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英印冲突的政治文化意义

近代（一六〇一年—一七五七年—一八五七年—一九四七年）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殖民主义侵略引起英印冲突，历时三百多年。从政治文化角度考察，这场历史冲突有些什么意义？

先提几件历史事实：

一八一三年英国每年拨款三十万卢比作印度教育经费。照当时币值说，这是很大的数目。

一八一八年英国人在印度开办第一所英国式学校。这是印度次大陆文化史中近代化的开端。不用说，所有英国人办的学校都是用英语教学的。

一八一八年英国出版詹姆士•弥尔（James Mill，一七七三—一八三六）著的《英属印度史》。英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吞并印度（到一八五七年）。东印度公司虽然实际统治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但是莫卧儿帝国政府仍然存在，皇帝还在德里，各地还有许许多多大小王公，英国人居然给“英属印度”写出了历史。这是英国在文化上奴役印度人民的先声，也是在国际上造成舆论，取得各国讲到印度的人对英国统治的承认。莫卧儿帝国还没有写出成文的历史，“英属印度”的历史书却先出来了。印度究竟是属于谁的呢？

一八五七年英国趁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成功之后宣布解散英国东印度公司，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一八五八年英国女王自封为印度女皇，派“副王”兼印度“总督”在德里处理印度事务。英国政府设立印度事务部，由该部大臣遥控印度。印度部大臣虽然不能命令“副王”，却可以指示印度“总督”。这位“副王”兼“总督”“一身而二任”，代替了原先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总督。但是孟加拉总督仍然存在，作为省区的总督。在孟买等地区也各有总督，管辖地面很大。

同一年，一八五七年起，英印政府将东印度公司占领的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三大海港的各高等学校合并，照英国体制建立了三所大学。三大学各管辖许多学院，主持考试，实际是三个高等教育部。大学对印度人民的基础教育（国民教育）是不管的。印度的英语学校和印度原有的各式学塾同时存在。英印政府只在考试和资助上卡住。原有教育仍然附属各个教派。

再看两件历史事实：

一八一八年在加尔各答出现了第一家印度人自己开办的棉纺厂。这是在东部。

一八五五年在孟买出现了属于后来的钢铁大王达达家族的第一个棉纺厂。这是在西部。

很明显，一八五七年的印度民族起义在现象上是印度王公加军队加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侵略的反抗，在意义上却是印度民族工业开始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反抗。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直接干涉，导致政治体制的大变革。原因是莫卧儿帝国政府抵制不住东印度公司，而东印度公司同样腐贩，也抵制不住印度人自己的新兴民族工业。印度的先进人物学了英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一套办法，若用来对付东印度公司，英国的殖民统治将有失败的危险。所以英国政府不得不断然改变统治印度的体制。

英国建立所谓的“印度文官制度”（I．C．S．），不但对印度而且对英殖民帝国本身甚至对其他国家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政治影响。它创立了一套政治体制。这套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古老中国二千年建立起来的考试做官的官僚制度的近代化。因此孙中山才由此认识到英国的近代化和中国自己的传统的一致，提出“五权”中的“考试权”，并设想在政府中设立考试院。

在这期间，具有政治上和文化上甚至国际上重大影响的文化事件是英国的政治家、历史家、作家麦考莱（T．B．Macaulay，一八〇〇—一八五九）提出的《备忘录》和他在英国下议院的演说。他破天荒地在印度规定了欧洲法律原则“无罪推定”。这是印度人依据东方几千年的习惯法所不能接受的而且格格不入的。他提出了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理论原则，洋洋得意地说，将来有一天，印度的统治者将是十足的印度人，而他们所执行的是十足的英国的“文明”政策。他说英国的殖民统治的目的是使当地人能照英国“文明”的原理和方式自己统治自己。这是英国的培养代理人的殖民政策，是总结了各殖民国家尤其是英国自己的正反两面经验而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基础。英帝国衰落而能有步骤地退出殖民地，至今仍然保持一个不列颠联邦，由英女王任十几个国家的元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能不说是经麦考莱之口说出的，表面上“文明”而且有“善意”地实行“英国化”的殖民政策理论的效果。

现在试提出几个问题供思考：

英国侵入印度次大陆时，资本主义还在原始积累时期而莫卧儿帝国经济还有相当繁荣，这是先进战胜落后吗？英国先进在什么地方？印度莫卧儿帝国落后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仅仅由于蒸汽机？在印度不是很快也使用了蒸汽机吗？英国殖民政策为什么这样重视文化教育？为什么英国能使印度次大陆的比英国多达十倍的人口屈服而长期不能翻身？为什么印度的科学界和文学界能各出一个得诺贝尔奖金（剥去非学术因素，这仍然是个学术标志）的大学者（拉曼和泰戈尔），而政治上、文化上摆脱不开英国，至今还得用英语作政治和文化的通行语言？英国和印度的近代关系，究竟是不是还有深层意义？对人的奴役是不是除了强力奴役之外还必须有精神奴役？

在物资方面，印度人民养育了英国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及第三卷第二十章、第三十六章、第四十七章中论述到印度和前资本主义，另有三篇论印度的论文和读印度史时记下的年表。这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如何榨瘦了印度而养肥了自己非常有益。但是马克思是依据十九世纪中叶所得到的欧洲，尤其是英国所有的资料来作分析判断的。无论是怎样的绝顶天才也不能超越资料和时代对遥远的国家和地区作出细致的分析和精密的预测。正确的判断不能等于准确的预见。为了理解印度次大陆的今天，我们还得继续分析它的昨天，循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解答问题：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三百年间，英印的冲突中，究竟是什么因素主要决定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失败和英国的胜利？这样才好推究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的失败和印度次大陆的分裂。

印度的民族和语言复杂不能是主要因素。瑞士那么小而有三种语言，国家能长期独立。加拿大有两种语言。二十世纪的新加坡只有二百万人，有四种语言为官方正式语言。

内部互相争斗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中国历史上复杂的对内对外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农民起义的频繁，不但远超印度而且在世界上也少有，但帝国统一以及政权分崩而互相联系的历史时期仍比分裂时期为长。

宗教纠纷也不能起决定作用。伊斯兰教虽然毁了北方的寺庙和偶像，使财产和政权易主，但并未消灭原有宗教。在莫卧儿帝国时期宗教纠纷还不是重大问题。锡克教还能崛起。到十九世纪中叶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还能联合起义反英。甚至二十世纪初期两教的领袖还没有提出分治。反之，宗教相同而且民族和语言相同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却至今未能统一起来。

马克思指出原始的公社是致印度人民于停滞、落后、衰弱的根本原因，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在印度次大陆上公社并不那么简单而且普遍。莫卧儿帝国已经有了发达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而英国当时蒸汽机纺织业还刚刚起步。开始时期英国对印度还不过是野蛮的劫掠，和在美洲殖民以及占领亚洲、非洲土地的情况类似，到十九世纪英国才以资本主义优势压倒其他欧洲国家而形成殖民帝国。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时英国还不能作为必然有力量征服印度的国家。到十九世纪英国才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成熟，才能使印度次大陆无力对抗。可是历史的嘲弄是如此无情，一八五八年英女王兼任印度帝国女皇，一八八五年印度国民大会便宣告成立。现在印度执政的国大党的前身已经在“效忠”的旗帜下起来对立了。十九世纪中英国对印度得到决定性胜利，也在胜利中埋伏下失败的种子，开始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

十九世纪中的印度变化情况和英国的殖民政策值得分析研究。这对于理解亚洲和二十世纪世界大势会有帮助。这是要追寻政治文化意义。

经济基础以至社会结构是根本条件但不是历史中冲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和文化在历史具体发展过程中往往（即使不是必然）是决定性因素。物质条件决定其可能变，精神即文化条件决定其如何变。

莫卧儿帝国失败有内在原因，英国的成功和随之而来的失败也有内在原因，都是不得不然的历史发展。用现象学的“悬搁”方法可以发现其本身要点并作出解说（诠释或阐释）。

当英国人决定以英语为政治文化及教育语言时，不过是照殖民地老例规，使殖民统治者管理方便并且培养为外国统治者服务的人员。他们当然知道这样便是将英国文化灌输进印度人的头脑。但是“约翰牛”的自高自大本性认为“最高”的英国文明决不会为印度人完全得到，他们能得到的只是奴才对主子意志的理解，奴才不可能由此成为主子。当时英国人梦想不到这是教会对方打倒自己，同时印度人也梦想不到服务对方的东西也可以是应付对方以至打倒对方的东西，而且在应付和取代中自己也把自己改变为对方。历史的进展在那时还不能让创造历史的人认识自己做的事的历史意义。不认识和不理解使自己不断做出自己也不明白前途变化的事情。直到二十世纪后半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渐认识到人类自己做的事情和语言文化相连的意义。虽然还不能解说，却已经在探索；认识的意义越多，预测的正确性越大。历史嘲弄人类对自己无知的情况才会减少。

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和印度人都不明白自己和对方做的事情的意义（历史作用），各自按照自己原有的文化参照系去理解对方并做出相应的对付方式。这从语言亦即文化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马克思认识到英印关系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意义，并指出印度的资本主义化的前途，但是当时不可能从政治文化上或者心理上探究以便更全面地认识历史的具体进程。现在我们不妨简略考察一下。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初（一六〇〇）成立，十九世纪中解散（一八五七），是英国侵略印度的总机构。这可以大致算是第一阶段。十九世纪后半英国直接统治是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印度资产阶级兴起向英国争取独立的阶段。更简化可以分为两时期：从一七五七年英国在印度战胜法国到一八五七年英国镇压印度起义后直接兼并是前期。一八五八年到一九四七年印度、巴基斯坦分别独立是后期。

前一期中，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实行的是野蛮的掠夺。虽然极其残酷，但是仍属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类型，不是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到十八世纪中叶还是英国抢印度的东西到欧洲去赚钱。十九世纪前半，因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大发展，胜过了争夺殖民地的敌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于是英对印贸易迅速转变。从一八一八年到一八三六年间英国转为向印度输出棉纱织品，上升率的速度惊人。一八二四年英国向印度输去洋纱布不过一百万码，一八三七年就超过六千四百万码。同一期间，达卡（现属孟加拉国）纺织中心的人口由十五万人降至二万人。印度的手工业破产，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被猛烈破坏。英国的蒸汽机砍断了印度纺纱织布工人的手。到甘地提倡手纺运动时，全印度次大陆已很难找出一架手纺车了。

从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战胜法国起，到十九世纪将近中叶时，英国工业迅速发达，改变了贸易情况，但掠夺方式仍未大变。例如：

一七六六—一七六八年孟加拉地区的对外（英国包办的）贸易，输入只值六十二万镑，输出却达到五百三十万镑。英国人使用各种欺骗和类似抢劫的方法赚钱。行贿、受贿是公开进行的。英下议院公布在一七五七年到一七六六年东印度公司职员收印度人送的“礼物”就值六百万镑。英国人收购印度货是辗转承包从中取利。例如甲从公司取得购买鸦片合同后转卖给乙得四万镑，乙当天就转卖给丙得六万镑，到最后的合同买主去实现合同时仍得大利，当然印度的卖主（收购者）还得从生产者手上再赚一笔。工业如纺织品也是一样。一七五七年打败法国军队做了第一任孟加拉总督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克莱武（Robert Clive，一七二五—一七七四），在一七六〇年他个人财产已有一百万镑。

英国还在印度制造灾荒，这是国际周知而且罕见的惨剧。东印度公司占领土地强迫收地租，委托印度包租人不断掠夺。一七七〇年孟加拉灾荒中饿死了约一千万人而应缴的地租还是收足了。这是公司的公文中承认的。一七七二年印度总督的公文中说：虽然该省居民死了至少三分之一，耕种减少，而一七七一年租税净收入还超过了一七六八年。收租未减少是因为猛烈维持原有定额。到十九世纪，情况仍旧变本加厉。单是一八五七—一九〇一年半个世纪便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这还只是估计。最严重的是孟加拉。十九世纪的最初四分之一期间有五次灾荒，死一百万人。第二个四分之一期间有二次，死五十万人。第三段期间六次，死五百万人。最后一段期间二十五年有十八次，死二千六百万人以上。一八九七年官方承认，调查结果表明十三省的灾荒并非因产量不足以致死人那么多，却是因为天有旱象，粮即涨价，还要向英国出口粮食，以致农民大批饿死。农民的土地归了高利贷债主。

从以上几个例中就可以看出，英国对印度的掠夺和压榨完全是资本主义以前旧有的方式，因此印度人民直到皇帝都可以用旧语言在旧的文化参照系中解说。他们以为这不过是历史的重复，不能认识到这个新时期新情况的意义。以前所有的掠夺物还留在印度次大陆上，而现在却转运到欧洲去作培养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肥料了。直到一八五七年大起义失败，印度人无论顺从或反抗都不能跳出这个认识圈子，因为这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所画下的。

印度的政治历史从来不以“道德”（中国儒家或基督教所宣传的）为准，而以所谓“法”（达摩）为准。从释迦佛的信奉供养者频婆娑罗王和阿世王父子起，到莫卧儿帝国的几代皇帝，几乎都是以子弑父为当然继承法则。而且佛也认可，因为不论佛教或者印度教都可以用前世业报说为罪恶辩护。伊斯兰教等更不受世间所谓“道德”（东、西两式）约束。一九一〇年发现的古书写本《利论》更明目张胆为这类王权和对外对内不择手段建立理论和实践的一些条条依据。“史诗”和“往世书”等文献中也充满这类事迹。这些是远远来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继承方式的，极难磨灭。因此东印度公司无论如何胡作非为也不出传统所有的范围。这正好像《旧约·传道书》所说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既然以为一切照旧，自然以旧眼光看新事物，不能理解其中新的历史意义。

八世纪伊斯兰教开始进入印度以后，印度文化中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在语言上表现为阿拉伯—波斯语和印度本地语言的对抗。一直到莫卧儿帝国时期，尽管官方仍以波斯语为正式语言，但首都德里已经发展出波斯—印度混合的口头和书面的文学语言。当时很有可能像中国的北京话一样发展。可惜印度文字分歧太多，各用自己文字拼音。同是北方话（称为克利波利，Khariboli，“站着的语言”即通行语），口头可以通行，写下来却是两样：一个从左到右（印度文字），一个从右到左（阿拉伯—波斯文字）。尽管如此，还是有了统一的（北方的）和不统一的（各地的）语言。不幸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种种暴行都可以在这些印度语言中得到表达，因为还没有超出原有文化的范围。印度人甚至对新来的基督教也不以为异，因为可以从伊斯兰教情况来认识。亚当是在两教中都一样的，而印度语的“人”字除原有的较文雅的词外也用了波斯语的adami即“亚当的（后代）”。所以印度人的语言、思想、文化照旧，认不出新来者，以为是又一位和从前进来定居的、由客人变主人的各不同种族的居民一样。实际上这是大错特错了。

印度次大陆的传统文化中还有个特点，用中国的政治语言文化一对照便可明白。那便是“国家”“民族”这样的近代欧洲语中的字眼。这是东方语言中本来没有的词，也没有相当的词义。阿拉伯—波斯语、印度语、中国汉语都一样。这些语言中的“国”字和“族”字不是近代欧洲的意义。国只是一个地区和君主所辖的领土或君主政权。国家机构没有另外独立的词。例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国家”一词在这些语言中便常和旧有的“国”一词产生意义混淆。“民族”和“国家”在欧洲语中是含混的，因为他们有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这在亚洲又是缺少的。所以nation旧时汉译又是“国家”，又是“民族”，汉语有别而欧语含混。state“国家”一词欧语明确而汉语含混。“民族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往往不能确定。什么是“民族”也说不清楚。只有原来的“族谱”“世系”所产生的血统概念。印度更为不幸，因为他们既没有王朝、帝国的国号，又将血统的“族”和所谓“种姓”的“族”混淆。王朝不过是族系（Vamsa）。教派是世袭的，又和“族”混淆。最大的不幸是欧洲人用了葡萄牙语的“卡斯特”（caste）一词来指印度社会中的一种分类。印度语中并无此词，只有表示“种族”和“出身”的词，于是聚讼不休。中国习用“种姓”一词译“卡斯特”。“种姓”是佛教旧译名，原是印度分别“族”的几种意义之一的gotra，原指“族别”的一种来源。这又和中国的“姓”混淆，而印度本来是没有“姓”的。这正像中国古代所谓“郡望”自有历史的特殊意义而为外国所无一样。印度的这种分别原是出于历史上各种来源的种族不断前来定居而形成的指示特有社会结构的，所以后来的伊斯兰教徒各族在旧有的印度人心中便是又一些“族”的人，而更晚来的基督徒欧洲人又是另一些“族”。欧洲人便以为这全是所谓“种姓”等级。终于印度也接受了外国人的说法，把“卡斯特”一词也用来和“族别”“出身”相混。由于这些原因，“国家”“民族”的词分不清楚，甚至不如表示外国人所谓“种姓”的名词更为人民所了解而通行。语言的混乱表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混乱，由此又容易产生行动上的混乱。中国虽有同类情况，但是从周秦以来，忠君爱国思想深入人心，而“国”便等于“故土”“故乡”“君王”（社会结构的顶尖和象征）一样，是不可能没有的，正如同人不能没有族姓一样。这在印度只有“达摩”（法）一词用法大略相仿，而这词到近代又被用为欧洲人所谓“宗教”“教派信仰”的同义语，仍不能有汉语中“国”的相当含义。这许多种对“人”的分类，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群体”（community）而坚持这种分别为至上的就被称这种“主义”，即communalism，汉译无法表达只好叫作“教族主义”，其实不是“主义”。中国古代虽有类似情况却没有专名，更没有外国统治者和企图统治者来加以外国名称又为本国所接受，吸收入本地语。总之，nation（民族）一词中国和印度都没有。由“民族国家”而生的“国籍”（nationality）也是外来语。中国却有一个为外国所没有的“国”的传统概念，恰恰印度人缺少这个。欧洲多国林立，因此亡命他国、无国籍和改变国籍不算大事，好比我们的战国时代。在中国自从秦统一全国以后，纵有分裂也不大有战国时情况和思想，“十六国”“十国”时汉族人也总记住自己的“故国”。汉代首尊的《春秋公羊传》的“尊王攘夷”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有书本文化的人之心，而同书的“大一统”思想更为突出，“国”更盖在种族之上。“夷”“入主”之后，过一段时间便成为本“国”之人。“尊王”原是为了“一统”。“夷夏之别”的重要性到唐以后便低于“国”“君”“一统”了。于是汉语中“亡国”和清末民初的“亡国奴”以至“汉奸”这类的词在外国没有完全相当的。中国说“亡国大夫不足与图存”，这类的话印度古今语中都没有，只有从欧洲语中来的“奴隶”和“叛徒”字样。在中国近百余年来，传统的“亡国”一词激励了多少人，一直到抗战时期的“救亡运动”。中国之不亡与此有关。外国人，甚至近邻日本，也不认识中国而以欧洲近代概念认识中国，误以为中国会像亚洲其他国一样轻易接受近代的所谓“民族主义”。殊不知外国的民族主义的意义是分裂，而中国汉语的民族主义的意义是统一，两者大相径庭。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而妄立所谓“满洲国”，以满族为旗号，实在是无知而可笑之举，所以只能以失败告终。印度正好缺这一条。“民族”的“族”字中印度有而含义有所不同，而“国家”的“国”字在汉语中有历史传统的特殊意义为印度所无。“爱国”一词虽然古今不同，意义的强弱有异，但这个词义的激动人心而且能变为行动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外国的patriotic一词不过是由父系家族而来，用于国家也没有汉语中意义的强烈。

语言表示思想中对外界的认识，而外界的新事物必然先纳入自己语言中本有的格局，而这个格局又是来源于传统的和当时的文化参照系，不随个人意志而左右，个人意志和行动反而很难超出其外。因此，从印度语言中可以见出其认识。印度人由于错误认识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侵略便不可能有意识地作有效抵抗，遭到残杀和雇佣以及虐待和施恩也不能认识其中的新的历史意义。他们到生死攸关不能忍受时只会作义和团式的起义反抗（一八五七），已经来不及了。所谓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以至莫卧儿帝国全是外国人起的国名和朝代名。印度人自己只称族系（vamsa）。在“印度斯坦”一词出现而具有近代“民族国家”含义时，已经晚了。有了“印度斯坦”（印度教徒居处）就不能不另有一个“巴基斯坦”（清真教徒居处）了。根据历史传统的命令，“民族主义”只引向分裂而不导致统一。

十九世纪中叶起（一八五八）开始了后一期，情况有很大变化。除了经济上印度的民族工业兴起作为基础以外，英语和英国文化的教育培养出了官吏，也培养出了为印度本身政治而斗争的新的人才。这种文化的变异是历史具体发展情况的决定性因素。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仍然甩不掉英语和英国文化的影响。麦考莱的预言实现了，但结果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反。印度的新统治阶级可以是英国式的，但不服从英国。印度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始终未能形成新的单一文化，对外对内至今仍然矛盾百出，艰难险阻一时过不完。

文化思想在语言中有所反映，因为文化思想不能脱离实物和事件，也不能脱离语言，甚至可以说语言是文化思想的主要表现和格局。

印度的英语教育是一面，一般人民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生活现实教育又是一面，两者都在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中显现出来。这大概可以说是解说印度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历史的一把钥匙吧？

英语教育使印度的新知识分子陷入英国文化。印度独立前，学生对于英国历史很熟悉，要应考，对于印度历史却茫然无知，只从学校外的家庭和社会中知道一些神话传说和经典。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印度语的小学课本封面上还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圆圈，一个圈内是英国本土的岛，另一个圈内是印度次大陆。在小学生眼中两个大不相等的地域是一样大小。印度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到去英国留学，学的全是英语和英国文化。这只是极少的人才能有机会受到的教育。到二十世纪前半，估计全印度次大陆上会英语的人不过百分之二。这作为英国统治所需要的官吏和高级买办已经足够而且有多了。其余的中下层可以由他们代表英国人指挥本地人去办。这样，在印度人眼中几乎见不到英国统治者，得出一个本地人治理本地人的幻觉。有的中等城市只有一个英国人统治，而他的名义只是个“收税人”。至于土邦王公大大小小的管辖区，照英国的法律语言说都是半独立的“保护国”，往往只有一个英国人作为“顾问”之类。极少数的英国人掌管着“阀门”开关，这就够了。

广大的居民不会英语，也不会本国的各种各样拼音文字。能用本地文字拼写自己名字并能读信的便不算文盲，在这样的最低线上还是只有极少数人可算知书识字。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长期都不曾提出普及教育的问题，直到圣雄甘地出现。

经济上也是和文化一致。除几个海港城市和运送商品及物资的属于英国公司的几条纵横东西南北的大铁路以外，内河航运几乎等于零。离开铁路几十里的乡村完全是一千年甚至二千年以前的景象。绝大多数居民照公元以前的习俗生活并思想，忍受着最高层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榨取，还以为同莫卧儿帝国或者笈多王朝（中国玄奘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英语和本地各语言中的文化差别之大无法形容。所有的近代事物只有吸收英语拼音，而这是一般人民不能全部接受的。什么民族、国家、民主、革命、政治、经济、法律等不用英语的词就只好找一个或造一个古词来对等，而印度语的和阿拉伯—波斯语的古词互不相同，统一的还是只有英语。“革命”“万岁”就各有两个词，一张嘴说便可分辨出来。用印度词还是波斯词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同一概念内容的词却有不同的政治意义。本来可以通用的北方普通话，用波斯语词表示现代意义的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从右向左，称为乌尔都语。用印度古词表示现代意义的用印度传统字母书写，从左向右，称为印地语。两者分歧越来越大，终于分别成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各自的国语。后来东巴基斯坦又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又以孟加拉语为国语，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的语言一样。

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需要印度的物力和人力支持，印度人的民族经济和文化猛烈发展，随着受英国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扩大，政治权力的要求更强，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也多了。英国培养的为英国政权服务的人才转过来要求自己掌权了。

政治运动碰上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也就是文化。几乎所有现代意义的词句全是英语的，本地语言向来照自己古老传统发展，有点新文学也不大能脱离旧轨道，因为受教育的人太少。新词不是英语拼音便是古词拼凑。这种古词新用难为人民理解或接受，而且梵语（印度古语）和阿拉伯—波斯语各有各的接受者。科学更不会讲印度话，只会讲英语。印度新词若不是英语便难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独立、自治、自由可以用同一个词，而这个词又可以有不止一个同义词，各有各的来源。民主、共和也是这样。只有“罢工”之类的词，不随知识分子规定而人民自己通用了一个。这样情况使政治活动家无法和人民对话，只能和英国人争吵。两者都属英国文化，成了内部纠纷。印度政治家不得人民理解其语言而支持，便没有力量。英国统治者并不在乎，容许印度国民大会发展，开大会，发宣言，争吵一通；而且俟机加以分化利用，给其中的某些人勋位，表示对印度人不歧视，对反对政府的人宽容。

谁能打通英语文化和印度语文化，谁就有人民力量支持成为政治领袖。历史把这地位给了一个普通而又奇特的人，那就是甘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登上印度政治舞台，迅速成为世界闻名的政治家，被印度人尊称为“父亲”，神化了，而终于在独立前夕被印度人刺死。

甘地是英国培养的律师，对于印度传统文化并无研究，只是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陶冶。他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半在南非度过。南非的印度侨民多半是所谓“合同工”，少数是商人，都受到当局种族歧视之害。甘地作为唯一的印度人律师同样受欺侮，因而作为印度人代表对当局展开斗争。在斗争中他掌握了印度一般群众的脉搏，找出了一条通连英国文化和印度传统文化的桥，开创了也完成了用大众能懂的印度语言讲出英国政治文化并能付之行动的有效途径。他把罢工、罢市、监狱斗争、妥协谈判等笼统加上一个名字。他对外国人用了基督教徒等人能懂的“非暴力”“不合作”“消极抵抗”之类词句并运用英国法律的辩论原则。他对印度人则用一般人能懂的古代宗教哲学术语Ahimsa（佛教汉译旧名“不害”，即戒杀）。这是耆那教徒奉为最高教义而印度教徒也能接受的理想和行为准则。甘地故乡古吉拉特及孟买一带和南非印侨中耆那教徒不少。这个生疏的古词经甘地一再加上现代意义，作各种切合时机的解说，便成为看来严格而实际灵活的政治行动纲领。同时甘地采用了群众提出的一个新用古词“坚持真理”（satyagraha）作为各种政治行动的总名。他在南非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欧战后他回到印度，正赶上英印矛盾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即将爆发斗争的各种条件成熟，所缺的只是能通连英印文化，能连接那些受英国教育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只知传统文化的印度文盲大众的一位领袖。甘地正适合当时的需要。他立即脱下西服，换上印度最穷苦的人的服装，成了为大众辩护的会讲印度话的英国政治律师。他领导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群众政治斗争，显示了他的非凡的领导艺术。那时他提出运动的目的是，对印度人说，svaraj（自主），对英国人说，home rule（自治）。到三十年代印度国民大会才提出英语的“独立”口号。这个词改用新制印度古词，不仅不止一个，而且“自由”“独立”“自主”意义相混，因为这实际是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一时只能在原有传统范围内被人理解。

从英国最高统治者看来，甘地也刚好是适合需要的能沟通英印政治文化的人。英国经过多年政治斗争，在下议院中形成执政党和反对党对立而互补的制度。这是英国政治作为“耗散结构”的对外交换的“阀门”。英国当局很快把甘地认成一个正合迫切需要的反对党，加以培养和保护。英国在印度不能没有一个谈判对手。这个对手必须既通英国文化又通印度文化而且能代表印度的从大资本家到最穷苦农民、从高级知识分子到目不识丁的无知文盲。只有甘地是符合条件的难得的人选。

同时英国运用两手策略，在另一方面抓住甘地的致命弱点以便控制。因为甘地用了传统词句使印度广大群众都懂，而恰恰有个缺门，那便是他无法用《古兰经》的词句。他可以大讲耶稣和佛陀，但不能使伊斯兰教徒懂得他的话。在经济上这也是印度的一个裂缝。同族、同教的人仍像古代那样集中于一地区，各地区的经济利益不能一致。于是英国不仅在印度扶植反对党，而且极力在反对党中促成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对派。

沟通两种文化语言已很不易，在文化程度彼此悬殊的情况下更加困难。甘地能巧妙地引进一些现代文化用语，却不能使以亿万计的文盲迅速理解现代文化。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类的词可以印度化，但很不容易使这类词的语义中的内涵，例如义务、权利、群体、个体、人格、人权等都印度化。印度人只能照自己传统固有的文化参照系来理解，脱离不了“造业（孽）”“轮回”“虔信”等根深蒂固的概念，仍照神魔斗争格式来理解印英冲突现实，在《摩奴法典》的规定下认识“自由”“权利”。这比引进“无罪推定”还要困难。这是决非少数人短时期所能完成的大业。首先要扫除文盲，提高本身语言文化以适应现代外国来的变化中的现实，不能强行引进、灌输。另一方面，讲英语的印度人要用英国文化语言来解说自己周围的另一种文化也极其不易。两者和平共处于一人、一家、一机构是可以的，但要通连一气是很难的。因此，甘地打开了缺口，获得一时的成功，但很难扩大深入下去。语言所表现的文化现实不变，语言变到一定程度便会停止，再前进就必然要求更大变革。

到一九四七年，甘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英印冲突到了新时期。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是这样，而文化矛盾更为突出，因为语言和政治文化准备不足，相差很远。语言中没有的也就是思想中没有的，很难在现实中突然创造出来。要求印度文盲照英国下议院那样用本国话进行民主辩论是办不到的。英语只好一年又一年继续担当政治文化用语的职责。现代科学和文化还不会讲印度话。这是印度、巴基斯坦独立后，直到孟加拉国又独立后，依然存在的严重的政治文化病灶，是独立前政治文化的后遗症。

从十七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算起，三百多年来英印之间的摩擦冲突，从政治文化上说，可略分为三期表述：

一七五七年以前可算初期。

从一七五七年克莱武用贿赂印度王公的方法（他自己从中得到二十万英镑）打败了法国，自己做总督起，到一八五七年印度的义和团式起义失败止，这一百年间是前期。英国残暴掠夺印度次大陆。双方都是落后的文化，互不相识，但英方是生长的资本主义而印度是衰败的封建主义。吃人者无情咀嚼，被吃者以为理所应当。双方“对话”好像语言互通，实际彼此互不了解。

一八五八年到一九四七年这九十年间是后期。英国是殖民主义大帝国，而印度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兴起，英国文化培育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形成力量。英印双方能用共同语言“对话”。但在一九一八年欧洲大战结束以前，印度普通人民实际上没有参加，还继续前一时期的聋哑状态。从一九二一年甘地领导印度人民起，才有了“通译”。甘地等人能对印度人民讲本地传统文化语言，又能对英国人讲资本主义文化语言。对话结果：英国将十九世纪定型的殖民主义行之有效的政治文化政策结束，改用新时期（不列颠联邦）发展出来的对策。印度的甘地语言只能“通译”到一定程度，无法向前发展，人民文化水平接不上。资产阶级得权心急，语言超过了人民能接受理解的水平。甘地之死是形象的本时期总结。

综合以上的简略论述，可说明在经济基础格局未变的情况下，文化语言和社会结构的相符或脱节是发展变化的重要条件。在两种文化相接触而冲突的情况下，政治文化对经济利害有决定性作用。政治文化语言的相通与否是双方胜负的重要因素。能通解对方的一方可有胜利希望，而不解或误解对方的一方经常吃亏，最多只能得到暂时局部利益，终必失败。若内部文化语言不通，政治局面不稳，经济发展困难，必然矛盾重重。印度次大陆上的独立国家都面临着政治文化语言对内不通而只是在上层对外通的矛盾问题。英国撤退是出于无奈（国际性条件），英国的文化语言并未撤退，和人民的文化语言仍旧不通。这是电子计算机所不能解决的。经济是硬件，政治文化是软件，语言是软件的软件。硬件要发挥作用非有相应的高明的软件不可。

（原载《南亚东南亚论丛》一九八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