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疫情的启示

以上所述都是灾难后心理健康干预的基本原则和手段，但恶性传染病带来的灾难与常见的自然灾害在时间周期上存在显著不同，需要有针对性的研究结果作为依据。新冠肺炎虽然是一个全新的病毒，但是它和当年的“非典”一样，都是一场突然降临的生物灾难（biodisaster），这种创伤经历带来的心理影响并不亚于其他重大灾难（例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等人为灾难）。我们可以从“非典”疫情结束后发表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中学习经验，为这场新冠肺炎之战后期的心理恢复和重建做好准备。

2010年，香港的麦永接（Ivan Wing Chit Mak）等人调查了1394名“非典”幸存者，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幸存者中最普遍的长期精神病诊断之一。^[3]疫情结束时，“非典”幸存者中累积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例为47.8%，而25.5%的人群在30个月之后仍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1995年，凯斯勒（Ronald C.Kessler）等人基于5877名患者的国家共病调查（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证实，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同时患抑郁症的比例高达48.2%。^[4]2004年，哈维鲁克（Laura Hawryluck）等人研究了129名因“非典”疫情被隔离的加拿大人，分别在28.9%和31.2%的受访者中发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的症状。^[5]2005年，香港研究者在131名“非典”幸存者出院1个月和3个月后对其进行了调查，发现出院1个月后，有10%—35%的幸存者报告有焦虑、抑郁的症状，或者两者兼有；大多数幸存者在出院3个月后症状的严重程度显著降低。^[6]但需要注意的是，获得研究问卷的“非典”幸存者原本有476名，只有不到28%的幸存者参与了两次调查，因此，不排除超过70%未参与研究的幸存者的心理困扰更严重的情况。(https://www.daowen.com)

2014年，应世界卫生组织邀请，芬伯（Harvey V.Fineberg）回顾了包括“非典”和甲型流感病毒（H1N1）在内的流行病经验，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世界并未准备好应对严重的流感大流行或任何类似的全球性、持续性、威胁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7]时隔六年，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印证了这个结论。正如芬伯所说：“流感和其他恶性传染病的暴发将继续挑战决策者和公共卫生领导者在压力和不确定条件下作出决策的能力，也将挑战国家主管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的能力。”但我们不应该灰心，我们很难真正阻止病毒的流行，因为病毒本来就是我们所生存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而我们对这个狡猾而多变的对手依然知之甚少。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尽可能团结互助，将灾难的后果降到最小，同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和完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遗忘，以及永远做好准备。

下面介绍疫情压力最常触发的几种心理障碍，包括延长哀伤障碍、创伤应激障碍和抑郁症。首先，满足临床诊断的心理障碍应该得到最优先的治疗和干预，因为它们对人们的生活和生理、心理健康的影响最为严重，干预得越早，越能够避免出现严重的后果。其次，根据受害者的分级救援原则，除了灾难的直接受害者，也需要特别关注一线医护人员、警察、消防员、军人、社会工作者和记者等职业人群，因此这里也重点整理和总结了相关研究文献，供相关单位和人员参考。再次，为了梳理重大突发创伤性事件对个人和社会的心理影响，我们将搜查范围扩大到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如恐怖袭击）在内的相关研究，包括但不局限于“非典”、埃博拉等恶性传染病的研究，从而为后续的心理援助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最后，我们整理了一些自我心理调节的小工具，方便读者在情绪困扰尚能自我控制和调节的情况下进行“情绪急救”，就像家庭急救包一样。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怀疑自己有患心理障碍的风险，或是情绪困扰已经严重到无法自我调节的程度，请及时联系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或到医院的精神科或心理科就诊，以获得更好的帮助。后面有关章节也会重点介绍一些常见的专业心理咨询方法，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