教情操抛开，等于是架空了先哲的思想基础。
《书》教的重点始终不离体现天道，以敬天的宗教意识为起点，在人间埋首耕耘，不计成败毁誉，所谓知其不可而为，其中自有宗教情操的沾溉。宗教之所以可贵，就在启发人精神向上之机，引导人由精神的提升，免于在诱惑重重的现实沈沦。对主宰天的敬畏，可以延伸到自然世界，发展出惜物、贵物的精神。天生万物，天神亦遍在万物，因而对自然世界存有普遍的敬意。又因大自然生养万物为我所用，对自然当能生起类同于父母的感恩之情。因此中国人用物，但贵物、惜物而不贱物，不仅与万物和谐共存，乃至对万物有情。[16]“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说法绝非单纯哲学思辨的产物，而是来自与天地万物感通，乃至感恩的情感面。
放眼当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所致，把“成功”的定义聚焦在物质层面，“进步”则圈限在经济领域，以更大的消费能力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当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以及毫不遮掩的贪欲在社会弥漫，年轻一代面对逐渐虚无的价值只能更加无所措其手足。《书》教以敬天为开端，在人间世以履道行德作为实践，发展出精神与天合一的最高愉悦，或可稍稍导正今日偏斜向以物质感官、虚无为乐的流行文化。
【注释】
[1]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71页。
[2]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比较论文集》，学生书局，1988年，第128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2014年，第54页。
[4]汤一介：《论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
[5]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https://www.daowen.com)
[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7]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学生书局，1994年。
[8]蒙培元：《蒙培元讲孔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9]王志跃：《先秦儒学史概论》，文津出版社，1994年。
[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77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54页。
[12]以下凡引《尚书》，只注篇名。
[13]详说请参拙著《极高明而道中庸——〈尚书〉天人观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天与人的交通”，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14]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39—40页。
[15]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122页。
[16]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正中书局，1989年，第185—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