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进行了狂轰滥炸，使这所由张伯苓校长惨淡经营了近二十年的高等学府变成一片瓦砾。所幸的是，事前我父亲与黄钰生、陈序经、冯文潜诸同事一起，组织师生做了紧急转移的应变工作，将部分贵重仪器设备和大部分图书运到了当时的英租界，才免遭破坏、在炮火的硝烟中，父亲和黄伯伯又指挥师生疏散和撤退，避免了人员的伤亡。他们是学校负责人中最后撤离的，当时父亲身上只穿了一套单衣，唯一的随身物品是一架照相机，而黄伯伯随身携带的只是一串钥匙。我们两家的财物全被侵略军洗劫一空。

1937年9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由平津撤退到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后因遭飞机轰炸，又迁往云南，于1938年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父亲被大家公推任化学系主任。1943年又被大家推荐，兼任教务长。由于工作关系，有些人为了找父亲给他们解决困难，往往带一些礼品来家里，但父亲总是坚持按原则办事，应当解决的事，一定想办法帮助解决；不符合原则的事，绝对一件也不办。不论是该办还是不该办的，一律不收礼。

父亲在西南联大化学系工作时，与他的助教（大部分是他的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尽管平时父亲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态度也很严肃，但对他们的生活十分关心。当时昆明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物价一日三涨，货币贬值很快，那时父亲的教授工资想要维持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母亲和冯伯母（冯文潜教授的夫人）、傅伯母（傅思龄教授的夫人）只好做些童装，搞点刺绣，甚至做些点心去卖，以勉强贴补家用，至于青年助教，本来工资就很低，有的还要接济家里，因此困难更大。父亲有时在节假日让母亲做些点心给助教们送去，或邀请他们来家里吃吃点心喝喝茶，边吃边谈，亲密无间。学生经济上有困难，父亲就想法给以支援；有的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父亲尽量帮助联系；遇有兼课的机会，父亲就把它让给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教师，因此，他的学生和同事们都非常尊重他。(https://www.daowen.com)

父亲在西南联大除了承担普通化学和有机化学教学之外，还承担教高等有机化学的课程，同时从事药用植物的化学研究。1945年他以访问教授和研究员的名义第三次赴美国考察，此间他完成了《中国抗疟药用植物——常山的化学性能的研究》的论文，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被美国化学会推选为美国化学荣誉学会会员。在美国，他还看到了一些科技新成果，例如植物激素的研究成果。我父亲认为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他把研究重点由药物化学转向农药化学方面，并购买和收集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

在美国考察期间，父亲还肩负着为南开大学化学系聘请教授的任务。父亲认为，南开化学系就其规模和物质条件讲，是无法与北大化学系相比的。要办好南大的化学系，就要有自己的重点和特色。他首先考虑到的是要有一批爱国、爱教育、有较强业务水平的教师，因此他从美国聘请了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大都是父亲以前的学生和助教。他们的到来，为南开大学化学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这些人中有五人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其余的人也都成了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和骨干。

1947年底，父亲结束了在美国的考查访问，准备返回祖国。当时国内正进行解放战争，许多外国朋友都出于好心挽留父亲在美国定居，但父亲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说：“我们国家正需要人，我应该回去。”于是，他在1948年初回到了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