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阶段德俄安全关系分析
（一）国家层面
1.德国的安全利益观
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一直具有极大争议。一部分德国人认为，施罗德的外交政策是他的最大功绩之一，德国提高了自主性，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更大影响力，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决反对美国单边主义和反战态度更是赢得了人民的好感和支持。但另一部分德国人却批评道，这是新时期的“德意志特殊道路”，是值得警醒的。德国保守派历史学家汉斯·彼得·施瓦茨就指出，施罗德政府“在欧盟中搞法德双头领导令欧盟其他成员国反感和生厌；迷信权力政治而立主土耳其加入欧盟，直接导致欧洲宪法条约在法国和荷兰公投中失败，利用欧盟以期建构‘平衡’美国的势力更是可笑而不自量力的。”[102]
作为保守党派的代表，默克尔自然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尤其在2005年施罗德政府下台之后，德国安全处境上确实面临一系列问题：与美国疏远，但美国和北约依然是德国及欧洲安全的最大保护者；极力倡导德法为核心的欧盟一体化建设，但与许多欧盟国家（例如英国、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等）却在安全利益观上渐行渐远；强调建立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却进展缓慢，尤其在欧盟东扩之后，面对更加复杂的内外局势，欧盟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行动力低下、缺乏统一而有力的决策意愿以及制度建构过程中的混乱等问题一再凸显，导致一度出现针对欧盟“民主赤字”的抨击；为了抵制美国单边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大力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相信俄罗斯已经完成体制改革，希望将俄罗斯和欧盟放在平等的位置，共同建构欧洲和平秩序，但事实上，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欧洲政策并不具有像德国一样的延续性，它会随着俄罗斯国内局势和国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普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中，最为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外交策略是融入欧洲，与欧洲建设欧俄一体化，因此与施罗德的欧洲秩序构想不谋而合。但从2005年开始，俄罗斯就调整了这个外交政策方向，德俄矛盾也因此增大了。
因此，默克尔上台之初，就大力调整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方向。虽然德国依然秉持“欧洲统一”和“大西洋伙伴关系”这两个基本要点，并依然强调德俄安全关系的重要性，但在外交实践和优先级上已经有了一系列变化。
①实施“价值观”外交，将“价值基础”放在“利益导向”之前，尤其强调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价值观共同体”，以重构与美合作的战略平台。默克尔时期不再像施罗德政府那样，强调德美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例如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是否严格遵循国际法、尊重他国主权；追求军事力量的强大抑或追求国际机制的完善等），而是更加强调德美在西方国家“普世价值观”上的统一，如民主、人权、自由等。因此，虽然德国依然反战，坚持在国际法的框架下，通过政治途径（多边对话、国际组织的监督与协调等）解决地区纠纷，但也不再与美国针锋相对，尤其不再大张旗鼓地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批评。尤其在2008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德美价值观共同体更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德美关系由冷转热；
②在欧洲政策方面，默克尔首先将德国的欧洲政策与德国的利益政策联系起来。在2005年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她就明确指出：“德国的欧洲政策是一项利益”政策。然而，这里的“利益”与施罗德执政时期主张的“德国利益”有明确的不同。施罗德认为，德国利益的体现，应当表现在，欧盟和欧洲秩序建构的方向应当符合德国的利益，因此，德国应该与法国联手，主导欧盟的发展方向，在欧盟乃至世界上更加体现德国的声音。但默克尔则强调：加强德国与欧洲伙伴的全方位合作，使德国更加融入欧盟，才是最符合德国根本利益的。因此，德国不但应加强与法国的关系，同时也应该加强与其他欧盟国家的关系，促使扩大了的欧盟形成更强的凝聚力；针对有可能加入欧盟的国家，应当严格入盟要求，以免在欧盟内部造成新的分裂。这样的政策是在欧盟制宪条约在法国和荷兰都遭遇失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正由于这一失败，德国政界开始意识到，在欧盟本身还面对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谈及德国的领导地位显然只会加大欧盟内部的矛盾，从而损害德国的利益。因此，在欧盟层面，默克尔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政策。
“欧洲政策是一项利益政策”的另一个意义还在于，德国不再一味为了欧盟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在2005年的《施政声明》中，默克尔政府就已经表示：德国愿意为解决欧盟财政危机作出必要妥协，但是新政府将“全力以赴维护德国的利益，不会接受过分的财政负担，因为我们自己的财政状况和问题不允许这样做”[103]。在欧债危机中，德国贯彻了这个思想。它强调，不应通过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国家慷慨解囊的方式救其他国家于水火，而应在欧洲团结的情况下解决这次危机。在提供援助时，默克尔政府也展现了强硬的一面，提出“只有遵守规则，才能索要援助”，迫使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都接受她的紧缩财政政策，以从根源上杜绝债务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
③在北约政策上，默克尔政府比施罗德政府更加强调北约的作用，称北约是保护欧洲安全层面上的“基石”。2006年德国发布的《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明确指出，北约盟友关系将继续作为德国未来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基石，“它构成了两个大陆联系的纽带，它为维护和重建和平提供综合的政治和军事手段。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北约盟国，德国将无法应对安全上所面临的全球挑战。欧洲安全的根本问题只能通过美欧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是如此。”[104]2010年10月，在默克尔与时任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会晤时，她重申北约是跨大西洋安全的支柱，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准备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而在2010年11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北约里斯本峰会上，她强调，无论是基于对现存危险的分析，还是基于同盟对这些威胁作出的反应，北约均驶入了21世纪[105]。
此外，为适应北约的需要，联邦国防军开始逐渐向“积极和多层面参与行动”的方向发展，默克尔任总理后，2006年《国防白皮书》建议把德军维和部队增加到1.4万人。这一“姿态”被认为是：德国虽有自主需求，但主要是美国施加影响的结果[106]。
同时，默克尔政府也希望通过德国和欧洲的力量促使北约组织作出变革。首先，她希望北约不仅仅作为一个军事联盟，而应成为维系跨大西洋两岸盟友的广泛政治纽带。虽然在默克尔任下，德国防军更为配合北约的要求，但从行动目标、行动手段和行动后果来看，德国更多只在人道援助、战后重建、集体安全行动和危机管理上作出反应，对单纯军事干预行为敬而远之。冷战后德军所参与的北约军事实践表明，美欧之间军事技术和进行现代战争能力的差距是北约危机反应和联合行动的“软肋”。“欧洲以外的世界已非常清楚地看到：欧洲大国，无论是单独的国家还是欧洲整体，对于在欧洲大陆以外冲突地区动用决定性军事力量的能力和意愿，都是微乎其微而不足以依赖的”[107]。
这种“微乎其微”的能力和意愿，导致默克尔在前后三次担任总理后发布的施政纲领中，都强调北约不应仅是一个集体防御和集体安全的组织，还应是一个处理军事、民事、政治等事务的综合平台[108]。秉持这个宗旨，2011年3月1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表决中，德国投了弃权票，与其北约盟友背道而驰，并且没有参与同年3月19日，由法国、英国和美国领导的“奥德赛黎明”行动。对于这一决定，时任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彼得·维特希解释说：“德国完全支持经济制裁，但是，作出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定常常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看到了巨大风险。德国将不会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为这样一场军事行动作贡献。”而当时的德国国防部长德迈齐埃则表示：“虽然心（对军事行动）在说‘是’，但冷静下来的头脑说：随它去。”[109]事后，为了弥合这个决定对德国和北约盟友之间造成的分歧，默克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主动示好，例如加强德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投入以减轻北约负担，但无论如何，这次事件充分显示了德国在处理国际危机事件时，与美国为首的北约之间存在的手段上的差异。
④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上，默克尔虽然继续强调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但这一时期，默克尔政府的工作重点主要倾向于加强欧盟的合法地位、增强欧盟国家的团结合作、主张欧盟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德国加强与各方协调，尽力协调各方的观点立场[110]。并认为，欧盟的优势在于危机管制与调控，而非军事力量。欧盟在安全领域发展自主行动能力是对北约的补充，而不是替代[111]。
⑤在对美和对俄政策上，默克尔明显亲美疏俄。这与默克尔本人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施罗德时期对美政策强硬、新政府需要修补德美关系的现实要求有关，也与欧洲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俄罗斯对外战略调整有关。因此，2006年1月，在默克尔正式上台后不久，她便出访华盛顿，对布什承诺维持德美两国在跨大西洋同盟中的坚强“友谊”[112]。但与此同时，默克尔的务实作风使她在调整对美和对俄关系时并不反应过度。对美国，她就布什总统对她的公开褒扬与热情接待保持冷静，没有回避双边关系中的分歧如关塔那摩监狱问题；对俄罗斯，她一方面针对敏感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理解俄罗斯的特殊国情[113]。但总体而言，她认为美国与德国具有同一价值观，是值得信赖的，但俄罗斯“只是伙伴，而非朋友”[114]。
2.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观
2004年的别斯兰事件和同年底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是普京外交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首先，在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发生了别斯兰人质事件。在俄罗斯看来，这无疑是一场车臣分裂分子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动，是应当受到国际谴责、并对之采取严厉行动的。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方面谴责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却敦促俄罗斯不要使用武力，而与车臣分裂分子进行谈判。这引发了普京的极度不满，并认为西方国家的所谓价值观不过是双重标准，是意图干扰俄罗斯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115]。
2003—2004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分别发生“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并在美国的干预下，最终均由亲美派上台执政，并立刻开始执行亲美去俄的外交政策，导致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普京本人和俄罗斯政府在不同场合表述了对推进民主和国家繁荣与稳定的不同理解，这些思想后来被概括为普京的“主权民主”思想[116]，即对内加强国家对民间组织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对外则反对西方国家借用“民主”侵犯俄罗斯主权[117]。
随着欧洲反导体系的部署、北约持续东扩、俄格战争等事件的发生，俄美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分歧一再凸显，也刺激了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思想继续发酵。这在俄罗斯的对内政策上表现为不再依照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对国内政权进行改革，而是努力发展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国家制度；对外则表现为强调俄罗斯大国地位，谋求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力图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力量，以在国际秩序中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俄罗斯内外政策变化不仅与俄罗斯外部地缘环境的恶化有关，也与俄罗斯本身国力的逐渐强大有关。普京执政的几年间，俄罗斯经济有了持续、快速的增长。1999—2007年，俄罗斯GDP年均增长6.9%，大大超过世界经济4.7%的平均增长速度。2007年名义GDP规模达到1.25万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十位。人均GDP从2003年的3000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9000多美元。2000—2007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两倍[118]。
经济上的腾飞增强了俄罗斯的民族自信，也使俄罗斯国内爱国情绪和强国意识达到冷战后的顶峰。俄罗斯社会在思想上达到了冷战后的空前统一。在2007年3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概论》中，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大大增强。强大而且更加自信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积极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俄罗斯不应当仅仅局限在落实国际社会的发展日程方面，而应该同时制订和形成这一日程。”“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国回到了世界舞台上”。2007年12月31日，普京又在发表新年贺词时表示：“坚信俄罗斯人民已经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通向成功的道路。”[119]
在国内外形势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普京的外交政策风格日趋强硬。他不再推行全盘西化的民主制度改革，也不再简单地把俄罗斯定位为欧洲国家。他重提“多极化”世界格局，认为应当重建全球安全结构，在这个结构下，不应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和核心，而应兼顾国际上各个主权国家的利益平衡。因此，俄罗斯不再满足于仅仅寻求俄欧一体化，而是积极参与国际热点事务，表达俄罗斯独立的外交态度，联合其他新兴国家和新兴集团，试图与美国、西方国家分庭抗礼，在G8和G20组织中，不再愿意仅仅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而是越来越多地表达出俄罗斯的秩序意见。
在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主权民主”思想有所削弱，这是梅德韦杰夫的个人执政风格所致。他更强调民主的“普世性”。在2010年9月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国际政治论坛上，梅德韦杰夫指出，“我们认为，联合国千年声明中所宣布的‘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并确保所有国际公认的人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具有实际意义。……与人权一样，民主标准也应该是国际公认的。”[120]他同时承认，俄罗斯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必须继续渐进式发展路径。但与此同时，他认为，发展民主的先决条件应当是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生活富裕，而不应当为了民主的梦想放弃俄罗斯切实的国家利益。
梅德韦杰夫的上述观点使他一度获得西方国家“政治精英”的极大好感。但一方面，梅德韦杰夫事实上依然强调俄罗斯利益位于民主目标之上，并依然将俄罗斯定位为世界性大国，极力维护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政权结构特点，俄罗斯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不可能忽视普京的影响。因此，在对外政策上，梅德韦杰夫作风依然强硬。尤其在2008年8月，格鲁吉亚企图收复南奥塞梯地区时，俄罗斯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果断出兵，并打败格鲁吉亚，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的独立，且与之建交。
综上，在这一阶段，由于俄罗斯国力提升，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却一再恶化，导致俄罗斯重提“多极化”世界思路，认为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因此也要求获得相应的秩序建构权力。俄罗斯不再简单将自己界定为欧洲国家，也不再将主要视野定于欧洲层面，而是以俄罗斯和环绕俄罗斯的独联体国家为外交政策核心，向全世界范围辐射俄罗斯的影响力。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俄罗斯对欧洲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也不再热心与欧洲国家一起建构欧洲和平秩序，而是将视线转向全球，将欧洲作为俄罗斯全球战略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对外政策的优先级上依然处于较前位置，但更多时候，都不值得俄罗斯牺牲国家或者其他区域的利益，以与欧洲国家达成妥协。俄罗斯的这种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无疑为后来的乌克兰危机埋下了种子。克里米亚的归属对于俄罗斯是否能够实现欧亚帝国的梦想有着决定性作用，在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天平上早已位列于实现欧俄一体化、欧俄共同发展、共同建构欧洲秩序之上，因此，俄罗斯悍然撼动欧洲和平秩序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二）区域层面：欧盟的持续东扩和俄罗斯的欧洲政策变化
这一阶段，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同时也是平静期。在2005年欧盟一口气吸纳了新入盟的10个国家之后，欧盟原有的制度和理念从内部受到了挑战。因此，德国采取了更务实的欧洲政策，重点置于改革欧盟机制，协调欧盟内部关系，促进欧盟在对外政策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在欧盟的安全政策上，则更加依赖北约，将欧盟共同安全政策作为北约的补充。在欧盟的对外政策上，则强调欧盟与外部国家发展全方位的友好关系，无论是欧美关系、还是欧俄关系，在这个阶段都在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相对而言，欧美关系发展更为迅速，欧俄关系则由于能源纠纷、反导系统、北约东扩等问题而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总体而言，双方都秉持务实的外交风格，求同存异，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继续发展合作关系，从客观上对欧洲和平秩序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俄罗斯也同样认为，与欧盟扩大合作是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这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经济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俄罗斯外部环境的稳定。因此，2005年5月30日，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了四个空间协议。但与此同时，在欧盟提出的先决条件面前，坚持本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如对《欧盟能源宪章》的政策[121]。
在欧洲层面，这个时期对德俄安全关系和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提出严重挑战的，是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战略，并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弹。这在本文第六章“案例分析”中有具体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2005—2013年间，德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将国家安全重点放在欧洲。这是因为，双方都认为欧洲区域内的和平状况已经趋于稳定，对两国的直接安全威胁也相对较低。相反，全球格局的变动、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兴起、世界其他热点地区的动荡不安、失败国家对全球秩序造成的不利影响、金融和经济危机等对国家安全提出了非传统挑战，两国安全观也随之变化了。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德国采取了安全上依靠北约、政治和经济上整固欧盟、外交实践上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作用的做法，希望通过打造以欧洲和平秩序为样本的世界秩序，从而继续获得在世界政治上的话语权，保障德国在新世界格局中的国家利益。而俄罗斯则采取了强国战略，加强俄罗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希望以独立自主的形象参与国际事务，像美国一样，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来建构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全球秩序。在区域政策上，则表现为不再积极参与明显已经不可能取得主要话语权的欧洲事务，而将视野向东扩展，希望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联盟。
尽管双方都认为欧洲和平和欧洲秩序已经稳定，但这是建立在欧盟现有的机制不再向东扩张的前提之下的。因为欧盟一旦再向东扩，把乌克兰也吸纳入内，就将影响俄罗斯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从而影响俄罗斯以欧亚联盟主导国的身份在世界上获得强大而独立的国际地位，这违背了俄罗斯的区域构想和全球构想。但从德国角度而言，欧盟的扩大是一种“机制的要求”，是“欧洲统一”的要求，是统一之初就定下来的欧洲和平秩序的要求。一时的务实政策不代表德国对于欧洲统一和平秩序的理想就此消失。而对于经历了欧债危机之后，实质上已经成为欧盟领导国家、希望在全球承担更多责任、推行“积极有为”外交政策的德国来说，欧盟再次扩大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多边层面
1.国际格局的新变化
这个阶段，国际格局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美国的单边主义政治已经不再适用。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兴力量的逐渐涌现和强大，另一方面是随着全球化和全球性危机的兴起，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上，美国都无法自行其是，而需要其他国家的配合。
（2）国际冲突频发，恐怖主义兴起，世界安全受到新型危机的挑战。“先发制人”的打击手段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政策，在没有后续有力的政府接任这些国家的情况下，打败极权国家只会导致失败国家和失败政权的出现，从而更加滋生恐怖主义。如何有效防范恐怖主义的进攻，平稳区域局势，是摆在所有国家前的一个重要命题。
（3）新兴国家力量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从不同层面提出挑战。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是这些新兴国家的共同特征，这也使国际秩序的走向更加扑朔迷离。
（4）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难民危机、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等非传统危险出现，对各国的传统安全观提出挑战。在面对这些新型危机时，国家原有的传统安全手段似乎不再适用。在如何应对这些危机上，各国都还处于摸索的阶段。
2.德俄的共同利益
面对这些新形势，德国和俄罗斯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少矛盾和纠纷。其中，共同利益主要在于：
（1）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应对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等方面，德俄需要共同合作。
（2）在国际格局的建构层面，德国需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也需要欧盟的支持。德国承认俄罗斯作为世界一极的身份，俄罗斯也尊重欧盟的影响力；都认为处理国际事务时，不能缺少对方的参与。例如在巴以冲突、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热点事件中，尽管双方意见并不完全统一，但都承认对方的作用。
（3）正由于国际事务的纷繁复杂，德俄都需要欧洲的持续稳定。因此，共同维持欧洲和平，是双方都希望看到的。此外，德国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俄罗斯也重视德国的市场。
3.德俄之间的矛盾
但双方也有许多矛盾：
（1）对涉及某一方利益的国际热点问题处理上，双方经常持相反的观点。例如格鲁吉亚战争中，德国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作为，俄罗斯则认为西方国家采取双重标准，根本不是真正的民主。
（2）两国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上的优先级并不一致。对于德国来说，传统安全威胁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处理新型危机是重中之重。德国尤其重视消除经济危机根源、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对失败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对落后国家施行发展政策援助等。通过这些外交政策，德国也同时确保了外交理念和政策上的独立性，从而通过价值观和机制建设上的优越性在国际上保持德国的话语权。而俄罗斯虽然对这些方面也有一定重视，但却更加重视安全政策的传统领域，即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保持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希望通过国家实力影响国际秩序的建构方向。因此，当德国的优先利益与俄罗斯的优先利益有所碰撞时，德俄的矛盾就爆发了。乌克兰事件便是实例。
（3）德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建构者之一，俄罗斯作为现有国际秩序者的挑战者之一，在如何建构新国际秩序上观点必然有冲突之处。因此，德国一些学者将俄罗斯的外交政治称为“修正主义”，认为俄罗斯将对现有国际秩序发起冲击，其目的在于建构符合俄罗斯利益的新国际秩序。这也体现在欧洲和平秩序上。德国希望维持现有的欧洲和平秩序，加以完善，并继续向东扩张，但俄罗斯希望在欧亚地带建立不同于欧盟，甚至可以与欧盟分庭抗礼的新秩序。乌克兰危机正是这两个秩序的中间点，因此，克里米亚问题导致德国意识到，一旦俄罗斯不改变目前的国家利益观，那么旧有的欧洲和平秩序就很难再扩大范围。因此，是设法说服俄罗斯放弃现有观念，重新同意在全欧范围内建构原有欧洲和平秩序，还是承认欧洲已经重新分裂，在乌克兰以西的范围内继续纵深发展现有欧洲和平秩序，并尝试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达成和解，是摆在德国和欧盟前的关键问题。
【注释】
[1]德国在冷战刚刚结束时希望发展欧安组织，俄罗斯则希望北约和华约一起解散，建立“欧洲大厦”。［参见：左凤荣，（2009），欧洲安全新构想能否成为现实，《解放军报》，12月6日，第004版。］
[2]熊炜，（2008），《统一以后的德国外交政策（1990—200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24。
[3]Gesetz zu dem Vertrag vom 9.November 1990 über gute Nachbarschaft，Partnerschaft und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Union der Sozialistischen Sowjetrepubliken.Retrieved April 12，2017，from http：//www.aussiedlerbeauftragter.de/SharedDocs/Downloads/AUSB/DE/Russland/minderheit—udssr—nachbarschaftsvertrag.pdf？__blob=publicationFile
[4]高德平，（1992），统一德国与东欧与独联体各国的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第4期，78—84。(https://www.daowen.com)
[5]刘毅政，（1993），《叶利钦其人其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82。
[6]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1。
[7]高德平，（1992），统一德国与东欧与独联体各国的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第4期，78—84。
[8]Rühe，V.Die NATO als Fundament der Sicherheitsstruktur der Zukunft，Retrieved April 12，2017，from http：//www.glasnost.de/militaer/bund/93redruehe.html
[9]闫俊屹，（2015），冷战后德国外交政策探微，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8。
[10]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99。
[11]同上，110。
[12]同上，111。
[13]Stoltenberg，G.Zukünftige Gestaltung Europäischer Sicherheitspolitik，Retrieved April 12，2017，from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1990—1999/1990/92—90_Stoltenberg.html
[14]俄罗斯方面也认可这种说法。盖达尔就曾经说：“从西方这次援助计划的规模和国际意义的角度看，此计划可与马歇尔计划相媲美，它为俄罗斯经济振兴铺平了道路。”参见：学刚&姜毅，（2001），《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1。
[15]汉斯·昆德纳尼（著），罗湘衡（译），（2014），统一以来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概念，《太平洋学报》，第22卷第7期，20。
[16]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8。
[17]同上，59。
[18]同上，126。
[19]郑羽，（2006），《既非盟友，也非敌人——苏联解体后的俄美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96。
[20]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7。
[21]同上，109。
[22]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3。
[23]Deutschland，Frankreich und Polen in der Verantwortung für Europas Zukunft-Erklärung der Außenminister in Weimar.Retrieved May 16，2016，from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1990—1999/1991/92—91_—_1.html
[24]罗英杰，（2009），《利益与矛盾——冷战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7。
[25]“包袱”言论参见：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38。
[26]同上，179。
[27]Kinkel，K.Chance für Freiheit，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in Russland-Rede von Bundesaußenminister Dr.Kinkel in Bonn，Retrieved May 15，2016，from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1990—1999/1994/14—94_Kinkel.html
[28]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1。
[29]同上，93。
[30]王军，（2006），《朋友还是对手——冷战后的欧美关系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74—75。
[31]方连庆等，（2006），《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784。
[32]同上，785。
[33]转引自：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5。
[34]参见：顾关福，（2008），《战后国际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67—269。
[35]Rühe，V.Agenda einer neuen Friedensordnung für Europa.Retrieved March 2，2016，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1990—1999/1995/32—95_Rühe.html
[36]左凤荣，（2014），《俄罗斯：走向新型现代化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336。
[37]转引自：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41。
[38]罗英杰，（2009），《利益与矛盾——冷战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
[39]Herzog，R.Kulturdialog als neue Dimension einer Außenpolitik der Zukunft.Retrieved March 2，2016，from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1990—1999/1999/23—99_Herzog.html
[40]罗英杰，（2009），《利益与矛盾——冷战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
[41]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74—175。
[42]Weißbuch zur Sicherheits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94，48.
[43]Rühe，V.Agenda einer neuen Friedensordnung für Europa.Retrieved March 2，2016，from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1990—1999/1995/32—95_Rübe.html
[44]同上。
[45]Weißbuch zur Sicherheits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94.54.
[46]陈宪良，（2014），《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41。
[47]同上，336—337。
[48]同上，191。
[49]同上，158。
[50]陆齐华，（2001），《俄罗斯与欧洲安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91。
[51]Vgl.Volker Rühe：Agenda einer neuen Friedensordnung für Europa，unter：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1990—1999/1995/32—95_Rühe.html，24.0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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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王军，（2006），《朋友还是对手——冷战后的欧美关系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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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同上。
[98]顾俊礼，（2003），施罗德执政以来德美关系何以矛盾迭起，《和平与发展》，第2期，49。
[99]郑羽&蒋明君编，（2008），《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08）外交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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