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内涵

对于“经典”，人们的认识比较统一，一般指经过一定时间考验，在民族文化史上流传下来的，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规范学理的表述方式：“经典是某一种文化范式、情感形式、精神模式、伦理规范乃至工艺技能的典型。而文艺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必须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之后才水落石出。”^[1]

20世纪90年代后才出现的所谓“红色经典”，学界对其则进行了多方探讨。“红色经典，一般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生产的一些优秀文学、电影作品。”^[2]或“1966年以前创作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带有明显‘革命’色彩的文学艺术作品。”^[3]而“‘红色经典’改编，从学理上看，盖由三个方面构成：一、它是在当代环境中对红色时代的重现；二、这种重现是通过对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的改编而进行的；三、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主要是指共和国前期（1949—1976年）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4]

对此论述较为全面的是孟繁华，“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做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它的不断被倡导和广为传播，不仅为人民大众所熟悉，培育了他们独特的文学艺术欣赏、接受趣味，而且成为支配艺术家创作的重要目标。……这些作品形成了一以贯之的风格，并在持久的传播中变成大众的集体记忆。在以往的许多岁月里，这些作品以其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充满了诗性的表达，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功效，实现了文学艺术的功利目标。”^[5]这一段不仅总结了“红色经典”的具体内涵，还涉及其理论来源与功能作用。

但若论概括精当，还是仲呈祥先生：“至于时下所说的‘红色经典’，事实上包含两层内涵：一是已经成为革命精神和革命伦理的红色经典（文化心理）；一是反映、表现了这种革命精神和革命伦理的红色经典作品。”^[6]

一般来说，公认、狭义的“红色经典”只是约定成俗的“三红一创、山青保林”。^[7]而广义的“红色经典”不仅包括上述五、六十年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也包括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下创作的、有过强烈社会反响的作品。有些观点甚至认为“红色经典”还应包括苏俄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930-1950年创作的经典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

从以上诸种说法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

一方面，作为限定词“红色”之含义的明确性。这里的“红色”关乎政治立场与政治派别。众所周知，自苏俄十月革命，“红色系”即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颜色图腾，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相应地，这种在中国民间原本代表喜庆欢乐的颜色转而成为革命符码。“经典”且冠以“红色”前缀，也就直接指明，凡是描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建军/建国史、武装斗争/和平建设的艺术作品，才能以之冠名。“其实，‘红色经典’不强调某一部作品的个体的‘经典’资格，更看重的是这种独特的文学艺术现象，是所有作品的群体性的共有‘红色’特征。”^[8]

另一方面，“红色经典”产生年代的确定性，即公认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上限一般也可延伸到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代。再往前，由于中共处于幼年时期，还来不及组建自己的文艺队伍，除三十年代上海滩幼稚的“革命+恋爱”小说，能够直接涉及“红色革命”的优秀作品寥若星辰。而“红色经典”时间段的下限严格截止于1966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社会政治氛围、时代语境大变，连带十七年创作的审美意趣、重心、风格也随之一去不复返。更为重要的，“红色经典”特有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内在精神气质再也无法复制。

回首共和国五、六十年代的青葱岁月，所谓“红色经典”的传说和神话就在物质享乐主义泛滥的90年代开始传诵，最终从文学、电影传导于电视剧，从而造就了21世纪之初电视剧界的“红色经典”改编浪潮。^[9]正因为红色经典是逝去年代不可再追的梦想，依靠它才“重新接续了人们久别的历史情感，使人们通过经典艺术再次与历史发生了联系，它修补了因其断裂而造成的无根恐慌，重新凝聚于历史想象的红旗下。”^[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