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大帝与希腊化世界：公元前334年—前146年
《古兰经》第十八章中提到了一个名叫左勒盖尔奈英（Dhūl Qarnayn，意为“长着双角的人”）的神秘人物。据说真主安拉赐予左勒盖尔奈英对世界的统治权，使他能够到达世界的东西两端。后世大部分伊斯兰学者认为左勒盖尔奈英的形象其实就是伊斯坎达尔（Al-Iskandar），即亚历山大大帝，而双角则意味着亚历山大对世界的两半的统治，即欧洲和波斯。伊斯坎达尔古老的征服被认为预示了公元7世纪和8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大业，他们创造的阿拉伯帝国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在直布罗陀海峡西侧的加的斯，在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处，伊斯坎达尔建造了一座灯塔，指明哪些地方是船只难以航行的危险海域；在遥远的北方，在中亚大草原的边缘，他建造了一道铜墙铁壁，将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这些不洁种族阻挡在外。正是亚历山大一劳永逸地为文明世界划定了边界。
亚历山大征服的地理范围着实惊人。从公元前334年到前330年，亚历山大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埃及以及波斯的腹地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大流士三世两次被击败，一次是伊苏斯（Issos）战役，另外一次是高加米亚（Gaugamela）战役；公元前331年到前330年的冬天，薛西斯位于波斯波利斯的宫殿被付之一炬，正式宣告波斯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在攻占了波斯的四个都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巴比伦和苏萨、伊朗西部的波斯波利斯和的埃克巴坦那——之后，亚历山大解散了他军队中的希腊分遣队，这很能说明问题。表面上代表科林斯同盟的希腊对波斯入侵的复仇行动就此告终，但是亚历山大穿过伊朗北部，继续向东推进，追击逃亡的大流士三世。在大流士被他自己的侍臣暗杀之后，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索格底亚那（Sogdiana，现代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行省，波斯的王位觊觎者贝苏斯（Bessus）将亚历山大拖入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游击战。宫廷的深度隔离，在漫无边际的中亚大草原上追逐幽灵般的波斯叛军，这些让亚历山大变得越来越偏执与妄自尊大。那些暗地里对国王图谋不轨的阴谋者被就地正法，而亚历山大也开始让他的廷臣和子民把他当作神来崇拜。
亚历山大大帝与奥斯曼人的征服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征服者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二世）麾下的奥斯曼军队之手，就此结束了“新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历史。从几位曾见证君士坦丁堡之围或是其后不久接触过穆罕默德二世的拉丁作家那里，我们得知这位征服者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他希望自己能被看成全世界的主人，也就是说，他想成为第二个亚历山大；因此他曾去读阿里安（Arrian）的作品，其中详细记录了亚历山大几乎每一天的活动。”
一位15世纪的土耳其苏丹阅读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现存最长的希腊语亚历山大帝国史，成书于公元2世纪），听上去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皇家图书馆里，至今依然保存着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和荷马的《伊利亚特》，它们是穆罕默德二世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专门让人抄写的。宫廷史官伊姆布罗斯的克立托波洛斯（Kritoboulos of Imbros）是希腊人，他于15世纪60年代中期完成了穆罕默德二世的传记，声称自己为他的希腊同胞描述了一段“毫不逊色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生涯。毫无疑问，受穆罕默德二世对亚历山大的钦佩之情的影响，克立托波洛斯将穆罕默德二世描写成了第二个亚历山大：通过征服君士坦丁堡，他再度成功地把欧洲和亚洲连接到一起。穆罕默德二世本人也很愿意这样认为，即他从相反的方向重现了亚历山大当年的战绩。
根据克立托波洛斯的讲述，在1462年远征莱斯沃斯岛（Lesbos）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二世经过特洛伊城的遗址，就像公元前334年夏天亚历山大所做的那样，他让人将阿喀琉斯、埃阿斯以及其他英雄的坟冢指给他看，并对他们赞颂有加，不仅仅因为他们的事迹，还因为他们有荷马那样优秀的作家来纪念他们。穆罕默德二世低头沉思：许多代人过去了，神明终于让他来为特洛伊所受的劫掠复仇了，他惩罚了特洛伊城的敌人。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希腊人终于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亚洲人”受到的不公待遇付出了代价。
公元前327年春，亚历山大转向了南方，这一年晚些时候，他率领军队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公元前6世纪晚期，大流士一世曾宣称印度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但他的征服很可能并不长久：实际上，过了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我们几乎找不到能够表明波斯人来过的考古学证据。这是亚历山大第一次将他的征服拓展到波斯帝国边界之外的地方。但是，他对印度的入侵可能并不像表面那样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印度洋曾被认为是印度的内陆湖，由于这个不幸的地理学误解，亚历山大以为印度河和尼罗河的上游是相通的。他以为在到达旁遮普后，只要顺流而下，就可以来到地中海。起初，这个想法被印度河里的莲花和鳄鱼证实了：自公元前5世纪起，希腊的植物学家们就一直认为某一种特定的动植物只会在世界上某一特定地区出现；而当时众所周知的是，莲花和鳄鱼只有尼罗河里才有。所以当这个地区真正的地理位置最终揭晓时，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士兵发动了兵变，断然拒绝继续向东行军。沿着印度河，横跨杰德罗西亚沙漠（Gedrosian desert，现代的俾路支地区），在返回西方的漫长旅程中，他们越发不顾一切地无端屠杀沿途居民。公元前323年夏天，在准备对阿拉伯半岛发起海上攻击时，与他的马其顿同胞一阵暴饮之后，世界之王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溘然离世。
亚历山大英年早逝，我们很难判断他原来的计划究竟有多么宏大。现存最完整的马其顿人征服史的作者阿里安认为，亚历山大宏图中的帝国是没有地理界限的，即使将欧洲并入亚洲，将不列颠诸岛并入欧洲，他也不会满足。但事实上，亚历山大的远东之征显然驳斥了这一观点。除了印度之外，亚历山大并未试图扩展波斯帝国原有的边界。即便是印度，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便被抛弃。在东北方向，亚历山大的足迹也仅仅到达居鲁士当年所到之处，即位于今天塔吉克斯坦的锡尔河（Syr Darya）。那里有一个被称为“绝域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ē，可能是今天的苦盏地区）的新城市的地基，表明当时继续向北扩张的计划确实被放弃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亚历山大留下的庞大帝国与他最初的征服蓝图惊人地相似。原有的波斯行省被保留下来，只是担任总督的波斯人被换成了马其顿人。波斯人认为他们的帝国已经涵盖了整个可以居住的世界，向南向北分别一直延伸到因为过于炎热或寒冷而无法居住的地区；而亚历山大也似乎接受了这种世界地理的观点。亚历山大的帝国就像他的波斯前辈所定义的那样，就是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ē），不多也不少。
马其顿人从未认为自己是在走向未知世界，他们的征服全都发生在远古时期希腊英雄探索过的世界之内。公元前332年到前331年的冬天，亚历山大效仿他所认为的两位祖先赫拉克勒斯与珀尔修斯，深入利比亚沙漠去向“宙斯阿蒙”（Zeus Ammon）寻求神谕——传说中这两位英雄都这样做过。当现存的希腊传说无法为亚历山大扩大征服提供先例时，马其顿人就发明出合适的先例。高山要塞奥尔诺斯（Aornos）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被当地人认为坚不可摧，连神都无法攻克，而在亚历山大将其一举攻占之后，很快就有了这样一个传奇，说赫拉克勒斯也曾试图攻克这座要塞，却未能成功。在开伯尔山口北部的山上，人们发现了常春藤，这种植物被认为与狄俄尼索斯有密切的联系，这让亚历山大坚信自己正在追随狄俄尼索斯的脚步。由于以前并未有过任何将狄俄尼索斯与印度联系起来的神话，因此这些马其顿人不得不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将一段全新的故事插入酒神的生平中去：在遥远的过去，狄俄尼索斯曾征服这片次大陆，为这些野蛮的印度人带来文明与法治。根据这种说法，亚历山大只不过是恢复了希腊-马其顿人对这里的统治，而这个社会最初的形成要归功于狄俄尼索斯的征服。公元前325年晚些时候，马其顿人终于成功横跨杰德罗西亚沙漠，为了庆祝对印度的再次成功征服，他们举行了长达一周的畅饮，以表达对酒神的敬意，亚历山大本人则在其中扮演狄俄尼索斯的角色。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征服是古代将领所能进行的最大胆、最遥远的远征，印度也被牢牢植入了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所熟悉的神话地理体系之中。
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是与他同父异母、有智力缺陷的弟弟阿里达乌斯（Arrhidaeus），以及他未出世的孩子，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四世。两人都不能亲自统治亚历山大的帝国，所以从一开始就需要设置一位摄政；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亚历山大向来喜欢大权独揽，一时很难找到能够胜任这一职位的人选。因此，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的十年里，那些自封的摄政之间冲突不断，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让这个广阔的帝国保持统一。公元前317年，阿里达乌斯被亚历山大强势的母亲奥林匹娅斯（Olympias）暗杀，她本人似乎觊觎马其顿的王位；公元前310年，年少的亚历山大四世被悄无声息地除掉了。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其实掌管在那些接管了旧波斯行省的马其顿总督手中：这些人大多是亚历山大队伍里的老兵，他们能够利用波斯前任所积累下的丰富财政与军事资源。这些总督中最活跃的是和腓力同辈的独眼安提柯（Antigonus the One-Eyed），他是小亚细亚中部弗里吉亚的总督。于公元前306年自立为王时，安提柯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大片区域，其周围环绕着四支强大的势力，分别是埃及的托勒密、远东及巴比伦的塞琉古、色雷斯的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和马其顿的卡山德（Cassander）。公元前301年，安提柯阵亡，他短命的帝国被其他的统治者瓜分；然而他的儿子围城者德米特里（Demetrius the City-Besieger）在马其顿和希腊本土重建了一个了不起的王国。公元前281年，利西马科斯的色雷斯王国被77岁的塞琉古征服。此时，下一个世纪的几大力量基本上已经清晰：埃及和黎凡特的托勒密王朝、亚洲的塞琉古王朝和马其顿的安提柯的后裔。
1.克诺索斯的壁画。高度：0.32米。出自阿瑟·埃文斯爵士的《米诺斯宫殿》（London：Macmillan，1921-36），第3卷，彩插16，第47页对页
2.皮洛斯宫殿的壁画。高度：0.61米（照片承蒙辛辛那提大学古典系提供）
3.皮特·德荣对迈锡尼墓圈A的复原图。出自《英国驻雅典研究院年鉴》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Athens），第25期（1921-3），彩插18
4.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击败海上民族的浮雕局部。高度（图示部分）：4.22米。出自H.H.纳尔逊（Nelson）编，《拉美西斯三世葬祭殿，卷一：拉美西斯三世早期的历史记录》（Medinet Habu，vol.I：Earlier Historical Records ofRamses Ⅲ，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彩插37（中部）
5.考古学家潜水考察乌鲁布伦的沉船。照片来源：航海考古学会（Institute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6.麦克米伦短颈单柄球形瓶（香水瓶），大英博物馆（inv GR 1889.4-18.1）。高度：6.8厘米（照片来源：©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All Rights reserved）
7.勒夫坎第图姆巴遗迹的妇女墓穴中发现的黄金坠饰，圆盘直径约3.5厘米（照片来源：lan Cartwright.Courtesy of lrene Lemos）
8.埃及风格的费昂斯小雕像项链，出自公元前900年左右勒夫坎第的坟墓，下部为细节图。高度约14厘米（照片来源：lan Cartwright.Courtesy of Irene Lemos）
9.穿长外衣的少女雕像，雅典卫城博物馆（inv.679）。高度：1.20米（照片来源AICT/Allan T.Kohl）
10.穿长外衣的少女雕像，剑桥古典考古博物馆（照片来源：剑桥古典考古博物馆）
11.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顿的雕像。原件为青铜雕像，该复原雕像依照其罗马时期的大理石复制品而作。高度：1.95米（照片来源：Deutsches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Rome，Schwanke，Neg.1984.3297）
12.帕特农神庙南侧的陇间板第27号，伦敦大英博物馆。高度：1.20米（照片来源：PeterThonemann）
13.垂死的高卢人雕像，罗马卡匹托林山博物馆（inv.747），长度：1.85米（照片来源：AICT/Allan T.Kohl）
14.来自泰晤士河巴特西的凯尔特盾，约公元前350—前50年。高度：0.78米，大英博物馆（inv.P ＆ EE 1857.7-15.1）（照片来源©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All Rights reserved）
15.塞罗德罗斯桑托斯（Cerro de los Santos）妇女雕像。高度：1.35米。藏于马德里国立考古博物馆（Museo Arqueológico Nacional，inv.3500）（照片来源：马德里国立考古博物馆）
16.塞纳河畔沙蒂永博物馆的维克斯女王墓复原（照片来源：©MSM 65502 Vic-en-Bigorre）
17.空中俯瞰比布拉克特（贝弗莱山）（照片来源：©René Goguey/Recherches d'Archéologie Aérienne.Courtesy：Vincent Guichard）
18.迦太基，军港复原图，水彩，日期不详，彼得·康诺利（Peter Connolly）模仿H.R.赫斯特（Hurst）和S.C.吉布森（Gibson）的画作（照片来源：©Peter Connolly through akg-images.Photo 5TU-K1-Y3-1-B：akg-images/Peter Connolly）
19.克里特岛西南部斯法基亚的景观和不断变化的定居点（照片来源：Lucia Nixon）
20.在迦太基以南100千米处的哈德卢密塔姆（Hadrumetum）地区的百户区。来自André Caillemer and R.Chevallier，“Die tologie Limitation in Tunesien”，Germania，35（1957），pp.45—54，pl.8.1（照片来源：Institut géographique national）
21.从阿拉伯堡（Arab Fort）看帕尔米拉，朝东南方向（照片来源：Lucia Nixon）
22.公元前1世纪的马德拉格德日安沉船水下照片（照片编号1986d02525，来源：© CNRS Photothèque/Chêne，Antoine）
23.罗马和平祭坛上的皇家队列。高度：1.55米（照片来源：AICT/Allan T.Kohl）
24.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的《波阿狄西亚和她的女儿们》，伦敦（照片来源：Peter Thonemann）
25.叙利亚的圣西面教堂。西面在高高的柱子上生活了37年（422—459年），他去世后，人们在柱子周围建起了宏伟的教堂，照片上是教堂的残余部分（照片来源：Elizabeth Nixon）
26.特里尔的尼格拉城门（The Porta Nigra）（照片来源：AICT/Allan T.Kohl）
27.阿佛洛狄西亚的塞巴斯蒂昂（照片来源：Peter Thonemann）
28.浮雕灯，可能来自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的埃及，藏于巴黎卢浮宫（inv.Ca 661）。高度：12.5厘米（照片来源：©2005 RMN/Hervé Lewandowski）
29.抄本《梵蒂冈维吉尔》（Vatican lat.3225，fo.39v）中描绘埃涅阿斯离开狄多的情景的插图（照片来源：©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30.鲁灵斯通的欧罗巴和公牛镶嵌画。宽度约2.44米（照片来源：English Heritage）
31.钱币：
（a）利西马科斯的银币（约2.8厘米）正面上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297/6—前282/1。阿什莫林博物馆，HCR7601（=Sylloge Nummorum Graecorum Ashmolean，no.3723），见Christopher J.Howgego，Ancient History from Coins（London：Rutledge，1995），pl.6，no.56（照片来源：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b）弗拉米宁的金币正面，公元前196年。见M.H.克劳福德《罗马共和国的钱币》（Coinage of the Roman Republ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第544页，548/1a号。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照片来源：©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All Rights reserved）
（c）意大利反叛者的银币反面，约公元前90年。见H.A.格鲁伯（Grueber），《大英博物馆中罗马共和国钱币》（Coins of the Roman Republic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Longmans，1910），ll.327，no.18。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照片来源：©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All Rights reserved）
（d）米特拉达悌的银币（约2.9厘米），正面，公元前89/8年。阿什莫林博物馆，HCR8002，见Ancient History from Coins，pl.6，no.57（照片来源：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e）奥古斯都的银币（约2厘米），反面，约公元前19年。阿什莫林博物馆HCR7897，见Ancient History from Coins，pl.13，no.115（照片来源：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f）犹太反叛者的银币（约2.8厘米），正面，公元134/5年。阿什莫林博物馆，HCR6354，见Ancient History from Coins，pl.19，no.159（照片来源：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这些新王国的合法性至少可以说是成问题的：在继承者战争中最终胜出的这三个家族与亚历山大本人没有任何血缘联系。因此，他们必须找到其他的途径来为自己分享亚历山大的王位做出辩护。对托勒密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他曾是亚历山大的童年玩伴，于是他愉快地默许了那种说他其实是腓力二世私生子的流言，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兄弟。托勒密还拥有一样最为有利的王家遗物，那就是亚历山大的遗体。亚历山大的遗体在被送回马其顿的路上被托勒密的手下无耻地劫持；经过防腐处理之后，国王的遗体被展示在托勒密王朝首都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玻璃棺里。其他的王朝尽管无法证明自己与亚历山大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但国王们至少可以模仿他的形象。几个世纪以来，在原亚历山大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国王们的肖像都高度一致：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眼睛向上凝视，头发野性而飘逸，此外还有一缕额发以及某种神圣的象征，和亚历山大一模一样。亚历山大是理想王者的模型，他所有的继承者都会被以这个标准来评判。
如果把这些继承者的王国也视为古典欧洲历史的一部分，那么这似乎是对“欧洲”的定义做了一点延伸。毕竟，亚历山大的帝国大部分都植根于亚洲；塞琉古王朝的首都位于今天的叙利亚与伊拉克，其东部的边境和中国接壤。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之所以能在欧洲历史上取得一席之地，主要原因是它们将希腊文化传播到了原波斯帝国那些非希腊民族那里。从19世纪后期，人们用这种“希腊化”的过程给整个这一历史时期命名，今天通常称亚历山大死后的3个世纪为“希腊化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具有希腊特征，而且还在不断接受希腊文化。
东部的希腊化早在波斯帝国覆灭之前就开始了。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小亚细亚西部和南部的非希腊民族都受到了其希腊邻邦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吕基亚当地的统治者肯定雇用了希腊的雕刻家来为他们奢华的陵墓雕刻纪念碑。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涅瑞伊德纪念碑（Nereid Monument，约前400—前380）就很具有代表性。它可能出自吕基亚一个名叫阿尔比纳斯（Arbinas）的统治者的坟墓，他是一个亲波斯的家族的成员，控制着吕基亚西部桑托斯（Xanthos）河谷的一小片领地。尽管阿尔比纳斯在政治上倾向于波斯，但是涅瑞伊德纪念碑的建筑与雕塑都是彻头彻尾的希腊风格。在用冗长的碑文来讲述他自己的战功时，阿尔比纳斯选择同时用吕基亚语与希腊语两种语言。连这位亲波斯的统治者都希望能在其臣民面前表现出一副热爱希腊文化的样子。
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亚洲的希腊化进程急剧加速。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埃及的地中海沿岸建立亚历山大里亚，从那时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在从埃及到阿富汗的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数百座希腊城市拔地而起。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的一个希腊殖民地，它靠近今天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境的马扎里沙里夫（Mazar-i Sharif），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对这里进行了发掘（见图19）。在这个古老的巴克特里亚的中心，希腊化的定居者可以享受从地中海进口的橄榄油，尽情地在希腊风格的体育场里锻炼。在这里还出土了一些莎草纸碎片，上面是亚里士多德一部不为人知的哲学著作。在巴克特里亚的艳阳之下，由雅典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创作的悲剧在希腊式的剧场上演。在位于城市中心的建城者凯尼亚斯（Kineas）的英雄祠里，镌刻着增进希腊殖民者道德水平的德尔斐箴言：“儿童时乖巧有礼，青年时严以自律，中年时处事公正，老年时充满睿智，辞世时安详泰然。”阿伊哈努姆十分有效地模仿了古典时期希腊城邦的外在形式，你很容易把它误认为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或美塞尼那样的独立公民国家，而实际上，对于从爱琴海延伸到坎大哈的马其顿帝国来说，它仅仅是这个巨型机器上的一个小小齿轮。在阿伊哈努姆周围的农村，耕作者不是自由的希腊公民，而是一些作为附庸的巴克特里亚农奴，他们被称为奥克西博克（Oxyboakes）或阿特罗索克（Atrosokes）；波斯风格的宫殿占据了城市整个中心区域，负责对税赋进行征收和处理，然后再向西送往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提供给庞大的塞琉古军队。无论希腊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肯定不包括给予奥克西博克投票权。
在亚历山大原来的帝国，希腊马其顿人统治者与其非希腊民族附庸之间的阶级隔离几乎是绝对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掌握双语的埃及人、波斯人和叙利亚人能谋得书记员、会计师或收税员这样的职务。在托勒密与塞琉古王国数千名王室官员、朝臣和高级军官中，只有不到3%的人不是希腊人或马其顿人。公元前3世纪50年代中期，在埃及的希腊骆驼贸易商人芝诺（Zeno）收到了一封来自他的埃及代理人的信，信中抱怨说他的顶头上司曾虐待他，让他饿肚子，还拒绝支付他的工资，就“因为我不会说希腊语”。
图19 阿伊哈努姆平面图
在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里，非希腊人的希腊化过程实际上并非王室政策的结果；正相反，当地文化的转变往往是自下而上驱动的。在一个“希腊的”就意味着权力的世界里，人们总是有着强烈的动机来尽可能地向希腊文化靠拢。在上一章，我们看到，在美塞尼亚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对希腊遥远过去的传说的创造性操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这种操纵变得更加紧迫。在早期的征服中，亚历山大就对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宣扬一条“新政”：它们在税收和政治上享有自治权（尽管是有限的）。公元前333年夏末，亚历山大来到小亚细亚半岛南部沿海奇里乞亚（Cilicia）默默无闻的小镇马洛斯（Mallos）时，马洛斯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故事。就文化方面来说，马洛斯和希腊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是，他们声称奇里乞亚当地有一位神明就是神话英雄阿尔戈斯的安菲洛克斯（Amphilochos），是他在遥远的过去建立了马洛斯。因此，无论马洛斯人看上去有多像奇里乞亚人，他们实际上都是阿尔戈斯人的后裔。这样做的巧妙之处在于马其顿的国王也自称有阿尔戈斯血统，而这条血统可以向上一直追溯到阿尔戈斯的英雄赫拉克勒斯那里。亚历山大被他们要和马其顿人认亲的诉求打动了，于是他立即赋予马洛斯希腊城邦的地位，并准许他们完全免税。这明白无误地传递了一条信息：希腊血统意味着优惠待遇。
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公元前3世纪，从吕底亚到叙利亚的数百个西亚城邦突然都找到了希腊神祇和英雄作为自己的祖先，这并不奇怪。有些城邦非常幸运：根据一个希腊版的欧罗巴和公牛的神话故事，欧罗巴和卡德摩斯是腓尼基城邦西顿国王阿格诺尔（Agenor）的孩子。在欧罗巴被宙斯拐走后，卡德摩斯便从腓尼基出发去寻找他的妹妹；他最后在希腊定居，在波奥提亚建立了底比斯城。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很少有腓尼基人知道这个故事：欧罗巴、卡德摩斯和阿格诺尔都纯粹是希腊人物，在腓尼基的本土神话中并不存在。但是当西顿人意识到他们在希腊的传说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时，他们马上欣然接受了这个故事。自公元前2世纪早期起，欧罗巴和公牛的形象就出现在西顿的硬币上。公元前200年左右，一位在尼米亚竞技会上获胜的西顿运动员——这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以前只有希腊人才被允许参加泛希腊的竞技会——称西顿为“阿格诺尔的子孙之乡”，还提到底比斯人对腓尼基母邦在竞技会中获胜的喜悦之情，他称底比斯为“卡德摩斯的神圣之城”。西顿人学得很快：在庆祝这次胜利的纪念碑上，他们使用的是无可挑剔的希腊语挽诗体对句，而这也是已知的西顿最早的希腊语铭文。在重塑历史方面，其他非希腊城邦就要困难得多：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小镇哈尔帕基恩（Harpagion）得名于波斯将军哈尔帕格（Harpagus），这里的居民愤怒地否认他们与波斯人有任何联系。他们声称自己的城镇得名于宙斯“抓走”（希腊语为“harpagē”）伽倪墨得斯一事，这件事就发生在哈尔帕基恩。
小亚细亚的希腊文化
19世纪时，约有100万名希腊人生活在奥斯曼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占总人口的8%。大多数希腊人口集中在半岛的西部，其余一些小群体生活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和黑海沿岸。在19世纪早期，小亚细亚的希腊人都生活在小型“社区”（koinotites）里，各自孤立，没有什么集体认同感。19世纪30年代，当爱琴海的另一侧出现一个独立的希腊国家时，这种局面开始迅速变化：在小亚细亚的省级城镇里，越来越多的希腊学校和文学团体建立起来，形成了一种以新兴的希腊国家为蓝本的教育体系。在卡帕多西亚农村腹地的塞纳索斯（Sinasos），学校的课程里包括希腊史、教会史、色诺芬、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和柏拉图，引人注目的是，与奥斯曼相关的课程却不在其中。在小亚细亚希腊人中培养一种新的希腊民族认同感时，对古希腊文化的重视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小亚细亚的古希腊城市对当地历史也越来越感兴趣。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本士麦那的学术期刊《缪斯神庙》（Mouseion）和《新士麦那》（Nea Smyrnē）刊登了数百种古希腊铭文，这些铭文是被小亚细亚西部各个小镇的医生和教师们发现并抄录下来的。对我们来说，当地这些希腊古文物研究者不过是一些名字而已，如阿塔齐（Artaki）的N.利姆尼奥斯（N.Limnaios）博士和阿拉谢希尔（Alaşehir）的G.萨兰提底斯（G.Sarantidis）。在阿拉谢希尔圣约翰教堂的废墟里，依然可以看到萨兰提底斯为他1岁的女儿爱芙塔利亚（Efthalia）撰写的碑文。碑文最后是“生于1878年5月24日，亡于1879年6月18日，于菲拉德尔斐亚（Philadelpheia）”。我们对萨兰提底斯的几乎所有了解，除了他抄下来的铭文之外，就是他选择用古希腊名称“菲拉德尔斐亚”来称呼自己的故乡阿拉谢希尔；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年没有被使用过了。
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民族认同感的复苏最终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随着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瓦解，在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鼓励下，希腊军队先是占领了士麦那周边地区，后来又占领了小亚细亚半岛西半部的大部分地区。希腊人的目的——所谓的“伟大理想”（megalēidea）——其实是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希腊国家，而这个国家将涵盖爱琴海周边所有“历史上属于希腊”的地区。在两年的血腥战争（1920—1922）之后，希腊人被赶出了小亚细亚半岛。1923年，希腊与土耳其签订了关于人口交换的条约：超过100万名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东正教居民——其中大多数来自西小亚细亚——被迁移到希腊，结束了他们在那里长达3500年的历史。
在“再次发掘”其希腊起源的同时，腓尼基与小亚细亚西部的非希腊城邦还热情仿效希腊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典型的希腊机构和公共设施在近东地区广为人所接受，其中包括剧场和市政厅、银币和铜币的使用、竞技和体育馆文化。一些敢于尝试的本土历史学家用希腊语来书写他们本国的历史，如巴比伦的贝罗索斯（Berossos）和埃及的曼尼托（Manetho）。现存的曼尼托作品片段中有各种来自埃及历史传统（帝王年表、预言和僧侣自传）的因素，这些因素被巧妙地融入了希腊风格的叙事体历史之中。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对埃及的讲述有对有错，而曼尼托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纠正其中的错误。其他人则以一种更利己的方式对希罗多德的著作做出了回应。公元前3世纪20年代中期，阿契美尼德帝国吕底亚行省的旧都萨迪斯曾向德尔斐派遣使团，以求得对它希腊城邦身份的承认。萨迪斯人提起德尔斐曾经对他们的城市表现出善意，他们所依据的似乎是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一卷，其中长篇叙述了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与德尔斐神谕处之间的友好关系。萨迪斯人之所以能够加入希腊特权阵营，很显然多亏了他们在希罗多德作品中的突出地位。
然而，并不是近东所有民族都能如此简单地将其文化融入统治者所青睐的文化。公元前2世纪70年代晚期，耶路撒冷一群主张文化希腊化的人向塞琉古国王“神选者”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ⅣEpiphanes）请愿，要将耶路撒冷改为希腊城邦，并在市中心建立一个体育场。没有真实的证据表明这群人有任何意图改革犹太教或使其“希腊化”。然而，在几年之后的公元前167年，安条克四世决定用武力镇压犹太教。法律明文禁止犹太教的宗教仪式，实行割礼者将被处以死刑；在耶路撒冷圣殿举行燔祭的大祭坛上，建起了一座祭祀宙斯奥林匹奥斯（Zeus Olympios）的异教祭坛。安条克四世试图推行这一政策来促进希腊化的原因仍是一个谜；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大多数希腊化君主并不介意他们的非希腊子民保持“非希腊”的状态。事实上，犹太地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了，为什么安条克四世的前辈们没有把欧洲的文化规范强加给他们的子民。犹太人的反抗广泛、猛烈、果断：不到3年，圣殿敬拜被恢复，到了公元前2世纪40年代，犹太地已经实际上从塞琉古王朝独立出来。
《但以理书》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60年代中叶犹太人发动反抗的早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犹太人是怎样用犹太历史为其反抗安条克四世的斗争辩护的。《但以理书》据称是公元前6世纪的先知书，记录了先知但以理在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的最后岁月里所看见的异象，以及波斯帝国的早期历史。在但以理描述的一个异象中，一头公绵羊（米底与波斯之王大流士三世）被一头来自西方的公山羊（希腊之王亚历山大大帝）击败，公山羊的角折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四个新的角（四个希腊化王朝：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安提柯王朝，另外一个可能是帕加马的阿塔罗斯王朝）。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安条克四世），它将摧毁圣殿，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耶路撒冷的异教祭坛）。但以理预言说，这位国王的统治将持续到最后审判和上帝之国来临之日，由此可见《但以理书》写于安条克四世的统治结束之前。公元前2世纪的犹太人试图将希腊化王国的历史和安条克四世的迫害编入更广泛的犹太史，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公元前6世纪流亡巴比伦的犹太先知预言了这一切，这一“发现”赋予了公元前2世纪60年代的宗教危机以意义，使其变得意味深长。
在同一时期的埃及，类似的作品肯定也在流传。公元前2世纪后期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文本，它就是“陶工预言”，据说记录了一位埃及陶工对法老阿蒙霍特普（Amenhotep）所做的预言，这位法老是公元前第二千年四位同名法老中的一位。这个预言称亚历山大里亚的守护神将会遗弃这座城市，来到下埃及的古老首都孟斐斯，“而外乡人建立的城市将被废弃”。对亚历山大里亚的遗弃预示着“外邦人如落叶般涌至埃及的邪恶时代”的终结。但是，这名陶工过于乐观了：希腊人并未被逐出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繁华依旧。尽管如此，陶工预言仍旧在埃及流传，一直到公元3世纪，这代表了本土文化反抗马其顿以及后来罗马统治的暗流。
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在整个希腊化世界中，取得胜利的实际上是希腊城邦的文化和制度，而不是亚历山大的马其顿部族国家模式。在希腊化时期，就连希腊语的马其顿方言也像其他大部分地区性的希腊方言那样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通用的标准希腊语，即所谓的“通用语”（koinē），它建立在雅典与爱奥尼亚古老的当地方言基础上。在希腊化时代，虽然世界政治中心转移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马其顿，但是希腊本土那些古老城邦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显然丝毫没有减少。爱琴海盆地一直以来都是希腊化各国矛盾冲突的主战场，因此三个主要王朝不遗余力地要把自己呈现为希腊文化的爱好者，这或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在所有这些希腊化王朝中，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最喜欢公开夸耀自己和希腊文化之间的关系。公元前279年到前278年的冬季，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首次庆祝四年一度的节日“托勒密节”（Ptolemaieia），以纪念托勒密王朝的创立者托勒密一世（Ptolemy ⅠSoter，前305—前282年在位）。幸运的是，关于早期托勒密节的盛大游行，有一篇较长的描述留存下来。游行的主体部分重现了狄俄尼索斯从印度归来的景象：一座狄俄尼索斯躺卧在一头大象上的6米高的雕塑，后面跟随着一群东方来的动物：大象、骆驼、花豹、猎豹和鸵鸟等等；埃塞俄比亚进贡者——可能是因为找不到真正的印度人——带来了600根象牙与2000根乌木。据说总计57000名骑兵和23000名步兵一起参与了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后是一座亚历山大的黄金雕像，放置在一辆由四头大象拉动的战车上。
这种庞大奢华而不免俗气的游行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托勒密王朝惊人的财富，也表明了他们希望在自己的臣民面前树立什么样的形象。奇怪的是，埃及本土的文化没有在庆典中出现。游行的一辆彩车上载着亚历山大大帝和托勒密的雕像，亚历山大的雕像旁是科林斯城的拟人化形象，托勒密身边则站着“美德”（aretē）的化身。在他们之后是一辆载满了女子的马车，她们身着奢华的长袍，浑身都是珠宝，代表着亚历山大从波斯人手中解放出来的那些爱奥尼亚希腊城邦和岛屿。这里的象征有点让人意外。科林斯的拟人化形象很显然是指科林斯同盟，即希腊本土的城邦同盟。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以其名义入侵了亚洲。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最迟到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时，这个同盟已经名存实亡，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70年代，它已经成为古老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通过将托勒密的雕像置于亚历山大的希腊同盟与小亚细亚的自由希腊城邦的拟人化形象身边，托勒密王朝实际上是在宣示它将延续亚历山大的希腊自由自治政策，这与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更宏大的政治抱负不谋而合。托勒密王朝不遗余力地将自己表现为希腊自由的捍卫者：公元前287年，在托勒密王朝的协助下，雅典成功推翻了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统治；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托勒密王朝一直积极支持独立的雅典民主政体。
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化行为有一点非常独特，影响也很大，那就是他们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一个大图书馆和学术社团，这些都是为了服务于缪斯女神，因此被称为“缪斯神庙”（Mouseion）或“博物馆”（Museum）。博物馆第一代学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来自昔兰尼（位于今天的利比亚）的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他对当时存有的所有希腊著作进行了鉴别编目，共计120卷，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庞大的图书馆目录的作用。根据不同的体裁，这些著作被分门别类；很多著作是首次被明确地分类和定义。公元前3世纪后期，博物馆的另一位学者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编制了第一份重要的希腊历史年表，他所依据的是奥林匹亚竞技会获胜者的名单。埃拉托色尼所知道的第一位获胜者是埃利斯的克罗博斯（Koroibos of E1is），他将时间确定为公元前776年。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埃拉托色尼著作的影响力有多大：2007年，牛津大学学生研习的希腊史还以公元前776年为起点。对于奥林匹亚竞技会之前的历史，埃拉托色尼参考了斯巴达的列王表，这使他能够将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104年或前1103年，并将特洛伊陷落的时间确定在那之前80年的公元前1184年或前1183年。埃拉托色尼确定的时间与特洛伊第七层第一阶段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毁灭似乎很“吻合”，一些现代学者对此颇感惊奇。但是，这种“吻合”即使真的存在，也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对于他所确定的公元前1184年或前1183年这个时间，埃拉托色尼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让他将年表追溯到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之前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
显然，埃拉托色尼所确定的许多时间仅仅是猜测，例如他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但是，其著作的重要性和独创性在于他所使用的方法。这是第一次有人尝试完全依据文献记录来编制希腊史早期可信的纪年框架。这些文献包括列王表、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获胜者名单、祭司和行政长官的名单。像词典、手册和百科全书这类作品的编纂一样，这反映了一种思考过去的新方式。博物馆的学者们第一次尝试对他们的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和整理，这种学术活动热潮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确定了哪些希腊诗人和演说家的著作是正典，他们的作品被认为特别具有研究与模仿的价值。这种确定正典的做法首次出现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雅典政治家莱克格斯（Lycurgus）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权威版本收藏在雅典的城邦档案馆中，并制定法律要求演员遵循这些官方版本。公元前2世纪早期，亚历山大里亚王家图书馆馆长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起草了一份一流作者的名单，其中包括三位悲剧诗人、九位抒情诗人和十位演说家等。阿里斯托芬的正典作家名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希腊作者的作品会被传抄并流传至今。埃拉托色尼将他的纪年表止于亚历山大去世时，阿里斯托芬的名单上也没有一位希腊化时期的诗人、演说家或是历史学家。就连希腊化时期最成功的诗人菲勒塔斯（Philitas）、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和阿拉托斯（Aratus）都没能跻身“正典”作家之列。罗马人习惯上称埃拉托色尼选出的这些作者为“classici”，意为“一流的”。因此，我们今天的“经典”（classical）这一概念最终要归功于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
在科学与数学领域，这个博物馆的成果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甚至更为重要。一言以蔽之，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做出了惊人的成就。公元前300年左右，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在亚历山大里亚面世，直到19世纪后期，此书在英国仍被用作教科书。叙拉古的阿基米德是古代的伟大天才人物之一，今天人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以固体排开的水的重量来测量固体密度的方法［“我知道了！”，这就是表示灵光一闪的“尤里卡时刻”（eureka moment）的由来］。然而，阿基米德最重要、最富有创造性的成就在几何学领域：他证明了π的值在31/7和310/71之间，仅此一点就足以确立他一流数学家的地位。博学的埃拉托色尼还用数学方法来解决地理学问题。在《地球大小的修正》中，他使用一种简单而优雅的方法估算出地球的圆周长约为39689千米，这与实际数字40011千米惊人地接近。
巴格达的希腊数学与科学
公元8世纪中叶，在阿拉伯的阿拔斯（Abbāsid）王朝掌权之后，哈里发曼苏尔（A1-Mansūr，754—775年在位）发起了一场伟大的希腊数学和科学著作翻译运动。这场运动由国家资助，在学术上非常严谨，在整个9世纪和10世纪一直持续。最早被翻译的作品中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关于数理天文学的巨著，时至今日它仍以阿拉伯语名称“Almagest”（《天文学大成》）为人所知。最伟大的阿拉伯语翻译家是侯奈伊·伊本-伊沙克（Hunayn ibn-Ishāq，808—873），据说他能够背诵荷马史诗。他曾这样描述他为了寻觅优秀的希腊语手稿所做的努力：“还没有一个人发现盖伦《论证明》一书的完整手稿……为了找到它，我四处奔波，足迹遍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最后到了亚历山大里亚。我只在大马士革找到了该书的大约一半，而且还七零八落、残缺不全。”
阿拔斯巴格达的学者们使用并发展了古希腊的数学，为伊斯兰国家的实际需要服务。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译为阿拉伯语约半个世纪之后，9世纪的数学家花剌子米（Al-Khwārizmī）写道，哈里发马蒙（Al-Ma'mūn）“鼓励我撰写一部关于代数的简明著作，内容仅限于其中精细而重要的计算部分，因为这些是人们在处理继承、遗产、财产分割、法律诉讼和交易方面的问题时所需要的”。对地球周长的精确测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确定了从地球表面任何一点到麦加的距离和方位，才能确定礼拜的方向。在这方面，埃拉托色尼的方法一直被沿用到公元11世纪早期，才被伟大的波斯科学家比鲁尼（Al-Birūni）发明的一种更加先进的方法所取代。
阿拉伯翻译家们的功劳无法估量。公元11和12世纪，中亚和安达卢西亚出现了一次阿拉伯哲学的大繁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阿维森纳（Avicenna），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阿威罗伊（Averroes），但是如果没有翻译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带来的动力，这种繁荣是难以想象的。12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阿拉伯语作品的拉丁语译本，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才被重新引入西欧。直到今天，仍有几部重要的希腊数学和医学著作只有阿拉伯语译本存世，其中包括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ia）的《力学》、佩尔格的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 of Perge）的《圆锥曲线论》和盖伦的《论解剖》。
探索亚历山大征服所打开的广阔新天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地理学、植物学和民族学繁荣发展。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是塞琉古王朝派往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宫廷的大使，他全面描述了印度的历史和地理，其中包括目前已知的对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最早描述。通往红海和波斯湾的航道被打开，托勒密王朝的猎象人深入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内部。这些探索之旅中最了不起的，也许是公元前320年左右马西利亚的皮西亚斯（Pytheas of Massilia）的那次航行。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皮西亚斯从加的斯沿着大西洋海岸一路向北驶去。他从康沃尔的兰兹角（Land's End）出发，顺时针绕不列颠航行一周；最终他到达了一个被他称为“极北之地”（Thule）的地方，“这里的夜晚很短，只有2到3个小时，因此日落和日出的间隔很短”。“极北之地”的确切位置仍有争议，但皮西亚斯的登陆地点极有可能是设得兰群岛（Shetlands）或冰岛。在返航穿越北海时，皮西亚斯可能向东航行到了丹麦。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前118）对皮西亚斯在遥远北部的发现抱有怀疑和蔑视，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皮西亚斯后继乏人，直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征服之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才不再是一片未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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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皮西亚斯绕着欧洲北部海岸航行时，温带欧洲正经历一段剧烈的社会动荡时期。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见前文，第99—101页），公元前6世纪后期，在与地中海沿岸的希腊贸易城市接触的过程中，铁器时代欧洲中部的哈尔施塔特文化（从罗讷河谷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哈尔施塔特酋邦的主要中心发生了剧烈的崩溃。和霍恩堡的首领豪宅一样，有的定居点被暴力破坏。在那些保留下来的定居点，无论是王室墓葬的数量，还是从地中海世界进口的名贵物品的数量，都大幅减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种生活方式销声匿迹了。
西哈尔施塔特的精英阶层处于一个富裕的农业社会的上层，他们聚集在行政中心和制造业城镇，这些地方大多位于向南的贸易路线上。西哈尔施塔特文化的物质繁荣建立在他们与北方邻国之间的关系上，而这种关系是很不稳定的。这些精英阶层购买地中海奢侈品时，用的是奴隶和毛皮、琥珀、金属这样的原材料，而这些主要是从哈尔施塔特地区北边好战的凯尔特民族那里获得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前后，这个获取渠道不复存在。来自马恩河谷（Marne valley）、摩泽尔（Moselle）和波希米亚的凯尔特武士占领了古老的西哈尔施塔特酋邦，接手了他们与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贸易系统。
北方的这些战士今天通常被称为拉坦诺凯尔特人（La Tène Celts），得名于瑞士纳沙泰尔湖（Neuchâtel）东端的拉坦诺。在欧洲西北部拉坦诺的中心区域，几乎没有发现过大型的设防住所，拉坦诺贵族的墓葬反映了这个社会压倒性的尚武思想：战车和武器才是常规物品，而不是酒器。首领以成功的劫掠来证明和巩固他们的地位，劫掠的目标离拉坦诺北方的家乡越来越远。这些凯尔特社会与地中海世界的关系迥异于霍恩堡或维克斯的首领们。奢侈品依然从南方进口（特别是从意大利半岛的伊特鲁里亚人地区），但我们发现它们被新主人加以修改和调整：来自意大利半岛的青铜壶经常被当地的铁匠重塑，并重新刻上凯尔特风格的装饰。到了公元前4世纪，地中海的进口商品已经十分罕见。凯尔特人已经开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当地生产的名贵商品，饰以植物图案，特别是棕叶饰，以及由曲折线条组成的人类和动物的程式化形象。
公元前4世纪，以独特的拉坦诺风格装饰的随葬品开始出现在一个个墓葬群中，这种墓葬群在整个中欧和南欧都扩散开来。拉坦诺物质文化南至意大利半岛北部、东至巴尔干半岛的急剧扩张，可以用几种不同方法来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拉坦诺文化的扩散表明整个民族都在迁徙：从公元前400年左右开始，凯尔特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和征服行为，最终可能有多达30万名男女老幼在地中海世界的外围地区定居。然而，一些考古学家最近声称，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只是一个幻觉。凯尔特艺术和葬俗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广泛扩散，也许反映了非凯尔特文化群体对拉坦诺文化的热情接纳。通过贸易，他们渐渐熟悉了其北欧邻国的物品和生活方式。
表面看来，现代关于凯尔特人迁徙的争论与阿尔-米那的问题似乎很相似（见前文，第91—93页）。我们看到，阿尔-米那的陶器主要来自优卑亚岛，这被更早一代的考古学家解释为优卑亚人在这里有定居点，但这或许仅仅反映出叙利亚当地人对优卑亚陶器的喜爱。严格意义上说，根本不需要有优卑亚人到过阿尔-米那。对于民族迁徙的问题，仅凭考古证据是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凯尔特人迁移的“幻觉”与优卑亚人定居阿尔-米那的“幻觉”有很大区别。关键的一点是，和阿尔-米那的优卑亚人定居点不同，凯尔特人的迁徙是被大量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记录直接证实的，这些记录既有文献记录，又有文学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书面证据（提到了凯尔特人在公元前4世纪初入侵意大利半岛，在公元前3世纪初入侵希腊）和考古证据（表明凯尔特物质文化在同一时期稳定地向意大利半岛北部和巴尔干半岛中部扩散）是完全匹配的。
因此，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的讲述很可能大体上是正确的。在公元前4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大群凯尔特人翻越阿尔卑斯山，定居在意大利半岛北部的波河河谷。成群的劫掠者席卷了伊特鲁里亚和意大利半岛中部；在公元前386年左右，罗马也被洗劫。与此同时，另一群人正沿着多瑙河向东扩散着毁灭，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凯尔特人已经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牢牢站稳脚跟。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5年，即他进入亚洲的前一年，接见了一个从多瑙河地区来的凯尔特使团，他们想与马其顿王国结盟。亚历山大问这些凯尔特人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他本来以为他们会说自己，不料他们却回答说，他们唯一的恐惧就是天空会落在他们头上。这次短暂的见面异常激动人心，来自北欧森林的凯尔特移民和未来的印度征服者相遇，仿佛历史的两股大潮瞬间接触，又旋即分离。
终于，在公元前279年，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凯尔特人对希腊半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入侵。马其顿人和色雷斯人的低地受到劫掠，尽管匆忙组建的希腊联军英勇奋战，凯尔特人的一支部队成功突破了温泉关，涌入希腊中部。这支庞大的凯尔特军队最终在一场大战役中被消灭，当时适逢暴风雪，战场就在德尔斐的神谕宣示所门前，据说没有一个凯尔特人活着逃走。次年，又一支凯尔特队伍跨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凯尔特战团四处游荡，到处突袭，对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城市来说，这是可怕的十年。最后，在公元前3世纪60年代初期，凯尔特人定居在土耳其内陆深处，即今天安卡拉周围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北部边缘。这些安纳托利亚凯尔特人被希腊人称为加拉太人（Galatian），保留了他们在北欧故土的许多传统和大部分社会结构。公元1世纪早期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告诉我们，加拉太人生活在炎热而无树的安纳托利亚大草原的中心地区，但是他们仍然使用“drunemetos”这个词来指代他们的议事会（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一片神圣的橡树林），仿佛他们仍然聚集在波希米亚和莱茵河地区的浓密森林里。直到公元6世纪，在安纳托利亚腹地的偏远地区还能听到凯尔特语。
对希腊世界来说，凯尔特人的入侵如同一道霹雳。自从两个世纪前薛西斯入侵希腊之后，希腊还从未见识过这样的侵略。这两次入侵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快就被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公元前279年，捍卫希腊本土的主要力量是埃托利亚人（Aetolian），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但有些落后的希腊部落，他们来自希腊中西部，以海盗行为著称。
战胜凯尔特人之后，埃托利亚人迅速将被击败的蛮族人的盾牌放置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西面和南面雕饰带的陇间板上，对面就是雅典人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后放置于北面和东面的波斯盾牌。在埃托利亚人的赞助下，德尔斐设立了一个新节日，这就是“救世节”（Soteria），它最终成为希腊历法中的主要节日之一。埃托利亚同盟一度是规模相对较小的联邦国家，此后迅速成长为希腊化世界的大国之一，将希腊中部的许多较小邻国包围起来。
在小亚细亚，也发生了与此非常类似的情况。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和公元前2世纪，在似乎永无休止的对加拉太人的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是小亚细亚西北部一个独立的小王国的统治者，即帕加马的阿塔罗斯王朝。阿塔罗斯王朝逐渐扩张，最终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半岛西半部，这种扩张始于公元前240年前后。这一年，帕加马的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Ⅰ，约前240—前197年在位）在一场大会战中击败了加拉太人，战场位于卡伊枯斯河（Caicus river）的源头。阿塔罗斯王朝始终宣称，他们对加拉太人的胜利是希腊人对蛮族人一系列宏大战争的一部分，无论这种战争是神话中的，还是历史上的。公元前200年左右，阿塔罗斯在雅典卫城上修建了宏伟的胜利纪念碑（见图20）。四个大约30米长的基座竖立在帕特农神庙的南面，上面是独立的群雕，刻画的是希腊神祇对巨人的战争、雅典人对阿马宗女战士的战争、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战争，当然还有阿塔罗斯的士兵击败加拉太人的战争。如今纪念碑已经不见踪迹，但仍有几个罗马时期的雕像复制品流传下来。这座纪念碑所刻画的形象，加上它位于帕特农神庙下方这一事实，让人不由得想起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雕塑作品，特别是帕特农神庙的陇间板；这些陇间板上的雕塑描绘了神祇、拉庇泰人和希腊人从容制服希腊文明的各种野蛮敌人的情景。阿塔罗斯自称是对抗蛮族、捍卫希腊的又一位新英雄，是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中的胜利的继承者。
图20 雅典卫城上阿塔罗斯王朝的胜利纪念碑，约公元前200年
他选择在雅典建立纪念他战胜凯尔特人的纪念碑，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公元前2世纪，雅典的文化声望可能甚至超过了它在古典时期所达到的高度。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雅典帝国的鼎盛时期，雅典人要求整个希腊世界上缴粮食收成的十分之一，以此表示他们承认雅典人所自封的爱奥尼亚人母邦和希腊文明摇篮的地位。300年后，其他希腊城邦才终于赶了上来。公元前125年，德尔斐近邻同盟（一个负责德尔斐圣所事务的国际机构）授予了雅典人很多荣誉，“因为雅典人是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物的源头，他们将人类从野蛮的状态提升到文明的状态”。同时期色雷斯马罗尼亚（Maronea）的一段铭文将雅典描述为“欧洲的装饰”。希腊化君主对雅典的慷慨大方显而易见，在这方面，他们争先恐后。雅典的市中心到处都是巨大的新建公共建筑，它们由亲希腊的国王们出资建造。阿塔罗斯王朝出资建造了两个奢华的市场或柱廊，一个位于雅典的阿哥拉，另一个在卫城的南坡。
公元前2世纪的雅典复兴告诉我们，虽然希腊化世界是区域性超级大国的世界，但它依然是一个富裕而自治的希腊城邦的世界，各个城邦有着当地特有的关切和与众不同的区域文化。在这方面，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大分水岭。城邦之间依然战事不断，在范围日益扩大的泛希腊节庆中竞逐声望，并建立起巨大的防御工事和奢华的公共建筑——要么自掏腰包，要么由国王出资。在希腊化君主的统治下，城邦不仅存续了下来，而且还欣欣向荣。从现存的大量书面证据来看，国际交往在复杂性和巧妙性上都达到了新高度。公元前3世纪后期，作为保护沿海地区不受克里特海盗蹂躏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雅典人与克里特岛西部的城邦凯多尼亚（Kydonia，今天的干尼亚）签订条约。这个条约所依据的是两个民族之间在神话上的亲属关系：既然雅典人可以宣称自己是阿波罗的儿子伊翁的后裔，凯多尼亚人就声称他们是阿波罗另一个儿子凯顿（Kydon）的后裔。希腊神话传说十分灵活，只要足够努力，任何一个城邦都可以振振有词地与其他几乎任何一个城邦建立联系。有几个城邦的外交使团中包括专业的历史学家，例如，他们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吕基亚的桑索斯（Xanthos）人民应该出钱帮助希腊中部遥远的开特尼翁（Kythenion）建造新城墙。
这些拐弯抹角的亲属关系或许会显得有点可笑，但希腊城邦对此非常认真。公元前196年，特洛阿德（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部）的希腊城邦兰普萨卡斯（Lampsacus）似乎一直在遭受小亚细亚中部加拉太部落的袭击。作为回应，兰普萨卡斯人派遣使团到高卢南部的城邦马西利亚，要求得到一封向加拉太人的引见信。这是次非常奇怪的出使：安纳托利亚的凯尔特人生活在小亚细亚内陆深处，他们几乎不可能听说过生活在地中海另一端的马西利亚人。的确，马西利亚一直与罗讷河谷的凯尔特人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是，因此就以为对于加拉太人来说，这种关系可能会有点作用，这种想法实在荒谬，要知道早在200多年前，加拉太人与中欧的故乡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了。真正有趣的是，兰普萨卡斯人期望加拉太人能接受在希腊亲情外交中所常用的那种论据：“西部的凯尔特人与马西利亚人的祖先有过联盟，因此，作为凯尔特人，你们与马西利亚人有着特殊的关系。我们兰普萨卡斯人是马西利亚人的亲属（兰普萨卡斯和马西利亚最初都曾是爱奥尼亚人城邦福西亚的殖民城市），因此，你们作为马西利亚人的‘盟友’，也应该与我们结为同盟（或者至少停止侵袭我们）。”谁也不知道加拉太人是怎样看待这种逻辑的。
造访马西利亚的兰普萨卡斯使团继续去往地中海西部，拜访那里最重要的非希腊城邦。此时，罗马刚刚开始成为希腊本土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从公元前3世纪80年代起，罗马人就一直在稳步扩大他们在亚得里亚海两岸的影响力。公元前214年，当汉尼拔在蹂躏意大利半岛时，马其顿王国充满活力的年轻国王腓力五世（前221—前179年在位）抓住机会，试图重建马其顿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控制权。经过两个大国的数年周旋，公元前211年，罗马人与埃托利亚同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腓力。这场战争非常残忍血腥；埃托利亚人和罗马人合作，将整个城市的人民卖为奴隶。埃托利亚人被指控勾结蛮族奴役希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最终，在公元前197年的色萨利的库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战役中，马其顿军队被击败，腓力被逐出希腊本土。从一开始，兰普萨卡斯人就渴望与希腊化世界这个新生的超级大国搞好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又提出了一个基于神话亲属关系的复杂论据：罗马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英雄时代结束时，特洛伊陷落，特洛伊人迁徙到了意大利半岛；作为特洛伊人古老故乡特洛阿德的居民，兰普萨卡斯人与罗马人有亲族关系。
与加拉太人不同，罗马人全盘接受了这种思维方式。早在刚开始与腓力打仗的时候，罗马人就知道了展示自己形象的重要性，他们不是外来的蛮族，而是希腊人的亲族和施恩者。作为库诺斯克法莱战役的胜利者，罗马将军提图斯·弗拉米宁（Titus Flamininus）在德尔斐神殿举行了盛大的献祭，他巧妙地将自己描述为缔造罗马的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后代。最终，在公元前196年夏季的地峡竞技会上，弗拉米宁宣告整个希腊世界自由了，两年后罗马军队将全部撤出希腊。这件事的象征意义是精心设计的。弗拉米宁选择在科林斯地峡竞技会上公开宣告，这让人想起早在公元前480年，科林斯曾作为希腊联军对抗波斯的集会地点，同时也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腓力二世的科林斯同盟的总部。希腊化君主们经常宣称希腊人是自由的，但从未有人像如今的罗马人一样用具体行动来确保这一点。弗拉米宁本人受到了希腊化君主一样的礼遇：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行了一套黄金铸币，一面刻有他本人亚历山大风格的英雄肖像，另一面是他的名字，上方是希腊的胜利女神。美塞尼诗人阿尔凯奥斯（Alcaeus）用一种意味深长的对比来赞美罗马的胜利：“薛西斯把波斯大军带到了希腊，提图斯从意大利半岛带来了另一支大军；但前者把奴役的枷锁套在了欧洲人的脖子上，后者则把希腊从奴役中解放了出来。”马其顿的命运之轮终于还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新的蛮族暴君不是别人，正是马其顿的腓力五世，而罗马人成为希腊自由的真正捍卫者。
罗马人表明自己愿意干涉希腊人的事务后，很少有希腊盟国能够抵御为自身利益向罗马人求援的诱惑。公元前2世纪90年代末，帕加马的阿塔罗斯王朝受到东部邻国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的猛烈攻击；作为塞琉古王朝最精明强干的君主，安条克三世（前223—前187年在位）试图在整个小亚细亚半岛重建塞琉古王朝的统治。虽然在对抗腓力五世的战争中，阿塔罗斯王朝从一开始就是罗马的盟友，但这并不是罗马人的战争。在罗马元老院，阿塔罗斯王朝的新国王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Ⅱ）不断对塞琉古王国发起控诉，说他们对欧洲大陆的野心令人恐惧，但是很显然，安条克与腓力不同，并没有直接威胁到罗马的利益。尽管如此，欧迈尼斯依然得到了罗马的武力支持。为了支援帕加马，公元前190年，罗马将军“非洲征服者”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安条克被逐出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移交到欧迈尼斯的手上。罗马人显然很乐意扮演欧洲警察的角色，他们也同样乐于将东地中海事务暂时交给其希腊盟友来负责。
自亚历山大统治以来，希腊国家常常将那些继承国家的君主当作神明来崇拜。随着罗马成为主导希腊世界的力量，类似的神圣荣誉开始被授予罗马的将军和长官（包括弗拉米宁）。更惊人的是，公元前2世纪90年代，在一些希腊城邦兴起了一种新的女神崇拜，她就是罗马自身力量化身的罗马女神（Roma）。对罗马女神的崇拜并非起源于罗马，而是希腊人自己的发明，使用的纯粹是希腊人的宗教话语。为了理解他们的新“恩人”，有几个国家的确更进一步。大约在罗马击败安条克之际，小亚细亚海岸不远处的岛国希俄斯的居民设立了一个新的节日来纪念罗马女神。希俄斯岛对罗马的忠诚还以视觉形象表现出来（目前不清楚是雕像、浮雕还是绘画），视觉形象描绘了罗马的创始人罗慕路斯（Romulus）和他的弟弟雷穆斯（Remus）的诞生。希俄斯人一心取悦罗马人，他们努力地去了解罗马人自己的建城传说。但即使在这里，对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罗马式描述，也与完全希腊式的崇拜罗马女神的宗教节日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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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70年代后期，从表面上看，东部地中海世界跟一个世纪前没有区别。统治马其顿的仍是强大的国王：珀尔修斯（前179—前168年在位）在公元前179年继承了父亲腓力五世的王位，后来，他收复了腓力五世在库诺斯克法莱之战中失去的大部分领土和威望。希腊本土依然保持着岌岌可危的自由；事实上，在一个强大的联邦国家亚该亚同盟的领导下，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有史以来第一次统一了起来。尽管小亚细亚落到了帕加马的欧迈尼斯二世手中，但是在安条克四世（前175—前164年在位）的统治下，塞琉古王国依然是亚洲的主导力量，其首都位于奥龙特斯河畔安条克（今天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但所有这一切即将发生改变。作为希腊世界的“共同的恩人”，罗马人在每次干预后都从东边小心翼翼地撤回他们的军队；作为回报，他们期望自己在希腊的安排能够得到遵守。珀尔修斯努力要在巴尔干半岛中部重建马其顿势力，特别是他渴望赢得希腊本土国家的善意，这被认为违背了这种安排的精神。珀尔修斯几乎不可能直接挑战罗马，但他的确威胁到了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势力均衡。针对这种情况，公元前171年，不择手段的欧迈尼斯再次呼吁罗马出兵，罗马人制造了一场与珀尔修斯的争吵，又一次向马其顿宣战。公元前168年，罗马在皮德纳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珀尔修斯的王国土崩瓦解；国王本人也被俘虏，在罗马的大街上游街示众。
与此同时，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趁罗马忙于马其顿事务，向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发动了一场引人瞩目、野心勃勃的入侵。公元前168年夏天，安条克率军队围攻亚历山大里亚，他会见了罗马派来的使节，罗马使节直接命令他立即离开埃及。安条克四世回答说他需要时间来咨询他的谋臣，罗马使团的首领盖乌斯·波皮利乌斯·拉埃纳斯（Gaius Popillius Laenas）在他脚下的沙地上画了一个圈，并告诉安条克，他们需要在他走出这个圈之前就做出答复。考虑到马其顿王国的命运，安条克四世只好屈服，下令塞琉古军队撤回。
到目前为止，罗马人对希腊事务的干预都是相当仁慈的，但已经开始变得强硬和不讨人喜欢。到了公元前167年底，在四个超级大国之中，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已经不复存在，塞琉古王朝已被降服，剩下的阿塔罗斯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是靠罗马的支持才延续下来的。罗马的支配地位很快就显露无余。珀尔修斯倒台之后，马其顿处于自由状态，但在公元前148年，在试图恢复安提柯君主制的尝试失败后，该地区沦为罗马总督统治下的一个朝贡省——这也是罗马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第一个行省。两年后，在公元前146年，罗马使节试图干预亚该亚同盟的内部纠纷，结果在科林斯的一场集会上遭到了讥讽和嘲笑。罗马人的回应迅速而无情。同年晚些时候，亚该亚同盟的军队覆灭于罗马军团的铁骑下，科林斯城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了。要知道，在波斯战争中，这里曾经是希腊自由的摇篮，而就在50年前，弗拉米宁曾在此宣告全体希腊人的自由。
在其《罗马帝国的崛起》一书的开头，波利比乌斯断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其实并非历史的转折点。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帝国（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马其顿帝国）仅仅是短期获得霸主地位的势力之一，在马其顿人之前，波斯人和斯巴达人都当过霸主。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有点奇怪，尤其是它将斯巴达帝国置于雅典之上，然而这是很有道理的。对波利比乌斯来说，关键的一点是，希腊化的君主并没有关注希腊本土以西的地区。马其顿人没有和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利比亚和撒丁岛发生接触，对他们而言，欧洲的蛮族人是未知的存在。因此在他看来，直到公元前2世纪，世界历史都是“分散”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将世界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工作被留给了罗马人。
公元前86年初，米特拉达悌六世（Mithradates Eupator）说服希腊本土的大部分国家最后一次反抗罗马的统治，罗马将军科尔内利乌斯·苏拉（Cornelius Sulla）出现在雅典的城墙前。一位雅典使节前来恳请苏拉放过雅典，他诉说了忒修斯的功绩和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苏拉只是回答说，他来此的目的是给雅典一个教训，而不是学习古代历史。没有什么比这可以更清楚地表明，自公元前5世纪起，地中海东部和西部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现在是时候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在意大利半岛发生的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