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不同实践

1960年代西方纪录片创作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美学流派：直接电影和真理电影（真实电影），秉持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创作理论主张。直接电影和真理电影的主要区别在于：“‘直接电影’的记录电影工作者手持摄影机处于紧张状态，等待非常事件的发生；鲁什型的真实电影则试图促成非常事件的发生。‘直接电影’艺术家不希望出头露面，而‘真实电影’的艺术家往往是公开参加到影片中去的。‘直接电影’的艺术家扮演的是不介入的旁观者的角色，‘真实电影’艺术家起到的是挑动者的任务。‘直接电影’作者认为事物的真实随时可以收入摄影机，‘真实电影’是以人为的环境能使隐蔽的真实浮现出来这个论点为依据的。”^[10]可见，直接电影是对现实的“描述性理解”，观众需动用自身的阐释程序进行理解。真理电影是对现实的“解释性理解”，创作者往往动机明确，直接对现实结构的意义进行解释。不同的理念取向有着互补的性质，对于真实产生不同的功能意义。

真理电影和直接电影都宣称自身更加贴近真实，不同创作观念的形成正源于对真实性认识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真实性的结果。同时，两种创作观念却是从同一技术前提中发展而来的，技术对旧有的美学观念体系形成冲击，正是16毫米轻型摄影机的出现以及同期录音技术层面的突破，才使得他们各自的创作主张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