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继而奉张、直吴弃嫌修好，结盟联兵讨冯，意欲彻底消灭国民军。旋晋阎亦趁火打劫，参加了反“赤”战线，并顺从吴意出兵大同，袭击国民军后路。因此国民军遂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加以此时冯见局势逆转、已通电下野，准备出游苏联。将军政大权付托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且密嘱张之江等：“为分化敌人，不妨两面求和”。张等受命于危难之际，只有遵照冯意，一面派张树声、郭殿臣等先后赴沈阳及天津见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等，就商停战协定，一面又派门致中、王乃谟、何遂、熊斌等，先后赴汉口及保定见吴佩孚、靳云鹗、田维勤等磋商合作条件。同时，吴的代表耿廼熙复由津来京，参加国民军和直系的合作谈判，并往延庆楼谒曹报告，兼候起居。曹亦询吴年来状况甚详。耿辞曹退出公府后，即与在保直军将领集议，对国民军直系合作提出先决条件两点：一先恢复曹公自由；二国民军让出京汉线。并决议以上两条办妥后，再徐议其他。

适值“三一八”惨案发生，全国人民激愤，一致要求严惩段氏，捕拿凶手。同时，吴佩孚亦径电段氏：“应知罪自退，内阁应自行解散，执政府的卫队亦应依法严办。”鹿钟麟此时又发觉安福系分子秉承段意，暗中与奉方勾结，且有以执政府宋玉珍的卫队旅内应之说。鹿为消患无形起见，遂于1926年4月10日，未明二时，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下令关闭城门，断绝电话；派大刀队分驻东西两车站，严查安福系分子脱逃，泄露军机；又派兵到执政府及东四三条吉兆胡同段宅前后，设岗警戒，实行对段监视。段于事前闻讯，即乘其日本顾问大谷的汽车，逃入东交民巷桂乐弟大楼，受日本人保护。

10日上午9时，国民军驻防北京的第十一师师长韩复榘（归鹿节制）由曹锟的秘书长张廷谔导引，前往延庆楼晤曹。韩见曹后即告以当日事件的经过，并说明从本日起恢复曹之自由。又请曹出名电吴，斡旋和平。曹随即回答说：我安居于此甚为满意，至维护和平，责无旁贷。我亦国民一分子，只要个人力所能为，自应努力去作，以期促成和平，减免兵祸。说罢即命张廷谔电吴，望吴电达奉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协商善后，共维和平。吴接曹电，认为此电系鹿假借曹之名义拍发，遂置之不复。

越数日，奉军占通州，吴军田维勤部的前锋已进抵卢沟桥，对北京形成三面包围，局势益趋紧张。这时，鹿虽曾亲与直军田维勤在北京密谈数次，愿将北京让出，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计，合力对奉，但因吴坚决反对，迄无结果。吴在复田维勤电中有：“冯军一日不缴械，则本总司令一日不北上”之语。鹿因自忖：“与其旷日持久，终无济于事，反不如全军自退，转进南口，较为得计”。主意既定，乃于1926年4月15日临行前，派参谋陈继淹为代表，前往延庆楼内见曹，告以：“本军将撤离北京，鹿总司令特派本人前来向您告别。并请今后多加保重。如果您喜欢一同出京的话，我们已经给您备妥专车，倘若一时因故不便同往，亦决不相强。”曹答以：“烦你转告瑞伯（鹿字瑞伯），谢谢他对我的关怀，我近因身体不适，一时不便外出，拟暂住此间，不欲他往。”(https://www.daowen.com)

曹说罢，陈即起立告退，返回卫戍总司令部向鹿复命。鹿据陈报告，认为携曹同往南口已无必要，遂下令李向寅团从总统府撤去，任曹自由行动。及鹿率部撤出北京，曹左右已无兵监视，始得不受任何限制，与外间自由往来，而国民军讨伐贿选一问题，至是虽未经正式宣判，但无形中却自告一段落。

（本文所叙主要来自鹿钟麟先生口述，兼采曹之妻弟陈国贤、军区处长潘承禄和杨文恺诸说，以补阙漏。）

（写于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