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闻
——访金克木教授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记者见到了八十二岁满头白发的金克木教授。他一听说我是为《群言》写“专家学者访谈录”，便连连摇头摆手不肯接受，说：“我不是专家学者，无可奉告。”在记者的坚决追逼之下他才无可奈何地说：

“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说我是教员也许还可以。因为我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除了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以外就是当教员。”

记者抓住这一点立刻攻进去：“你不是专家学者怎么教书，更怎么能教大学？”

他说：“我这摊子卖的不是假冒伪劣货物。我教书是货真价实的，会多少教多少，还可以多教一点，但不是掺水分，是我教三分，让学生能得到四分，让他自己多得，算是有点效率吧。我教小学语文时自以为会中国的汉语汉文，后来才知道还差得远。现在我也不敢说我会中国语文。许多书看不懂，北京话不会说，能自称会汉语汉文吗？可是我也能教，教我会的那一点。我教过的课杂乱没法说。比如我教过五种外国语（英、法、梵、印地、乌尔都）外加世界语，实在不敢说是会，只求能把学生引导入门。我觉得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学生去学。本领不是教会的，是学会的。扳着学生的手指教弹钢琴能行吗？我会的少，教的多，这有什么奇怪？学问究竟不是货物，是大有伸缩性的。”

记者表示不懂，他只好举例。

“我在山东德县师范讲习所当过教员，教语文。师范课程中必须开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不料那位教员选了课本，教了不久，突然走了。急得教务主任团团转。他是我的朋友，刚把我从北京请去，我不能见死不救，便要来两课本一看，心理学太浅，太陈旧，教育学又太深。我告诉他，我可以试试兼教这两小时。虽然学校和学生并不重视这两门课，我还是认真教的。讲了课本，又讲了课本以外我所知道的有关知识。这就是杂家当教员的好处。这是当‘听用’，‘救场’，专家学者绝不肯干的。”

记者请他讲明白些。他说，说来话长，不谈教，还是谈学吧。“处处有学问，人人是老师。”

“我当图书馆职员，没学过，不会，只好逢人便学，还自己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又养成一种习惯，在书库架上迅速看书。书库里中文外文书任我翻阅，只是要快，不能久留。这对我以后大有好处。我当报馆编辑，也没学过，不会。曹未风经过香港去英国，在船上给我一张名片介绍去见萨空了。萨所主持的《立报》刚从上海搬到香港。他见我手中拿着一本英文书，便说‘你晚上来帮我翻译外电吧’。那晚上他只对我说了一下美联社的‘原电’的种种简化说法怎么读，路透社的和报上一样就不必讲了。说完便匆匆走了，因为他是经理，忙得很。两次见面他不过说了十几句话，什么也没有问我。通讯社陆续来电讯，我陆续译出。快到半夜，他来了，翻看一下，提笔就编，叫我次晚再来。第二天晚上他对我说，他实在忙不过来，又找不到人，要我连译带编这一版国际新闻（约相当于《新民晚报》半版）。桌上有铅字号样本，还有报纸做样子。说完又匆匆走了。我又译又编，有了一条便照另一版编辑左笑鸿的样送给总编辑盛世强看。他一声不响看过对我望了一眼就去发交排字房。我很感谢他，不知这是规定。快到半夜时电讯猛然全来，我慌忙追赶，居然没误上版时限。第三晚萨便约定我当编辑兼翻译，一人干两人的活。我干得下来，可能是我在书库中看书打下底子。在长沙借住《立报》社，除有时代社长写社论外，曾去编辑室看人编报，见过样子。这一年（没有休息日）无形中我受到了严格的训练，练出了功夫，在猛然拥来的材料堆积中怎么争分夺秒迅速一眼望出要点，决定轻重，计算长短，组织编排，而且笔下不停（《立报》要求篇幅小容量大必须重写，规定只用手写稿），不能等排字工人催，不能让总编辑打回来重做。这一套无意得来的功夫后来我在印度鹿野苑读汉译佛教经典时又用上了。这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取巧余地，说穿了毫不足奇，不值一分钱。这和专家学者也毫不相干。”

记者听了依然莫名其妙，赶快换个话题问：

“你学外国语教外国语也是用图书馆报馆练出的功夫吗？”

“要我交代这一方面，那就更可笑了。别人说我学外国话发音不错，可是在北京这么多年还不会说北京话，笑我是外战内行内战外行。我从小跟哥哥学英文，到北京时还是不通。在德县，朋友订了一份英文报（天津出版的《华北明星》）。他没工夫看，我看，所以后来会译英文电讯。在沙滩北大认识了沈仲章。他是北大物理系毕业，跟刘天华学过音乐，在刘半农的语音乐律实验室工作，对学外国语有兴趣。英文从小就会，还学别的。他说自己现在头脑不行，只能学学外语，因为学外语不用脑筋。他这句话使我从天上落到了地下，才知道费脑筋的是语言学，不是学语言，从此我学外语再不用脑筋了，轻松愉快，不费力量。结果是要用什么，就学什么，用得着就会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拣起来。这本是小时候大嫂给我发蒙时的读书法，也是印度人念经念咒的古老办法。学外语不能照我这样，还是得走正道用功。那才是学者之路。”

记者听到他说念经，忙请他谈谈佛学，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是专家学者。

“我连续几年专读一种书只有两次。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专读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得了不少益处。另一次是在四十年代前半，在印度读印度书，包括汉译佛典。这时才知道欧洲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起就和印度不知怎么结下了不解之缘。双方不仅语言，而且思想，有相通脉络。反而是中国虽有大量翻译却进来得太晚，彼此各自成型格格不入，思想难得通气，往往以己解人。这时有两件事可以谈谈。

“一是在鹿野苑跟在美国苏联教大学后退隐乡间的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学读古书。先是东一拳西一脚乱读，随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他的兴趣。他便要我随他由浅追深，由点扩面，查索上下文，破译符号，排列符号网络，层层剥取意义。本来他只肯每天对我背诵几节诗，用咏唱调，然后口头上改成散文念，仿佛说话，接着便是谈论。我发现这就是许多佛典的文体，也是印度古书的常用体。改读他提议的经书，他的劲头大了，戴上老花镜，和我一同盘腿坐在大木床上，提出问题，追查究竟。他还要我去找一位老学究讲书，暗中比较传统与新创。他说，四十三年前，前世纪末，他来这古城读古书时就有这种问题和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实现，现在去了心上一块石头，照他的说法是还了债了。当时我们是在做实验，没想到理论。到七十年代末我看到二次大战后欧美日本的书才知道，这种依据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体，破译符号，解析阐释层次等等是语言学和哲学的一种新发展，可应用于其他学科。

“另一件事是在浦那和印度戈克雷教授校写《阿毗达磨集论》。他帮我读梵文，我帮他校勘。贝叶经文照片放在长几中间，我二人盘腿并坐木榻上，他面前是藏文译本，我面前是玄奘的汉译。起先我们轮流读照片上的古字体拼写的梵文。读一句后各据译本参证，由他写定并作校勘记。这书实际是一本哲学词典。不久我们便熟悉了原来文体和用语。我也熟悉了玄奘的。有一次在他念出半句后，我随口照玄奘译文还原读出了下半句，和梵本上一字不差。他自己读了汉译才相信。于是我们改变办法，尽可能用还原勘定法。他照藏译读出梵文，我照汉译读出梵文，再去用梵本三方核定原文。这一来，效率提高，速度增加。他要教书，我要读书，每天只能工作约一小时，不过三个月，他便将残卷校本和校勘记写出论文寄美国去发表了。序中提到我，但没说这种方法。我由此学会了从译文读原文以至于从一种语文读出另一种语文。口头读古文，心头自然读出白话。进而明白欧洲人怎么能从印度古书中读出康德，还能从法称菩萨著作读出罗素。可是他们无法这样读中国书。我也想试，但不行，用外国话表达中国原有思想（不是学外国的）非常困难，不能‘对口’，只能近似。外国喜确切，中国重模糊。

“经过这两件事，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佛典原文比译文顺口，而中国人著作中用汉字写出的梵文文体不易还原。所以注疏往往比本文更难。因此我不敢自认是佛学专家。对于中国佛学可说是一窍不通，无论中国和印度，古书总是注上加注，越注越难。我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教过印度哲学史都是直解本文，注疏另算。”

记者如入五里雾中，只好再一次打断他，请他谈谈佛学的入门。

“我自己是门外汉，只能作门外观，这也是一言难尽。佛学和佛教不同。我一接触佛教徒，一读佛典，立刻发现自己的错误，明白了几点应当知道的常识。首先是佛不止一位，因而教派、理论、仪轨等等大有不同。……”

记者忙问：怎么佛不止一位？

“平常只说释迦牟尼佛，可是大家拜的是阿弥陀佛。听说日本有人要在中国建一座世界最大的佛像，那是大日如来佛，也就是毗卢遮那佛。有人认为雍和宫里大佛就是他。有人说那是卢舍那佛，又说是未来佛弥勒佛。拜哪位佛，哪位菩萨，念什么经，就讲什么佛学，很不一样。还没认识佛，怎么讲佛教、佛学？”

记者听他讲得越来越玄虚，便问他能不能把话讲得记者也能听明白。

“这就是你的批评和我的失败。我从少年时期便因失学而求学，逐渐有了一种意愿，那就是做学术的通俗工作。我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是《通俗天文学》。我是为和我一样求学不成的人着想的。后来又想到另一种‘通俗’，便是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础上打通学科，可说是另一种的通俗化。现在我才明白，问题不仅在于‘通’，更在‘俗’的方面。对不同的‘俗’有不同的‘通’。我讲了半天话，你说不懂，可见我失败了，全是白说。不过你也没有成功，访问记写不成了。”

记者笑了起来，说：“我并没失败，你再三声明不是专家学者，可是你谈的越来越专门。你说是一生力求通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因此，不论你承认不承认，我都得把记下来的仍旧作为专家学者访谈录。”

他哈哈大笑，不置可否。我想他是无话回答也不必回答了。

尹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