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欧洲与亚洲：公元前480年—前334年
在爱琴海与马尔马拉海之间有一条狭窄的海峡，有些地方宽度不超过一千米。这片狭长的水域将加里波利半岛和土耳其的欧洲大陆部分分隔开来，希腊人称其为赫勒斯滂海峡。在这条海峡最狭窄的地方，有两座希腊城邦隔海相望，分别是塞斯托斯（Sestos）和阿拜多斯（Abydos）。在希腊传说中，阿拜多斯青年利安得（Leander）爱上了塞斯托斯的阿佛洛狄忒女祭司希罗（Hero）。每天夜晚，希罗都会在塔楼上点燃灯火，而利安得会在灯光的指引下，横渡海峡与自己的心上人相会。一日，狂风大作，希罗的灯火被吹灭，利安得在大海里迷失了方向，最终葬身大海，据说希罗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从塔楼上纵身一跃，殉情而死。
拜伦在赫勒斯滂海峡
1810年5月3日，22岁的拜伦勋爵有意模仿利安得，横渡塞斯托斯和阿拜多斯之间的海峡。他花了一个小时十分钟才终于游到了对岸，人已经疲惫不堪，他不禁想：“利安得在游到对岸后，是否还有精力与情人缠绵？”此时，正是他为期17个月的希腊土耳其之旅的第7个月。在长诗《唐璜》中，拜伦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展开沉思，并回顾了这对年轻时的他产生的影响：
高山俯瞰着马拉松，
马拉松俯瞰着大海。
一个小时的沉思逗留，
我梦想希腊依旧自由。
对于拜伦来说，马拉松是缅怀希腊曾经的自由的绝佳地点。公元前490年，雅典人正是在马拉松成功地击退了波斯人对雅典的第一次进攻，这预示了希腊人后来取得的两次更加伟大的胜利，即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Salamis）战役和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甚至认为：“即使对于英国历史而言，马拉松战役也比黑斯廷斯战役更加重要。”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后，拜伦立即投身于希腊人的事业。1824年1月，他亲自前往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地区，即位于亚得里亚海的迈索隆吉翁（Missolonghi）。
乍看之下，拜伦对希腊独立战争胜利的贡献并不特别显著。1824年，他在迈索隆吉翁一共待了三个半月，在此期间一次也没有参与战斗。唯一一次担任军事指挥是要征募一支私人军队，准备攻占奥斯曼帝国在科林斯湾的勒班陀（Lepanto）要塞，却以失败告终。这一计划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联想，因为在1571年，就是在勒班陀，一支由西班牙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组成的舰队打败了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尽管如此，拜伦在希腊是一种守护神式的存在，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他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诗人，1824年4月他在迈索隆吉翁因发烧而死亡，这比奥斯曼帝国的任何暴行都更能吸引欧洲人对希腊独立事业的关注。时至今日，拜伦依然是希腊的英雄，几乎每一个希腊城镇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公元前479年的冬天，在赫勒斯滂海峡靠近欧洲的一侧，一个波斯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下方的海域停满了凯旋的希腊舰船，它们刚刚帮助塞斯托斯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对于波斯人来说，这里曾是他们在这一地区主要的军队驻地。这位不幸被钉死的波斯人就是总督阿泰克特斯（Artayctes），他的死亡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两年之前，为了征服整个希腊半岛，波斯帝国的国王薛西斯率领一支大军跨越海峡。为了运送他的军队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薛西斯把船只首尾相连，组成浮桥，把海峡两岸连接起来。在薛西斯的大军进入欧洲之际，阿泰克特斯向希腊人展示了波斯帝国的威力，毁掉了当地一位希腊英雄的墓地，因为他曾经胆敢向大国王的领土发起进攻。这位希腊英雄名叫普罗忒西拉俄斯（Protesilaus），他的坟墓就位于加里波利半岛顶端的埃拉乌斯（Elaeus）。据荷马史诗记载，他刚登陆特洛阿德（Troad）的海岸就牺牲了，是特洛伊战争中第一个战死的希腊人。
薛西斯对希腊的侵略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公元前480年夏末，在萨拉米斯岛附近海域，雅典人率领310只舰船组成的舰队重创了规模两倍于自己的波斯海军。在次年的普拉提亚战役中，薛西斯率领的陆军在希腊联盟的大军（大约40000名步兵）手中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事实上，在薛西斯的军队在希腊战场上失利之前，一支希腊联盟舰队就已经驶向东方，对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西部的领土发起了进攻。就在普拉提亚战役爆发的当天，在米利都北面密卡尔山（Mt.Mycale）的山脚下，受制于波斯人的爱奥尼亚希腊人与波斯军队交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独立。爱奥尼亚解放之后，希腊舰队沿着赫勒斯滂海峡北上，意图摧毁薛西斯搭建的浮桥，却发现它已经解体。夺回塞斯托斯并将波斯总督处以极刑之后，在海峡附近的一处田野里，他们发现了翻倒在地的大国王本人的战车。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位波斯国王敢于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西征。
波斯对希腊的战争以阿泰克特斯的死亡而黯然告终。钉死他的十字架俯视着当年浮桥所在的海峡，无声地嘲弄着大国王企图统一两个大陆的狂妄。这是众多希腊城邦有史以来第一次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当希腊人回顾他们对抗波斯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时，这场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之间的相似性愈发显著：两场战争都是希腊人团结起来对抗外部势力，一次发生在特洛伊，另一次则是在希腊腹地，且两者都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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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开始认为世界自古以来就是由互相敌对的两部分组成，这也许并不奇怪。公元前5世纪早期，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Hecataeus）撰写了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周游世界》（Journey Round the World），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即欧洲卷和亚洲卷。赫卡塔埃乌斯将有人居住的世界描绘为一个巨大的圆盘，四周被海洋所环绕。它被地中海和黑海平分为欧洲和亚洲两部分，而这两个海洋由赫勒斯滂海峡相连接。公元前449年，雅典人在塞浦路斯岛上又一次大败波斯海军和陆军，他们立碑纪念，称其为“自从海洋将亚欧大陆分隔开来之后”最伟大的胜利。两年后，雅典人开始着手在卫城为雅典娜女神修建一座新的神庙，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帕特农神庙。神庙四周的雕刻石板（陇间板）有十四块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上面分别描绘的是希腊人对阿马宗部族（Amazons）和特洛伊人的战斗、奥林匹斯众神对巨人族的战斗，以及希腊拉皮泰人（Lapiths）对人马怪的战斗。它们所传递的信息一目了然。在秩序与混乱、文明与野蛮、男性与女性、西方与东方之间，有一条巨大的文化鸿沟，而希腊就位于这条鸿沟的一边。公元前5世纪后期出现的匿名医学专著《论空气、水和空间》（Airs，Waters，Places）后来被认为出自名医希波克拉底之手，书中明确指出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存在生物学上的差异。由于亚洲的气候比欧洲温和，鲜有极端天气，因此亚洲人的性格自然比欧洲人温顺软弱。在亚洲这样的地区生活，致使他们性格更加软弱，缺乏勇气，更易屈服于专制的政府。希腊人将所有那些不幸生活在劣等的亚洲地区的人统称为“蛮族”（barbaroi）。
可想而知，对于这种粗糙的种族二元论，最为持久的抨击来自居住在小亚细亚沿海的希腊人。“这里所发表的，是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的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其目的是让前人的事迹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人们所遗忘，让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丰功伟绩不会湮灭无闻，尤其是说明他们之间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希罗多德对于波斯战争原因的探究（希腊语中“historiē”就是“探究”的意思）就是这样开头的。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罗多德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及波斯帝国的西部进行了广泛的游历。通过将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与自己亲眼所见的历史遗迹、自然现象及当地习俗相结合，他用散文式的叙述，写出了一本极具思想深度和说服力的历史巨著，其长度是史无前例的。希罗多德的《历史》最终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20年代，他的雄心壮志绝不仅仅是讲述希腊世界和波斯之间的战争那么简单。的确，此书最后以激动人心的笔触详细讲述了薛西斯对希腊的入侵，但是前半部分主要是关于居住在希腊世界外围的各个“蛮族”的民族志长文，讲述的是这些民族的历史和风俗，其中包括吕底亚人、波斯人、巴比伦人、埃及人、斯基泰人及利比亚人。在现代读者看来，这些文字似乎偏离了希罗多德撰写此书的主旨，但其实，这些才是本书的核心。在对埃及的长篇记述中，希罗多德偶然提到，埃及人用“蛮族”一词来称呼所有不使用他们语言的人。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不同，希罗多德清楚地意识到“蛮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将所有非希腊民族归于蛮族的、粗糙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这一点上，希罗多德可谓后继无人。在他之后，没有一个希腊或罗马作家会以如此的同理心与洞察力书写非欧洲民族的情况。
希罗多德和易洛魁人
1724年，来自波尔多的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出版了两大卷的《美洲野蛮人风俗与远古风俗之比较》（Customs of the American Savages，Comparedwith the Customs of the Earliest Times）。该书建立在他对卡纳瓦加（Caughnawaga）的易洛魁人为期6年的观察基础之上，此地就在圣劳伦斯河畔蒙特利尔附近，从1712年至1717年，他曾在此传教。拉菲托绝不是尝试对新大陆上的“野蛮人”进行民族学描述的第一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有资格被称为现代民族学之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希罗多德的影响。
在他对小亚细亚南部沿海的吕基亚人习俗的记述中，希罗多德指出吕基亚人的生活方式与克里特岛上的居民类似，他认为吕基亚人可能就起源于克里特岛。“然而，他们有一种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独特习俗，那就是他们随母姓，而不是父姓。如果有人询问自己邻居的身份，邻居通常会用母亲这边的祖辈来介绍自己，也就是他会将母亲这边所有的先辈列举出来。此外，如果女性公民与男性奴隶结成夫妻，她的孩子会被认为是合法的，可以享有公民权，而即使是最高等级的男性公民，他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妻子或妾侍所生的孩子也没有公民权。”拉菲托准确地观察到易洛魁社会也是母系社会：继承顺序取决于母系一方，并且在决策过程中，女性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拉菲托推测，易洛魁人和吕基亚人一样，其祖先都是希腊人定居爱琴海地区之前的所谓原始居民，和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不同，这些人的社会实行的是母权制。
虽然这种观点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拉菲托正是以此赢得了比较人类学之父的名声。早期的人种志学者们简单地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是古老而优秀的欧洲人种的后裔。在他们看来，新世界野蛮人的习俗只不过是原始犹太-基督教宗教习俗的混乱和退化状态。然而，拉菲托拒绝认同那种不假思索地认为基督教欧洲社会或其文化更加优越的观点。他用易洛魁社会自身的特点去描述其社会结构，并且将其文化与他所知的爱琴海世界最早的欧洲社会进行比较，从而推导出那些我们现在称为史前社会的习俗。没有希罗多德对非希腊种族富有洞察力及同理心的描述，就不会有这一民族学研究方法（“相互观照”）的重要进步。
面对薛西斯的侵略，希腊各个城邦做出的选择都具有长远的影响。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底比斯人选择站在了波斯一方，结果他们被打上“投靠波斯者”（Medizers）的烙印，永远没能洗刷这种耻辱。“Medizer”一词源自“Medes”（米底人），因为希腊人根本就懒得区分波斯人和米底人。公元前479年，希腊城邦之一的爱奥尼亚获得解放后，伯罗奔尼撒人提议要在希腊本土和亚洲之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人口交换。爱奥尼亚人将迁往希腊本土，占领那些在公元前480年到前479年的波斯战争中站在错误一方的城邦，而那些屈服于波斯的希腊人将被送往亚洲，生活在大国王的统治之下。然而，雅典人强烈反对放弃爱奥尼亚城邦，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们“觉得伯罗奔尼撒人无权决定雅典殖民地的命运”。诚如我们所见，对于爱奥尼亚人起源的这种说法，其动机并不单纯。
对波斯的战争还在继续，负责此事的是雅典人领导的新海军联盟——提洛同盟。这个同盟的原始成员是那些最害怕遭到波斯帝国报复的城邦，其中包括位于小亚细亚西部和赫勒斯滂海峡沿岸的希腊城邦，还有爱琴海中部和东部岛屿上的希腊城邦。结盟的城邦必须为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可以提供船只，或者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提供金钱。这个同盟在成立之初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从波斯手中解放爱奥尼亚，各城邦捐献的白银表面上是为了资助爱琴海东部的反波斯战争。但这个同盟的成立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修复雅典与爱奥尼亚人之间历史悠久的关系。爱奥尼亚人被认为是从阿提卡地区迁移到爱琴海东部的（见前文，第63—67页），所以从古代神话的角度来看，雅典人和爱奥尼亚人可以说是同宗。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同盟的金库就位于神圣的提洛岛上。提洛岛被认为是早期所有爱奥尼亚人举行大型节日庆典的地点，公元前6世纪的《荷马阿波罗颂诗》（Homeric Hymn to Apollo）对这一节日进行了描绘。同时，这座岛屿也是神话中爱奥尼亚人的祖先阿波罗的诞生地。从一开始，共同的爱奥尼亚人身份就是这个同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如果同盟成员曾经以为提洛同盟是一个自愿的组织，现实很快就会让他们醒悟过来。第一个试图脱离同盟的盟邦纳克索斯岛很快就被雅典的舰队团团包围，用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话来说，是“被奴役”。随着波斯大军被从爱琴海沿岸稳步驱赶回去，越来越多的城邦加入提洛同盟，其中包括卡里亚（Caria）、吕基亚和色雷斯这些非希腊人的城邦，更不要说爱奥尼亚人的城邦了。最迟到了公元前454年，同盟的金库就从提洛岛迁到了雅典。在公元前449年雅典人与大国王正式签署和平条约之前，希波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然而雅典人还像从前那样每年征收盟金，并且在同一时期开始将那些结盟的城邦称作“雅典统治下的城邦”。
就这样，提洛同盟很快变成了雅典帝国，在其长达75年的历史中，雅典人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意识形态框架，为他们在希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支配地位辩护。雅典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中写道：“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而其他城邦的人散居各地，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雅典人声称自己是“从土壤里长出”的希腊人，自古以来一直扎根于此。雅典人和新近来自希腊中部的多利安移民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这种对比，是深思熟虑、有所指向的。雅典人认为，最初是一个雅典的女人为太阳神阿波罗生下了伊翁（Ion）。因为伊翁是爱奥尼亚人的祖先，所以所有的爱奥尼亚人城邦都可以被看作雅典的殖民地，这合情合理。
雅典人对这个古老的雅典殖民神话加以利用。作为整个东部希腊世界的母邦，雅典要求它所谓的殖民地定期缴纳宗教供品。在四年一度的泛雅典娜节时，每个附属城邦都必须献上一头母牛和一套盔甲，以示感谢。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雅典人向希腊世界的各个城邦派遣传令官，提醒他们，正是雅典人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us）最早将粮食带给了人类。进贡的城邦必须向雅典上缴其每年粮食收成的十分之一，而剩下的希腊城邦也被鼓励这样做，但并不强制。不过这样的鼓励对斯巴达不大可能行得通。
雅典的帝国意识形态建立在所有的附属城邦都是雅典的殖民地这一理解之上。当然，绝大多数城邦并不属于此列。诚如我们所见，色雷斯和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几个进贡城邦的居民甚至不是希腊人。关于雅典殖民的神话，值得注意的是雅典人认为需要利用遥远的过去为他们的帝国辩护。这一时期，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这种用过去的神话为如今的领土所有权辩护的做法。公元前5世纪早期，伯罗奔尼撒东部的阿尔戈斯（Argos）平原至少分属于四个不同的城邦，分别是西边的阿尔戈斯，以及东边的迈锡尼、梯林斯和米堤亚（Midea）。后面三个城邦在同一个供奉赫拉的圣所举行祭仪，这座赫拉神庙位于阿尔戈斯平原的东部，经由一条圣道与迈锡尼相连。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初，大肆扩张的阿尔戈斯消灭了三个邻近的城邦，建造了一条新的圣道，直接将阿尔戈斯和赫拉神庙连接起来，从而将整个阿尔戈斯平原并入自己的领土。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阿尔戈斯人对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到伯罗奔尼撒的故事进行了修改（见前文，第114—115页）。按照他们的说法，在赫拉克勒斯后裔夺回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后，四个幸存的后人以抽签的方式将其瓜分：克瑞斯丰忒斯（Kresphontes）得到了美塞尼亚（Messenia），斯巴达则落入阿里斯托德莫斯（Aristodemos）的两个儿子之手，而阿尔戈斯被分给了忒墨诺斯（Temenos）。在消灭东阿尔戈斯平原上的城邦时，阿尔戈斯人所做的仅仅是拿回本来属于忒墨诺斯的东西。赫拉神庙本来就是他们的祖产。
公元前5世纪中期，爱琴海实质上变成了雅典的内湖。这个事实急需一个解释，帝国的建立并非偶然。多亏了波斯入侵十年前蓬勃开展的造船工程，雅典人建立了一支由300艘三列桨战舰组成的舰队，其他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无法望其项背。但雅典的发展还有更深层次的有利因素。只需扫一眼地中海的地图，就可以看出，爱琴海地区的地貌是整个欧洲最支离破碎的，该地区有为数众多的小岛和多岩石的半岛。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造成了其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据统计，在公元前400年，整个希腊世界包括至少862个独立的城邦，其中绝大多数坐落于爱琴海盆地及其周围。这些城邦大多非常小，人口超过万人的城邦已属少见。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北部的凯阿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估计当时的总人口在4000到6700之间，分布在多达四个城邦之中（见图16）。
图16 凯阿岛的四个城邦
典型的爱琴海小岛和它最近的邻岛之间不过几千米之隔。在这些密集的海上城邦之间，联系和交易都极其容易，政治上的分散并不意味着相互孤立。爱琴海群岛蜂窝状的地貌为每个城邦内部的经济专门化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只要岛上的作物能够自给自足，像凯阿岛这样的小岛就能集中精力专门从事橡子或者是红赭石的生产，因为居民们知道诸如橄榄油和浮石之类的东西总是能够从邻近的岛屿进口。斯波拉提群岛北部的小岛佩帕瑞托斯（Peparethos）和伊科斯（Ikos）盛产优质的葡萄酒，足以供应远到黑海地区的广大市场。到了公元前5世纪，爱琴海地区的总人口可能超过了其在20世纪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但这些当地的专门化生产和交易网络已经十分复杂，足以满足其需求。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现代凯阿岛上人口最高纪录只有4900人，这个数据来自1896年的人口普查，而今天该岛上的常住人口约为2400人。
这个繁荣的网络非常脆弱，而雅典人无情地利用了这一点。只要一个大城邦掌握了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较小城邦的极度分裂就会变成灾难性的不利因素。据悉，在公元前5世纪，至少有248个城邦曾经向雅典纳贡，其中的大多数是像凯阿岛上的四个城邦那样永远不可能抵抗雅典海军力量的小城邦。因此，雅典人能直接利用这个现成的商品和自然资源的生产与分配系统。公元前4世纪雅典对凯阿红赭石的强势垄断体现了雅典帝国的复兴。与此相似，我们还看到雅典逐渐垄断了爱琴海北部沿岸的木材进口。公元前5世纪二三十年代雅典和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Perdiccas）的盟约规定，马其顿的桨柄只能出口到雅典。
就复杂性而言，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不同于迄今为止欧洲出现过的任何一个国家。据说，雅典公派到海外的常驻官员多达700名，是后来的罗马帝国派到各行省的官员数量的四倍。一条在帝国内部每一个附属城邦都统一度量衡的法令有很多副本流传下来。帝国行政的一个方面尤其值得强调。从公元前454年起，雅典人开始定期在石碑上铭刻他们的财政记录。每年各盟邦所缴纳贡物的1/60要献给雅典娜女神，每年的缴纳记录都被刻在纪念性的石碑上，保留在卫城；今天这些石碑被称为雅典贡物清单，这其实有点误导。与此同时，雅典人还开始在石碑上铭刻庙产、建筑和不动产出售的记录和人员伤亡的情况。像这样的记录事无巨细，雅典是希腊世界第一个养成“记录习惯”的城邦。这对现代的历史学家而言意义重大。多亏了这些为数众多的书面证据，古典时期雅典的经济史才能得到如此细致的研究，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城邦来说，这都是难以想象的。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其他城邦在这方面的发展迟缓得可笑。希腊世界的另一个强国斯巴达留给我们的，只有公元前5世纪屈指可数的几段铭文。根据其中一段铭文，自愿的盟邦给斯巴达的战争支持竟然是葡萄干；看来斯巴达人原始的记录习惯也反映了同样原始的当地经济。
到了公元前5世纪50年代后期，雅典帝国从“雅典统治下的城邦”收取的贡金被公然用于雅典自己的各项工程。对雅典卫城的庞大修葺工程始于公元前5世纪40年代（见图17）。可能最让现代游客印象深刻的是帕特农神庙，雅典娜女神这座壮观的金库实际上相当于雅典帝国的中央银行。对雅典人而言，真正的奇迹是卫城的前门（Propylaea），这里是通向卫城的纪念性大门。和帕特农神庙不同，卫城前门是世俗建筑，并不具有特定的功能。在区区入口上不惜重金，将大门建造得宏伟而壮观，这本身便是雅典财富与权力的体现。
图17 雅典卫城
最重要的是，涌入雅典的大量财富为雅典城邦内部的一场政治变革创造了条件。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共和国，阿提卡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几乎独立于城市中心。阿提卡将近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城外的村社，这些村社被称为“德莫”（deme）。许多德莫很大，本身就足以成为小型的城邦，例如阿提卡北部烧炭的小镇阿卡奈（Acharnae）。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十年里，雅典的政治体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主要目的是给予那些地处边远的德莫在城邦的中央政府发声的一席之地。在贵族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建立的新体制之下，所有的重大决策权都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而公民大会向全体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包括边远德莫的居民）开放。公民大会每月只召开一两次，其议程由新建立的全职五百人议事会（boulē）制定。每个德莫的议事会成员按照固定的配额选举产生，数量和其人口成正比，每年一选。最大的德莫阿卡奈每年选派22名议员，而最小的村落每两年选派一名议员。
雅典卫城
今天的雅典卫城拥有四处伟大的历史遗迹，引人注目地伫立在一片裸岩之中：帕特农神庙、厄瑞克透斯神庙、卫城前门和雅典娜胜利女神庙，它们都建于公元前447年到前407年之间。人们很容易会认为，现代的卫城完整无缺、丝毫未变地保留了其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景象。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雅典卫城其实是在19世纪30年代改造之后的模样。18世纪早期的雅典卫城里驻扎了大批军队，它古老的遗迹之上覆盖了中世纪及近代建筑：帕特农神庙曾被改造成一座拜占庭教堂，在15世纪60年代又被改建成一座清真寺，18世纪时，人们在其内部，在之前清真寺的废墟之上又修建了一座小清真寺。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之后的几年里，人们决定将卫城“复原”到古典时期的最初模样，作为刚复兴的希腊民族认同的象征。在此后的50年中，人们开展了系统性的复原工程，抹掉其上公元前5世纪之后的所有痕迹：山顶上的村庄、帕特农清真寺的遗迹和14世纪在前门角落建造的佛罗伦萨塔都被一一拆除。到了19世纪90年代，发掘者可以说已经成功“把雅典卫城还给了文明世界，清除了所有蛮族留下的痕迹，使其成为希腊精神的宏伟纪念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将现代的雅典卫城看作一种非比寻常的文化遗忘行为的结果：为了将现代希腊与古典希腊联系起来，19世纪的希腊人粗暴地抹去了其间两千年的历史，而在这两千年里，希腊先后经历了马其顿、罗马、拜占庭、法兰克-佛罗伦萨和土耳其的统治。
所有这些都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建造之时，雅典卫城的建筑被精心设计，以和更加古老的建筑相适应。雅典卫城西侧有短短的一段迈锡尼时期的防御城墙（见图18），为了不影响它，卫城前门的一角被截断：尽管卫城前门遮挡住了这段城墙，但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依然不忍心拆除这个不起眼的建筑，因为这是他们英雄时代的历史遗迹。雅典娜胜利女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40年代，它矗立在宏伟的高台之上，四面是雕凿规整的光滑白色大理石。在卫城的中心，公元前6世纪给同一位女神建造的祭坛依然完好地埋藏在原来的位置。
图18 卫城前门的平面图，西南侧的一角被截断，以保留一段迈锡尼时期的防御城墙
克里斯提尼推行的体制让雅典的政治活动有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框架。然而，在这个新体制实行之初的50年里，由于政府不能向官员支付薪水，贫困的雅典人对政治的参与很有限。毕竟，对于大多数雅典人来说，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全年担任议事会成员是不现实的。因此，和以前一样，雅典的政治依然掌握在少数富有家族手中。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帝国的部分收入才开始被用于支付议事会成员和公职人员的薪水，后来出席公民大会者也可以领到津贴。与此同时，克里斯提尼做出一项极其大胆的尝试，公职人员的选举被废除，公职人员和议事会成员的任命开始采用在所有雅典公民中抽签选举的方式，任期为一年。这样一来，年龄超过30岁的男性雅典公民可能有近一半被要求轮流参加城邦议事会。
在雅典的激进民主制度之下，政治参与的广度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相较于现代欧洲的民主体制，雅典的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很有限。妇女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虽然她们被视为雅典公民，但这仅仅是为了方便婚姻和生育（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获得公民权）。在法律上，女性永远相当于未成年人，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也不能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法律规定，如果一个男人去世时没有男性后嗣，他的女儿就要尽快嫁给与他们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亲戚，以确保父亲的财产能够保留在父亲这边的大家庭。当然，对于大多数雅典家庭来说，让妇女完全与世隔绝是不现实的，因为她们是额外的劳动力，就像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言，要阻止穷人家的妻子出门是不现实的，但这正揭示了雅典人的理想。从雅典的文学和瓶画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理想的雅典女性是安静而顺从的，她们擅长针线活儿，由于长期足不出户而脸色苍白。美狄亚、安提戈涅和克吕泰涅斯特拉，雅典悲剧中这些坚定自信的女主角形象都极具冲击性且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因为她们背离了这些规范。
乍看之下，雅典公民的宗教世界多少是个例外。雅典的主神雅典娜是女性，因此，按照正常的希腊宗教习俗，她的祭司和侍从也是女性。和其他希腊城邦一样，雅典也会举办每年一度的仅限于女性参加的宗教节日，即地母节（Thesmophoria）。这个节日交由专门的女性官员负责，虽然妇女并没有被正式视作德莫成员，但来自各个雅典村社的已婚女性都会来参加。妇女们似乎还会聚集在雅典的得墨忒尔圣所，召开公民大会，就像是男性公民大会的翻版。然而，或许地母节更应该被看作典型的“角色颠倒”的节日，就像古罗马的农神节一样，在农神节这一天，奴隶们可以扮演主人的角色。与此相类似，在地母节上，妇女们获得了特殊的许可，在节日举办的这三天里能够扮演男性角色，但是节日一结束，就必须恢复原来的性别角色。令人吃惊的是，和希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相比，古代雅典女性的地位要低得多。例如，公元前5世纪，克里特岛上的戈耳提恩（Gortyn）颁布了一部法典，规定戈耳提恩的女性有权拥有和继承财产，在结婚和离婚事宜上也享有相对自主权，甚至与男性奴隶生下的孩子也可以享有自由人的身份。斯巴达的妇女也享有类似的合法权利，并且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自由，而这让雅典的观察者深恶痛绝。公元前4世纪后期时，据说斯巴达的土地有五分之二掌握在妇女手中。
矛盾出现了：希腊世界里最崇尚平等的城邦同时却是对妇女压制最为严重的城邦之一。要想解释这一点，关键或许在于激进的民主制度中受到高度重视的公民权。和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及历史上大部分其他社会一样，在大多数希腊城邦，社会地位由财富决定。随着政治活动向全体男性成年公民开放，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区别成为唯一重要的地位区别。随着贫富差距的缩小（主要是通过公职的分配），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差距加大了。女性等社会阶层没有公民权，他们生活在民主社会，情况反倒更糟糕。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奴隶人口的数量似乎大幅增加，原因是为了薪酬而为他人劳动被认为有辱公民身份。
虽然如此，作为一种全新而先进的政治制度，雅典的民主政治依然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震撼。本来雅典人也会发现这是一种十分令人担忧的观念。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雅典人都相信自己是按照“祖制”（kata ta patria）在行事。在雅典人的思想里，抵制改革是一项原则。克里斯提尼本人很快就从大众的记忆中消失了，而矛盾的是，这一事实却表明了他的改革是多么成功。克里斯提尼的新体制刚一开始落实，雅典人就高兴地声称这根本就不是改革，只是沿袭了那些由来已久的祖制。最迟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农村的德莫被并入雅典，而这被归功于英雄提秀斯（Theseus）。是他杀死了弥诺陶洛斯，而“统一节”（Synoikia）就是为了纪念他征服阿提卡而设立的。
像这样把新的体制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还有一个更加显著的例子，那就是用十位英雄的名字为部落命名。作为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一部分，雅典人被分为十个新的部落，每个部落用一位远古时期雅典民族英雄的名字命名，其中包括刻克洛普斯（Cecrops）、阿卡玛斯（Acamas）、埃阿斯等。这些部落都是人为划分的，并且在组成上都是一样的，即每个部落由三个村社组成，分别来自海岸、内陆和雅典城市的周边。尽管如此，这些部落和他们的部落英雄很快占据了雅典宗教生活的中心。十位英雄的雕像伫立在雅典的城市广场（阿哥拉）上，他们作为神话中的创立者和各自部落的祖先定期接受供奉。在把这些彻头彻尾的现代政治单位当作最古老的亲属团体时，雅典人显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协调之处。相反，任何可能被形容为“祖制”的做法都完全免受民主改革的冲击。当设立新的祭司职位时，比如公元前5世纪40年代主持雅典娜胜利女神祭仪的祭司，祭司也是按照民主的原则（从所有雅典公民中抽签）正式任命的。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将这样的原则强加于已有的祭仪之上的案例。在雅典，最重要的神职人员是守护神雅典娜的女祭司，她是古代雅典城邦中最突出、最权威的女性形象，直到公元2世纪，这一职务一直由贵族埃提奥波塔达家族（Eteoboutadae）的成员担任。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雅典民众的思维模式中，公元前6世纪后期庇西特拉图家族僭主政治的倒台以及克里斯提尼民主制的建设过程都被省略了。公元前6世纪以来，雅典的政治生活一直掌握在庇西特拉图家族手中，他们主宰着公共事务，确保主要的行政官员每年都由他们的亲友来担任。公元前514年，由于私人争吵，雅典的一对恋人哈尔摩狄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革顿（Aristogeiton）杀死了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希帕库斯（Hipparchus），他是僭主希庇亚斯（Hippias）的弟弟。到了四年后的公元前510年，由于斯巴达入侵阿提卡，希庇亚斯的僭政最终被推翻。直到公元前508年或前507年，克里斯提尼的政制改革才开始。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来说，僭主制倒台和代议制政府建立的过程一点儿也不值得骄傲：僭主被斯巴达人驱逐出去，而新的政制或者说雅典人所认为的对“祖制”的恢复，出自一个不起眼的贵族政治家之手。于是，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顿这对恋人很快就被塑造为诛杀僭主的革命者。结束雅典的僭主统治并重建传统雅典民主是他们，而不是斯巴达人。两人受到了英雄般的崇拜，他们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荣誉：在雅典的市政广场，为他们立了一对青铜雕像。在雅典的整个古典时期，这是唯一一次在市政广场立雕像。正如公元前5世纪一首广为传诵的饮酒歌所唱的那样：“我要像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顿那样，把我的剑藏在一条香桃木树枝里，是他们杀死了僭主，使得雅典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元前5世纪后期，修昔底德就揭穿了这个关于“诛杀僭主者”的民间神话，但是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见后文，第260—261页）。
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与他们在希腊大陆上的邻邦之间关系日益紧张。公元前462年，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因一场奇怪的外交事件而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早在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就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泰格图斯山（Mt.Taygetus）以西的美塞尼亚。美塞尼亚的原住民沦为集体奴隶，被称为“黑劳士”（Helots），意为“俘虏”。斯巴达的繁荣就建立在对黑劳士的无情剥削之上，斯巴达人每年都仪式性地对他们宣战。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初，斯巴达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之后，黑劳士发动叛乱，在这十年里，斯巴达人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来和他们以前的奴隶进行持久的游击战。公元前462年，斯巴达人向雅典求助，以镇压叛乱。雅典人派遣了一支大军到美塞尼亚，但是在他们到达后，斯巴达人改变了主意，连一个解释也不给就解散了雅典的军队，显然是担心雅典人可能会站在黑劳士一边。受此侮辱，雅典人马上与斯巴达断绝关系，并与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主要敌人阿尔戈斯（我们马上就会讲到）结盟。当黑劳士起义被最终镇压时，雅典人接收了幸存的黑劳士，将他们安置在科林斯海湾北岸的雅典附属地瑙帕克托斯（Naupaktos）。瑙帕克托斯的定居点是斯巴达的眼中钉，也是在这一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对雅典的怨恨之源。
列奥尼达在斯大林格勒
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而言，古典时期的斯巴达的民族精神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斯巴达人将有生理缺陷的后代遗弃，从而保留他们纯粹而基本的种族特征，希特勒对此非常钦佩。据他所言，区区6000名斯巴达人统治了35万多名黑劳士（顺便说一句，这些数字完全是信口开河），而德意志民族注定也要这样。
公元前480年，当薛西斯的军队向南横扫希腊中部时，在列奥尼达（Leonidas）国王率领下的300名斯巴达士兵英勇奋战，扼守温泉关，最终全军覆没。1943年1月30日，德国第六集团军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在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戈林（Goering）明确地将温泉关的防御与斯大林格勒的防御相比较，这篇演讲在德国广为流传，其中引用西莫尼德斯为战死温泉关的300名斯巴达勇士所写的名言：“路人啊，请告诉斯巴达人，我们遵守了他们的法律，长眠于此。”戈林自信地预言，后人也会以类似的话语纪念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此时已不可避免的失败。西莫尼德斯的名言被改写为：“如果你到德国，请告诉他们你看到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服从为德国人民的安全而制定的法律。”遗憾的是，德国“三百勇士”在斯大林格勒的反应令人失望，2月1日，陆军元帅保卢斯（Paulus）不愿意像列奥尼达那样英勇牺牲，而是选择率领冻得半死的第六集团军残部向苏军投降。
对于纳粹对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利用，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短篇小说《陌生人，你若到斯巴……》（Wanderer，kommst du nach Spa...）做出了极有力的回应。这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950年。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里，一名身受重伤的年轻德国士兵被送到本多夫（Benndorf）前线附近的一个临时医院。男孩逐渐意识到，这个医院是他本人以前的学校，他三个月前才离开这里。躺在手术室里，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西莫尼德斯那句名言残缺不全的开头“陌生人，你若到斯巴……”。这些文字是他自己的笔迹，是他在几个月前的写作课上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过了一会儿，垂死的男孩意识到自己在战斗中失去了双臂和右腿。此时，他自己残缺不全的身体具有讽刺意味地体现了那句纳粹口号：“斯巴达”一词被从中间切断。
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当时的普遍看法是，战争是由雅典人对他们弱小的邻居墨伽拉施加贸易封锁而引发的。然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斯巴达和科林斯对雅典势力日益增长的恐惧，尤其是后者。公元前5世纪30年代，雅典将其影响范围扩大到了亚得里亚海和意大利半岛南部，而这个地区历来被科林斯所支配。雅典与克基拉（Corcyra，今天的科孚岛）、阿卡纳尼亚（Akarnania，在科林斯湾的入海口处）、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利基翁（Rhegium）和西西里岛上的莱昂蒂尼（Leontini）结盟，显然对科林斯在西部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当雅典围攻北爱琴海的科林斯殖民地波提狄亚（Potitoea）这个小城邦时，这成为引发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在多条战线上展开，从西西里岛一直到赫勒斯滂海峡。战争的转折点是雅典人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前415—前413）。大量的士兵和船只被投入这场西方的冒险，最后以雅典彻底失败而告终。此后，雅典人又坚持了将近十年，但是当西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站到斯巴达一方进行干预时，失败便只是早晚的问题了。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投降。
斯巴达人宣称其战争目标是争取“希腊人的自由”，这实际上意味着摧毁雅典帝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早期，这给他们带来了广泛的善意。到了公元前404年，这个口号显得越来越空洞。波斯人对斯巴达的支持建立在这样一种明确的共识之上，即自波斯战争以来雅典人控制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小城将重新回到波斯手中。然而，在击败雅典之后，斯巴达人撕毁了与波斯的协议，开始在小亚细亚策动一场大战，以恢复爱奥尼亚人城邦解放者的名声。显然，讨伐蛮族的意识形态依然与以往一样强大。公元前396年，在踏上亚洲的土地之前不久，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在奥利斯（Aulis）举行献祭仪式，这是在模仿阿伽门农在希腊舰队为特洛伊战争集结时所做的献祭。然而，在有限的成功之后，斯巴达在尼多斯（Knidos）海战中被波斯海军全面击溃。让斯巴达深以为耻的是，波斯舰队的指挥官是为波斯人服务的雅典流亡者科农（Conon）。公元前386年，斯巴达与大国王签署和平条约，大国王对西小亚细亚各个城邦的宗主权首次得到了明确的承认，这标志着斯巴达在亚洲的野心彻底失败。
公元前386年王国的和平保障了希腊本土和爱琴海地区所有希腊城邦的自治。在这一时期，底比斯是希腊中部的大国，斯巴达人无端对其发动战争，破坏了希腊本土本来就不稳定的和平。在青铜时代，底比斯就是迈锡尼人的主要定居点（见前文，第14—16页）。公元前4世纪时，在底比斯的卫城依然可以看到迈锡尼宫殿的遗迹；这处遗迹被认为是传说中底比斯的建立者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的宫殿，这个卫城因此被命名为卡德米亚（Kadmeia）。古典时期底比斯的主要定居点位于卡德米亚下方的波奥提亚平原上。作为城市的神圣中心，卡德米亚的大部分地方被用来建造圣所和行政建筑，其中许多建筑都特意参照卡德摩斯的宫殿遗址而建。公元前382年，在底比斯人庆祝地母节（此时卡德米亚正好没有男人）之际，斯巴达的将军腓比达斯（Phoebidas）趁机攻占了卡德米亚，建立了一个亲斯巴达的傀儡政府，就这样把底比斯变成了斯巴达的附属国。腓比达斯的行为在整个希腊掀起轩然大波，彻底摧毁了斯巴达仅存的一点道德权威。斯巴达人对卡德米亚的攻击不仅仅是乘机占领设防要塞，违背了停战协议，也是对一个神圣区域的无端侵犯。更严重的是，腓比达斯肯定知道当时正逢地母节。这一宗教节日为斯巴达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偷袭机会，但是也让他们的不虔诚更加昭然。
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Leuctra）战役中，一支斯巴达军队被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率领下的底比斯人打败，斯巴达人从此失去了在希腊本土的支配地位。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击败斯巴达之后，底比斯人开始从斯巴达人手中将黑劳士的故乡美塞尼亚解放出来。在底比斯的支持下，一个新的城邦美塞尼（Messene）在伊托姆山（Ithome）上建立起来，而这里曾经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那次失败的黑劳士起义的中心。这个新的城邦被一道9千米长的巨大城墙环绕，这是希腊本土最壮观的城墙之一；显然，他们知道斯巴达不会善罢甘休。在美塞尼亚地区的考古研究显示这一时期人口显著增加，这表明这个新城邦有很多外来移民。其中有些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被雅典人安置在瑙帕克托斯的黑劳士后裔；更具争议性的是，还有人自称是最初流散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美塞尼亚人后裔，他们在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征服美塞尼亚时逃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
这个新的美塞尼亚城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族群创造的有趣例子，族群创造是指一个社会积极创造自己的共同记忆和历史。公元前370年到前369年被底比斯人解放，以及自称是美塞尼亚人移民社群的回归，被说成是对被征服之前的美塞尼亚国家的恢复。然而，没有任何真实的理由可以让人确认这样的国家曾经存在过。的确，斯巴达人在公元前8世纪征服了美塞尼亚；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公元前8世纪时的“美塞尼亚人”是一个有着共同的美塞尼亚身份的民族，更不用说有一个独立的城邦。当公元前4世纪美塞尼城邦建立时，其斯巴达征服之前的历史几乎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它塑造了这个新城邦的传统和传说。
这个新生的美塞尼亚国家被分为五个部落，它们都得名于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分别是许罗斯（Hyllos）、克里奥洛斯（Kleolaios）、阿里斯托马库斯（Aristomachos）、克瑞斯丰忒斯（Kresphoutes）和戴丰提斯（Daiphontes）。这种对美塞尼亚人源自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强调，和公元前5世纪早期阿尔戈斯人为自己对东伯罗奔尼撒的征服进行辩护时，利用的是相同的神话传统。和一个世纪之前的阿尔戈斯人所做的一样，美塞尼亚人把自己说成赫拉克勒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后裔，以此使他们的新国家合法化。有人发现了这个遥远过去的所谓遗迹，正好证实了这个说法。公元前4世纪中叶，在美塞尼亚西部的皮洛斯地区，人们对青铜时代迈锡尼坟墓的供奉数量大幅增加。迈锡尼坟墓被认为显然是斯巴达人征服之前的，由此推理，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属于最初的美塞尼亚人。英勇抵抗斯巴达统治的故事开始出现，这些故事围绕早期的游击英雄美塞尼的阿里斯托美尼斯（Aristomenes）展开，他甚至成为李雅努斯（Rhianus）的史诗《美塞尼亚纪》（Messeniaka）的主角。
当然，这一切都遭到了斯巴达人的坚决否认，他们一直拒绝承认美塞尼城邦的合法性。他们认为美塞尼亚是斯巴达的土地，是祖先遗留给他们的，只是暂时被奴隶占领而已。但此时的斯巴达已经无法影响当地的形势。和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被伊巴密浓达打败相比，失去美塞尼亚更明确地显示了斯巴达大国地位的终结。雪上加霜的是，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早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顽强而落后的阿卡迪亚人（Arcadians）团结了起来，在斯巴达的北部边境建立了一个首都，名为“迈加波利斯”（Megalepolis），意思是“大城市”，而他们也得到了底比斯的支持。现在的斯巴达被敌对势力所包围。底比斯人帮助解放美塞尼，支持建立迈加波利斯，这些都是恢复希腊人自由的总计划的一部分。底比斯的伊巴密浓达雕像底座上刻有这样一段铭文：“在我的建议之下，斯巴达被剥夺了荣耀，神圣的美塞尼最终接回了她的子民；在底比斯人的帮助下，迈加波利斯的四周围起了城墙，整个希腊自由自治。”
透过公元前4世纪中叶自治的新美塞尼亚的历史，我们可以对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的历史观有很多了解。美塞尼亚人关于自己神话起源的故事并不新鲜。在整个希腊对于过去的心理地图上，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故事是几个重要坐标之一。我们所说的青铜时代英雄的共同谱系和故事被美塞尼这样的城邦利用，以证明它们在希腊世界的地位，描述、解释它们与邻邦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有足够的灵活性，能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如美塞尼城邦的建立。就如我们看到的，在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公元前461年雅典人决定断绝与斯巴达的同盟关系，转而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阿尔戈斯结盟。3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58年，在雅典的酒神节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推出了他的《俄瑞斯提亚》（Oresteia）三部曲。三部曲讲的是特洛伊战争的英雄阿伽门农回到他的祖国阿尔戈斯，被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而她本人则死于儿子俄瑞斯忒斯之手。这个故事被每一个希腊人所熟知，但其中有一个细节或许是例外，那就是阿伽门农的宫殿竟然在阿尔戈斯（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它位于迈锡尼）。在这一点上，埃斯库罗斯标新立异。他声称俄瑞斯忒斯逃到了雅典，在战神山议事会的凶杀案法庭受到了审判。被宣告无罪之后，俄瑞斯忒斯发誓雅典和他的家乡阿尔戈斯之间要永远交好。这里是用一个老故事的新版本来解释和支持两个城邦之间新的政治联盟。
自希罗多德以来历史书写的发展，应被置于这种利用过去的语境之中。希罗多德知道早期史前希腊和史书上的过去之间的差异，却苦于无法表达这一差异究竟是什么。他告诉我们，公元前535年到前522年之间萨摩斯岛上的僭主波利克拉特斯（Polykrates）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打算统治大海的希腊人，除了克诺索斯的米诺斯和其他在他之前可能统治过大海的人之外。但是，就所谓的人类而言，波利克拉特斯在这方面是第一人”。希罗多德承认米诺斯不能算数，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波利克拉特斯和米诺斯之间的区别是否仅仅是有没有可靠证据的问题呢？给希罗多德提供信息的人之一是一个斯巴达人，他的祖父参加过和波利克拉特斯之间的战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让米诺斯从本质上不同于像波利克拉特斯这样的人呢？希罗多德的困惑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称波利克拉特斯为“历史”人物，称米诺斯为“神话”或“传奇”人物。但是对于公元前5世纪或前4世纪的希腊人来说，这种区别是没有意义的。神话和历史存在于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之中；关于米诺斯的事实很难确定，因为他生活在很久以前，但从来没有人真的怀疑过他的存在。
部分问题在于，希腊人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来确定某一事件是在多久以前发生的。每个城邦都有属于自己的历法，并没有公认的方法可以将不同年份区别开来。雅典人用主要执政官的名字来为每一年命名，他们会说某某人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但是就连雅典人也很少用这种方式来记录某一过去事件的时间。毕竟，能够记住全部执政官名称的雅典人很少。为过去创造一个通用年表的第一次尝试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5世纪20年代，莱斯沃斯的赫兰尼库斯（Hellanicus of Lesbos）编撰了第一部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通史，他所依据的是赫拉在阿尔戈斯的女祭司的顺序。借助赫拉的女祭司建立希腊历史的时间轴并非最好的选择；和雅典的执政官一样，在阿尔戈斯之外，阿尔戈斯的女祭司无足轻重。或许赫兰尼库斯认为阿尔戈斯女祭司的名单能回溯到更久远的过去，而且比其他任何城邦的官员名单都可靠一些。赫兰尼库斯的体系并没有被广泛采用，他的方法遭到了修昔底德的严厉批评。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有了一种用来表示过去事件日期的通用方法（根据奥林匹亚竞技会的时间）。
通常记录过去事件的方法是参照一些重大事件，如波斯战争之前的一代，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后的三代。作为最早的通用参照点，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少有希腊人会在乎特洛伊战争到底是多久之前发生的，这并不重要。特洛伊战争被用作一个固定点，其他的早期事件都可以参照它来确定时间。这样一来，雅典人就能够将他们与阿尔戈斯人之间的联盟追溯到特洛伊沦陷后的那一代，而美塞尼亚人就能够声称，他们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特洛伊沦陷后第二代时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回归。美塞尼城邦的神话起源并不像现代的童话故事那样简单地以“从前”开头，其早期历史是参照特洛伊战争所提供的通用时间参照点而牢牢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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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两章，我们追溯了希腊城邦从公元前8世纪的起源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发展。希腊城邦的文化不同于欧洲以前任何时代。首先，这是在欧洲半岛上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的城市文化。在凯阿岛上的小城邦克雷索斯（Koressos），总人口（约1200人）的40%～90%生活在城邦的城墙之内。据估计，古典时期波奥提亚的总人口大概在165000～200000人之间，其中约100000人（占50%以上）生活在城市中心。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在公元1700年，整个欧洲的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左右，在欧洲大陆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荷兰，城市人口的比例可能才达到了40%。虽然这种比较并不完全科学，因为对于一个定居点应该有多大才能被称为“城市”，历史学家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是城市居民，这是没有争议的。
在这一时期，更能代表广大欧洲世界特征的是希腊人的北方邻邦，他们是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和马其顿人。伊利里亚人居住在巴尔干西部的一大块区域，大致相当于现代的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古典时期，希腊人对上亚得里亚海所知甚少；例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多瑙河的一条支流流入其中，只要沿它航行就能到达黑海。在这一时期，伊利里亚是欧洲为数不多的希腊影响力似乎有所下降的地区之一。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上层伊利里亚人的坟墓里，希腊的陶器和珠宝很常见，但之后就消失了。公元前5世纪，粗糙的山顶堡垒开始出现，这里可能是低地村庄的避难场所，但是直到希腊化时代早期（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初），这里还找不到真正的城市居民区的迹象。伊利里亚人似乎根本没有受到向南仅几百千米处的新发展的影响。
在巴尔干东部毗邻黑海的大片区域色雷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公元前5世纪早期，一个奥德利西亚人（Odrysians）王朝统一了色雷斯南部大致相当于现代保加利亚的区域。奥德利西亚色雷斯人热情地和他们的希腊邻居合作。在王室的保护下，人们在色雷斯境内的心脏地带建立了希腊人的贸易站，如马里查河［Maritsa，即古代的赫布罗斯河（Hebros）］上游的皮斯提罗斯（Pistiros），今天这里已经得到很好的考古发掘。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在和色雷斯人打交道时，“必须先献上礼品，否则什么也谈不成”。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希腊的名贵商品大量流入色雷斯，特别是珍贵的金属制品。色雷斯人自己模仿和改造了希腊人的艺术风格，将其与斯基泰人和波斯人的元素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极具独创性的新地方文化。不过，如果因此说这一时期的色雷斯被“希腊化”了，那就完全错了。虽然奥德利西亚色雷斯人进口希腊的奢侈品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模仿，但是他们的社会结构似乎并没有受到希腊人的影响。和在伊利里亚的情况一样，直到希腊化时代早期，这里都很少有城市化的迹象。根据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描述，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一个典型的色雷斯人村庄包括一些分散的木屋，木屋周围是养牛用的围栏。色雷斯贵族能从希腊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却没有被吸收到希腊文化圈之内。
在色雷斯西边，希腊与巴尔干半岛的连接处，坐落着马其顿王国。这个地区被分为两部分：下马其顿是一个巨大的沿海平原，在爱琴海西北部遥远的塞尔迈湾（Thermaic gulf）附近；上马其顿是连绵不断的崎岖高原，向西一直延伸到巴尔干山脉，和伊利里亚接壤。古代马其顿人的文化显然与其南边的希腊邻居不同。马其顿人没有希腊人那种建造宏伟神庙的激情，贵族的财富被用于极其奢华的葬礼。在马其顿的大地上，到处点缀着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巨大坟墓。这些坟墓里通常有大量珍贵的金属器皿和珠宝。在马其顿，从公元前7世纪起就未见于希腊的一种“武士葬礼”一直到希腊化时期都还可以见到。在这种葬礼上，逝者的武器和盔甲与他一起被埋葬。这更容易让人想起欧洲中部和北部的凯尔特精英文化（见后文，第183—185页），而不是这一时期的希腊。
关于马其顿人在人种上是不是希腊人的争论由来已久。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参加奥林匹亚和其他地方的泛希腊竞技会成了希腊身份的重要标志。波斯战争爆发前不久，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世试图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时，他的竞争对手们表示反对，理由是他不是希腊人。在这一事件中，亚历山大成功地主张说马其顿王室（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全体的马其顿人）是阿尔戈斯人的后裔，被允许参赛。最终，他在200米比赛中取得了并列第一的好成绩。但是这个故事的总体倾向是很明显的。一般的希腊人认为马其顿人即使不是蛮族，也绝对不是文明世界的成员。亚历山大本人后来被赋予有点双关味道的“希腊人之友”的称号。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马其顿人说的大致是希腊语的一种北部方言，对于非马其顿人来说很难理解。根据这种方言，“腓力”（Philip）这个名字应该读成“比利普”（Bilip）才对。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的身份与其说以共同语言为基础，不如说以共同的文化为基础。像希腊人一样行事比说希腊语更重要。与此相似，即使在今天，在文化上，英国人在许多方面都更接近于他们的欧洲近邻荷兰人或德国人，而不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北美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其顿人的文化与他们的希腊邻邦有很大的不同。马其顿人受国王统治；他们被组织成部落而不是城邦；财富被展示在奢华的葬礼上，而不是宏伟的宗教圣所。面对如此鲜明的文化差异，马其顿人和希腊人都选择认为他们分别属不同的民族，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古代马其顿人的种族问题与现代巴尔干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从14世纪到20世纪初），古代马其顿所在地区居住着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种族群体：希腊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更不用说大量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1913年，这片区域被分给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后来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希腊都迅速采取了强制性的种族和语言统一政策。希腊人全然否认任何单独的马其顿族群的存在，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古代和现代的马其顿人都是希腊人，仅此而已。在南斯拉夫，情况有所不同。1944年，铁托在南斯拉夫联邦内部建立了一个单独的马其顿共和国，有其独特的马其顿语言（与斯拉夫语系的其他语言有关，但又与之不同）和马其顿教会。对于希腊人来说，这个南斯拉夫的“马其顿”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因为这里居住的是斯拉夫人，而他们根本不可能被算作“马其顿人”。
随着1991年南斯拉夫的解体，“马其顿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越来越激烈的阶段。1991年11月17日，马其顿共和国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就在欧共体和联合国要承认马其顿为独立国家之际，希腊强烈反对该国的名称，加以阻挠。希腊人成功地主张，欧共体不应该承认名字“暗示对邻国有领土要求”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一些极端的马其顿民族主义者宣称要“解放”被希腊“暂时占领”的马其顿地区，这不啻火上浇油。1993年，各方达成妥协，马其顿共和国将被所有各方（包括欧共体和联合国）暂时称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令人困惑的是，各方一致同意，这不应该被理解为该国的正式名称，而仅仅是作为在争端解决之前指代该国的一种方式（因此，这个名称里表示“前”的“former”一词首字母没有大写）。不方便的是，在联合国会议大厅，大会成员的座次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希腊反对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代表坐在“M”之下，因为这就暗示着该国“真正的”名称是“Macedonia”（马其顿）。而马其顿的代表也同样反对其代表坐在“F”或“Y”之下。因此，今天马其顿的代表坐在“The”的首字母“T”之下，在泰国（Thailand）和东帝汶（Timor）之间。[1]
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继承了下马其顿的王位。他的主要成就是永久性地将上马其顿那些半独立的诸侯国合并到他的低地王国中。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后来提醒这些高地人，他们以前是“无助的游牧民，身披动物的毛皮，在山上放牧”，是腓力让他们穿上了衣服，而不再是皮毛；是腓力把他们带到平原，而且开始了把他们变成希腊式的城市居民的过程。最后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通过联姻或军事征服，巴尔干中西部的相邻部落很快就被纳入马其顿的势力范围，其中包括伊庇鲁斯人（Epirots）、伊利里亚人和潘奥尼亚人（Paeonians）。腓力接着把注意力转向东方，转向哈尔基季基半岛（Chalcidice peninsula）和色雷斯沿海的希腊城邦，那里有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从公元前357年至前348年，这些城市要么被并入腓力的王国，如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皮德纳（Pydna）和波提狄亚（Potidaea），要么被消灭，如奥林索斯（Olynthus）。与此同时，腓力利用南方希腊各邦之间的不和扩大势力范围。从公元前355年到前346年，福基斯和底比斯为了争夺对希腊中部的支配权而两败俱伤，腓力则巧妙地坐收渔翁之利。公元前353年，色萨利人向腓力求助，以对抗福基斯，这实际上将色萨利的支配权交给了他。到了公元前346年，随着福基斯的崩溃，腓力成为希腊大陆中部的主导者。最后，公元前338年夏末，在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中，腓力粉碎了雅典和底比斯的联合部队。希腊本土各个城邦的政治独立就此宣告结束。此时，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整个地区实际上在马其顿的支配之下。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马其顿已经从希腊世界北部的一个小国成长为东地中海盆地最强大的国家。
对马其顿的政治屈服对希腊城市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腓力和他的先祖亚历山大一世一样，选择淡化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之间（或者至少是希腊人和马其顿王室之间）的文化差异。意味深长的是，他在银币和金币上的形象分别纪念他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的两次胜利，一次是公元前356年的赛马，另外一次是公元前348年的双马战车比赛。和亚历山大一世一样，对于腓力来说，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是表达他在文化上归属于希腊世界的一种方式。腓力并没有将马其顿的统治直接强加于希腊各邦，而是签署同盟条约，条约通过定期在科林斯召开会议的希腊城邦同盟执行。当然，科林斯同盟的统帅之位是为腓力和他的后代保留的。只有马其顿的领导才能保证希腊世界的统一。在其公元前346年的小册子《致腓力》（Philippus）中，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强调了腓力的王国的欧洲本质，他称腓力是“欧洲最伟大的国王”，以此来表明腓力的利益和希腊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实际上就避开了腓力是不是希腊人的问题。腓力最小的女儿生于喀罗尼亚战役获胜后不久，她被取名为“欧罗巴”，这并非巧合。［腓力很清楚一个精心挑选的名字在宣传上的价值：早在公元前351年，在将色萨利纳入马其顿势力范围之后不久，他给另一个女儿取名塞萨洛尼克（Thessalonike），意为“在色萨利的胜利”。］
公元前336年，腓力在一场宫廷阴谋中被暗杀，他的长子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继位。亚历山大延续了他父亲在文化上的希腊化政策。公元前335年，底比斯起兵反抗马其顿的统治，亚历山大洗劫了这座城市，把这里的居民卖身为奴，他把这种行为当作对底比斯人迟到的报复，因为他们在波斯战争中站到了波斯一方。泛希腊诗人品达（Pindar）写过一首诗，歌颂亚历山大的祖上“希腊人之友”亚历山大一世，品达的房子被大张旗鼓地保留下来。几乎在同一时间，亚历山大重建了普拉提亚，公元前479年对薛西斯大军的决定性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公元前379年，这个地方被底比斯人破坏。这位年轻国王的意图很明显。腓力在世时就一直在考虑发动一场举全欧洲之力对波斯帝国的远征，实际上，在他去世的时候，在泛希腊的科林斯同盟的支持之下，马其顿和希腊同盟的一支先遣部队已经在蹂躏小亚细亚西部的波斯领土。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章，修昔底德就说，荷马一次也没有用过“蛮族”这个词，“因为在我看来，当时的希腊人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可以与蛮族人区分开来”。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伊利亚特》对亚该亚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种族或文化差异似乎没有兴趣。修昔底德抓住了关键的一点，即“蛮族”的概念与“希腊人”的概念密不可分，只有当希腊人开始把自己看作具有共同特征（共同的圣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祖先）的单一民族时，他们才学会把非希腊人视为一个单一的群体。同样，荷马也没有把世界分成两个大洲的意识。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荷马阿波罗颂诗》，“欧洲”都还仅仅是指代科林斯地峡以北的希腊本土的方便表达，并没有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发展起来的更广泛的地理和政治内涵。在普拉提亚战役和喀罗尼亚战役之间的一百多年里，一个共同的希腊身份在与波斯蛮族的暴力冲突中形成了。欧洲和亚洲的边界因此具有了巨大的文化意义。最后，随着马其顿作为希腊世界主导力量的崛起，和作为希腊人相比，作为欧洲人必然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腓力和亚历山大试图把希腊文化和马其顿文化联系起来，因此可以称其为第一批自觉的欧洲人。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从马其顿向东进发。在渡过狭窄的赫勒斯滂海峡之前不久，他专门去了一趟埃拉乌斯，到普罗忒西拉俄斯的墓前献祭。和普罗忒西拉俄斯一样，当他的船在特洛阿德靠岸的时候，亚历山大第一个跳上了亚洲的土地。这两大洲即将被拉到一起，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注释】
[1]2018年，马其顿政府与希腊政府达成协议，马其顿的正式国名将更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