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译佛教文献的编目、分类和解题

汉译佛教文献不但是我国的一份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印度文化资料；若作为人类古代文化留下来的一种信息，那就更有世界性的意义。尽管尚有藏文的大量译本，有印度的原本（除巴利语的藏经外，梵语佛典也不断出现），但这些汉译本的重要性并未减少。日本刊行过包罗宏富的汉文《大藏经》。国际学术界从许多方面对这些典籍进行了研究。可惜我国除了少数人以外都对之漠然，更少有人对这些文献进行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以致有些人在提到时还沿袭国内国外的一些陈旧说法，对于近几十年间关于宗教、佛教等问题的新探讨多半置若罔闻。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这些用本国文字译出的文献看起来同外国的古文差不多，又缺乏国外用原文本和多种语言资料作对比研究的条件。对需要了解或有志研究这些文献的人来说，更缺乏适合现代人要求的入门引导。各种各样的分类编排和目录大都是依照传统的宗派的观点，对门外汉不能起展示内容和引导入门的作用。索引和提要以及词典中的说明也不能对未入门者有多大帮助。很多论述佛教的书籍和文章虽然引经据典，却往往着重的是下结论，而不是引导读者自己去对由印度来的原始资料进行独立探索。佛教典籍的整理和刊行，除了《百喻经》一类的故事书（删去教义只留寓言）以外，恐怕在一本一本校注出来以后，若没有全面的介绍和引导，也不见得能帮助专家以外的一般读者去涉猎和了解。汉译原典和中国人的论述在我国常不严格区分（这在研究中国佛教时是自然的），对各种汉译也很少分析其相互关系，这也是对汉译文献作科学性探讨的障碍。结果是读外国人对印度原文佛典的整理和论述反而比读汉文的书更容易，甚至对有些原始资料的汉译的研究也还离不开外国书。当然，这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而且外国人用现代方法进行逐步科学化的研究也比我们早，我们不应该脱离国际学术界而闭门孤立，但是对汉文译的文献，我们应当比外国人了解得更多些才好。我国的这一份文化遗产和其他部分不同，它是国际性的，因此，整理起来也不能同一般整理古籍一样。

整理佛教汉译文献的进行步骤，建议如下：一、编目，二、分类，三、解题，四、校注。

一、编目　从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梁〕五世纪）到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一九八〇，以下简称“吕目”），中外古今有不少的佛藏目录，现在我们可以就利用最新出的“吕目”。“吕目”的优点是全部编号，核定译名、异译、译人，注明依据，分类比较简明；不足之处是编号只剔出疑伪，没有将有异译的附于所定的初译或全译的编号之下，而仍同一编号，只前面加一横线。因此，只算译本，连上疑伪（1095—1111、1498—1504）二十四部及外论（1112、1113）二部，虽有1504号，其实按原书说并没有这么多部。如0001《大宝积经》等于一部丛书，作为一号，其中四十九会分别加括弧数字，这样很好。但0002《大方广三戒经》既然已“勘同宝积（1）三律仪会”，那就可以标号为0001（1）a归为一号。这样，号数归并，同书异译明显，而编号仍不混杂。“吕目”另一个问题是有目无书，只是自成体系，同任何版本都对不上号，还得另找索引查书。“吕目”的编号法和日本的《大正藏》一样，只要加注《大正藏》编号即可对上现在国际上常引的“大正”号码。所以编目一事有了“吕目”，只要修补即可，不必重订了。至于《大正藏》有而“吕目”缺的（如《金刚仙论》）则可以补在后面。

有一个目录却需要编订一下。国际上过去有个时期都引日本南条文雄的汉、梵、英对照目录的编号。这书太旧，在梵本大量出现之前，后来大家不再引用。印度师觉月的《中国佛藏》（P．C．Bagchi：Le Canon Buddhigue en Chine）虽稍新，且有人引用，但现在也已过时，只可供参考。日本山田龙城的《梵语佛典诸文献》（一九五九）搜集很多，但前面有说明加注，后面又有补充，且一九六〇年以后的尚缺。“阿含”部分还需要用日本赤沼智善的《汉巴阿含对照录（附梵文部）》，用起来很不方便。若将这几部书的梵、巴、汉对照，只取书名和译者（附“吕目”编号），无梵本的一概不录或另作符号采用师觉月的还原译名，并加上对照索引，就成为一本对照书目。若能加上一九六〇年以后刊出的（如新校本《回诤论》），再将未刊的写本（由各国写本目录查出的）收入，那就成为一本供查阅方便的书。这虽只对较少数的人有用，但至少可以使阅读外文书或翻译时不致把早有汉译的书还重去译音了。

二、分类　这个工作比较复杂。过去所有的藏经和目录，尽管所依据的体系不同，却都是遵循佛教宗派的划分原则。“吕目”分类很少，并作了说明，他是依据《摄大乘论》的理论，是“法相唯识宗”无着的理论体系，别的宗派未必接受。而且，这仍然未能跳出佛教体系圈子。现在需要另行分类。借用文化人类学的（也是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原有那些分类目录都是“属内”（emic）的而不是“属外”（etic）的（这两个词暂时这样拟译）。我们所需要的是不照佛教而照宗教学或一般文化知识的观点将全藏重新分类编目。这需要对全藏有大致了解并具备一点现代社会科学常识，也不算很难。下面我拟一个大略的十类分法以供参考：

1．佛陀传说。这类似《新约》的“四福音书”中的基督传说，也可以包括关于佛弟子的传说，类似《新约·使徒行传》，但和《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形式同而性质不同。这类只包括释迦牟尼及其弟子。

2．佛陀语录，或流通口诀。最明显的是《法句经》（《法集要颂经》），这是集句。还有些专题解说，如《稻芊经》。这类不包括成体系的大部经典和秘密经咒。宣传信仰的归入另一类，这类专收讲道理的。

3．教团组织。佛教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这是其能广泛流传的重要因素。法显、义净都是去印度求戒律的。各派有自己的一套，中国流行的又是各派自有一套。从《百丈清规》（元）以后，明、清寺庙才多依禅宗。印度传来的许多“律”需要照原来派别分列。这对于了解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特别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依样画葫芦（如“忏悔”“悔过”之类）的“文化移入”问题，是重要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当然还要依靠对实际寺庙生活的考察。这一类中不包括“律藏”中不是说戒律的书，主要收“戒本”和案例。

4．教派历史。资料散见，需要排在一起。不仅有《十八部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还有《佛临涅槃记法住经》《当来变经》《法无尽经》《法住记》等。

5．宗教信仰。这是对外宣传品，其中主要起作用的不是理论而是信仰。例如《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经》《金刚经》以及《浴像功德经》《造塔功德经》等。此类不包括以讲理论为主的书，如《那先比丘经》，那另属一类。

6．宗教文学。这是采用文学形式宣传宗教信仰的，包括大量的故事。如《百喻经》《贤愚经》《大庄严论经》等。《阿育王经》等也包括在内。但马鸣的《佛所行赞》长诗仍应同巨著《佛本行集经》作为一类归入“佛陀传说”。这和对原文书的分法不同。但“颂、赞”可列入此类。

7．理论体系。这一类包括很多，不但有“论”，而且有“经”，如《入楞伽经》《解深密经》等。

若依照理论体系的派别排列，有些书比较困难，若依照表达形式排列便比较容易。照说应当是先分派别，以后再将各派的书分形式排；但也未尝不可以倒过来排，先形式而后派别。有些讲其他教派理论的书可以附在这类后面。

8．修行方法。这同讲戒律的书一样，对“文化移入”研究有意义。不仅有《禅经》《安般守意经》，而且有《治禅病秘要经》。有些讲医药的也可附入。佛教是重修行讲实际的，讲狭义修行方法的书却不多，值得注意。

9．术语汇集。如《法律名数经》《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之类。《俱舍论》虽是印度式的词汇集，但已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庞大体系，应算“理论体系”，不入此类。《百法明门论》主要列举术语，仍入此类。不过，解说理论和信仰体系中的术语的著作是否归入此类，还可考虑。

10．秘密仪轨。这是庞大的一类，“吕目”收入三百八十八部，比“律”“论”都多。“吕目”将其中大部分入了“杂咒”类（二百九十九部）。对这些经咒需要进行分析。可以单就汉译文献作初步研究，然后与藏译资料对比，但不能不注意到国际上这方面的研究。从二十年代起就有人整理研究印度的秘密教派文献，到八十年代初还有人继续做这方面工作。克什米尔（迦湿弥罗）的大自在天（湿婆）教派和孟加拉的崇拜他的妻子难近母的教派很受注意。这两个地区都同中国接壤。还有南印度的秘密教派也有人研究，这和不空金刚（唐朝）从师子国（斯里兰卡）学来的佛教密宗不无关系。可是，因为文献本身既晦涩难解，而且必须调查实际情况，可以比较的又多，不但有印度的各地各民间教派，而且有中国的汉族、藏族、蒙古族的教派，还有中国的道教和世界上许多杂糅巫术的秘密的或公开的宗教仪式行为；所以这项科学研究虽很重要却进展不大。不过仅仅初步整理汉译（有些实是以汉字拼写原文）也不是很难，只需要有一些语言和人类学的知识就可以动手。

以上分类只是个设想。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古代人作书不是按照我们的模式进行的，他们有自己的模式，因此一部书可以入不止一类中。我想可以用“参见”的办法；若是一书中各部分可分入数类的，可以在“参见”中注明有关部分。这里不举例了。

三、解题　这是最难的一项工作，可以有几种做法。像明朝智旭的《阅藏知津》和日本小野玄妙的《佛书解说大辞典》那样的题解不需要重作了。那是“属内”的，是给懂行的（或说“受戒者”）看的。现在要有“属外”的做法。下面试举两种做法的设想。

一是简式。大体上要指出这部书的性质、形式、内容要点、文献地位（与其他书的关系）、社会功能（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作用）、读法等，但不是每部书都全说到，每一项也只须讲要点。有的书大，而说得少，有的书小，而说得多。例如，《大宝积经》有一百二十卷，只要指出，共有四十九“会”，实际是一部丛书，许多“会”都有单独的异译本，可分别查看，就够了。例如，属于“宗教信仰”类的《阿弥陀经》，本身篇幅不大，但是需要将“净土”的几部经结合起来作说明。并且要指出，由已刊行的一种原本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有文学意味的宗教宣传品，但在中国却起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一大教派的经典，而且泛及社会各阶层，直到现代。至于流行的原因，如阿弥陀佛的大“愿”，西方“极乐世界”的描绘，“持名”（念佛）来源的印度宗教习俗，就不必说了。又如《心经》，只有两百多字，但是解题的字数无论如何也得比它多。这部经主要是属“秘密仪轨”类，但其中以口诀式列举了佛教重要教义，而且在中国有广泛的应用。和尚拜佛念它，超度亡人也念它；《西游记》小说里多次提到它；它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经典。形式、内容和作用都不能不提到。

二是繁式。这可以说是简式的扩大。例如《心经》的解题，就要说到全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般若波罗蜜多”是从“六波罗蜜多”独立出来的，原义大有发展。它称为“心”，确是核心，由此可以扩大到佛教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甚至可以涉及印度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全貌，从分析世界到神秘主义。还可指出其中的三个层次：（一）理论体系，（二）人（菩萨、佛），（三）咒。由于有梵文原本，又有汉字音译对照本，所以文本词句明确。至于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能是由于其三层次中分别提出的“度一切苦厄”，“无有恐怖”，“能除一切苦”语句；而且咒语神秘，经文简短，容易背诵；同时又归之于“观自在”即“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这和《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也联系起来。繁式的解题可以因书而异，以少驭繁，以详释略。

无论哪一式都不必每部经都解释。例如《比丘避女恶名欲自杀经》，简式即可不提，繁式也只要指出内容反映印度社会一角和佛教的应付办法就够了。又如《父母恩难报经》《孝子报恩经》，照题目说应当适合古代中国人口味，却不见流行。如是则简式可不提，繁式也只要指出这一点便可。

解题不是提要，想知道内容可以查《阅藏知津》。难在要从各类中找出互相关联的体系，分别发现其中主要典籍，提纲挈领，有详有略，而不是逐本书地去讲解，因此这是最难的一步工作。这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四、校注　一般整理古籍都落实到这一步，但是对于佛藏却不然。究竟应该校注哪些书，这一要看给什么人用，二要看书的性质。这不是为普及的，也不是为提高的，很难定什么书需要校刊，要注些什么。就书而言，可以有几种分别：一是分别有无相应的原文本（不见得那就是翻译底本），二是分别汉译文好不好，三是区别在中国起的社会作用大小，四是区别在佛教或印度社会思想中的地位轻重。照这样的区别以定校注什么。

校注形式要现代化，要标点、分段、注明术语，眉目清楚。这样做，最好是有原文本的，用来一对照就清楚得多，原文往往比译文还容易读些。

有个问题是，原书很重要而汉译不好又流行不广的书怎么办。例如《法句经》是在国际上非常流行的，谈佛教的几乎是人人知道；巴利语原文是朴素的格言诗，书中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散见各处，已成流行口诀；但这书汉译本却不流行。是否要校注译本（有几个本子）？也许应当有现代语新译本？

校注不是技术性问题，要考虑刊行目的和社会效果。对专门研究者说无此必要，因为读这些书若没有传授入门，不了解实际情况，有校注也得不到多少帮助。若只研究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哲学宗派典籍，那是中国哲学史家的事。这里讲的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着眼的考察，不是整理旧书，不是只讲哲学，不能脱离宗教实际。所以是否校注，可以最后考虑。

以上说法难免有片面性和荒谬之处，不过是“野人献芹”而已。

（原载《南开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