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阶段德俄安全关系分析
（一）国家层面：该阶段德俄两国的安全利益观
1.德国的安全利益观
1990—1993年期间，德国东部经济形势一再恶化。199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比上一年下降16.4%，1991年再下降31.4%。受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外加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德国整体经济在1993年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但随之1994年回升强劲，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2.9%。此外，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使欧共体增加了政治和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功能，而德国与法国一起，被公认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因此，到1994年，德国已经拥有了较强的综合国力，从经济上、政治上都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家力量，并希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一个例证就是对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诉求。德国直言“对联合国安理会的结构和工作方式不满”，“为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安理会必须扩大。……安理会的组成必须更好地反映真实的国际力量对比。”
与此同时，在外交与安全层面上，德国意识到，欧洲依然欠缺共同的军事行动力，欧安组织也基本沦为论坛式机构，几乎没有实质的执行力。因此，尽管德国依然需要北约的安全保障，但也同时开始追求相对独立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1994年德国发布的《安全政策白皮书》中，德国向未来的北约提出了三点核心要求：（1）北约应当承担国际冲突防御和危机管制的任务；（2）向欧洲东部提供稳定的环境是欧洲—大西洋区域中所有成员国的责任；（3）在北约未来的建构方向中，应强调两方面因素：一是重视欧洲新构建的独立安全和防卫身份，二是在透明和互补的基础上，加强北约与西欧联盟的紧密合作[42]。
在1995年4月20日的讲话中，鲁厄也表示，“尽管扩大和深化跨大西洋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但仅仅重复对欧洲、对北约的传统角色认知是不够的。国际形势起了新变化，这要求我们创建新的组织、实施有远见的行动。”[43]他同时指出欧盟目前的主要任务应当在于：增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治上的行动力，使欧盟成为全球性的行为体；德国的东部邻居应当尽快融入北约、欧盟和西欧联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应当重新建构；应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和深化欧洲与北美的关系[44]。
德国越来越重视欧洲的统一和团结，希望通过深化和扩大欧盟的方式，增加欧洲自身在处理欧洲事务，乃至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和行动力，因此，从战略上而言，这一阶段，俄罗斯对于德国的安全利益更为重要了。同样是在1994年发布的《安全白皮书》中，德国强调，“俄罗斯对于维持欧洲持续性的稳定和和平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欧洲的长治久安只有在俄罗斯的支持和合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德国政府将努力使俄罗斯与欧盟、与北约成为合作伙伴。”[45]
综上，这一阶段的德国安全利益，主要在于：
（1）与法国一起，建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同时继续增加欧洲国家在北约中的话语权。
（2）使德国在国际组织中能够承担与自己国力相适应的责任，发挥更大作用。
（3）此外，平衡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在不引发俄罗斯反感的情况下，继续向东推进德国的欧洲和平秩序构想。
（4）继续发展国际组织在维持世界和区域和平稳定中的作用，德国希望在这些组织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这些多边机制的基础上、以西方国家传统的价值观和国际法为依托来建构国际秩序和欧洲秩序，德国相信，德国在西欧一体化进程中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能够在全欧范围内通过同样的方式实现，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获得相关各方——包括美国、俄罗斯，也包括欧盟成员国和欧盟的东部各邻国的支持。因此，一个全方位的外交政策符合德国这个阶段的国家安全利益。
2.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观
俄罗斯独立之初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没能换取西方国家的完全信任，反而遭遇愈演愈烈的警惕和遏制[46]。北约的不断东扩更使俄罗斯深感战略空间遭受挤压，导致其对外部安全环境产生忧虑。在国际热点问题上，北约也经常抛开联合国，完全不顾俄罗斯的意愿，用武力对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国家内政进行干涉。1994—1995年北约对波黑塞族实行的空中打击、1996—1998年对伊拉克进行的空袭和1999年发动的科索沃战争，都使俄罗斯深受威胁。尤其是第一次车臣战争，由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导致俄罗斯未能真正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这不但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感情，更是使俄感觉到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巨大危险。
此外，俄罗斯国内形势也开始了变化。左翼力量抬头，1995年12月，俄罗斯共产党成为杜马第一大党，且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力量在杜马中占据44%的席位。1995年底的杜马选举中，俄共和自由民主党获得了多数选票，叶利钦的支持者遭到失败。为了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叶利钦开始转变外交政策，任命激烈批评科济列夫的普里马科夫为外交部长，标志着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彻底结束[47]。左翼力量的壮大，使俄罗斯对外政策也日趋强硬[48]。
俄罗斯的这种国内形势变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国家对俄的疑虑。1995年4月24日，鲁厄在“安全政治1995”的研讨会上以“新的欧洲和平秩序议程”为主题发言时就称，俄罗斯国内发展的新态势令人担忧。车臣武装冲突、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对北约的陈旧想法（1993年11月，格拉乔夫：“俄罗斯不赞同通过损害别国利益来扩大北约”[49]；1995年10月，联大会议上，“俄罗斯将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回应”，11月，独联体国家国防部长理事会上，“俄罗斯将在独联体内建立军事联盟，并在亚洲、中东寻求盟友以对付北约”[50]）以及屡次威胁要破坏现有俄罗斯与西方签订的和平条约等行为都是很危险的，这将使俄罗斯自己被孤立出去。现在这些举动就已经带来了不利的后果：时任美国参议员多尔称：“由于北约的扩张，俄罗斯开始不断威胁潜在的北约成员国，这恰恰证明了北约扩大的必要性”[51]。
此外，即使在实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时期，俄罗斯事实上也没有放弃谋求大国地位的愿望。在独立之初，俄罗斯希望通过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方式，重回大国行列。但在国际事务的实践中，俄罗斯的诉求经常被忽略，这使俄罗斯相当不满。此外，由于俄罗斯唯美国马首是瞻，导致其国际影响力大幅下降，再加上其与传统盟国的疏远，俄罗斯无论在独联体地区、中东问题、朝核问题还是在中东欧问题上，影响力都几乎荡然无存。这无疑不符合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倾向。
因此，这一阶段的俄罗斯，其核心安全利益在于：
（1）抵制北约东扩，避免安全空间继续被挤压；
（2）放弃“一边倒”外交战略，发展全面外交政策，不再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是开始寻找俄罗斯的全新定位；
（3）寻找新的盟友，利用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和地缘影响力，重新恢复大国影响力；
（4）与独联体国家再次联手，希望重新建立集体安全集团，以对抗北约的影响；
（5）拉拢欧洲国家，呼吁建立“大欧洲”，希望通过与欧洲增强联系，削弱美国对欧洲的影响。
综上，这个阶段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德国和俄罗斯的外交理念出发点依然不同，德国批评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外交倾向，认为其建构势力范围、抵御北约东扩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过时的。每个国家都应当遵循国际法的约束，在多边组织框架下解决安全问题；俄罗斯则认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俄罗斯应当采取与自己国情最为适合的外交行为模式，并重新追逐大国地位。但另一方面，在现实外交实践中，双方都希望建构欧洲统一的和平秩序，以增大欧洲影响力，抵御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使世界格局从“一超多极”向“多极格局”发展。只不过德国希望一个统一的欧洲成为“多极”中的一极，而俄罗斯则是希望通过与欧洲各国、欧盟搞好关系，首先成为欧洲和平秩序的共同建构伙伴，从而使俄罗斯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单独成为新的一极。
（二）区域层面：
1.该阶段德国对欧洲和平秩序的设想
1993年，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洲共同体发展成欧盟，从一个纯经济共同体发展成为兼具政治、外交与安全功能的广泛联盟。1997年12月12日—13日的卢森堡欧盟首脑会议上，则正式敲定了欧盟向中东欧扩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欧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而这种发展是与德国对欧洲一体化的设想不谋而合的。1994年9月1日公布的《朔伊伯勒—拉梅尔斯文件》是德国政府就德国欧洲政策发表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欧洲正面临抉择，要么重新回到实力政策和民族主义的旧秩序中去，要么实行一体化，组成一个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国家联合体。科尔在以后的讲话中强调了《朔伊伯勒—拉梅尔斯》文件的精神：如果欧洲国家对德国有戒心、想要遏制德国的力量，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加强欧盟。在1995年12月7日联邦议会上，科尔重申，“我们的外交及欧洲政策的核心在现在和将来都应该始终如一地推进欧洲的统一大业。欧洲统一的政策对德国和欧洲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实际上它也是关系到21世纪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德国孜孜以求欧洲的统一，不愿再回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它也使得“东扩成为欧盟的一个中心目标”。欧洲的统一缺少了中东欧国家总是不完整的，东扩势在必行[52]。
在德国设想的欧盟东扩范围中，并不包括俄罗斯。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对俄罗斯的疑虑：一个力量强大、却在民主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上迟迟达不到德国标准的国家，一旦加入欧盟，很难确定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需要考虑到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疑虑；以及美国与俄罗斯的矛盾。因此，在俄罗斯对欧盟东扩保持中立态度的情况下，向中东欧地区东扩，既符合德国的利益，也符合中东欧国家和美国的利益。
与此同时，欧盟东扩与北约东扩有着本质不同：欧盟的东扩并不将俄罗斯视为假想敌，它符合德国冷战后一贯的欧洲和平秩序设想：通过机制和规范的力量，将已经“民主共和化”的国家拉入欧盟这个框架之下，促使欧盟内部国家之间增强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并将一部分主权让渡给欧盟这个上级组织，以最终消除战争的可能性，达到欧洲的永久和平。这个和平的范围越往东扩展，德国的东部边境就越安全。因此，德国希望向东延伸欧盟的边界，依然还是出于对和平和安全的向往。德国也因此从这个思维模式出发，呼吁俄罗斯支持欧盟的东扩进程，德国“政治精英”一再强调：一个稳定和平的中东欧地带不但有利于德国，也有利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更大，面对的边境问题更为复杂，欧盟的东扩能够保证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之外的地区保持稳定，这就能够使俄罗斯无后顾之忧地去解决其他方向的纠纷和冲突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欧盟的不断东扩，欧盟的东部边界越来越向俄罗斯方向推移，德国也需要消除俄罗斯的戒心，避免俄的反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德国方面不但频繁与俄罗斯沟通，充当起了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斡旋者，同时，更是大力促进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早在1993年12月，欧盟成立之初，俄欧双方就在布鲁塞尔召开了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主席与俄罗斯总统的最高级会议，并签署了《俄罗斯与欧洲联盟之间关于建立伙伴和合作关系的联合政治声明》，1994年6月24日，签署正式《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这是俄罗斯与欧盟签署的最广泛、最全面的双边协议，是发展俄欧关系的法律基础，它将双方的政治对话制度化了。时任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称赞该协议是一份“在建立俄罗斯与统一欧洲伙伴关系中起着历史作用的文件”。[53]
1996年2月28日，俄罗斯正式成为欧洲委员会的成员，这不仅表明欧盟对俄罗斯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认同，有利于加强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俄罗斯在欧洲社会的地位。对此，伊万诺夫评价，“该组织变成了真正的全欧性结构”[54]。1995年11月，欧盟理事会提出了《欧盟—俄罗斯行动计划》，并在1996年5月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上得到批准。这是一个政治意味极浓的框架性行动纲领，目的在于推动俄罗斯体制和经济改革进程，巩固和平和安全，避免在欧洲出现新的分界线，实现俄罗斯融入“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中去[55]。
2.该阶段俄罗斯的“大欧洲”战略
1993年4月，俄罗斯在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首次表明要拒绝完全倒向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转而推行“双头鹰”外交战略。1994年2月，叶利钦提出俄罗斯外交要“永远符合俄罗斯大国地位应有的最高标准”，“要结束有缺陷的单方面让步的做法”，要“发展全方位伙伴关系战略”[56]。在这个“全方位的伙伴关系战略”下，俄罗斯积极推进与独联体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不再向美国无限制地让步，同时开始将欧洲和美国一分为二地看，将欧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角色，并希望加入欧洲政治进程，成为欧洲和平秩序的构建者。
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俄罗斯在这个阶段制订的欧洲外交战略目标是，将《新欧洲巴黎宪章》作为欧洲安全合作的政治法律基础，构建一个“不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没有分界线的统一“大欧洲”，形成有效的欧洲安全保障机制，并以此化解北约东扩的影响，维护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57]。
但是俄罗斯理解的“大欧洲”与德国理解的“欧盟”并不相同。它指的是一个延伸至乌拉尔地区的欧洲，是一个全新的欧洲政治领域。它并不认为欧盟能够代表大欧洲的含义，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全面但却松散的框架机制，以增进欧洲国家在经济、文化、人际上的广泛交往，从而建立互信，使俄罗斯在欧洲的“他者”身份得到彻底转变，让欧洲其他国家承认俄罗斯的欧洲地位，以“欧洲”的身份认同，对抗西方价值联合体的认同，以使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在处理欧洲事务，乃至国际事务时，能够站在俄罗斯的一边，形成欧洲同盟。此外，俄罗斯认为，一旦俄罗斯获得欧洲身份的承认，并在欧洲和平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掌握话语权，就能通过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力，使欧洲未来的秩序向俄罗斯有利的一方面发展。这样，俄罗斯就不再是西方国家规则的遵守者，而能够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外交实践上，俄罗斯与德国一样，积极促进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关系。1999年11月18日，俄罗斯在欧安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会议上签署了《欧洲安全宪章》，该文件表示：“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建立自由、民主和更加统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地区的事业”，在“平等伙伴关系基础上”确立以合作为基础的安全纲领原则，这些原则涉及军事、政治、人以及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58]。此外，俄罗斯还谋求与德国、法国建立特殊伙伴关系，于1998年同德法建立了三方首脑会谈机制。
3.小结
综上，在这一阶段，虽然双方出发点并不一致，对欧洲和平秩序的未来设想也大相径庭，但是从这一阶段的政治实践看，德俄双方都积极促进欧盟与俄罗斯的外交联系，强调欧洲的力量，也强调德俄合作在欧洲和平秩序中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欧盟东扩在这一阶段得以顺利进行，德俄双方也都强调欧安组织的重要性，希望欧俄在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的框架下，共同建构欧洲和平秩序。
但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德俄安全关系在欧洲区域的发展也依然存在意见分歧。最主要的表现依然还是对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处理上。从冷战结束后，德国就一直强调中东欧地区对于欧洲和平秩序的重要性，将欧盟东扩视为建立统一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前提，绝不同意俄罗斯将这些国家视为“势力范围”的理念。同时，中东欧国家也对俄罗斯充满戒心，害怕俄罗斯对其领土主权进行侵犯，从而不愿意看到俄罗斯与欧盟走得太近。在独联体中的欧洲国家层面，德国认为，应当将这些国家同样视为欧洲平等的主权国家，它们有权决定是否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而不应当受到俄罗斯的过大影响。相反，俄罗斯在这个阶段，加强了与独联体国家的联系，将以法德为首的西欧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区别对待，在谈到作为平等伙伴共同建构欧洲秩序时，只强调西欧国家和俄罗斯的作用，忽略中东欧国家的意愿，至于独联体中的欧洲国家，则一直被俄罗斯视为俄的同盟国家，而非欧盟的潜在发展对象。
最后，在这个阶段，虽然俄罗斯实行“大欧洲”战略，但这个战略只是其全方位外交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俄罗斯一方面希望融入欧洲，实现其“欧洲身份”，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外交视野绝不仅限于欧洲，对大国和强权的追求深植在俄罗斯政治根源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依然是国际秩序的制订者，而俄美矛盾频现的时候，俄罗斯将欧洲作为外交战略的优先发展方向，但这个优先级是随时可以改变的。因此，随着日后俄罗斯外交的战略利益重点发生转移，俄罗斯就开始不再将维持与欧洲的关系，维持欧洲和平秩序置于国家利益的重要天平上。这时，俄罗斯宁愿打破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也要占领克里米亚的行为，也是自然的结果了。
（三）多边层面：国际格局变化下的欧洲和平秩序及德俄安全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格局依然以“一超多极”为主要特征。但与此同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加强”[59]。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一定挑战，全球化潮流兴起，世界格局面临新的挑战和变化。
如米勒所写的那样，地区和平秩序要受到全球和平秩序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全球和平秩序。在欧洲层面，欧洲和俄罗斯在逐渐崛起。欧美关系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俄美关系更是矛盾频发。面对新的局势，德国和俄罗斯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美国则为了保持其在欧洲的影响力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进程，也影响了德俄安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美国担心在欧洲的影响力被削弱，也担心西欧国家与俄罗斯结盟，从而成为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在这个阶段，美国开始大举推进北约的东进进程。其主要目的在于：一是压缩和限制俄罗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就曾经指出：“俄罗斯的地盘比美国、中国和扩大了的欧洲都大，领土不应当是它的问题”，因此，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徒劳地努力恢复它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地位；二是维持美国在欧洲的主导权。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认为，如果不扩大，“北约将停留在过去，面临失去重要性，甚至解散的危险。我们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将受损，与我们传统盟友的关系将恶化”[60]。
在该思想的指导下，1995年9月，北约发布《北约东扩研究报告》，提出八项加入北约的条件，1996年10月，美国宣布将在1999年吸收第一批新成员，1997年7月8日—9日，在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上，宣布吸收波兰、匈牙利、捷克作为第一批加入北约的新成员国，并在1999年3月12日正式接纳这三国。同样在马德里首脑会议上，北约通过了《北约东扩宣言文本》和《北约—乌克兰特别伙伴关系宪章》这两个重要文件，标志着北约的东扩进程正式开始。
在1999年3月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成为北约新成员国后，奥尔布赖特随即表示：这三个国家是加入北约的第一批新成员，“但并不是最后一批，因为北约的东扩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进程”[61]。由此表明美国对于北约扩大的坚决意愿。
对于北约的东扩，俄罗斯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1995年9月，叶利钦警告美国，“北约东扩可能点燃欧洲的战火”。同年10月，科济列夫也表示，“北约东扩将引发新的冷战”。1996年9月28日，俄罗斯新上任的外长普里马科夫在出席第51届联合国大会时对记者说：“俄罗斯不赞成北约东扩，北约东扩将迫使我们采取对等行动，很可能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一系列条约，其中包括常规武器条约的效率问题。”1997年3月，俄罗斯国家杜马连续两次通过反对北约东扩的文件，文件指出，北约东扩将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现状，从而损害欧洲安全利益，并导致欧洲大陆出现新的分界线和壁垒[62]。1997年12月17日，俄罗斯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其中明确将北约视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
尽管俄罗斯极力抵制北约东扩，但由于俄美之间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巨大差异，俄罗斯事实上无力制止北约东扩的进程，只能尽量设法降低北约东扩带来的地缘政治损失。1997年5月，俄罗斯与北约签订《俄罗斯与北约的基本文件》，本意是希望同北约缓和关系，希望北约不再积极东扩。但实际上，与1994年的《伙伴关系》协议一样，这个文件依然成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安慰剂”，俄罗斯实质上做出了妥协，默认了北约的东扩进程。在这个文件中，美国拒绝了俄罗斯参与决策的意愿，在文件中阐明“不向俄罗斯或者北约任何一方提供否决另一方行动的权力”；针对俄罗斯提出的“北约不得在新扩展的地区部署核武器”的要求，文件只用“北约既无打算、也无计划、更无必要”部署核武器的言论一笔带过，并未做出实质承诺。对于俄罗斯提出的“波罗的海三国是红线，绝不允许北约吸纳该三国”的要求，美国更是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北约将向所有中东欧国家敞开大门”[63]。因此，在这个阶段，俄罗斯依然最终对北约扩大作出妥协，但对于美国毫不在乎俄罗斯的强烈抗议、执意扩大北约的行为，俄罗斯国内反应激烈，并导致了之后俄美矛盾的一再升温。
对于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进程，德国一方面指责俄罗斯，认为俄不应当对北约东扩抱有这么大的戒心，因为“北约的东扩是保证欧洲和平秩序的向东延伸的制度性条件”；但另一方面，为避免过度刺激俄罗斯，德国也主张北约东扩以更温和的方式进行。由于北约的东扩，德国实际上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斡旋者。这从客观上加强了德俄安全关系。
另一方面，这一阶段，德美矛盾也开始显现出来。其主要的分歧在于，面对欧洲和世界局势出现的新变化，跨大西洋同盟应当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及由谁主导这个发展。早在1991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在其所著的《透视新世界》一书中指出，跨大西洋联盟面临一种核心困境：如果不给这一联盟注入一种新的活力，美欧将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64]。因此，摆在欧美双方面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跨大西洋关系建立在一个新的坚实基础上，以面对未来的挑战[65]？1995年12月，欧美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双方签订了《跨大西洋新议程》，确立了双方在更广泛领域展开合作关系；1998年，又签订了《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文件，以促进欧美共同推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这一切都是因为，原本促使欧美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敌人消失，因此，双方都认识到，为了保证欧美关系的继续向前推进，需要寻找新的合作平台。
虽然欧美双方都在努力继续推进跨大西洋关系，但在如何进行合作，尤其在建构欧洲和平秩序的主导权方面，却日渐出现分歧。美国依然想要维持其在欧洲的绝对影响力，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而德国却认为，欧美已经是伙伴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北约在欧洲仍然具有关键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美国人唯命是从。在冷战后欧洲新秩序的问题上，德国也表示，欧盟等欧洲组织应当发挥更多的作用，并大力与法国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和欧洲防务建设[66]。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德美关系的一个拐点，也是德俄关系的一个拐点。美国不顾联合国的决议，悍然发动军事袭击的行为使德国意识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已经到了一个较为严重的程度，这与德国所坚持的欧洲和平秩序观并不一致。施罗德因此强调，对南空袭是一个“例外”，不应成为今后的“惯例”，“作为一条规则，军事干涉必须通过联合国授权”。之后，德国又提出结束科索沃战争的六点计划，赞成回到联合国寻求政治解决途径，有别于美国的立场[67]。
科索沃战争不但显示了德美在处理热点国际事务上不一样的价值取向，也同时凸显了欧洲在安全防务能力上的薄弱。科索沃战争是一个欧洲问题，中途却不得不邀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接手，这让德国认识到，一个欠缺独立军事实力和防务体系的欧盟，面对一个军事实力强大、单边主义倾向严重的美国，是不太可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拥有话语权的。因此，加强欧盟独立防务体系建设大有必要。与此同时，当俄罗斯在战争的最后关头以200余名空降兵占领普里什蒂纳机场，而美国将军克拉克要求英国军队对进驻该机场的俄罗斯部队采取军事行动，从而将欧盟国家推向与俄罗斯军事对抗最前沿的时候，欧盟认识到，美国在关键时候不会顾及欧洲人的安全利益，因此，更是坚定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这一信念[68]。在这一信念作用下，德国更加不愿意跟随美国的意愿去继续遏制、削弱俄罗斯的力量，而是希望与俄罗斯发展合作关系，一方面对美国有一定牵制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重视俄罗斯在欧洲整体和平中的作用。
综上，这一阶段全球格局的变化导致欧洲和平秩序建构中重要的三大角色：欧盟、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俄美矛盾加剧，焦点在于北约东扩；欧美虽然在大方向上保持步伐一致，但在对欧洲和平秩序的发展方向和安全保障途径上出现了分歧。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德俄开始逐渐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