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腓尼基人与西地中海：公元前800年—前480年
公元前8世纪初，优卑亚岛西部沿海出现了一座新的城市。那里最早的定居者很可能是在黑暗时代来自勒夫坎第的逃难者，不知道什么原因，公元前8世纪早期，勒夫坎第被遗弃了。这座新城市被称为埃雷特里亚（Eretria），一边是一个优良的天然港口，另一边是一个天然就很容易防御的山顶卫城，对面就是希腊本土。公元前720年前后，当地的一位王子在这里举行了一场非常盛大的葬礼。他的骨灰被装进一个青铜釜中，还有一个釜充当它的盖子，另外还有4把剑和6支矛作为陪葬品。在此后的40多年里，这个家族有超过15人被埋葬在这个墓地里，墓穴很华丽，里面有武器和珠宝。从炫耀财富的角度来看，在这一时期希腊的其他地区，没有一处遗址能与埃雷特里亚的这些坟墓相比。但是在公元前680年前后，这种埋葬方式突然不再使用了。这些墓穴上方建起了一座巨大的三角形纪念碑，一个频繁使用的私人墓地变成了公共的祭祀场所。这个精英家族退出了当时的埃雷特里亚世界，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巴昔琉斯的时代就此宣告终结。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各个群体正在缓慢发展为城邦（poleis），即“公民国家”。
希腊城邦的兴起是本章的中心主题。在探讨完公元前8世纪希腊本土城邦兴起的证据之后，我们将看一看在埃及和近东文明的影响之下，这一时期的希腊文明是如何变化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这场文化变革是怎样随着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传播到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之后我们将视线转移到希腊城邦的世界，以及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对于共同的希腊身份的日益认同。本章将止于公元前5世纪初，此时的希腊城邦必须面对东方一个新崛起的强国，即波斯帝国。
我们要从一个众所周知的难题开始讲起，即究竟什么是城邦。这个词在本质上是指“公民国家”，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统治之下的明确界定的区域。这里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共同体，即全体公民的集合。从公元前800年到前500年，普通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中去，而在英语里，“politics”（政治）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城邦事务”。和公元前800年相比，公元前500年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尤其是在公元前8世纪，似乎整个希腊世界出现了一次人口大爆炸。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心怀不满的贵族诗人、墨伽拉的塞奥格尼斯（Theognis of Megara）抱怨说，他的城邦正落入这样的人手中，他们“从前根本不知何为正义和法律，身穿破烂的山羊皮，像野鹿一样生活在城邦之外”。不用说，一边是穿羊皮的大众，一边是日益愤愤不平的贵族精英，他们之间的等级差别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消失的。在公元前700年到前500年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可能每个城邦都控制在几个富有的贵族精英家族手中。但是新兴的公民国家很快就开始形成正式的权力结构，而这是黑暗时代的首领政体从未拥有过的。精英家族之间分享权力的过程导致了具体政治职位的明确分化。公元前7世纪出现了最早的法典，其中大部分内容专门用来约束行政官员的个人权力。在其中几个国家，某一个家族曾在一段时期里将其他竞争对手排除在外，这样的政体就被称为“僭主政治”（tyranny），这个词的负面含义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才开始产生的。古人认为僭主政治标志着朝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的一大进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僭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加广泛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支持。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政体，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人们归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到了公元前500年，城邦公民的自我认同已经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也深刻体现在希腊人的起名方式上。从那以后，希腊人的全名就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他自己的名字、他们父亲的名字和城邦的名字，比如“克里昂米尼（Cleomenes），安纳山德瑞达斯（Anaxandridas）之子，拉西第梦人（Lacedaemonian）”。
城邦是希腊世界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考古学证据也有助于我们追溯其兴起过程，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两个关键性的发展。首先，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边缘地区农村神庙的数量激增，无论是平原的边沿，还是在山区或沿海。这些神庙可以被视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确定政治版图的方式，用来标明本国和邻邦之间的边界。在这方面，科林斯就是一个例子。科林斯位于连接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本土的狭窄地峡之上。在铁器时代早期，这一地区的人口似乎很少，也很分散。只有两处遗址表现出常规的持续性活动的迹象，一处是位于科林斯地峡（Isthmia）的一个小神庙，另外一处是科林斯城本身分散的定居点。公元前8世纪早期，在科林斯人势力范围的最东北端一个与世隔绝的沿海地区派拉霍拉（Perachora），人们为赫拉女神建造了一座新的神庙。虽然其位置很糟糕，位于一个地势不平的半岛之上，水源不足，港口狭小，但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早期，派拉霍拉已经发展为希腊世界最富有的神庙之一，吸引着人们供奉大量的黄金、珠宝、圣甲虫形宝石和费昂斯。这个地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远离定居点的主要中心，它骄傲地代表着科林斯势力范围的最远边界。
留存至今的丰富的供品也是很重要的证据，表明贵族精英对其所在社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像埃雷特里亚的坟墓所表明的那样。公元前8世纪，神庙里还愿供品的数量突然增加，质量也好了很多，这标志着精英对财富的炫耀从完全私人化的领域（尤其是葬礼）转移到了更加高调的公共献祭中。在公元前8世纪古老的科林斯地峡神庙里，开始出现被献上的青铜三足釜、武器和盔甲，这方面的耗费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7世纪，在这里出现了第一座纪念碑式的神庙，这是一座底面为长方形的建筑，长40米，宽14米，有石头墙壁和铺瓦的屋顶，由木柱支撑。可以看出，建造这样一个建筑需要大量人力和组织工作，由此完全可以推断一个中央集权的科林斯国家已经出现。
图10 公元前700—前500年雅典墓地和定居点的变化模式。墓地用实心圆标出，定居点用“S”标出
关于城邦的形成，第二种考古学证据出现得稍微晚一点，那就是明确划定的城市空间的出现。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科林斯由一些村落组成，村落之间有广阔的开放空间和菜园，零散地环绕在山顶上高大的科林斯卫城周围，这和公元前8世纪的雅典非常相似（见图10）。在这两个地方，人们发现公元前8世纪的坟墓散布于整个定居区域，墓地围绕在各个村落周围。然而，在公元前700年之后，所有村落的墓地都很快迁移到了村落之外的一个区域，这样一来，生者和死者之间就有了明确的空间划分。这些村落的居民选择组成一个独立的、有边界的集合城市。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这些城市之内的开放区域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到了公元前6世纪后期，这种新的公共空间（agora，阿哥拉，意思是“集会地”）已经从居住区明确划分出来，专门用于公共活动。在城市空间之内，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被区分开来。
将一个定居点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将居住区和墓地分开，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分开，这也许是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的最典型标志。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可能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对不同功能空间的“分区”最终导致了全面的城市化：人口密度激增，定居点周围建起城墙，市场经济诞生。公元前500年时，大部分公民国家也是城邦，有一个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然而，城市化虽然很普遍，实际上却不是城邦兴起过程中一个必要且必然的阶段。众所周知，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其政治中心只不过是5个分散的、没有城墙的村庄，但是没有人会因此否定斯巴达作为一个城邦的地位。虽然如此，早在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各村庄就开始共用一个阿哥拉了，根据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宪法，这是指“巴比卡（Babyka）和克那克昂（Knakion）”之间的区域，前者是一条河，后者是一座桥。这再次说明，关于政治统一最可靠的证据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划分。
我们已经看到精英阶级行为模式的一大变化：从在私人领域炫耀财富（特别是在墓葬中）转移到对圣地和神庙更加公开可见的投资。同一时期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贵族期望与其产生联系的物品的种类。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受近东和埃及的影响，希腊精英的物质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腊人物质文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能够看到这一变化，以至于考古学家称这两个世纪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时期。
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虽然对动物、人甚至叙事场景的形象再现变得越来越多见，但希腊大部分精美陶器上都装饰有所谓的“几何”风格的图案，其特征是抽象的线形图案（弯曲的线条、之字形的线条和用圆规画出来的圆圈）。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早期，几何传统被无情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风格。和以前一样，人物依然被绘成黑色，但是此时有了用尖锐工具刻画出来的面部细节。一系列全新的自然主义图案凭空出现，其中包括野兽、奇特的怪物和常有异国风情的植物，比如希腊所没有的莲花。这不是演进，而是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些新式瓶子的技巧和图案都直接源于黎凡特和近东的陶器和金属制品。在克里特岛艾达山（Mt.Ida）上的宙斯之洞中，人们发现了一批非比寻常的青铜盾牌和铙钹，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早期，从中可以看到北叙利亚青铜制品的影响。这些青铜制品上有动物头像浮雕和圆形的带状装饰，描绘的是亚述式的狩猎场景，很可能出自移民至此的叙利亚工匠之手。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希腊大部分东方风格的青铜制品出自模仿东方风格的希腊工匠之手。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神庙里，最流行的献祭品是青铜釜，釜的上部边缘附有狮鹫和狮子的头像。其中最早的肯定是从黎凡特进口的，但是希腊人很快就开始大量生产这种有异国风情的物件。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当时有专门生产狮鹫附件的作坊，供应给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奥林匹亚的神庙和希腊东部萨摩斯岛上的赫拉神庙。
叙利亚并非唯一的灵感来源。从公元前7世纪中叶开始，希腊的神庙就开始大量摆放站立的男性雕像。这种雕像和真人一般大或更大一些，常常是裸体的，面朝前方，一只脚稍微向前。这些纪念性的献祭雕像被称为“kouroi”，意思是青年男子雕像，在希腊艺术中是史无前例的。学者一致认为这是对同一时期埃及石雕人像的直接模仿。公元前7世纪时，纪念性石砌神庙首次出现在希腊世界，虽然我们不太确定，但它们可能也从埃及的神庙建筑中有所借鉴。
希腊字母表是希腊世界从东方引进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源自近东的另外一个地区，即沿海的腓尼基。在上一章，我们提到了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在黎凡特扮演的重要角色，腓尼基字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希腊字母表在腓尼基字母表的基础上做了些许调整。希腊字母的名称依然沿用腓尼基的叫法，比如阿尔法（alpha）、贝塔（beta）和伽马（gamma）分别对应腓尼基字母里的“aleph”“beth”“gimel”（意思分别是“牛”“房子”“手杖”）。我们可以推测，最初这仅仅是一种有助于记忆的序列，目的是帮助腓尼基人掌握读写技能。希腊字母表保留了这一序列，这些名称本身不再有意义，因此在希腊语中并没有辅助记忆的功能。
这些字母是什么时候传到希腊的呢？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一般公认的时间是大约公元前8世纪早期。我们找不到公元前775年之前用希腊字母书写的文本，但是有多达几十种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之后的希腊字母铭文。这种极富创新性的新技术传播得很快。在叙利亚的阿尔-米那（Al Mina）、克里特岛的科摩斯（Kommos）、佐泽卡尼索斯群岛的罗得岛和卡利姆诺斯岛（Kalymnos）、爱琴海诸岛的纳克索斯岛（Naxos）和优卑亚岛、雅典和优卑亚人在那不勒斯湾的殖民地皮塞库萨（Pithecoussae），都已经发现了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语铭文。这些文本大部分是日常的题字或献祭词，比如“我是克拉克斯（Korakos）的酒杯”之类的。在雅典以南的海麦托斯山（Mt.Hymettos）上的一座宙斯神庙里，人们发现了数以百计刻有文字的陶片，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也许是已知早期文本中最引人注目的。乍一看，这些简短文本的内容似乎和它们献祭宙斯的功能没有什么关系，都是些没有意义的铭文和字母，甚至是某个其他希腊神灵的名字。在一块陶片上有献祭者的名字，名字后面有这样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这是他自己写的。”这句话是理解这些献祭文字的关键。当时，字母书写依然是一种十分罕见、受人尊敬的技能，因此，即使是最小的文字碎片，即使是一个孤零零的字母，也会被视为敬献给神灵的珍贵礼物。
近东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陶器、金属制品、雕塑和字母表上，还体现在很多早期的希腊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现存最早的希腊文学作品可能是赫西俄德（Hesiod）的《神谱》（Theogony），这部叙事长诗成书于公元前700年前后，讲述了世界的起源、诸神的谱系和他们之间的战争。《神谱》中很多故事和赫梯、巴比伦和近东其他地方的智慧文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赫西俄德讲到天神乌拉诺斯被其子克洛诺斯阉割，后来克洛诺斯和妻子瑞亚有了五个孩子，根据预言，其中一个孩子最终会推翻他，于是子女一出生就被他吞进肚里。第六个孩子是暴风雨之神宙斯，瑞亚用襁褓包起一块小孩形状的石头，递给克洛诺斯，让他吞了下去，这样才救下了宙斯。长大后的宙斯战胜了他的父亲，克洛诺斯被迫吐出他之前吞下的每一个孩子和那块欺骗了他的石头。这块石头最终被摆放在德尔斐的神庙中，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在赫梯人公元前13世纪的神话《库马比之歌》（Song of Kumarbi）中，这个故事中的几乎每一个情节都可以找到密切的对应，如天神被阉割，他的继承者吞掉自己的儿子，石头后来成为崇拜对象，暴风雨之神最终胜利。由于没有赫西俄德之前的任何希腊语文学文本，我们很难说思想的传播是何时、怎样发生的，但是传播的大方向是不会搞错的。
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柏拉图写道：“每当希腊人向非希腊人借鉴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把它做得更加完美。”柏拉图关于希腊人借鉴他人的价值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未必要照单全收，例如，希腊人的狮鹫看起来就不比亚述人的狮鹫更完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希腊人绝不仅仅是东方文化的消极接受者。青年男子雕像虽然明显受到了埃及的启发，但是在创作手法上和埃及的完全不同。埃及的男性雕像总是至少会穿一条短裙，而希腊的男性雕像几乎都是裸体，在埃及艺术中是找不到男性裸体的，这反映了希腊人与众不同的文化偏好。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是怎样根据自己的社会期望和品味对东方的原型进行调整的。希腊人对纪念性的女性石雕的调整更加惊人。在此前很长的时间里，希腊人一直在制作十分死板的女性木雕，女神的雕像尤其如此。公元前7世纪中叶，大约就是最早的青年男子雕像面世的时期，青年女子石雕（korai）也开始出现在希腊的神庙里。和青年男子雕像不同，这些女性雕像总是全身都穿着衣服。这些青年女子石雕中最早的一个可能来自小小的提洛岛（Delos），这尊雕像真人大小，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650年。根据雕像衣裙上的题字，其委托人是一位名叫尼康德列（Nikandrē）的妇女：“尼康德列将我敬献给远射手［阿尔忒弥斯（Artemis）女神］，她是纳克索斯岛的迪诺戴克斯（Deinodikes）优秀的女儿、迪诺米尼斯（Deinomenes）的姐妹、弗拉克索斯（Phraxos）的妻子。”我们不清楚这尊雕像表现的是阿尔忒弥斯女神还是尼康德列本人，在这里，尼康德列完全是根据其与男性亲属——父亲、兄弟和丈夫——的关系来定义的。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创造性地对石雕像这种新媒介加以改造，使其适应自由站立的着装女性人物这一完全属于希腊的艺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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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希腊文化和社会发生了一场“东方化”革命，而这也引出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事物和观念并不会自己扩散传播，而是要由在不同区域之间流动的个人传播，他们在与他人交易、交谈、共餐、嫁娶的过程中传播文化。希腊人究竟是怎样接触到近东和埃及的文化的呢？谁把什么传播给了谁？或许最重要的是，传播到哪里？
现代考古学家强调腓尼基人十分重要的中介者角色，他们居住在现代黎巴嫩的沿海一带。公元前10世纪早期，腓尼基被分为若干个独立的城市王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顿、比布鲁斯，还有推罗。近东有三大文化区，分别是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些城市在这三大文化区之间占据着十分优越的战略位置。从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开始，腓尼基人就在几个大国之间充当货物运输的中介人：赫梯王国的粮食供应大部分掌握在腓尼基人手中，缺乏木材的埃及人一直严重依赖腓尼基人的进口。公元前9世纪早期，这些腓尼基人的城市被纳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新亚述帝国的控制范围。亚述人需要源源不断的腓尼基奢侈品，特别是象牙、金属制品和纺织品；从埃及出口到亚述的物品也要经过腓尼基。最重要的是，腓尼基人是亚述国王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其中最重要的是铁。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腓尼基人迅速将他们的海上贸易范围向西扩大到地中海。腓尼基人的第一个停靠港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塞浦路斯。公元前9世纪末，在塞浦路斯岛南部沿海的基蒂翁，腓尼基人建立了一个定居点，还为其女神阿施塔特（Astarte）建造了一座纪念性的神庙。从塞浦路斯出发，主要运输路线通往西部的克里特岛。公元前800年前后，在克里特岛南部沿海的科摩斯港，腓尼基人建立了一个小型圣所（见图11）。在这个圣所周围，人们发现了大量的腓尼基运输罐碎片。表面看来，科摩斯并非腓尼基人的永久定居点，而是一个补给站和交易站。在一路向西朝着希腊本土或利比亚航行的过程中，腓尼基的船只会定期靠岸，科摩斯是一系列停靠点中的一个。此时的腓尼基人肯定经常接触希腊的海上商人。据人们了解，最迟到公元前7世纪，希腊中部波奥提亚的水手还经常会光顾科摩斯的港口。
图11 科摩斯的腓尼基三柱圣所
作为希腊世界和近东之间的接触点，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希腊人是否亲自积极地继续向前深入黎凡特世界，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在公元前8世纪的第二个25年，在叙利亚北部位于奥龙特斯河（Orontes）河口的阿尔-米那，建起了一个新的沿海定居点。目前发掘出来的这个定居点最早阶段（约前775—前725）的陶器几乎全部来自希腊，具体说是来自优卑亚岛。定居点的第二阶段结束于公元前700年前后，在这一时期，大约有一半陶器来自优卑亚岛，剩下的来自塞浦路斯和叙利亚。来自希腊其他地方的陶器几乎不存在。那么，公元前8世纪阿尔-米那的居民到底是什么人呢？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在20世纪30年代发掘了这一遗址，他认为阿尔-米那是希腊人的定居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大多认同这个观点。他们强调，阿尔-米那发现的绝大多数陶器来自希腊的优卑亚岛；就已经发现的希腊陶器的数量而言，黎凡特沿海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阿尔-米那。因此，他们认为，优卑亚的陶器意味着在阿尔-米那有过一个优卑亚“交易站”。
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极力主张这个希腊交易站并不存在。他们强调，这处遗址的建筑风格并非希腊式的，这里没有希腊式的墓地和祭仪，这里发现的优卑亚陶器几乎都是酒器，没有在希腊定居点会看到的蒸煮罐和其他日用陶器。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希腊酒器是由从事长途贸易的黎凡特人从优卑亚岛带到阿尔-米那的。可能是腓尼基人，他们特别喜欢优卑亚的陶器。因此根本就不需要希腊人将陶器带到阿尔-米那。
无论怎样，仅凭考古学证据都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定论。什么人把优卑亚陶器带到了阿尔-米那？什么人使用了这些陶器？对于这些问题，恐怕不大可能会有客观的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无法解决。当前争论的关键分歧点是，对于东方人来说，希腊风格的酒器是否具有吸引力。只要对公元前8世纪出口到近东的希腊陶器的种类和数量进行全面考察，就可能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围绕如何理解阿尔-米那定居点而起的争论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因为关于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希腊“东方化”文化的发展，它反映了两种对立的、不相容的观点。对于主要来自英国和德国的老一辈考古学家来说，阿尔-米那标志着精力充沛、富有进取精神的希腊人在东方的外围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从这里他们可以对近东各个文明最有价值的技术加以选择和吸收。在主要来自新世界（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年轻一代考古学家看来，黎凡特的阿尔-米那表明，在和近东文明发生接触时，希腊人基本上处于被动的状态。相比之下，在公元前8世纪的海上贸易中起到带头作用的腓尼基人却深入了爱琴海地区，希腊的港口城市里到处是他们的产品，既有物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
或许这场争论所涉及的更多是现代意识形态，而不是古代陶器。的确，在传统上，公元前第一千年早期地中海世界的发展几乎完全是从希腊的视角来看的。就像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所言，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中间，有一种不可原谅的倾向，那就是将地中海的非希腊民族看作是“等着有趣的、希腊的事物到来的民族”。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腓尼基人仅仅被视作“商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支撑了当代人对于闪族人总体上的刻板印象，思之让人不胜唏嘘。但也有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夸大腓尼基人对欧洲历史的贡献。人们有时抱有一种回溯式的逆向歧视，认为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历史和艺术的每一个重大发展都归功于腓尼基人，而希腊人则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这不过是意识形态驱使之下的一厢情愿而已。
黑色雅典娜
关于希腊世界与其非希腊邻居之间的关系，当前影响最大也最具争议的是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的巨著《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sation，共三卷，1987年至2006年出版）。在这本书中，贝尔纳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观点：首先，希腊文明的根源要从非洲寻找，尤其是埃及；其次，自18世纪以来，这一事实已经被西方学者系统地故意隐藏起来，要么是出于欧洲中心主义，要么是出于彻底的种族主义。
有的人对贝尔纳的反应很热烈，有的很生气，有的则十分傲慢。一位批评者指出：“贝尔纳的论点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他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古典学者。”在《黑色雅典娜》中，当然有很多可以提出异议的地方，尤其是贝尔纳奇怪地仅仅将埃及当作希腊文化的源头，几乎全然将近东排除在外。对于乔治·詹姆斯（George James）1954年出版的《偷来的遗产：埃及人是希腊哲学的创始人》（Stolen Legacy：The Greeks were Not the Authors of Greek Philosophy，But the People of North Africa，Commonly Called the Egyptians）中粗疏而混乱的夸夸其谈，贝尔纳热情支持，而这也无助于他的理论。公平地说，贝尔纳从来没有像詹姆斯和其他人那样走极端，认为克娄巴特拉或苏格拉底是黑人，或者是认为亚里士多德通过洗劫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该图书馆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几十年后才建立），而从埃及人那里偷来了他的哲学观点。
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中，他一笔带过地提到“说埃及法老是黑人有一定积极意义”，这句话可以更好地代表贝尔纳本人的观点。贝尔纳是这样为“有积极意义”的标准进行辩护的：“毫无疑问，在今天，‘种族’的概念极其重要。因此，我认为，对于当代的读者来说，无论是我对埃及文明之非洲本质的强调，还是那些‘被认为是黑人具有积极意义’的统治者的存在，都是很重要的。这驳斥了非洲民族文化衰弱的观点，无论是含蓄的假定，还是明确的陈述，这样的观点认为从来没有一个为整个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伟大的‘非洲’文明，还认为‘黑人’一直就是一个奴性的人种。”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说法似乎公正而得体，论述也很充分，至于这是不是写作历史的正确方式，我们留给读者来判断。
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的“东方化”为这一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铺平了道路，那就是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对西地中海的同时渗透。的确，在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之间，地中海东西两部分之间的接触只是零星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的前半叶，这种来往加快了速度。一批又一批的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向西航行，人数越来越多，在西地中海沿岸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定居点。那不勒斯湾伊斯基亚岛（Ischia）上的皮塞库萨殖民地是他们在西地中海最早的前哨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0年前后。皮塞库萨位于距离希腊本土沿海不远处的一个小岛上，这样的位置在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早期殖民地中很具代表性，比如位于撒丁岛沿海附近圣安蒂奥科岛（Sant'Antioco）的苏尔奇斯（Sulcis）殖民地的位置就与其非常相似。这种近岸的地理位置表明了西地中海早期殖民地的主要职能是贸易港口，他们在这里和内陆的原住民进行贸易。
在西地中海殖民活动的最早阶段，希腊人的活动和腓尼基人的活动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皮塞库萨虽然主要是来自优卑亚岛的希腊人的殖民地，但这里也居住着很多科林斯人、腓尼基人和本地的意大利人。毫无疑问，由于其多文化特征，像皮塞库萨这样的地方经常是新发展的最前沿，比如在书写方面。但是很快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殖民活动就开始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希腊人在西地中海的殖民地绝大多数集中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东部，而腓尼基人则将其注意力转向了西班牙和北非。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观和功能方面，这些新殖民地有了明显的不同。有几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腓尼基人和西地中海的最早接触似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但是直到公元前8世纪早期，腓尼基商人才开始在遥远的西部永久定居。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移民社区出现得非常迅速。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和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人已经在突尼斯、西西里岛西部、马耳他、撒丁岛、伊维萨岛（Ibiza）和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沿海建立了殖民地。在突尼斯建立的殖民地有迦太基和乌提卡（Utica），而西西里岛西部的殖民地有莫提亚（Motya）、巴勒莫和索伦托（Solunto）。无一例外，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根据地都能很方便地利用原有的贸易路线和生产过剩的区域。要想知道腓尼基人想在西地中海得到什么，加迪尔（Gadir）殖民地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加迪尔后来被罗马人称为加迪兹（Gades），现代的加的斯（Cadiz）就得名于此。这个殖民地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外侧安达卢西亚南部沿海的一个岛屿之上。安达卢西亚大陆地区被希腊人称为塔尔提索斯，基本上由瓜达尔基维尔河谷（Guadalquivir valley）和韦尔瓦地区组成。在这里，腓尼基人遇到了一个处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民族，他们此前和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的接触最多算是试探性的。然而，塔尔提索斯的本地居民控制着地中海一个主要的贵金属来源，即韦尔瓦的里奥廷托（Rio Tinto）矿山，这里有丰富的铜、银、金、铅和铁。在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当地对这些矿山的开采似乎规模很小，基本上仅限于铜的开采。公元前8世纪在加迪尔定居的腓尼基人带来了新的白银冶炼技术，大大优于当地伊比利亚人的冶炼技术。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在其地中海东部的家乡为这些贵金属找到现成的市场。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开始，塔尔提索斯的精英意识到，通过新的贸易伙伴腓尼基人出口银和其他金属能够带来巨大利润，于是，韦尔瓦矿山和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的开采活动迅速增加。
对于加迪尔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同样应该重视。虽然腓尼基殖民地毫无疑问是繁荣的，但它依然是一个离岸交易站，没有办法对安达卢西亚南部进行任何政治支配。我们看不到腓尼基人有任何企图直接强占塔尔提索斯资源的迹象，甚至也看不到他们要在大陆上占领并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的迹象。加迪尔的经济扩张反倒迅速催生了一连串海上子殖民地，沿着葡萄牙和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遍布南北。通过这些子殖民地，腓尼基人可以利用另外一个已有的商业系统，那就是东大西洋的锡贸易。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殖民活动被准确地描述为“海上城市化”。虽然西地中海的殖民地最终的确变得独立了，但是像加迪尔这样的地方基本上依赖于商船航线，这些航线像脐带一样把这些殖民地和东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母城联系起来。
希腊人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经历大不相同。麦塔庞顿（Metapontum）殖民地位于意大利半岛南端塔林敦（Tarentum）海湾，是一个极端但是又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最初生活在意大利半岛南部沿海的是一个土著意大利民族，希腊人称他们为奥诺特利亚人（Oenotrians）。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殖民地位于一个小山丘上，名为因科罗纳塔（Incoronata），距海约8千米，这里居住着土著奥诺特利亚人和少量前殖民时代过来的希腊移民。公元前630年左右，一大群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亚该亚人在麦塔庞顿沿海定居。因科罗纳塔很快就被遗弃，一代人之后，当它被再次占领时，已经不再有土著意大利人的任何痕迹。希腊人来到麦塔庞顿殖民地后不久，在这个新的中心城市西北部约7千米处的圣比亚焦（San Biagio），在前不久被遗弃的因科罗纳塔附近，修建了一座新的希腊神庙。根据对希腊本土那些偏远的宗教中心如派拉霍拉的了解，很容易理解这座神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宣示这些新殖民者对麦塔庞顿和圣比亚焦之间所有土地的所有权。这个地区很快就被分割成长方形的农田，随着作物轮作制和新式希腊农耕技术的引进，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在麦塔庞顿殖民地的早期历史上，意大利原住民似乎被驱逐了，大片的农田被强占，然后被分割成同样面积的地块，分给新来的希腊殖民者耕种。从一开始，这些殖民者显然就急于自给自足，他们对于和意大利原住民维持邻里关系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和腓尼基人在安达卢西亚的殖民地完全不同。
然而，并非西地中海所有的希腊殖民活动都是受了领土扩张热情的驱使。希腊殖民地中也有通过和非希腊人的邻居进行贸易而繁荣起来的，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西利亚（今天的马赛），这个殖民地位于罗讷河入海口附近一个天然良港，是来自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人在公元前600年前后建立的。法国南部是西地中海最后受到东方影响的区域。公元前7世纪，伊特鲁里亚人已经在里昂湾建立了几处交易站。通过这些交易站，伊特鲁里亚葡萄酒被出口到了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和罗讷河谷，但是在马西利亚殖民地建立之前，在这一地区没有出现过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的定居点。在定居马西利亚的最初50年左右，希腊殖民者似乎满足于充当伊特鲁里亚和普罗旺斯-朗格多克之间现有贸易路线的中间人。然而，与此同时，马西利亚人也忙着在定居点周围的沿海平原上发展农业，首次把葡萄种植引入这一地区。一旦当地的葡萄酒生产达到足够的水平，马西利亚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减少从伊特鲁里亚的进口了。公元前540年前后，法国南部突然停止从伊特鲁里亚进口酒罐，取而代之的是在马西利亚当地生产的新型酒桶，酒桶几乎完全垄断了当时的市场。马西利亚的葡萄酒很快就穿过中央高地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罗讷河走廊，向北输入先前很少接触到地中海文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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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关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西地中海殖民活动的差异。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这种西部殖民活动对于欧洲历史进程的总体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在埃及和近东艺术和技术的影响下，希腊社会是如何被改变的。同样，通过和东地中海的东方化文化进行融合，西欧本土精英的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腓尼基人的影响范围内，韦尔瓦地区和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的塔尔提索斯精英从腓尼基出口的贵金属资源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可想而知，这些地方君王十分崇尚腓尼基文化的装饰特征。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谷，宏伟的墓冢很快就显示出腓尼基人丧葬习俗的强烈影响，墓穴中来自腓尼基的珍贵奢侈品（青铜、象牙和黄金饰品）也越来越多。到了公元前5世纪，在腓尼基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在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新型城市文化。在本书的第六章，我们还会讲到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伊比利亚人不断变化的世界。
在法国南部希腊人的影响范围之内，从马西利亚到罗讷河谷的商业路线的开辟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影响。在骨灰瓮时代（见前文，第68—72页）后期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从西部的勃艮第到东部的捷克，有一个稳定的、相对同质的铁器时代文化群体，考古学家称之为哈尔施塔特（Hallstatt）文化（得名于奥地利的一个盐矿小镇）。公元前6世纪，当地中海制造的名贵商品越来越多地沿着罗讷河走廊来到北方时，哈尔施塔特地区的西半部经历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转变。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产生了，他们居住在希腊风格、有城墙的山顶城镇里。他们对希腊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让他们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人。在哈尔施塔特的王室住宅中，发掘最彻底的一个位于多瑙河畔现代乌尔姆镇附近的霍恩堡（Heuneburg）。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霍恩堡被重建，这里的房屋被重新规划布局，周围建起了土砖城墙（见图12）。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这种城墙是独一无二的，似乎出自希腊或伊特鲁里亚的建筑师之手。
图12 霍恩堡的东南角，带有“希腊式”风格的土砖城墙。注意城墙圈内的建筑密度
理所当然，这些马西利亚葡萄酒的热情消费者也非常热衷于购买希腊的酒具。哈尔施塔特的精英对希腊人的饮酒习惯加以调整，使其适应他们的需求。有时，希腊的酒器似乎被用来饮用蜂蜜酒，而不是葡萄酒。在哈尔施塔特的王室住宅中，最西边的一个位于塞纳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Seine）附近的维克斯（Vix），在霍恩堡以西约300千米。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哈尔施塔特的一位王后被埋葬在维克斯一个巨大的墓冢里。按照传统的哈尔施塔特做法，去世的王后被放在一个四轮马车里，戴着一个精致的、本地制作的金项圈。但是这个坟墓中最显眼的是一个巨型酒器或者调酒缸，或许是意大利半岛南部一个希腊城市生产的。与它在一起的还有几件精美的阿提卡地区生产的酒器。
和同时代人相比，哈尔施塔特西部这些希腊化首领的特点在于他们有意识地学习希腊文化，但是他们的全盛时期非常短暂。在维克斯的王后葬礼之后不超过两代人的时间，她的坟墓附近出现了边长25米的方形围墙，里面是另外一对王室夫妇的坟墓。在墓穴的入口处有一对石像，其中一位是男性武士，另外一位是坐着的妇女，戴着一个项圈。在立起来之后不久，这两尊雕像就被斩首，墓穴的入口也被暴力破坏。这是维克斯最后一个王室墓葬。就像我们在第五章会看到的那样，哈尔施塔特西部王国的兴起在中欧和北欧的凯尔特社会点燃了革命之火，对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意大利半岛的原住民来说，希腊人来到西地中海也产生了与此类似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北部的殖民地规模急剧扩大（见前文，第72—73页）。在伊特鲁里亚南部，这一变化尤其明显。公元前9世纪末，这里已经形成了5个巨大的中心城市，每个城市的面积在100公顷到200公顷之间，它们分别是开雷（Caere）、塔奎尼（Tarquinii）、维爱、沃尔西尼（Volsinii）和武尔奇（Vulci）。那不勒斯湾北部的意大利半岛西部沿海没有一个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是西地中海没有受到希腊和腓尼基殖民活动影响的最长一段海岸线，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人们倾向于认为，伊特鲁里亚异常早熟的城市发展让希腊和腓尼基殖民者没能插足此地。
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那不勒斯湾最早的希腊殖民地（皮塞库萨和库迈）建立之后，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世界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公元前750年之后，伊特鲁里亚的坟墓里精美的希腊陶器越来越多；到了公元前8世纪晚期，伊特鲁里亚的当地陶工已能模仿科林斯几何花纹，生产出高质量的陶罐。塔奎尼有一处非常奢华的伊特鲁里亚墓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至前675年之间，其中有各种埃及进口的奢侈品，包括一只精美的彩陶花瓶，上面有法老博肯兰夫（Bokenranf，公元前717—前712年在位）的名字。伊特鲁里亚人显然很快就开始利用东地中海巨大的贸易网络。他们迅速采用了新的希腊-腓尼基字母来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最早的伊特鲁里亚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在希腊最早的幸存涂鸦之后只有两代人的时间。
公元前600年前后，伊特鲁里亚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塔奎尼，石头第一次被用于城市建设，出现了宏伟的纪念性建筑，其中包括一段长8千米的城墙、一座巨大的神庙以及一个巧妙的供水系统。与此同时，塔奎尼沿海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港口城市格拉维斯卡（Gravisca），作为来自东方的希腊商船的交易站。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从希腊本土进口陶器的新高潮。从公元前580年到前475年，伊特鲁里亚人进口了大量精美的雅典黑绘花瓶和红绘花瓶，其中有些是专门为伊特鲁里亚市场生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伊特鲁里亚精英的墓穴里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公元前6世纪的伊特鲁里亚坟墓和同一时期希腊本土的坟墓有很大的差别，由巨大的石头墓室构成，通常有精心绘制的内饰。在沃尔西尼（现代的奥维托），墓地呈整齐的格子状分布，统一的石头墓室组成了“街道”，每个墓室上都标着主人的名字。这种炫耀式的平等主义墓葬似乎是伊特鲁里亚所特有的。
“伊特鲁里亚”陶瓶
18世纪早期，古代的彩陶开始引起意大利和英国文物研究者和收藏家的兴趣。早期收藏家购买的大部分花瓶都来自伊特鲁里亚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坟墓，于是就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在伊特鲁里亚生产的。影响力最大的英国收藏家是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1730—1803），从1764年开始，他出任英国驻那不勒斯宫廷特使。1766年，汉密尔顿让人编纂了一部极其奢华的四卷本《伊特鲁里亚、希腊和罗马古物藏品目录》（Collection of Etruscan，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他宣称此书“既补充了已广为人知的图像和图案收藏，又可以装点饱学之士高品位的书架，不仅美观，而且很有教益”。汉密尔顿的“伊特鲁里亚”藏品对18世纪的英国品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深受汉密尔顿喜爱的简洁构图和静穆主题，对英国早期新古典主义运动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769年，约西亚·韦奇伍德在斯塔福德郡开办了一家陶瓷厂，他给这个工厂取名为“伊特鲁里亚”，灵感就来自汉密尔顿藏品中品位无可挑剔的“伊特鲁里亚”陶瓶。新厂开业第一天生产的六个陶瓶就模仿了汉密尔顿藏品中的红绘陶瓶，描绘的是赫拉克勒斯在赫斯帕里得斯的金苹果园的故事。陶瓶上还有一句豪壮的铭文：“伊特鲁里亚的艺术重生。”
在18世纪，“伊特鲁里亚”陶瓶原产自伊特鲁里亚这样的认识就已经受到质疑。如果它们真的是伊特鲁里亚当地的产品，为什么上面所有的铭文都是希腊语呢？现在人们认为在伊特鲁里亚发现的大部分陶瓶都产自雅典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的陶工区。但是18世纪关于“伊特鲁里亚”陶瓶艺术价值的观点影响更加深远。汉密尔顿的奢华目录主要是为了拉高他所收藏的陶瓶的市场价值，后来他以天价将这些陶瓶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因此，他声称“伊特鲁里亚”陶瓶在古代就是极其贵重的艺术品。这样的论断其实是很可疑的。在古代，人们已知的雅典彩色陶瓶的最高价格是3个德拉克马，还不到同一时期一个旧梯子（8个德拉克马）的价格的一半，绘有人物的花瓶的价格仅仅比普通的黑色陶瓶贵三分之一左右。虽然如此，很多私人收藏家依然认为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彩陶有很高的艺术和经济价值。1993年12月，在苏富比拍卖行，一个公元前6世纪的伊特鲁里亚陶瓶的成交价超过了200万英镑。
对于希腊人的到来，伊特鲁里亚人的反应与伊比利亚半岛和阿尔卑斯山北部西哈尔施塔特地区的当地居民大不相同。虽然伊特鲁里亚人借鉴了希腊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但是他们对这种文化的使用非常有创造性和创新性。公元前6世纪是伊特鲁里亚城市发展的伟大时期，这虽然离不开从希腊世界涌入的新财富和新技术，最终却完全独立于希腊的城邦模式。通过成为由希腊和腓尼基的商人联系到一起的广阔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伊特鲁里亚人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却没有丧失当地独特的城市文化。
无论是从格拉维斯卡或维克斯来考察，还是从因科罗纳塔或塔尔提索斯来考察，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这段时期都毋庸置疑地标志着欧洲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各地文化持续繁荣，有时蔚为壮观，比如在伊特鲁里亚；但是这一时期的总趋势是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殖民活动将整个地中海连接成一个宏观经济系统，从推罗到加迪尔，从马西利亚到优卑亚，物质文化变得日益同质化，埃及的费昂斯不仅在尼尼微和迦太基受到珍视，在塔奎尼和派拉霍拉也受到青睐。到了公元前500年，我们终于可以把整个地中海世界当作一个文化单位来看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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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世纪早期，希腊人已经开始使用字母书写。留存下来的最早文本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多少信息，但是透过公元前8世纪晚期陶瓶上的一小段题词，我们能够很好地管窥最早的西部希腊人是怎样看待其历史的。这段文字来自希腊人在西地中海最早的殖民地，即位于那不勒斯湾的优卑亚岛贸易中心皮塞库萨。公元前730年前后，一名大约12岁的男孩在这里被埋葬，一起入土的还有一整套希腊的酒具，包括一个来自东部希腊（可能是罗得岛）的小酒杯。酒杯上用优卑亚文字题写了三行诗（见图13）：“我是涅斯托耳（Nestor）的酒杯，喝酒很好用/无论是谁，若用此杯喝酒，就会马上/对头戴皇冠的阿佛洛狄忒产生欲望。”这首小诗很好地将葡萄酒、诗歌和性混合在一起，而这正是早期希腊贵族宴饮的特征，也是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口头诗歌传统存在的最早间接证据。根据这一传统，有一位名叫涅斯托耳的英雄，他是皮洛斯的国王，随着亚该亚人的军队去了特洛伊。涅斯托耳随身携带一个著名的酒杯，上面饰有黄金浮雕，酒杯把手的基座上有黄金鸽子。这个杯子又大又重，当里面装满酒的时候，普通人几乎无法将其从桌子上拿起来。在皮塞库萨发现的那个黏土做成的小酒杯自称是神话中涅斯托耳的酒杯，这实际上是个玩笑。这个玩笑要想有效，我们就必须假定，皮塞库萨的文明饮酒圈子熟知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口头史诗这一共同传统。在一代人之后，这一口头史诗最终被书写下来，成为人们所知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图13 “涅斯托耳的酒杯”上的希腊语诗句铭文（皮塞库萨，约公元前730年）。三行诗句都是从右向左写的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关于青铜时代历史的叙事史诗（见前文，第一章），是用新的希腊字母书写下来的。《伊利亚特》长约1.6万行，讲述了亚该亚人围攻特洛伊城的第十年最具戏剧性的几周，以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死亡和被埋葬告终。《奥德赛》长1.2万行，部分是对《伊利亚特》的模仿，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之一奥德修斯经过10年流浪之后返回故乡伊萨基岛的经历。虽然表面看来这两部史诗的关注范围很狭窄，《伊利亚特》第一行宣称其主题是“阿喀琉斯的愤怒”，而且这部史诗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述的是发生在一天之内的战事，但是通过长长的明喻、倒叙和英雄本人所讲述的故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整个英雄时代波澜壮阔的全景。
无论是就社会结构还是物质文化而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描述的世界都是由不同时期社会组成的复合体。有时，青铜时代的情况得到了准确的描绘，而有时，诗歌所反映的显然是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时的状况。因此诗歌常常会提到人们用香油处理羊毛和亚麻衣服，使其闻起来很香，看起来很亮——这样的做法在铁器时代的希腊是没有的，但是在迈锡尼的线形文字B的文本中却有充分的证据。有时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时期的事物被编织在一起。在《伊利亚特》的第二十三卷，佩琉斯的儿子阿喀琉斯为他阵亡的同伴帕特罗克洛斯举行葬礼竞技会，并拿出一连串的奢侈品作为各种运动比赛的奖品，其中包括一大块没有加工的铁。
佩琉斯之子又取出一个没有加工的铁块，
力大无穷的埃埃提昂曾把它当作投掷的铁饼，
但是神一样的捷足阿喀琉斯把他杀掉，
把铁块和其他财物一起装运到自己的船上。
他站在那里，对阿尔戈斯人宣布：
“谁想赢得这件奖品，请站起来！
即使获胜者的肥沃良田远离任何城镇，
这块铁也够他用上五年了。
他的牧人和耕夫需要铁时，
不必再进城购买，
因为这块铁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在这一段的叙述中，这个铁块本身就是一件名贵物品，作为贵金属有其内在的价值。但是到了最后，它已经被变成一种实用物品的来源：获胜者可以将铁块熔化，冶铸或锤炼成各种工具。在希腊，生产这种铁器工具的技术直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铁器时代”的开端）才出现。这一段的前四行似乎反映了青铜时代后期（前1600—前1070）人们对铁的典型态度，最后四行则反映了铁器时代早期（前1070—前900）的技术革新。
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奥美罗斯》
1990年9月，来自加勒比地区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出版了《奥美罗斯》（Omeros），这是一首史诗长度的叙事诗，以他的故乡圣卢西亚岛为背景。没有一部作品可以比它更加清楚地表明《荷马史诗》作为灵感来源的持续生命力。主要人物是阿基利（Achille）、赫克托耳、海伦和菲洛克忒特（Philoctete），在加勒比海的渔船上和咖啡馆里，他们演绎着荷马史诗中的故事。由于胫部被一只生锈的锚弄伤，一直无法愈合，因此渔民菲洛克忒特无法出海。漂亮的女服务员海伦离开了他的情人阿基利，投入他的朋友赫克托耳的怀抱。赫克托耳曾经当过渔民，现在是出租车司机。赫克托耳死于一场交通事故，而此时的海伦已经怀有身孕，孩子要么是赫克托耳的，要么是阿基利的。她回到了阿基利的身边。最终，菲洛克忒特的伤口被一位智慧的妇女马吉尔曼（Ma Kilman）治愈，她是无痛咖啡馆的经理。
虽然这些人物的名字、特征和行动都源自荷马史诗——往往经过了十分巧妙而优雅的加工，但是沃尔科特却拒绝向荷马史诗中的原型致敬。
为什么不把海伦
看作太阳看到她的样子，没有荷马史诗的影子，
独自在沙滩上挥动着她的塑料凉鞋，
像海风一样清新？
在关键性的一幕中，阿基利中暑了，他想象着自己回到了刚果，在那里他遇到了父亲阿弗拉比（Afolabe）和他的祖先所在村庄里的人。在某个层面，这一段情节是对荷马的《奥德赛》的模仿，奥德修斯游历阴间，遇到了母亲安提克勒娅（Anticleia）和在特洛伊战争中阵亡的战友们的鬼魂。然而，在阿基利和非洲的祖先交谈时，他意识到他自己就是一个鬼魂，他的父亲不但不记得儿子的真实姓名，而且也无法理解他“荷马式”的名字阿基利。
他慢慢陷入悲伤，他回家了
这是鬼魂对于其坟墓的悲伤，
因为在他身上，未来发生了逆转。
这一幻觉以村庄被突袭而告终，阿基利看着他的祖先锁链加身被带走，要横渡大西洋，被运到加勒比地区，成为奴隶。阿基利被永远地和他的非洲过去切断，但是就像沃尔科特所暗示的那样，在荷马所代表的欧洲文化传统里，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在。在这首诗的最后，讲述者看着海浪在“这一文本的两边”汹涌，一边是他的荷马史诗中的文学原型，另一边是圣卢西亚岛上这个无所依托的渔民的真实世界。
她的翅膀拍打着，将这些岛屿带到非洲，
她用一根针缝补上大西洋的裂痕，
这是灵魂中的裂痕。
正是“灵魂中的裂痕”这一表达，让沃尔科特对荷马史诗的解读如此有力，如此出人意料。
这种多层叠加意味着我们所看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历经很多个世纪演变的产物。在这些诗歌之前，肯定有漫长的口头诗歌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第二千年。可以推测，在这么多个世纪里，已经有一代又一代的吟游诗人歌唱过特洛伊战争和奥德修斯的流浪。他们所表演的诗歌既不是逐字记下来的，也不是现场即兴创作的，而是建立在大量灵活的格式化元素之上，其中既有单一的描述词，比如“有着灰色眼睛的雅典娜”，也有整个诗句，比如“聪明的奥德修斯回答道：……”还有格式化的场景，比如宴会、武装和死亡。我们应该将其想象为一个格式化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积累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早期社会物质文化和价值观的印迹得以保留，就像树干内部的年轮一样。
显然，在公元前7世纪后期和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就只知道每一首诗的一种标准形态了。因此，在公元前700年到前650年之间的某一个时间，这种灵活的、不断演变的口头传说获得了固定不变的形态。简而言之，这些诗被记录了下来，而这些最终版本肯定出自个人之手，而不是集体。这些诗的感染力和诗意之美是毋庸置疑的，其中究竟有多少归功于最终的“校订者”，又有多少归功于他所借鉴的匿名的口头传统，对这一问题的追问直击艺术灵感之本质的核心。一代又一代口头诗人逐步修订和扩充前人的成果，《伊利亚特》中对于阿喀琉斯优美动人的描写是否应归功于他们全体呢？或者我们是否必须把功劳归给某一位天才主创者，认为他整理了口头传统的格式化元素，将这些青铜和铁转变成黄金呢？
公元前6世纪后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身份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最有力的说法是，它们是来自希俄斯岛（Chios）的吟游诗人（rhapsodes）集体创作的成果，这些人被称为“荷马里德”（Homeridae）。最初，这个称呼可能仅仅意味着“集会歌手”，源自希腊语中表示“集会”的“homaris”。到了公元前6世纪，他们开始自称是来自希俄斯岛的盲诗人“荷马”的后人，说这位荷马就是《伊里亚特》《奥德赛》和其他几首短一点的希腊神灵颂诗的作者。虽然很快就有十几个城市对于这位诗人来自希俄斯岛的说法提出异议，但是这个名字却沿用至今。
因此，我们现在就使用荷马这个称呼。就是在这一时期，荷马在希腊文化中取得了权威的地位。公元前6世纪末，哲学家克洛丰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 of Colophon）埋怨说荷马关于神灵的虚假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已经成为每个人所受教育的基础。公元前520年前后，在雅典的大泛雅典娜节（Greater Panathenaea）上朗诵荷马的诗已经成为一种常规。遗憾的是，当时的荷马史诗中关于雅典人的内容少得让人尴尬，只在《伊利亚特》的第二卷中列举希腊舰队时将其一笔带过。通过对荷马的文本进行几处明智的补充，这一疏忽被雅典人纠正了。补充的内容描绘了雅典卫城上的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祭仪，颂扬了雅典人的领袖墨涅斯透斯（Menestheus），还声称来自萨拉米斯岛的队伍曾和雅典人的军队并肩作战。最后一个补充尤其能够说明问题。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萨拉米斯先是隶属于更大的岛屿国家埃伊纳（Aegina），后来又隶属于雅典的邻邦墨伽拉。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萨拉米斯才被并入雅典。雅典人对萨拉米斯岛的所有权主张曾一度极具争议，因此最好能够表明萨拉米斯人在特洛伊战争中曾经和雅典人并肩作战。
把荷马史诗用来为民族主义目的服务，这是希腊本土正在形成的城邦为自己创造一个共同过去的重要一步。在本章的开头，我们考察了希腊本土城邦形成的最早阶段。我们看到，在公元前7世纪早期，埃雷特里亚新生城邦出现的标志之一就是从奢华的私人墓葬群到公共敬拜点的转变。埃雷特里亚黑暗时代的国王已经成为历史，埃雷特里亚人却煞费苦心地保存对这些过去统治者的记忆，作为他们共同的公民认同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希腊世界的其他很多地方，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公共“记忆”过程。公元前8世纪后期，迈锡尼墓和圆顶墓的祭品数量急剧增加，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和东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肯定，选择崇拜祖先安息之地的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整个社会。因此（见图14），在公元前625年前后，当人们在科林斯的阿哥拉建造房屋时，发现了一个相当普通的“几何式”墓群，于是马上在这些坟墓周围建起了一圈神圣的围墙，这里也成为一个崇拜的中心。这种共同英雄崇拜的出现是城邦集体认同意识的早期标志。这些无名的英雄不仅被视为各个精英家族的祖先，而且被视为整个政治共同体的祖先。
图14 公元前625年前后科林斯阿哥拉的神圣围墙
少数青铜时代的遗留被和神话时代的某一个人物联系起来。在这方面，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遥远南部的斯巴达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公元前8世纪后期，在被遗弃了近500年之后，斯巴达附近的迈锡尼宫殿遗址特拉波涅（Therapne）开始吸引少量的献祭，起初，祭品被直接放在遗迹之上和遗迹中间。公元前7世纪中叶，斯巴达人在这里为海伦和墨涅拉俄斯夫妻建造了一座纪念性的石砌神庙——正是这对夫妻的分离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人显然把迈锡尼的特拉波涅遗址当成了英雄墨涅拉俄斯的宫殿。
乍一看来，斯巴达人竟然会如此急于将自己与墨涅拉俄斯和海伦联系起来，这似乎相当矛盾。墨涅拉俄斯是神话英雄珀罗普斯（Pelops）之孙，伯罗奔尼撒半岛就得名于这位英雄，“Peloponnese”一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珀罗普斯之岛”，而通常认为推翻珀罗普斯王朝的就是斯巴达人。根据斯巴达人自己的讲述，正如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所记录的那样，斯巴达人来自希腊中部多里斯（Doris）地区北部很偏远的一个城市埃里尼奥斯（Erineos）。在特洛伊战争之后的那一代，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据说曾向多利安人求助，想要恢复他们作为伯罗奔尼撒统治者的合法地位。根据这个故事，多利安人成功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杀死或驱逐了斯巴达最后一位珀罗普斯王朝的国王、俄瑞斯忒斯（Orestes）之子提萨墨诺斯（Tisamenus），将赫拉克勒斯的后人扶上王位。斯巴达的国王被认为直接源自赫拉克勒斯的后人，而其他的斯巴达人则被认为是他们的多利安人支持者的后裔。
无论这个故事是否反映了历史上青铜时代后期的“多利安人迁徙”（见前文，第63—67页），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斯巴达人集体将自己视为特洛伊战争之后的移民。然而，斯巴达人也积极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多利安人到来之前的古老王朝建立联系。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城市特基亚（Tegea），一个斯巴达人偶然发现了他认为是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的坟墓，于是里面的遗骨被立即运回斯巴达。公元前6世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的赫利刻（Helice），斯巴达的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俄瑞斯忒斯之子提萨墨诺斯的遗骨。通过将神话祖先的遗骨运回其斯巴达故土，斯巴达人显然在彰显多利安人到来之前的珀罗普斯王朝和他们自己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延续性。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斯巴达人以两种方式来定义他们的集体认同。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强调他们特殊的斯巴达身份，斯巴达人是一个植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特定区域的共同体。作为斯巴达的居民，他们是英雄时代珀罗普斯王朝的继承者，向当地参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如墨涅拉俄斯和俄瑞斯忒斯献祭。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们又可以强调他们的多利安人身份，他们属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更广大的种族群体。他们和希腊中部多利安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反映到了政治现实中：公元前457年，斯巴达人派兵远征多里斯，保护他们的亲族不受其邻居福基斯人（Phocian）的侵略。种族和地域上的认同并不相互排斥。
然而，十分出人意料的是，所有这些都缺少集体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斯巴达人作为斯巴达人和多利安人的意识并不伴有作为希腊人的意识。同样，在荷马史诗中，也没有多少内容可以体现希腊人这一确定身份。对于荷马来说，“希腊”（Hellas）这个地理术语指代的是希腊半岛中部斯派尔希奥斯河（Spercheios）流域的一小片区域；在种族和语言方面，《伊利亚特》中的亚该亚人和特洛伊人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异。直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我们才看到关于较广泛的希腊自我意识的最早迹象。根据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一首匿名诗《名媛录》（Catalogue of Women），生活在希腊的各个种族群体都是神话中一位名叫赫楞（Hellen）的国王之后，其中包括多利安人、伊奥利亚人、爱奥尼亚人和亚该亚人。然而，关于这种正在形成的“泛希腊”认同，最明确的证据来自国际性的竞技比赛。
希腊世界最重要的地区间圣地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奥林匹亚的发展很缓慢，因为这处圣地不归任何城邦管辖，没有人愿意在这里投资修建纪念性的建筑。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奥林匹亚就开始定期举行竞技比赛。在奥林匹亚献祭的青铜三脚鼎的数量急剧增加，从这里可以看到这种比赛的起源（如果可以将这些三脚鼎视为胜利之后的还愿祭品的话）。起初，这些比赛的参加者似乎都是当地的贵族，但是很快就有了从更远的地方赶来的竞争对手。到了公元前6世纪，三个重大的发展几乎同期出现。
第一，从公元前582年到前573年，创立了三个新的国际性竞技会，分别是德尔斐的皮提亚竞技会（Pythian games）、克利奥尼（Cleonae）的尼米亚竞技会（Nemean games）和科林斯地峡的地峡竞技会（Isthmian games），还正式确定了为期四年的庆典周期：第一年举行奥林匹亚竞技会，第三年举行皮提亚竞技会，第二年和第四年分别举行地峡竞技会和尼米亚竞技会。在这一时期，奥林匹亚竞技会可能也被重组，变得更加正式。第二，参与奥林匹亚竞技会的性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的运动员都是为了个人获得本城邦和邻近城邦其他贵族眼中的荣耀和声望而参赛，公元前6世纪早期，我们开始看到运动员为了自己的城邦而参赛，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整个政治共同体开始对自己城邦的命运感兴趣。到了公元前5世纪早期，或许更早，只有希腊人能获得参赛资格。第三，公元前6世纪早期标志着奥林匹亚纪念性建筑的开端。这里第一个石砌神庙是献祭给女神赫拉的，此后就是一连串奢华的石头宝库，由锡巴里斯（Sybaris）、麦塔庞顿、杰拉（Gela）、西锡安（Sicyon）、埃皮达姆努斯（Epidamnus）、塞利努斯、昔兰尼和墨伽拉等城邦出资，其功能是存放这些城邦的各种献祭品。几个希腊城邦同时做出决定，开始大力在奥林匹亚投资，这表明这些城邦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属于更加广大的希腊共同体，该共同体的范围从西西里岛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西海岸。
在希腊世界的东部，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新威胁，很难说日益增强的希腊共同体意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影响。在公元前7世纪后期和公元前6世纪，近东的政治秩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公元前616年至前608年，巴比伦人和来自伊朗西北部的半游牧民族米底人联合起来，击败了亚述帝国。巴比伦继承了亚述帝国在新月沃地的领土，而米底人则在伊朗西部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建立了脆弱的霸权。波斯是米底人统辖之下的伊朗西部部落之一，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游牧民族，居住在今天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省。公元前550年，波斯国王居鲁士成功推翻米底人的统治，并在同年夺取了米底人的首都埃克巴坦那（Ecbatana）。波斯以惊人的速度大肆扩张。公元前547年，他们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半岛，包括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希腊城邦。公元前539年，短命的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到了公元前6世纪30年代后期，波斯人的统治已经延伸到了今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居鲁士在和中亚草原的游牧部落作战时阵亡，其子冈比西斯（Cambyses）同时通过陆路和海路对埃及发动入侵。到了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从尼罗河一直延伸到兴都库什山。在冈比西斯之后，最终坐上王位的是来自另外一个贵族世家的篡位者，即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大流士。新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崩溃的时候。在其统治期间（前522—前486），大流士进一步扩展了帝国的东西边界，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和现代保加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古色雷斯）。
大国王的名号是“各族人民之王”。波斯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国家是由不同文化群体组成的灿烂万花筒。他们也没有试图把统一的文化和政府体制强加给他们的臣属。整个帝国被分成多个行省，由波斯总督进行统治，这些总督通常是大国王的亲属或附庸。行政和统治的日常事务被下放给以前就存在的地方精英，通过相互的礼物交换，这些地方精英和总督的官邸保持着联系。只要这些精英能够确保按期上缴贡品，总督就不会对地方事务做过多干涉。在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这些地方精英成为僭主家族。
文化多元主义是波斯人帝国观念中所固有的，其最引人注意的形象来自大流士在波斯波利斯的皇宫。波斯波利斯位于伊朗西南部现代的设拉子（Shiraz）附近。波斯波利斯宫殿群的核心建筑是一个巨大的圆柱大厅，被称为阿帕达纳（Apadana），通常翻译为“觐见厅”，大国王在这里接见外国使团。长长的矮楼梯通往阿帕达纳北部和东部的走廊，这里装饰有浮雕板，上面描绘的是来自帝国24个不同附属民族的使团。每个使团的成员都穿着当地特有的服装，带着能够代表当地物产的贡品。因此，帕提亚使节带来的是一头巴克特里亚双峰驼（中亚大草原的主要役畜），而印度人带来的是小小的容器，里面可能是香料或金粉（见图15）。在阿帕达纳四个角落的地下，埋着题字的金银板，上面是大流士帝国四个角落的名称：从中亚大草原的斯基泰人地区到埃塞俄比亚，从印度到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人地区。这些金银板旁边象征性地放置着分别来自这四个角落的奢侈品。但是，只有来自帝国西北部的那些奢侈品保存了下来，是一把来自吕底亚和爱奥尼亚的金银币。
图15 波斯波利斯的阿帕达纳浮雕上的外交使团。上：帕提亚使节带来器皿和双峰驼。下：印度人带来战斧、骡子和装有香料或金粉的容器
波斯波利斯的阿帕达纳呈现的是一幅普遍的波斯联邦的景象，一个由不同文化和习俗的人群团结在大国王周围而组成的世界。即使在帝国的心脏伊朗与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的艺术和建筑也有意识地反映这种多样性。皇宫本身就是各种建筑风格的混搭，结合了来自不同附属文化的风格和技巧。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萨（Susa）发现了一段长长的建筑铭文，上面自豪地强调了各种工匠来自全国各地这一事实，是他们共同建造了大流士在苏萨的宫殿。铭文写道：“石匠是爱奥尼亚人和吕底亚人，金匠是米底人和埃及人，砖瓦匠是巴比伦人。”
并非大国王所有的臣民都赞赏他这种倡导多元文化的愿望。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小亚细亚西部的爱奥尼亚人城邦不但没有受到帝国的经济剥削，反而欣欣向荣。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爱奥尼亚人一直享受着和埃及的塞特（Saïte）王朝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润，这多亏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Naucratis）有一个爱奥尼亚人共用的交易站。公元前525年之后，随着埃及被并入波斯帝国，这种贸易得到了很大的推动。然而，虽然有这些经济上的利益，波斯人在爱奥尼亚所支持的僭主政权非常不受欢迎，尤其是因为在被波斯征服之前，爱奥尼亚的几个城邦曾经享受过民主制。公元前499年，在希腊本土两个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支持下，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发动叛乱，要脱离波斯。叛乱很快就蔓延到了塞浦路斯岛。在叛乱发生的第一年，波斯在西部的行省首府萨迪斯被攻占，但是一旦大流士动用了他的腓尼基舰队，希腊人就再无胜算了。公元前494年，爱奥尼亚的叛乱被镇压下去，参与叛乱的城邦受到了残忍的报复。米利都曾经是爱奥尼亚人口最多的城邦，是东部希腊世界的骄傲，它被从地图上抹掉了：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幸存下来的男人被驱逐到波斯湾。
现在该轮到爱奥尼亚人在希腊本土的同盟者了。公元前490年的惩罚性海上突袭使埃雷特里亚被焚毁。虽然雅典人在马拉松的沿海平原上成功击退了波斯人的登陆，但希腊人这个小小的胜利不过是让不可避免的结果晚一点到来。在后来的几年里，波斯人沿着爱琴海的北部海岸修筑了一条宽阔的军用道路，从归波斯人所有的色雷斯向西一直延伸到希腊本土的边界。最后，在公元前481年，大流士的继承者薛西斯命令波斯大军在小亚细亚东部集结。
公元前6世纪中叶，当他得意地回顾早已灰飞烟灭的亚述帝国时，米利都诗人福西里德（Phocylides）写道：“只要治理有方，一个坐落于岩石之上的小城邦就能比毫无意义的尼尼微城更伟大。”现在，这句充满挑衅意味的格言要首次接受考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