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天津开埠后，随着外国贸易的扩大，踏上进出口商品道路商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一面依存于外国资本主义，一面又敏锐地觉察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威胁。他们组成的商会，在现实的抵制洋货运动中，受到依存于外国贸易的经济构造的制约，不能独立地展开经济上、政治上的行动，因而容易受到屈膝于外国的清政府的压迫。为确保它自身的独立性，看来必须等待国内的民间产业资本的成长。商会在抵制洋货运动中，表现出理念与现存之间的差距，而形成民间产业资本的主要契机的，则恰恰在于抵制洋货运动的过程中。对商战有所觉察的工商业者，以抵制洋货为契机开始认识到生产国货抵制洋货夺回国内市场这一目标。清末，所谓驰名于全国的北洋实业新政，就是这样觉悟了的工商业者积极利用新政准备的组织、技术的产物。实际上，负责新政的周学熙，1907年因丧母而辞职，接着，1909年袁世凯也被解职。这以后的北洋实业振兴，由于上述的工商业者的努力而得以发展。
〔123页注〕织布工厂的设立情况，统计资料不充分，大致如下表所示（见下页）：
北京
据《大公报》、《支那省别全志》等
天津
据：《大公报》、天津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史大事记》上册。
附注：政府设立的，本表除外。官僚者以个人身份出资设立的，本表包括在内。
早期候选同知胡永升等曾定计划在北洋设立纺织公司，但该计划是否实现，不详。
天津实业工厂和实业织染工厂或许同一厂家，但目前无以判断。
【注释】
[1]芦纲公所是由有专销引岸权利的商人（引岸指销售地区）组成的。长芦盐区引岸专商地区，主要是指河北省的121个县，河南省的53个县。一般以一个县为一岸，引岸专商销售在一个县区。除此以外、盐商还有租用专销引岸权利的租商，以及承受转包租商的商人等。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所载的有关资料及前述《天津史话》。
[2]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28辑；《天津史话》；仁礼敬之：《北清见闻录》，明治二十一年（1888），64页。
[3]据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载《北国春秋》第1期，1960年1月。
[4]见外务省通商局：《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明治三十五年（1902），53页。
[5]见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7辑，明治四十一年（1908），624—625页
[6]见《天津钱业史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7]见宫田道昭：《清末外国贸易商品流通机构的一考察——以基尔特的流通支配为中心》载《骏台史学》52号，1981年。
[8]见《支那经济全书》第11辑，592—595页。经纪人的佣金，按棉布业为1～2%。
[9]见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2期，157—158页。
[10]见《北清见闻录》36页。
[11]据《天津府凌守复陈商务公所情形禀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光绪三十三年，卷二十一。
[12]《大公报》1903年6月2日《天津商务公所暂行章程》。此章程也载入《北洋公牍类纂》，但未标明日期。
[13]见《大公报》1903年6月29日《续记发给各行商董谕帖花名事》。
〔〕内的磁帮、染店，可能是手工业者。原资料里认为两者都不是独立的行业，它们分别属于磁商和染货商。
[14]天津早期的“四大买办”：梁炎卿、王铭槐、吴调卿、郑翼之，都是从南方过来的。梁和郑是广东籍，王是宁波籍，吴是安徽籍。稍后出现了本地出身的买办，形成北帮。宁世福是青县人，原来是从事收购农民加工的草帽辫出口的商人，致富后搞慈善事业，所以消除了社会对买办的蔑视。
[15]见《天津史话》，105——106页。
[16]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20辑。
[17]宋则久（1867—1956）。拙稿《宋则久与天津的国货提倡运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五四运动的研究》第二函，1983年。经李敏龙翻译，载于《天津史研究》第2、3期，1985年。
[18]《大公报》1903年6月13—16日。
[19]见《大公报》1903年8月3—6日《宋君寿恒天津商务条陈》。
商务局的总办吴调卿，是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商务局这一组织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20]见《大公报》1903年7月15日《拟办通使支票章程禀请并府批照录》。
同，6月26日《北洋大臣袁宫保复陈天津市面情形酌拟办法摺》。
同，7月25日《推缓妥定》。
同，12月13日《天津银号督办劝谕商人说帖》。
[21]见《大公报》1903年6月4日《商务公所禀请银行事》。四条是：（1）庚子以前的旧债与庚子之后的新债偿还及整理方法；（2）严查制钱、铜元出境；（3）倡行银钱票；（4）新钞两关止税赔款。
[22]见《大公报》1903年9月8日《办理津埠商务事宜吴道懋鼎王道宗堂禀奉委开通银行碍难遵办情形由并批》。
义和团事件之前，外国银行对钱庄的放款量很大。事件后，他们认为钱庄危险，便停止了放款。票庄也取回了资金。见东亚同文会：《清国商业综览》，第四卷，明治四十年，425—426页。
也有资料说，志成银行发行大量纸币，增加了天津市场混乱。见《清国商业综览》第四卷，433页。
[23]见《大公报》1903年6月14日《商情近状》。
同，7月14日《天津府凌太守谕行通使新贴示谕》。
同，7月24—25日《北洋银元局批商务公所禀请速发铜元由》。
[24]见《大公报》1904年3月17日《呈请直督袁宫保救治天津市面禀稿》。
[25]见《大公报》1904年4月30日《天津县示》。
[26]见《大公报》1904年4月19日《钱商公议》。
[27]见《大公报》1904年4月22日《推缓续闻》。
同，4月24日《商务公所遵饬核议赵兴堂请推缓官商各款诸多窒碍请核示禀并批》。(https://www.daowen.com)
[28]见《大公报》1904年4月24日《推缓续纪》及4月30日《天津县示》。
[29]见《大公报》1904年4月30日《董事赵兴堂再请推缓天津市面各款禀稿》。
[30]日本银行调查局：《中国近代货币概要》，昭和四十二年（1967），102—106页、109页；《顺天时报》1906年12月5日《直隶财政困乏之原因》。有关铜元铸造所得利额，据有的资料记载，得利数额更多。
[31]有关商务公所的经费，《暂行章程》规定：“暂由商人凑办，每月由官筹给津贴银一百两。”但实际上，自开办以来一切经费皆由总董四家向各行捐款，经常出现缺乏情况。见《大公报》1904年2月27日、4月13日报导。
[32]《支那经济全书》第11辑，明治四十一年，610—617页。1904年1月颁布的《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作为对商部的联系工作，规定了以下几项业务：调查包括进出口贸易变化原因及物品制造状况；调解中商之间、中商与外商之间的纷争，受理商人财产权利的登记，审查申请专利的制造水平等。
[33]见《支那经济全书》第11辑，618页。
[34]见《大公报》1904年5月13日《商情问答》。
同，5月14日《宣讲商情记录》。
同，5月18日《禀呈商情》。
[35]见《大公报》1904年5月28日至6月1日《商务公所改设商会就地便宜章程原禀并批照录》。
[36]《大公报》1904年6月2日至3日《论天津设立商会》。
[37]见《大公报》1905年6月2日《上海商务总会与天津商务总会来往要电补录》。
[38]见《大公报》1905年6月13日《天津商务总会致本馆函》及《商务总会会议》。
[39]《大公报》1905年6月19日《商界之大会议》、《学界之大会议》。同，6月20日《商界之大会议续志》、《学界之大会议续志》。
[40]见《大公报》1905年6月22日《袁宫保对于抵制美约问题》、《天津商务总会之传单》；《顺天时报》1905年6月24日《袁督恐因抵制禁约之误碍邦交》。
[41]这问题不限于天津。坚持排斥美货运动的上海，到了8月，洋布众商大丰成记、鸿成源、盛宝等对袁世凯诉苦说：“上海，前因抵制美约公议，……以致内地各商不敢批购，商等存货竟无销路。……数千万之货价壅塞挤滞银项何出，商等有倾产之危，沪市有震动之变。……所望生机只有北方数省。近悉学界已有人派往北方各埠，运动联络一气。……伏乞饬下地方官迅速晓谕，毋得浮言井饬设法疏通。”（《顺天时报》1905年8月26日《晓谕商民购美货》）。就这样，依存于进口的商业资本的退却，导致了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的崩溃。
[42]北京民营工艺商局试造纸烟，不久，新产品起名“轮船牌”、“爱国牌”外售。轮船牌取海外归来之意，爱国牌如名所示是提醒国民爱国之意。爱国牌纸烟，至1906年前半期，畅销显盛况，但以后销路阻塞。
1903年，英美烟公司入侵中国，由于当时中国民族卷烟业技术及资本力的低下，英美烟公司占领了卷烟业市场。在这情况下，中国的大部分民族卷烟业陷于经营困难，工艺商局也无法冲破这难关。
[43]见《大公报》1905年6月16日《敦庆隆主人之爱国》。“学堂附设之工厂”，可能指直隶高等工业学堂附设工厂，即是本稿后面提到的学习工场。
花旗布，粗布的别称。清末，粗布是进口棉布中的主要商品，至1906年日本建立棉布输出组合，有组织地开始倾销。这以前，美国粗布独占鳌头。（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18—120页）
[44]见《大公报》1907年8月27日。
[45]见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一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931——932页。
[46]见《大公报》1903年3月2日“时事要闻”；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天津志》，明治四十二年，391——392页。
天津教养局是在1902年8月八国联军归还天津不久，袁世凯着手准备，翌年3月开业的。如同袁在任山东巡抚期间，在山东省省城济南府开设的教养局目的一样，专为收养本地贫民教以粗浅工艺而设，以解决游民就业问题。见《大公报》1903年8月13日）。
[47]藤井恒久，日本人，工学士。以后任北洋工艺总教习。明治三十五年（1902）七月，以月薪银400百两之高薪，受袁聘请。（见外务省《清国佣聘本邦人名表》，明治四十一年）
[48]《工艺局教养局会详筹办织布事宜公文并批》，见《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八，工艺三。
[49]见新潟县染色业联合会《笠原技师清韩染织视察报告》，明治三十七年九月，81页
松田式织布机是明治二十年在日本三重县发明的自动脚踏织布机（以下简称脚踏机）。
脚踏机，别名又叫“铁轮机”，其特点是有一个与踏木连动的铁飞轮。飞轮旋转带动各部，可以自动进行梭、打纬、卷布、送经等项操作。与旧式木制织机相比，脚踏机的速度加快了几倍，并且加力稳定，织眼均匀，不必用两手投梭就能织出宽幅布。以上这些优点及每台只三四十元的低廉价格，符合资本薄弱的中国的实际状况。
[50]此外，1905年2月开工的天津起发木工场（工主李庆臣，资金3200两，职工58人），从日本进口一部分附属零件，专门仿造日本织布机，作为日本制造的产品进销。（见《清国事情》第一辑，第一卷，40—41页，明治三十九年十月报告）
19C6年5月在北洋工艺总局系列下设立了北洋劝业铁工厂后，天津有能力全面生产使用铁轮的脚踏机了
[51]见《通商汇纂》，明治四十年40号：《清国三十九年贸易年报》。
1908年，天津的中国商人欠洋行的债务达1400万两，1909年欠款尚达500万两。（见《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2期，159页）
[52]考工厂摸索有效地互通商情，而宋则久提出：“用鼓舞手段使工商各自联络，各自立一研究会，本厂辅助其成立。”这一建议是开设研究会的契机。（见《直隶工艺志初编》丛录类下，《工商研究总所朔望两期间问题条陈摘要》，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
考工厂在开办提调周家鼎、管理朱寿棋之下，把总理宁世福，议绅卞禹昌、宋则久等天津有实力的商人组织起来了。
[53]《顺天时报》1906年6月20日《工商研究汇志》。
同，9月29日《工业售品所开会研究》。
[54]民立第三半日工场于1904年设立。总共大约花费三四千金。创办人穆楚帆（云相），在抵制美货运动期间，他认为“以土布抵制洋布非自织之布精益求精不可。”为此，与教习曹润田一起进一步改良日本的铁轮机。（见《大公报》1905年7月24日）
韩锡章也是个积极分子，1910年还开设了实业织染工场。其后，还为改良爱国布等及排斥洋货尽了力。（《农商工报》5—6，1919年1月）
[55]见《大公报》1908年3月12日《织工售品所合并开会研究》。
同，4月9日《工商研究详纪》。
同，5月7日《各工商研究汇纪》。
同，11月30日《工商研究纪闻》。
棉布的品质管理，由生产者向劝业道提出申请，再通过考工厂（劝工陈列所）在实习工场检查，如合格即准予立案。这体系发挥了实际作用。以长兴福织布厂为例，起初，因经纬纱不匀，浆线太硬，不合格。而改良后，受到好评，“条布织工匀平，成色颇佳，爱国布线条柔细织工亦精”，并准照章注册立案。
[56]《通商汇纂》明治四十四年，30号：《清国工商研究会的设立》；《大公报》1911年4月20日《农工商部之设立》。
[57]见《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八，工艺三。
[58]见《大公报》1911年4月13日《研究志闻》。
[59]见《大公报》1911年7月11日《工界有人》。另外，天津造胰公司（宋则久设立的）制造黑色胰皂，承农工商部批准，在天津境内专利五年。（《大公报》1908年6月21日《造胰各公司研究纪闻》）
[60]见《大公报》1910年12月29日《苛税累商》。
[61]见《大公报》1910年12月28日《研究汇记》。
[62]见《皇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吴承洛调查各业志略节录》。
1908年提出了减免课税的申请。当时，与其说是由于产量增加的结果，倒不如说是采取了解消滞销措施之故。这时期，原料价格昂贵引起商品价格上涨，它加重了日俄战争后的滞销现象。为此，工艺总局除设立前述的公柜外，还对花条布等颁发经过沿途的津局卡的免税护照。但税务处只允许按机器仿造洋式货物之例，遵章于第一口完纳正税，不同意发给免税护照。实际上，因为税关遇货估价往往多寡不同，津局卡的机器仿造洋式货物之例的适用效果甚微。为此，售品所经理、各工场长等集议，并申请规定同一价银，按八扣核收发给运单。对此津海关道等上级机关的决定内容不详。此时，直隶工艺局虽然支持减免，但它认为“税章既应完纳而工艺亦宜振兴，两者原属互相维系”。这是工艺局的认识基础。（见《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七，税务一：《直隶工艺局洋各工场制品出境纳正税请估价减成核收文并批》、《督宪杨准度支部咨工艺局机器仿造洋式货物例应遵章于第一口完税札饬该局遵照文》）
[63]《大公报》1910年3月12日“开会议事”。
同，3月19日“研究会将成”
同，4月19日“开所研究”。
[64]见《支那经济全书》第12辑，明治四十一年，236—247页。
绸缎公所设有《绸缎铺子章程》，其中“门市章程”规定了有关绸缎、棉布的详细销售规则。
布商研究分会，没有资料记载其活动。
[65]宋则久：《十年商业进行策》第2卷，24页。宣统二年十月十四日的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