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锦绣香包的华丽亮相

卫戈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陇东香包，饱含着丰富的人文与物质生产信息，近年来更是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文字与口头语言曾被认为是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但自20 世纪以来，从美术史研究领域开始的图像学探索，把被遮蔽的视觉图像信息储存重新揭示出来。实际上，造型艺术作为视觉文化的记忆，其可辨识、可解读的历史内涵远远超越了文字记录。最早的石器是造型实物，最早的绘画是考古图像，它们表达了流逝的时间过程里种种信息的传递。我们发现，艺术图像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有效、最生动、最直观、最亲切的一种通用语言。咿呀学语的孩童，在学会言语表达前就通过认知图形来辨识世界，图像还作为一种丰富生动的启蒙教育形式，链接着人与外界。

香包造型与刺绣图案无疑是陇东最具文化记忆的艺术图像之一。成就这些造型和图像的技艺，就是先民从古至今的经验传承，是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之所以形成了风貌独特、内涵深厚、技艺高超而又经久不衰的香包艺术，是代代相传、家家守护的结果，民间百姓就是香包艺术最好的保护者和珍藏者。香包虽然是伴随着纺织材料和技术而产生，但并没有因为生产方式的进步而衰败。香包最早的源头，也许仍难以定论，但香包作为族群文化、先祖文化而流传至今，是不容置疑的。香包艺术持续活态化的存在于不同时期、不同生活、不同生产方式的环境里，一方面造就了其根植于农村土地中厚实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也为黄土高原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在节庆婚嫁等民俗活动中，香包是重要的视觉符号，香包等一系列民俗工艺品，起到了振奋美感、唤醒视觉的价值和意义，同时，香包作为西北山村的一种女红——从守闺待嫁的女孩便开始足不出户地学习刺绣，母传女、嫂传姑、姐带妹，辈辈有传，久而久之成为不可或缺的民俗生活习俗，无论贫富，无论官民，都以善刺绣为“秀”。

香包与刺绣，是造型和图像的完美集合，是平面和立体的有效联袂。香包的做工看刺绣，刺绣的好坏看手艺，凭借心摹手绣，香包的技能技巧显现出制作者的灵巧和聪慧。香包并非物品本身，而是超越悦目赏心、装饰审美等功能，衍生为人对内心世界的关照。香包的创造创新能力呈现出心灵之美的外化。小小香包与生活品位、习俗形态、文明蒙养、审美取向都息息相关，一针一线其实都是在做着社会的“大文章”。

关于庆阳香包艺术，有许多执着的传承者、研究者、收藏者和传播者，他们不断践行于生活之中，总结出大量关于香包艺术的理论成果和多角度的认识分析，也积累了许多珍贵的实物与图像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上，《庆阳香包绣制艺术遗珍探究》一书从这一地区香包的基本类别和技术路线入手，通过对物质构成和精神表征的图像解析，对中国传统文化“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一观念进行了案例阐释。当然，作为民俗文化的香包刺绣研究，还有许多新课题，尤其在数字化时代，在不断更新、不断创造、不断变幻的今天，香包的再发展仍然是一条充满迷茫和未知的道路。正如书中所列举的作品一样，民俗艺术具有不断生长的底气和能量，但更是一种传统工艺和民俗生活的产物。无论如何，香包是带有黄土地的本色——朴素、沉厚、真挚，与工业化的大批量生产与统一化审美范式格格不入。一件件稀有的香包珍品，已经提示出，假如脱离地域文化形态，香包制造最终只可能是现实的匆匆过客！回顾经典，是为了面向未来，将过去几百年沉淀出来的审美语境放在眼前比照，会惊醒我们更好地守护优秀的传统。

我们要感谢对庆阳香包研究工作给予支持的人们，更要鼓励和赞赏本书的作者，她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对香包的造型及其刺绣图样进行了长时间的采集整理和分析论证，这是一位有心人的“香包精品过眼录”，集合了庆阳香包的最佳范例，并从美术学、图像学、人类学和文化历史等几个方面来概括其要。作者通过珍存的香包艺术品，以集体出场和集中展示的形式进行图录编纂，让更多的人了解观赏，感受黄土高原的民俗民风，感受华夏民族的历史文脉。这本书不仅可以用于研究和鉴赏，也可以从中解读出背后的非遗故事和作者的思考。作为民俗艺术经典楷模的庆阳香包，将散发出永不褪色的锦绣华彩，启迪并照耀未来。

（卫戈，原名田卫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敦煌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