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到新英雄主义的流变
1.英雄主义的价值认同
塑造英雄是古今中外军事题材的共同主题，而“英雄”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社会一样悠久。人类在蛮荒走向文明、创造自身历史的漫长征途上，创造了无数流传至今、年代无从考证的英雄史诗，这些史诗是人类逐渐告别自我兽性、战胜危机四伏的大自然、抵抗异族保卫家园的过程中孕育成熟的。略微翻检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其间伴随着无数的流血、饥饿、死亡和血腥杀伐。千百年来，英雄主义的内涵与各民族自身的孕育发展同行同止、以人类蒙受的巨大痛苦和磨难为代价、并随各民族国家的生成壮大渐趋成熟。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各民族国家在反法西斯的浴血奋战中极大丰富了英雄主义，并逐渐形成对英雄主义内涵三大要素构成的价值认同，即崇高、爱国和人道精神。
从战争影视剧的角度看，其中的优秀作品无不高扬着以上三种精神，从美国的反战影片《野战排》《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到其宣扬战争的《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拆弹部队》再到中国的《集结号》《金陵十三钗》都闪烁着爱国情怀、崇高精神和深沉的人道主义光辉。其中人道精神为人们普遍认同，其核心即是尊重人的价值，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是尊重生命。不仅是尊重己方、也看重对方，这种精神背后的支撑其实是人的理性精神及悲悯情怀。攻守遵循原则、杀伐亦有底线，否则人即为兽。尽管古代中外各种反映战争的文艺作品或多或少也具有一些人道主义情怀，但从根本上讲，英雄主义中蕴含的人道情怀是一种现代意识，是现代英雄所具有的人格感召力量。
毋庸讳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军事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主义在此方面欠缺很大，直到80年代后，军事影视剧中人道主义情怀才逐渐凸显，由此也就构成了两个时代的所谓英雄主义和新英雄主义的流变过程。简要说来，从影像史看，1949年以来，以“文革”结束为界，有十七年时期的“前英雄主义”和90年代以来的“新英雄主义”。
2.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英雄主义传统
人们常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没有英雄赞歌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也可以说，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英雄。但也应该看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观。
1949年后的“十七年”是新政权弘扬英雄主义的“黄金年代”。各种艺术形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进行“史诗般”的描述。塑造英雄、讴歌英雄，以英雄主义精神整合、铸造社会主义精神话语体系并使之深入人心并迅速成为十七年战争小说创作的主旋律。朱老忠（《红旗谱》）、周大勇（《保卫延安》）、沈振新（《红日》）、杨子荣、少剑波（《林海雪原》）、江姐、许云峰（《红岩》）、卢嘉川（《青春之歌》），李向阳（《平原游击队》）、潘东子（《闪闪红星》）、海娃（《鸡毛信》）等一大批“完美”英雄组成了那个年代的革命英雄画廊。
这些英雄都有“英勇纯洁”的品性，兼具智慧超群、果敢英勇和无畏献身精神，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英雄观和审美趣味。比如他们都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党忠心耿耿，革命利益至高无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军事影视作品开始尝试在两个维度上进行“新英雄史”讲述。一方面，军事影视作品继承十七年英雄赞歌的传统谱系，在表现“无名英雄”方面继续探索。此时电视剧生产力较弱，军事电影就成为发扬“英雄主义”的不二媒介，其中《高山下的花环》是一个重要的过渡作品和探索路标。如果说“悲情英雄”梁三喜传承的主要还是十七年完美英雄的无私奉献精神，那么21世纪后李云龙们的“另类英雄”基因就最早来自“新时期”小说《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这个人物率先突破“正统英雄”人物的塑造方法，平时忧郁、散漫、玩世不恭，但一旦身临战场，却是英气勃发、勇敢无畏。《高山下的花环》中的“牢骚大王”靳开来是此类英雄最典型代表，这位平时怪话连篇、战时奋不顾身的血性汉子当年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80年代军事剧英雄形象建构的重点是致力于“伟人”形象塑造，以填补十七年革命英雄叙事的英雄谱系空白。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影像在电影、电视剧中大量出现，主旋律影视作品为如何表现这些“真名实姓”的伟人们殚精竭虑，从形似到神似、从着装到口音，逐渐积累了大量经验。
“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英雄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没有英雄或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在革命者向职业军人转换的时代，如何塑造英雄，特别是如何塑造和军队、和战争相关的英雄，如何释放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当代军人被压抑了的爱国主义激情，构成了军旅作家正在承担的‘英雄文化’的现代焦虑。”[6]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环境、道德风尚，甚至生活水平的改变，使得传统的、正统的英雄观受到挑战，一个英雄的“祛魅”过程在21世纪的军事电视剧中频繁上演。
3.21世纪的“新英雄主义”
21世纪电视剧的呈现出的所谓“新英雄”，是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传统英雄”而言的，以往影视剧中所秉承“军事题材的创作，应该以史为人，历史只是艺术作品的背景和环境，而人物才是艺术作品的血肉和灵魂。军人的极致是什么？是不怕死，是建立在爱恨情仇之上的视死如归。一生对祖国赤胆忠心，对母亲的柔肠侠骨，对敌人的疾恶如仇，构成了一个中国军人所能具备的崇高品质。”[7]也就是说，传统英雄主义着力表现的是“崇高化”和“神圣化”，包括革命宏大叙事、革命英雄主义和具有神性革命英雄塑造等。
但传统英雄一路走来，一直无法挣脱5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作品的表现手法，特别是经过“文革”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戕害，英雄形象曾几何时居然干瘪到成为伪“典型性”的代名词。从80年代开始，影视作品在此方面就已经开始了纠偏，引起巨大反响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就塑造了一位“新英雄”——“牢骚大王”靳开来的形象。在“新英雄”的谱系中，90年代电视剧《和平年代》值得重视，其浓墨重彩的秦子雄首开“平民英雄”先河，他的执着和理想尽管还有保家卫国的“崇高式”英雄底色，但电视剧塑造其“英雄品性”的着重点，却主要落脚于其军人职业精神的描写上。
进入21世纪，从石光荣（《激情燃烧的岁月》）——姜大牙（《历史的天空》）——李云龙（《亮剑》）——常发（《狼毒花》），甚至许三多（《士兵突击》），一系列形象的演变，传统英雄终于演化为新英雄，这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也就被称为“新英雄主义”。
在新英雄主义视野下，英雄们也有缺点，甚至浑身缺点。《历史的天空》（2004）中的姜大牙一改传统英雄苦大仇深的阶级身份，以“流氓无产者”的底色兼“动机不纯”的革命愿望，最终在铁与火的残酷战斗中成长为一位革命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亮剑》2005）强悍好斗、桀骜不驯，既是一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英雄，也是一个让上级指挥官头疼不已的“刺头”。外表大大咧咧，歪戴军帽、满嘴脏话、不尊重政委、屡屡为“一团之利”抗命犯上，但他在残酷的环境中又不拘泥兵道，胆大妄为又心细如发。可以说，李云龙彻底颠覆了“高大全”的传统英雄形象，其内在性格充满了人性化、平民化精神，血肉丰满，朴实无华，于无形中消除了英雄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与隔膜。至于常发（《狼毒花》2007）更是“嗜酒好色”、常常目无组织纪律而显得“匪气十足”。甚至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士兵突击》，其绝对一号主人公许三多应征入伍的动机与姜大牙在本质上也没什么两样，后者是为接近“漂亮的女八路”，前者则更为不堪，应征入伍仅仅是为了“不再挨打”。
但新英雄主义再“新”，但仍然继承了传统英雄主义的本质内核。首先他们大都个性张扬、光明磊落、爱憎分明，而且毫不掩饰自己本真的人性欲望。其次，他们仍旧具有从古至今英雄们的许多内在品质，如对“忠诚、勇敢、豪迈人生、崇高信仰”的真心推崇，如对“荣誉、尊严、重义轻生、锄强扶弱”的不懈追求等，使得他们与传统英雄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照样成为“万众景仰”的非凡人物。最后，在人物塑造上，新英雄主义与传统英雄人物的手法也无实质的区别，“作为英雄人物，他的成长性就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特征。首先是成长的环境，要造成‘逼’势，所谓‘逼’，就是压迫、灾难、围困，给人物造成逆境。人物在逆境中成长。再就是成长的导师。英雄人物的成长有技术层面的导师，更需要精神层面的导师。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或江湖武林中的英雄，都离不开成长中的导师。还有就是英雄成长的脚印，也就是成长的阶段性，其成长的每一个台阶需要被清晰地呈现出来。”[8]
但指出“新英雄主义”与“传统英雄主义”的区别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应当分析这两种英雄主义发生的原因及有逻辑地指出其嬗变的具体过程。
追溯远因，中国民间传奇故事是新英雄主义的民族“基因”。加之电视剧的长篇叙事本体特征，使其更倾向于民间故事类型中的“传奇叙事”，而传奇故事的精神实质则是大众性、日常性与娱乐性。在此情形下，一般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情节曲折跌宕、故事生动有趣、叙述娱乐煽情就不足为奇。
考察近因，大众文化的娱乐本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约翰·费斯克曾指出：“大众文化的某些商品或文本之所以会流行，并不仅仅因为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社会相关意义，传递这些商品的媒介也必须具备可以适应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特征。”[9]以“日常化”接受美学来看，经大众文化重新阐释，新英雄主义使英雄抛弃神性、走近凡人，英雄从崇拜对象被装扮成审美对象和消费本体，即是顺理成章之事。
总之，人物表现从英雄到凡人，精神气质从“红光满面”到“略有瑕疵”甚至“亦正亦邪”，类型嬗变从“知识精英型英雄到草莽化传奇英雄再到小人物成长型英雄”[10]21世纪以来军事题材电视剧表现中英雄的“个性化”发展呈现出一个逐渐演化，逐步深入的“祛魅”化过程。
4.新英雄主义“崇高性”的两种祛魅方式
首先，英雄阶级出身的变更是最明显的手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革命战争影视作品，其中的英雄一般都“根红苗正”，这不仅是当时社会“红色血统”论在影视作品中的折射，更有其内在的故事叙事逻辑支撑。因为只有“苦大仇深”、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放牛娃、童养媳”才会有跟定共产党为自身、也为自己的阶级兄弟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内在动力。因此，“贫苦出身”具有天然革命性就成为1949年后文艺作品、包括影视作品不二的叙事逻辑与出发点。
90年代军事电视剧英雄人物塑造的第一步，是努力挣脱“血统论”人物塑造模式。尽管以莫言《红高粱》为典型代表的文学艺术已先行一步，但丝毫没有影响电视剧艺术采取此种方式引发的轰动效应和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姜大牙勉强还是“流氓无产者”（《历史的天空》），而常发（《狼毒花》）的出身径直就是土匪。尽管石光荣、李云龙的出身符合传统英雄的阶级定位，却也被描写得霸气/匪气十足。尽管有人批评，从石光荣、李云龙、姜大牙、常发，新世纪英雄人物塑造有一个逐渐粗鄙化的过程，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如此“祛魅”，使得这些生机勃勃、充满草莽气质的新革命英雄为传统英雄主义灌注了新鲜血液。
崇高“祛魅”的第二种方式，是人物“亦正亦邪”的性格描写。人物塑造永远是艺术作品的重中之重，而人物性格描写则是人物塑造的不二法门。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相比，一般革命历史题材剧在人物塑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由于不用承担描写历史真实人物的重负，一般革命历史剧英雄的“崇高性”就没有那么重要和必不可少，而“亦正亦邪”的性格“祛魅”就成为可能。
自《激情燃烧的岁月》以降，《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等一般革命历史题材剧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新英雄形象，这些人物不再是高高在上、让普通人仰视的高大全、红光亮式传统英雄，而是优点突出、缺点也一大堆的新英雄。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常发这些人物的性格之所以活灵活现，很大原因来源于作品对他们“亦正亦邪”的性格刻画。
石光荣咋咋呼呼，大男子主义十足，将卫生习惯差认为本色、把家庭中的一言堂看作应当，是一个典型的“泥腿子”干部。如果说他的“邪”还主要是生活方面的小节，那么姜大牙和李云龙的“邪性”更多则是表现在“正事”上。
李云龙、姜大牙的精神气质底色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民间传奇人物。由于“无产者”出身和所处的生存环境，姜大牙“亦正亦邪”的性格特征最为突出，“豪气”和“匪气”让这位草莽英雄在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中显得相当“另类”和不合时宜，从而给观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姜大牙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步步淘汰旧我，从血腥残酷的战争环境到凶险难测的阶级斗争年代，他性格中的“匪气”渐消，“豪气”“正气”成为主导，但这位逐渐成熟为合格共产党人的军中将才仍然保有生命中难得的“草莽气”，而这种民间传奇英雄式的气质流露贯穿这个人物的性格史，并且从始至终吸引着观众，打动着观众。
《亮剑》中的李云龙出场时已是八路军团长，资历老、能力强。以往的革命历史剧如果处理这种军队高级指挥官，基本路数是指挥作战大智加大勇、工作作风细腻而温情。但李云龙的形象完全颠覆了这种套路，他居然也是“匪气十足”，性情暴烈，对本应和蔼体贴对待的下属脏话不断，对代表绝对正确的政委怪话连连。打仗不服从命令，有便宜就打、无好处不干，时时流露出“不可救药”的中国农民式的狡猾与狭隘。正因为他性格的不完美，也因为他的人性化，观众才觉得这个英雄真实而亲切。从性格刻画来说，尽管电视观众对李云龙的认同度更高些，但我觉得姜大牙这个人物更成功，因为从出场到故事结束，他是真正成长的人物，而李云龙却一成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