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阶段德俄安全关系分析
（一）国家层面
1.德国的安全利益观
本阶段的德国安全利益观与上一阶段的既有延续性，也有一定变化。其中，延续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德国的自主意识继续增强，希望在国际事务，尤其在欧洲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为了适应新安全环境的需要，德国国防部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于2003年5月发布了新的《防务政策指针》，允许德国参与北约国家防区以外的行动[74]。与此同时，更强调欧盟统一行动的重要性，继续促进欧盟形成相对独立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自从2001年的《尼斯条约》第一次提及军事合作，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机制逐渐开始出现突破。“9·11”事件后，欧盟于2004年6月制订的《反恐行动计划》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2010年总体目标》标志着不断发展过程中规则的完善及任务的制定。为了整合各成员国的力量，2001年底发起的能力行动计划（ECAP）、2002年底和北约达成的军事资源共享协议、2004年7月成立的欧洲防务局（EDA）和同年提出的战斗群概念，使得欧盟到2007年初已经达到能够同时具有投放两场不关联战争的快速反应能力。在上述过程中，虽然德国比起法国来，并不是最积极的政策推进者，但德国也同样试图借助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从属地位，提高双边关系中德国的地位，并争取以欧盟领导国的身份与美国平等对话[75]。与此同时，德国还对北约的存在提出质疑。2005年2月11日至13日，第41届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上，施罗德提出新的安全理念和安全政策建议。他表示，随着战略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改变，欧洲不必担心再受军事进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也不再具有安全政策的优先性。北约不再是跨大西洋伙伴磋商和协调其战略设想的首要场所，必须改革北约[76]。
第二，认为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重点依然应当放在促进欧盟内部的团结、维持中东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与俄罗斯保持积极的合作关系基础上。在2006年颁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欧盟是德国与其他各成员国的政治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保证。德国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巩固和发展欧洲团结和欧盟对东欧、南高加索、中亚和地中海地区国家积极的睦邻政策来加强欧洲地区的稳定形势。同样重要的是发展和加强与俄罗斯的长期和有活力的伙伴关系。”[77]与此同时，施罗德政府尤其强调“欧洲人决定欧洲事”的理念，认为应加强欧盟与俄罗斯交流的桥梁，在欧俄磋商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欧洲和平秩序。
第三，继续贯彻德国一贯秉持的多边化外交思路。强调通过超国家组织（如联合国、欧盟、北约、欧安组织）和多边对话机制解决国际问题和欧洲问题。坚决反对军事手段的使用，进一步要求削减全球常规军备和核武器的储备。认为应当进一步敦促各国遵守已有的国际规范和行为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国际冲突。尤其在欧洲和平秩序建构层面，施罗德政府强调，坚决不能使用武力手段，应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此，施罗德政府时期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德美关系因此陷入冷战后的谷底。
德国安全利益观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变化在于：
第一，在全球化浪潮兴起、国际格局朝着多极趋势发展的背景下，德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寻求自己的位置，希望在全球秩序建构中承担更大责任，成为世界政治规则的制定者，并开诚布公地谈到德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但与此同时，德国依然受到克制文化的影响，因此，更多地希望在欧盟的框架下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欧盟增强其政治影响力与外交和安全方面上的行动能力，并且在德法的领导下更加团结，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也要求德国处理好与世界其他几极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从地缘位置、历史渊源上都与德国具有特殊关系的俄罗斯，对于德国实施巩固欧洲和平秩序，从而参与建构全球秩序的外交政策更是有重要意义。
第二，面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兴起、气候变暖、跨境犯罪等新型安全威胁，德国政府意识到，对于欧洲和平秩序中“和平”的定义应当适当放宽。“和平”不仅仅只指国与国之间不再发生战争，而同样应该表示，欧洲国家和人民能够在安全、稳定、富足的环境中生存。这就要求德国从各个层面保障欧洲的这些安全利益。因此，德国一方面加强对欧洲危机管理和冲突防御机构的建设，另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讨论和研究如何反恐、环保和打击跨境犯罪。在这个过程中，德国既重视欧盟和美国的作用，同时也非常重视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大国的作用。在反恐、伊拉克战争等热点问题上，德俄法在这个阶段结成了同盟，采取一致立场，从客观上对欧洲整体和平秩序的建构有积极的作用。
2.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观
2000年3月27日，普京正式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基本继承了叶利钦后期的对外政策，并在2000年6月28日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强调俄罗斯外交政策应注重“平衡性”。这意味着，在进入21世纪之后，俄罗斯明确表明希望恢复强国地位，与世界经济实现一体化、展开东西方平衡的多向外交以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78]。这成为俄罗斯该阶段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阶段，俄罗斯开始认识到，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实践，俄罗斯有在世界和欧洲被边缘化、成为“二流国家”的趋势，这在全球化浪潮背景下是非常危险的处境。因此，俄罗斯“政治精英”强调，应当尽快发展俄罗斯经济，加强俄罗斯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成为国际主流组织和机构的成员，从而重回世界主流国家行列。在2001—2004年的四份《国情咨文》中，普京多次强调，“我们有责任吸收新的能量加入我们与欧洲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牢牢占有一席之地”，“如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如果与外部世界隔绝，都不能顺利发展。相反，成功总是伴随着那些有意识地、和谐地、快速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79]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外交上，俄罗斯在这个阶段的政策重点在于，确保俄罗斯周边环境的稳定和安全，使俄罗斯能够心无旁骛地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执行“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的方针，特别是同那些俄罗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家和地区”[80]。
普京政府同时采用务实的方针贯彻上述外交理念。因此，在这个阶段，俄罗斯非常重视同欧盟和欧洲重要国家的友好关系，认为俄罗斯首先应当“融入欧洲”，才能“融入世界”。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普京更是强调欧洲的安全为先，以保证俄罗斯周边环境的稳定。因此，对于欧盟的大规模东扩，普京本人于2004年6月1日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这为俄罗斯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欧盟东扩，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互相接近，而且是经济和精神层面上的。我认为，这不仅是俄罗斯经济，也是整个欧洲经济取得成功的前提。这意味着新市场和新投资的出现。总之，未来的大欧洲将会面临新的机遇。”[81]
因此，普京的第一个任期中，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核心在于：以发展俄罗斯经济为核心，希望通过振兴俄罗斯经济重回强国行列，尽快与西方国家缩小差距；秉持务实的外交风格，搁置与西方国家的争议，与其建立伙伴关系，加大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将与欧洲的关系放在重要的位置，认为实现欧洲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实现俄罗斯进入主流国家行列的第一步。
尽管从2005年开始，尤其是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过后，普京的外交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主权民主”思想，在外交风格上日趋强硬，并于2006年拒绝在《欧洲能源宪章》上签字。但俄罗斯同欧洲和德国的关系并没有产生本质改变，因为俄罗斯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并没完全改善，因此，获得欧洲的支持，以继续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实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是俄罗斯更为重要的利益所在。
综上，德俄双方的国家利益有重合之处，尤其在欧洲区域层面，双方都强调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的重要性。因此，这个阶段，德俄双边关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国也在建构欧洲和平秩序上共同付出了许多努力。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俄罗斯并未放弃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在强调“融入欧洲”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通过欧洲一体化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和稳定的外部环境，以最终实现俄罗斯重归强国行列的愿望。这与德国对欧洲和平秩序的构想还是大不相同的：德国希望在欧盟的主导下巩固欧洲和平秩序，并最终在欧洲和平秩序的模板上建构世界和平秩序。
（二）区域层面：欧盟为主导的和平秩序建构和“融入欧洲”战略
1.施罗德政府：欧盟为主导的欧洲和平秩序建构
施罗德政府上台后，更加强调德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也强调欧盟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事实上，施罗德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在1997年有关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文件中，就已经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欧盟政策。其要点包括：德国不可能脱离欧盟自我发展，应奉行积极的欧盟政策；德国应在欧盟建设中发挥特殊作用；在欧洲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应维护社会民主党主张的社会模式；必须在中东欧国家推广民主，建立和平结构，确保德国和西方盟国的外部安全；欧盟东扩符合德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欧盟应该向有行动能力的政治联盟发展，包括建立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82]。在2001年4月，经过三年的政治实践，红绿联盟出台了更加完整的纲领性文件《对欧洲承担责任》，在这份文件中，施罗德政府强调，应“使欧洲承担起自己的国际责任，促进欧洲统一，促进欧盟深化改革，构筑欧洲未来的民主形态”[83]。
从施罗德政府上台后的重要文件和言论中可以看出，新政府的欧洲和平秩序建构理念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既有连续性，也有一定变化。延续性表现在，德国政府坚持的欧洲和平秩序基本原则并没有变，依然以民主、人权、法治建设为欧洲和平秩序的内核；以实现欧洲整体和平，从而保证德国外部环境的稳定为最高目的；将中东欧地区视为欧洲和平秩序建构中最关键的区域，并认为只有实现真正的欧洲统一才能最终解决该地区的冲突和矛盾。
其变化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建构欧洲和平秩序时，施罗德政府已经逐渐采取更务实、更强调德国利益的思路。尽管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最终实现欧洲统一和欧洲和平依然是德国外交政策天平上最重的砝码，但施罗德政府中的“政治精英”绝大部分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因此不像前任一样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实施欧洲政策时更敢于强调德国利益，希望按照德国的构想建构欧洲新秩序。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多次重申，德国在欧洲问题上的立场应当是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出于某种道义上的责任[84]。因此，德国敦促欧盟在1999年前通过《财政改革方案》，强调要加强成员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协调，保证就业充足和社会公正。力求欧盟财政开支和成员国摊款合理，继续要求欧盟调整德国的摊款额，逐步削减30%[85]。在推动欧盟扩大方面，更是一如既往地要求东扩优先，暂缓南扩，这符合德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此外，德国在这个阶段一方面继续强调德法作为发动机的作用，另一方面积极改善德英关系，以增加德国在欧盟中实质上的影响力，确保其在欧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第二，在建构欧洲和平秩序的主导权上，德国比以往更加强调欧盟的作用，希望以此弱化北约在欧洲的影响。针对欧盟内部出现的不同声音，尤其是新入盟国家在安全政策上向美国，而非欧盟靠拢的倾向，施罗德深感不安。尤其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让施罗德政府感受到了欧盟在安全防卫能力上的软弱，因此，加强欧盟防卫能力建设，同时逐渐降低北约在欧洲事务中的掌控力，是这一阶段施罗德政府的欧盟政策重点。
第三，在建构欧洲和平秩序的手段上，德国不再一味地排斥使用武力，在有限的范围内、适度地派兵参加有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和维和行动。早在1994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裁定，“防卫”不限于德国国境，也包括制止国际间的纷争与危机，德国国防军可在联合国与北约的框架内参加海外军事行动[86]。但即使如此，由于德国国内主流和平主义民意的抵触，直到2001年，德国国防军才跟随美国出兵阿富汗，施罗德政府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一定程度上导致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德国政府采取了坚决反战态度。
2.普京第一任期的“融入欧洲”战略
普京上台后，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大欧洲”战略，逐渐形成了“融入欧洲”的外交政策理念。这一方面是俄罗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作出的现实选择，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与欧洲的一体化，建立共同的经济、安全、文化空间[87]；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普京政府对俄罗斯“欧洲属性”的认同。在普京看来，俄罗斯虽然地跨欧亚大陆，但“从文明的角度看，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欧洲文明的国家”[88]。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对于营造俄罗斯外部和平环境，使俄罗斯能够心无旁骛地发展国内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普京执政期间，一直将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摆在仅次于独联体的重要位置。
在“融入欧洲”的思想指引下，作为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政治经济行为体——欧盟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在外交实践中，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努力与欧盟保持良好关系，希望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政治、文化空间。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他强调，“我们将更继续积极地做欧盟的工作，以便形成统一的经济空间。”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他则将与欧洲的一体化扩大到经济以外的领域：“我国外交的重要方面是与欧洲广泛接近和切实地融入欧洲……要活跃双边关系，与欧盟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参与欧洲委员会的工作。”[89]
因此，俄罗斯发展与欧盟关系的重要原因包括：（1）通过与欧盟在经济上保持良好关系，充分获取欧盟的资金、技术等方面帮助，从而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提供外部动力。此外，吸取欧盟国家成功经验，尽快使俄罗斯完成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进入欧洲乃至世界主流经济体系。（2）通过将自己摆在与欧盟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地位，确保俄罗斯依然是一个欧洲大国。普京政府务实地认识到，20世纪俄罗斯追求与美国获得平等地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首先应当使俄罗斯巩固其欧洲大国的地位，在欧洲事务上保证一定话语权，再图谋国际地位的提升。因此，避免在欧洲被孤立、被边缘化，积极参与欧洲和平秩序的建设，树立一个与欧盟平起平坐的欧洲建构伙伴形象，有利于俄罗斯的政治利益的实现。（3）在欧盟力量上升，欧盟与美国在欧洲事务主导权上出现竞争的时期，站在欧盟一边，利用美国对俄罗斯的戒心加深美国对欧盟的疑虑，分化欧美关系，使欧洲秩序中的几大势力趋于平衡。
因此，俄罗斯开始加强与欧盟的战略合作。2005年5月10日，在俄欧莫斯科首脑峰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俄欧四个统一空间“路线图”的一揽子文件，俄欧伙伴关系得到全面提升[90]。俄罗斯还推动建立“欧洲统一经济空间”，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并加大俄罗斯经济改革力度，终于在2002年5月被欧盟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并在2005年5月21日签署了关于欧盟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91]。在安全层面上，俄欧也展开密切对话，对话内容涵盖欧洲独立防务、反恐、巴尔干地区、中东局势等欧洲乃至全球热点问题。尤其在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俄罗斯与德法保持高度一致，共同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成为欧洲安全层面俄欧共同声音的代表性行动。
综上，在这个阶段，德俄殊途同归地积极加强了对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双方都同意，应当以欧洲的力量主导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也都承认俄罗斯在欧洲和平秩序中的平等地位。为了实现欧洲共同战略空间、增强俄欧之间的利益交织、同时初步作出俄欧安全共同体的尝试，双方加强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德国承认俄罗斯的欧洲身份、民主地位和市场经济状况，俄罗斯则承认欧盟作为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的重要地位，并积极支持欧盟东扩。双方都希望通过“靠近”来求合作、求共同发展，也都希望削弱北约在欧洲秩序建构中的话语权。
但好景不长，俄欧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导致双方经常小有龃龉，例如2003年俄罗斯在签署《京都议定书》过程中反复的态度，以及双方在车臣问题上针对人权状况的争执。到了2006年，随着欧盟持续东扩、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新入盟的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传统矛盾凸显等，俄罗斯的“融入欧洲”战略未能持续。
（三）多边层面：恐怖主义的出现和美国继续实施单边主义
随着欧盟力量的上升、俄欧关系的接近、国际新兴力量的兴起，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在欧洲区域，则体现为欧洲与美国在欧洲秩序建构过程中对主导权的争夺上。这其中包括：欧洲热点事务上美国单边主义与欧洲多边主义之争；美国“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打击理念与欧洲“多边政治磋商、危机控制和有效裁军”的和平解决模式之争以及对俄战略之争等。这些争论又进而导致“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分界线出现，使欧洲和平秩序在原苏联国家地区产生了新的裂痕。美国的单边主义作为、北约在2002年开始的第二轮东扩，对在科索沃战争中已经陷入低谷的俄美关系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使欧美俄之间的矛盾有所缓解。一方面，恐怖主义的袭击使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形成的冲击性挑战，也因此纷纷将国际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在欧洲的层面上，则体现在原本明争暗斗的三大势力即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开始掉转枪头，一致对外。借助共同反恐平台，欧俄关系继续升温，俄美关系趋于好转，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也因此得到巩固。
在这种背景下，2001年9月12日，德国与其他盟友一起，启动了北约第5条款，为军事援助美国铺平了道路。2001年10月7日的阿富汗战争中，德国为配合美国“反恐”的需要，首次派出国防军，将近万名士兵部署到国外，在北约的领导下直接参与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军事打击行动。同时，为了适应新安全环境的需要，德国国防部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于2003年5月发布了新的“防务政策指针”，允许德国参与北约国家防区以外的行动[92]。俄罗斯则通过情报支持、提供武器援助、对美军进入中亚地区大开绿灯等举动支持美国为首的反恐军事行动。欧、美、俄三方面在共同反恐的框架下，结成反恐伙伴关系，从而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暂时的相互谅解。
但是，在阿富汗战争后期，德美俄之间的矛盾再一次凸显出来。“9·11”事件之后，美国逐渐调整安全利益天平上的优先级，传统西欧地区的重要性降低，中东欧、中亚和中东地区逐渐成为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战略重点。在阿富汗战争获胜之后，美国没有进一步在多边磋商机制框架下寻求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通过政治和危机管理途径对抗恐怖主义，而是将自己视为反恐行动中的领导人，继续使用强硬军事手段，希望通过“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打击方式，乘胜追击，将恐怖主义的苗头扼杀于萌发中。这与德国的和平观念背道而驰。德国国防军参与阿富汗战争的行为已经使施罗德政府在国内面临极大压力，在解决“燃眉之急”之后，德国本希望能够与其他反恐联盟国家进行冷静协商，通过更温和的途径解决阿富汗战争和反恐行动的后续问题，尤其强调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而非在美国领导下建立反恐联盟，应当先对话、后采取行动，避免误伤无辜等。但美国并不理会德国和欧盟的意愿，一意孤行地执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对于德国看重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越来越藐视。2002年3月，美国能源和环境协会与核政策律师委员会在对美国履行的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等8个主要国际条约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美国“不仅拒绝加入新建立的国际法律机制，而且未能履行已经批准的条约中规定的义务”，这引起欧盟的强烈不满，指责美国蔑视国际法，破坏了安理会的信誉。[93]
同样在阿富汗战争后期，俄美的反恐联盟也开始产生裂痕。在阿富汗战后政权重建的过程中，美国不愿看到俄罗斯支持的北方联盟获得阿富汗的政权，而因此支持阿富汗南部的普什图族，最终在阿富汗组建的临时政府中，北方联盟取得了内政、国防和外交三个部门的重要职务，而普什图族则掌控财政、金融和经济等部门[94]。此外，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军不愿撤出中亚地区，而扩大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并在中亚安全局势较为稳定之后，推动中亚国家的改革进程，并在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局和5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中推波助澜。[95]这无疑不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为了对抗美国在中亚地区增大的军事影响，俄罗斯于2002年5月14日成立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是一个以中亚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军事组织。此外，俄罗斯还极力反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政治行动，并于2005年底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俄美两国在中亚地区的争夺开始愈演愈烈。
德美和俄美的矛盾在伊拉克战争中发展到顶峰。由于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迅速取得了胜利，使布什政府的国内外声望都有所提高，致使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发展到顶峰。2002年1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为“邪恶轴心”。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宣称伊拉克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并在秘密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乃至全球安全构成威胁，表示要以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这招致了以德法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俄罗斯的一致反对。针对美国的“邪恶轴心”论，菲舍尔公开批评道，“国际反恐联盟并不是对某一国家采取行动，尤其是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基础。”[96]在之后美国宣布要以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时，施罗德更是表示，德国绝对不会参加伊拉克战争，“只要他在台上一天，美国就别指望德国会参加这场战争，也别指望德国会出一分钱。”[97]德国司法部长甚至将小布什与希特勒类比，称“布什抓住伊拉克问题不放，目的是转移美国人对国内问题的关注。”“这是个很普遍的方法，甚至希特勒也会那么做。”[98]尽管施罗德政府在这番言论之后撤销了这位司法部长的职务，并希望修复德美关系，但小布什并不领情，在施罗德再次当选德国总理时，甚至都没有去电祝贺。德美关系因为伊拉克战争而降到低点。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俄罗斯同样对美国持反对态度。2002年9月8日，伊万诺夫在俄罗斯外交部成立20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指出，不应以反恐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也反对不经联合国授权擅自对别国动武的行为。这与德国的态度不谋而合。在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正式打响之后，普京谴责美国发动这场战争“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99]。
美国的一意孤行拉近了德俄安全关系。2002年底开始，德俄双方领导人频繁会晤，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磋商。2002年11月12日，普京和施罗德在奥斯陆会面，就伊拉克问题、车臣问题进行磋商，并同意扩大德俄之间的能源合作；2003年2月10日，德俄法三国领导人在巴黎会晤，共同要求在伊拉克问题上寻求政治解决渠道；2003年2月24日，俄罗斯联合德国和法国，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一份伊拉克问题解决方案，要求加强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工作；2003年3月5日，伊万诺夫、菲舍尔和德维尔潘等三国外长在巴黎会晤，三方阐明了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共同态度；3月17日，德俄法三方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针对伊拉克问题召开特别会议的要求；4月4日，三国共同表达了对伊拉克人权问题的担忧，敦促联合国应当立即在伊拉克发挥核心作用；4月9日，俄罗斯方面再次重申与德法的一致立场；4月11日至12日，借彼得堡对话论坛开幕之机，俄德法三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会晤，商讨伊拉克局势问题。
德俄法关系的接近，尤其是德法在伊拉克战争中旗帜鲜明的反美态度，使美国大为恼火。2003年1月22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称为“新欧洲”，把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德法等国称为“老欧洲”。在欧洲大陆上再次划出了一条人为的分界线。这些“新欧洲”国家的存在证明了中东欧国家在安全上更加信任美国的保护，而不愿意支持欧洲共同安全政策，与德法一起建构欧洲人为主的欧洲和平秩序。同时，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导致其对俄罗斯有天然的戒心，因此也在德俄共同建构欧洲和平秩序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新的障碍。
2003年5月，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基本结束。在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德俄两国开始逐渐缓和对美关系。基于经济利益和与美缓和关系的考虑，俄罗斯积极参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工作，并与美国重新开展合作。2003年8月末，普京在出访意大利期间表示，俄罗斯愿意在伊拉克战后稳定与重建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支持向伊拉克派驻一支由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多国部队，即使这支部队由美国来领导。2004年5月，时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希望美国人在伊拉克遭受失败，这对我们不利，因为这会使整个地区的局势不稳。”[100]因此，尽管在伊拉克战后重建的主导权上双方依然存在分歧，但总体来说，随着伊战结束，俄美的关系开始有所好转。而德国也意识到，在欧洲内部还存在政治分歧、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也未有实质进展之机，无论是在处理欧洲事务上，还是对抗全球新型安全威胁上，德国和欧洲都不能离开美国。在2004年2月份召开的第4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政府希望借此机会消除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德美关系阴影，菲舍尔更是在开幕词中就提到，要通过欧美合作，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现代化，但该提议并未获得美国方面的积极响应。此外，在伊拉克问题上，双方依然大打口水战。德国坚持应当建立“有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却依然坚持单边主义。但在会议结束时，德美双方都强调，两国之间存在分歧是正常的，这不应当影响德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在这个阶段，北约东扩的问题依然是影响德俄安全关系的重要因素。在2002年开始的北约第二轮东扩进程中，美国不顾俄罗斯一再提出的“接纳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绝对不能接受”的警告，将这三国接纳进北约，这大大损害了俄罗斯的地缘利益。但普京施行务实的外交政策，明知以俄罗斯现在的实力无法阻止北约的东扩进程，因此，对此轮东扩，俄罗斯反应较为温和，尽管依然强调“这是一个错误”，但并未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阻止这一进程。
在北约第二轮东扩的进程中，德国主张美国应采取谨慎态度，西方应当“尊重俄罗斯的情绪”，不要在欧洲制造新的分裂。因此，德国有条件地支持北约东扩，认为北约东扩的前提应当是改变和扩大北约的职能，要求北约必须遵循《华盛顿条约》规定的四个条件[101]，并防止北约东扩步子迈得过大，以免刺激俄罗斯，对欧洲和平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国际局势的变化客观上促进了德俄在欧洲和平秩序建构上的合作。美国单边主义的盛行使德国和俄罗斯更加接近，更加不愿意在欧洲事务上听从美国的安排。北约的第二轮东扩对俄罗斯地缘形成了合围之势，这不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对德国而言，虽然德国依然对俄罗斯抱有戒心，也在原则上同意北约东扩，但归根结底，德国也都不希望在“原苏联地区”出现既不亲欧，又对俄罗斯抱有强烈敌意的地带。因为一方面，在欧洲大陆上出现“新欧洲”“老欧洲”的分界线无疑与德国希望建构的欧洲和平秩序理念背道而驰，这些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极度依赖使它们在欧洲和平秩序建构上与德国并不持有同一的价值理念，也不支持德国想要建构的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国家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但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因此，它们对俄罗斯的强烈敌意将会挑起欧盟与俄罗斯的矛盾，使欧盟直面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此外，在国际反恐行动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合作使德俄更加认识到彼此的重要性。面对世界上新出现的多方面安全威胁，德俄双方都认为，应该首先确保欧洲本身的和平与稳定，才有余力应付其他威胁。在一个危机频发的全球环境下，更需要保证原有欧洲和平秩序的有效性，促进欧洲的进一步统一，使欧洲冷战后建立起来的和平局面不受到破坏。其次，在全球反恐行动中，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导国家，其政治力量、危机管理能力和遵循国际规范的模范作用在处理新型危机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俄罗斯由于其传统国家影响力和军事威慑力，其能够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明显。德俄双方因此在欧洲事务之外找到了新的合作平台：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合作和支持，构建互信，扩大双方共同利益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