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公元14年—284年
公元48年，一个小型代表团从高卢北部遥远的平原来到了罗马。高卢北部行省的显贵们谋求在罗马城担任官职的权利，尤其是进入元老院的权利。意料之中的是，元老院不太喜欢这个主意。皇帝克劳狄对元老院发表了一段冗长的演讲，表示他支持高卢的这个请求，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他是这样说的：
不要一想到某种危险的新事物就不寒而栗。想一想，从罗马建城那一刻起，我们的国家已经见证了多少创新，我们的政体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这个城市曾经被国王统治过，但是他们没能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后人，取而代之的是外族人。继承了罗慕路斯的是努马，他是萨宾地区的人，虽然是邻居，但依然是外邦人。……我的祖父辈、被神化的奥古斯都和我的叔叔提比略都希望让殖民地和自治市的精英进入元老院，不管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只要他们足够明智和富有，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政策。
如前两章所述，非罗马人融入罗马国家的问题由来已久。尽管如此，在这段给元老院的演讲中，克劳狄有意地推翻了几个世纪以来公认的常识。我们在前两章一再强调罗马政治思想深刻的保守性，但是现在克劳狄提出，罗马历史从一开始就不乏政治上的创新。前人留给后世的教诲主要就是政治革新的价值。长期以来，不仅新人物不断被吸纳到罗马政体中来，就连罗马的政体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克劳狄的演讲加以提炼，收入了他的《编年史》，并在演讲的最后加上了他本人的点睛之笔：“这个提议同样也会成为旧例，我们今天用先例所支撑的这个提议本身，在今后某一天也会被视为先例。”
此事过去70年后，在回顾克劳狄的统治（公元41—54）时，塔西佗肯定已经领会到历史的讽刺意味。到了塔西佗写作《编年史》时，即图拉真皇帝（Trajan，公元98—117年在位）统治的后期，共和时期已经成为历史。《编年史》是这样开篇的：“罗马城从一开始就是由国王统治的。”注意是“从一开始就”，而不是“原本”，因为在塔西佗看来，由一位“元首”（princeps）实行统治的“元首制”本质上就是君主制。奥古斯都革命性的政治实际上已经成为神圣的先例。
《编年史》记述了儒略-克劳狄王朝统治时期罗马的历史（从提比略到尼禄，公元14—68）。和塔西佗所处时代不同，在这个王朝初期，精英阶层可能依然在抵制元首制。在《编年史》的开头，塔西佗描述了公元25年历史学家克莱穆提乌斯·科尔杜斯（Cremutius Cordus）因为大逆罪而被起诉的经过。他的罪名是在作品中赞美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布鲁图和卡修斯，特别是还引用了布鲁图的话，形容卡修斯是“最后一位罗马人”。在元老院和皇帝提比略（公元14—37年在位）面前为自己辩护时，克莱穆提乌斯争辩说他并没有做任何不正常或煽动性的事情。早期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歌颂过布鲁图和卡修斯，如李维、阿西尼乌斯·波里奥（Asinius Polio）和麦萨拉·科尔维努斯（Messalla Corvinus）。这些行刺者去世已经那么久，给他们应有的敬重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就像克莱穆提乌斯肯定已经预想到的那样，这样的辩解在提比略面前毫无作用。这位历史学家被迫自杀，他的书也被付之一炬。公元25年，人们对共和末期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因此对恺撒的暗杀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古代历史。“诛杀僭主者”的形象带有特殊的政治和情感意义。布鲁图的姐姐、卡修斯的妻子优尼雅（Junia）于公元22年去世，距公元25年刚刚3年。按照塔西佗的说法，在送葬队伍里，她的弟弟和丈夫的形象“因为缺席而格外引人注意”。在罗马帝国的集体意识里，布鲁图和卡修斯富有争议的记忆所留下的伤痛还要持续至少一代人的时间。直到公元65年，还有一位律师因为保存的祖先画像里面有卡修斯而被流放。
公元41年，在不得人心的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公元37—41年在位）被刺杀之后，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恢复元老院的统治似乎真的有了可能。关于卡利古拉最后的时日，我们的主要信息来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他把刺杀卡利古拉的人描述为共和派的理想主义者，面对暴政，他们试图重新建立自由体制和祖传的政体。无论如何，情况很快明了，恢复共和制的事业是缺少群众基础的，在皇帝的贴身卫队近卫军的支持下，另一名皇室成员克劳狄很快称帝，诛杀僭主已经过时了。
在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Seneca）所写的一篇令人胆寒的文章中，元首统治的新意识形态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公元55年，离卡利古拉去世仅仅14年，塞涅卡发表了一篇短文《论仁慈》，文章是写给他曾经的学生和被保护人、新皇帝尼禄（公元54—68年在位）的。塞涅卡说，皇帝行使绝对权力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皇帝是政治体的灵魂，没有了皇帝，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动乱之中。尽管当时塞涅卡并没有称尼禄为“王”，但是他很清楚，促使布鲁图刺杀恺撒的对独裁统治的恐惧是不应该的。恰恰相反，完美的国家是英明的君王治理有方的国家。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劝诫新皇帝适度而有节制地行使他无限的权力，就像奥古斯都所做的那样。这是这一时期罗马精英阶层成员所能期望的最好的情况了。
对于新的世界秩序，像塞涅卡和塔西佗这样的人做出了现实而又谨慎的回应。塔西佗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是公元98年发表的《阿格里科拉传》，是为其岳父尤利乌斯·阿格里科拉（Julius Agricola）所写的传记。在弗拉维王朝统治时期（韦斯巴芗，公元69—79年在位；提图斯，公元79—81年在位；图密善，公元81—96年在位），阿格里科拉是罗马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在遥远的不列颠行省担任总督期间（公元78—84年），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然而在回到罗马之后，他却被很不光彩地赶着提前退休。将军能够为自己赢得的荣誉是受到限制的，无论是谁，无论多么有才能，都不能功高盖主，让皇帝显得黯然失色。塔西佗说：“声名显赫和声名狼藉一样危险。”虽然被解除了职务，但是阿格里科拉不仅展示出好的判断力，甚至还展示出一种英雄气概。“让那些喜欢景仰不被允许的理想的人知道，即使在不好的皇帝手下，也会有伟大的人物；那份责任感和判断力，如果和勤奋与精力相结合，将会给一个人带来巨大的荣耀，这荣耀部会逊色于靠冒险、以死博人眼球取得的于国家无益的荣耀。”
《阿格里科拉传》花了很大篇幅讲述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从起初克劳狄在位时对该岛南部的征服（公元43年），讲到阿格里科拉在北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征伐。不列颠是西欧被并入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块大面积的土地，征服的过程漫长而又血腥。公元60年，在当地女王布狄卡（Boudica）的带领下，不列颠的东南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叛乱。反叛者成功攻占了罗马在卡马洛杜纳姆（今天的科尔切斯特）的殖民地，还攻占了朗蒂尼亚姆（Londinium）和维鲁拉米恩（Verulamium，今天的圣奥尔本斯）。在西米德兰兹的一个地方，这场叛乱被血腥镇压，据说大约有8万名不列颠人被杀害。后来塔西佗借一位可能是虚构的苏格兰首领卡尔加库斯（Calgacus）之口，发表了一篇充满反抗意味的演说，还是很符合事实的：“他们烧杀抢掠，却美其名曰‘统治’；他们创造了一片废墟，却称其为和平。”
从布狄卡到波阿狄西亚
很多世纪以来，波阿狄西亚（人们通常这样称呼她）的形象被英国人派上了不同的用场。在16世纪后期和西班牙的战争期间，伊丽莎白一世经常被比作这位不列颠的勇武女王。1588年，就在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前不久，伊丽莎白一世对蒂尔伯里（Tilbury）的英军发表了演讲，这篇演讲可能就模仿了波阿狄西亚（依据的是塔西佗的记录）。在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的《波阿狄西亚颂》（Boadicea：An Ode，1782年）中，波阿狄西亚虽然被罗马人击败了，但是她的英勇无畏被视为大英帝国的标志和先声。今天最著名的波阿狄西亚形象也许是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Thomas Thornycroft）的青铜雕像，雕像题为《波阿狄西亚和她的女儿们》，从1856年开工，但是直到1902年才立起来，如今依然立在伦敦议会大厦的门前，就在威斯敏斯特大桥旁边。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对雕像的设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让桑尼克罗夫特尽可能将女王和她的战车雕刻得华贵而诗意，使其成为一个“轮子上的宝座”。波阿狄西亚被雕刻成一名威严的武士，手持长矛，泰然自若地站在一对骏马所拉的战车上。雕像基座前方的铭文称波阿狄西亚为不列颠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波阿狄西亚，布狄卡，爱西尼人（Iceni）的女王，在率领她的人民反抗罗马入侵者之后，于公元61年去世。”在基座的东侧，引用了柯珀《波阿狄西亚颂》的一句话：“在恺撒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你的子孙将威名远扬。”桑尼科罗夫特的雕像默默地引导参观者将波阿狄西亚视为印度女皇维多利亚最早的祖先。
然而，并不是所有英国人对波阿狄西亚的看法都这么正面。在丁尼生（Tennyson）的《波阿狄西亚》（1859）一诗中，她被描绘成一个嗜爱杀戮的狂热分子：
她口若悬河，言辞激烈，闻者如疯似狂，
不列颠的部落有一半将卡马洛杜纳姆团团围住，
在她两个女儿中间，她对着狂暴的同盟大喊大叫。
丁尼生描绘的是一群疯狂的野蛮人，残忍地屠杀卡马洛杜纳姆手无寸铁的罗马殖民者，这肯定是为了提醒人们在1857年的印度起义时英国殖民者所遭受的暴力。
波阿狄西亚的坟墓究竟在哪里，我们不得而知，根据现代的都市传奇，她就埋在国王十字车站的10号站台下方，但这最多也就是一个传闻而已。
这话说得对，但不完全对。这个庞大的帝国建立在压倒性的军事支配之上，这是毫无疑问的。西部的行省是通过大规模的侵略、抢劫、甚至屠杀而建立起来的，到了哈德良统治时期（117—138），罗马的扩张已经基本停止。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疆域从坎布里亚的山脉延伸到尼罗河流域，从葡萄牙沿海直抵约旦的沙漠平原。罗马实现了长期安定，而仅仅凭借军事上的优势是无法保证长治久安的。从1世纪末期到4世纪，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罗马的行省很少发生内乱，这是值得注意的。塔西佗曾抱怨元首制时期的历史不好写，这是有道理的；表面看来，欧洲的历史确实画上了一个句号。公元后前三个世纪罗马帝国的成功和稳定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迫切需要一个解释。本章的大部分篇幅都会用来尝试探讨这种稳定性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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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看在意大利半岛之外罗马怎样进行统治的。总体说来，罗马帝国并不是全部被罗马人统治的。无论哪一年，中央政府都会派出总计160名左右的官员，去管理至少5000万人口，这比公元前5世纪雅典派出去管理其爱琴海帝国的官员还要少。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40多位由元老院或者皇帝任命的行省总督，他们的任期在一到五年之间。总督的职责并不繁重，主要负责管辖行省和解决当地的纠纷。在很大程度上，总督的日常活动似乎平淡得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听说，大约在公元200年，亚细亚行省（土耳其西部）总督曾介入处理以弗所面包师的罢工事件。在公元254年，同一个行省的总督还要负责确定当地农民一个月中可以集市的日子。帝国的管理大部分是由当地社会自己来完成的。
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城市组成的世界。光是亚细亚行省已知的就有超过300个城市。整个帝国里肯定有数以千计的城市。城市——准确说是当地的公民精英——负责税务的评估和征收、城乡治安管理、修路架桥的工程，以及粮食和水的供应。从共和晚期到帝国早期之间，行省管理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私人包税人（publicani）被逐渐淘汰。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包税人让行省居民怨声载道。通过将征税的任务交给当地的显贵，罗马很巧妙地解决了行省民众不满的主要来源。因此，罗马帝国的城市不仅仅是城市的集合体，还是整个帝国机器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齿轮。
罗马帝国东半部分，尤其是希腊、小亚细亚和黎凡特，有历史悠久的城市生活传统，罗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城市网络。罗马帝国西部被征服时城市比较少，必要的城市枢纽必须从零开始建立。在帝国的早期，罗马的殖民者通常是退伍军人，他们经常被空降到新型的城镇（殖民地），这些定居点要么建立在处女地之上，要么是取代原有的小型定居点。在其他地方，原有的定居点被鼓励根据城市模式进行重组。埃杜伊人是位于今天勃艮第地区的一个庞大的凯尔特人部落，他们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公元前1世纪50年代恺撒征服高卢之后不久，生活在山顶奥皮杜姆比布拉克特的埃杜伊人开始在贝弗莱山上大兴土木。瓦片取代了茅草屋顶，街道被铺上了石头，城市中间开辟出了一个市场，新式意大利风格的大庭院住宅开始出现。但是城市的基本规划，弯曲的街道和密集的一个个小房子，仍然顽固地保持着非罗马的状态。公元前15年左右，征服之后已经过了一代人，埃杜伊人终于认识到这样行不通。痛下决心之后，比布拉克特的居民集体迁到了20千米以外的奥古斯托杜努姆（Augustodunum，即今天的欧坦，见图27）。埃杜伊人从零开始，精心设计他们的新都城，让它看起来尽可能像是意大利半岛上规划整齐的罗马城市：这样的城市呈网格状布局，围绕两条互相垂直的大街展开，有剧院和圆形剧场，也有巨大的石头城墙、广场和神殿。这个工程规模极大。从一开始，奥古斯托杜努姆的规划占地就有约200公顷，周围的城墙长达6千米；这里的施工一直在进行，可能还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完成。真正了不起的是，这一切都不是罗马总督的命令，而是埃杜伊人自己的决定，他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像样的罗马城市，他们十分热切，宁愿完全放弃他们的第一次尝试，从头开始规划一座全新的城市。
图27 比布拉克特（贝弗莱山）与奥古斯托杜努姆（欧坦）
雷恩和霍克斯穆尔的城市规划
1666年9月伦敦大火的一周之内，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向查理二世递交了一份关于重建伦敦被毁部分的规划图（见图28）。雷恩对罗马帝国城市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城市规划。整个舰队街周围区域的设计，参考的是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对于理想城市的描述。城市和股票交易所仿照的是罗马市政广场，而他所依据的是16世纪中期帕拉迪奥（Palladio）对于市政广场充满想象力的重构，还有比灵斯门（Billingsgate）希腊风格的柱廊，俯瞰泰晤士河。主要的民用建筑（当然包括雷恩设计的新圣保罗大教堂）位于长轴向道路末端的显著位置。雷恩要将伦敦“罗马化”的规划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在他的第一本《建筑小册子》（Tract on Architecture）中，雷恩写道：“建筑有其政治上的用途，公共建筑是国家的装饰，它建立一个国家，并引来人口和贸易，它让人民热爱他们的祖国，而这种热爱是一个国家所有伟大行动的源泉。”奥古斯托杜努姆的建筑师们肯定赞同这一点。
雷恩的新“罗马式”伦敦并没有被建成，但是建筑师们仍然没有放弃按照罗马的模式重建英国大城市的想法。1712年前后，雷恩的学生尼古拉斯·霍克斯穆尔（Nicholas Hawksmoor，1661—1736）起草了一个宏伟的规划，要按照罗马时代城市的模式重新设计牛津的中心地带。霍克斯穆尔是一位雄心勃勃、兼容并蓄的建筑师，他所设计的很多伦敦教堂的门楣受到了古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建筑风格的影响，他对于牛津的规划至今依然让人叹为观止。在这座新城的东边，有一道壮观的大门，就位于今天的朗沃尔街（Longwall Street）末端；牛津的中心将包括一个公民广场（forum civitatis）和一个大学广场（forum universitatis）。他甚至还勾勒了一个新大学教堂的设计草图，就在大学广场外面，是一个巨大的绕柱式神庙，模仿的是黎巴嫩巴勒贝克的罗马式酒神巴克斯神庙。和雷恩对伦敦的设计一样，也和奥古斯托杜努姆的设计一样，霍克斯穆尔对牛津的设计也是为了发挥特定的政治功能，即通过创造宏伟的新式公共空间——既有公民的，也有学术的——在传统的城市和大学之间的鸿沟之上搭建一座桥梁。霍克斯穆尔的设计只有一个元素被完成，那就是牛津宽街上精致的克拉伦登大楼（Clarendon Building）。
图28 1666年克里斯托弗·雷恩重新设计的伦敦市中心平面图
行省城市的规模差别很大。根据公元6年居里扭的人口普查，在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北叙利亚的阿帕米亚（Apamea），共有公民117000人，城市的占地面积大约有250公顷。在东部各省最大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有50多万名居民。在帝国早期，罗马城的人口可能达到了百万人之多。但这些都是特例。罗马城市的平均人口应该以万来计算，而不是十万。那不勒斯湾的庞贝城约有12000人，居住在周围农村的人数大约是城市人口的两倍。很多城市规模更小，实际上从外表来看，大村庄和小城市之间的差别并不大。意大利半岛上的鲁迪亚（Rudiae）是诗人恩尼乌斯的诞生地，这里的居民人数在2000至2500之间。相比之下，约旦西北部的乌姆吉马勒村（Umm el-Jimal，其古代名称不得而知）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人口一直在2500以上，但是一直没有获得城市的地位。鲁迪亚和乌姆吉马勒之间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它们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其行政职能。与此相似，在今天的英国，彭布罗克郡（Pembrokeshire）的圣大卫（人口共1797人，有大教堂）是一个特许城市，而雷丁（总人口23万，没有大教堂）却不是。
这些小定居点的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公元2世纪中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帕拉蒂昂村（Pallantion）向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us Pius，138—161年在位）请愿，成功得到了城市地位。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传说中阿卡迪亚英雄厄凡德尔用其故乡帕拉蒂昂的名字为罗马的帕拉蒂诺命名。对于帕拉蒂昂来说，能够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显然是一件引以为豪的事情，经济上的好处也很可观，他们说服皇帝免除了他们的所有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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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末尾看到的那样，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对地中海和近东地区历史的理解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帝国：波斯帝国、斯巴达帝国和马其顿帝国，最后是罗马帝国。但是和其之前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几个帝国相比，罗马帝国有几个重要的不同之处。不论是好是坏，波斯人虽然统治了两个世纪，但是他们几乎没有给中亚和西亚几百万臣民的文化留下任何影响。公元前331年10月，当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巴比伦时，在管理、物质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他所看到的城市和公元前539年居鲁士攻占时基本上没什么不同。共和晚期的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一样，是由很多不同的文化拼凑起来的拼贴画，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只不过是在政治上同样被罗马支配这一事实。然而，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组成这幅拼贴画的每一个碎片都发生了变化。西部和东部行省的变化过程大相径庭。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西部的行省（北非、伊比利亚半岛、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然后再将目光转向东方的或者说是“希腊”行省，其中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
公元1世纪末期，西部行省的物质世界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的建筑、衣着、食物和摆设等都有了很大不同。就像在埃杜伊人那里所看到的，在罗马统治之下，一些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语言到宗教，从饮食习惯到命名方式。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罗马化”。
在西部行省，使用“罗马化”这个概念时必须十分小心。有些现代学者希望完全抛弃这个表达；只要我们心里清楚“罗马化”的执行者究竟是谁，这就是不必要的。从塔西佗全部作品中可能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中，我们了解到在阿格里科拉担任不列颠的总督时：
他对神庙、广场和别墅的建筑给予了私人的鼓励和官方的帮助。……他用人文科学教导当地头领的子弟，让不久以前还对拉丁语嗤之以鼻的人开始努力掌握这门语言。我们的民族服装托加成为名望和时尚的象征。不列颠人逐渐沉溺于让恶习变为享受的设施，如拱形游廊、浴室和奢华的宴会。毫无戒心的不列颠人称这些东西为文明，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加深了自己受奴役的程度。
这是一种典型的塔西佗式结尾。无论是出于诚实的动机，还是出于愤世嫉俗，长期以来，这种有意为之的“教化使命”的概念对“罗马化”的现代研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可否认，不列颠岛上开始建起越来越多的神庙、广场和别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拉丁语，当地精英的子弟接受的是罗马式的教育。最迟在提比略统治时期，高卢中心地区的罗马城市奥古斯托杜努姆有了一所学校。按照塔西佗的说法，在那里，高卢行省的青年精英可以接受正规的人文教育，也就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教育。
阿格里科拉和印度
在《阿格里科拉传》中，塔西佗对罗马对当地不列颠精英的影响所做的描述，对19世纪英国的帝国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世纪30年代，围绕什么是教育大英帝国印度臣民的最佳方式，爆发了一场大辩论，尤其突出的问题在于是应该继续用印度人的本族语教育他们，还是所有的高等教育都应该用英语来进行。后来创作了《古罗马谣曲集》和《英国史》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强烈支持英语教育体制，其理由一定会让阿格里科拉觉得非常熟悉：“我们必须努力培养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和我们统治之下的几千万人沟通的等级，这个等级的人虽然拥有印度人的血液和肤色，却有着英国人的品味、观点、道德和思想。”在这里，麦考莱直接把塔西佗关于在文化上进行罗马化的观点转移到了印度的语境之中。1838年，查尔斯·特里威廉（Charles Trevelyan）乐观地预言说，按照英国的方式教育出来的印度人会“变得更像是英国人，而不是印度人，就像各个行省的居民变得更像是罗马人，而不是高卢人或意大利人那样。……我希望，不久后印度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像我们当年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那样”。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这种乐观情绪逐渐开始消失。事实证明，将印度各民族同化到大英帝国的任务比想象中更加困难。此外，研究罗马时期不列颠的考古学家已经放弃了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少数高度罗马化的本地统治精英成为当地的“帝国伙伴”。爱德华时代杰出的考古学家弗朗西斯·哈弗菲尔德（Francis Haverfield，1860—1919）认为，不列颠本土民族的罗马化非常深入，影响深远，在整个行省，“物质文明和生活的外部结构都是罗马式的，面对外来因素的征服性影响，本土因素几乎完全消亡了”。按照这一标准，印度的“英国化”彻底失败了。
对于古代世界和现代帝国统治的关系，在1884—1888年任印度总督的达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持一种较为务实的观点。希腊人和罗马人“和我们说的语言不同，而且非常热衷于献祭和仪式，尤其在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神祇和我们的也不一样，对逝者的处理有严格的规定。你知道，要想统治印度，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了解的”。
然而，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即使阿格里科拉确实采取了积极的“罗马化”政策，那么他也完全是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征服者没有表现出传教士般的热情，不是非要让西部行省这些粗鲁的臣服者享受罗马文化所带来的喜悦。正相反，在他对日耳曼人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写于《阿格里科拉传》之后不久）中，塔西佗对日耳曼社会的很多方面赞叹有加。就像我们看到的，奥古斯托杜努姆出现的新罗马城市是高卢人热衷于城市文明的结果，而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简言之，罗马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让和罗马有关的一切都变得时尚起来。人们渴望变成罗马人，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罗马人，因为罗马特征和权力有关。（我们只需要比较一下，作为现代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其物质文化如牛仔裤、可口可乐和篮球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包括衣着、饮食和行为等方方面面。）此外，罗马帝国总是希望吸收一些外表、谈吐和举止都像体面的罗马人的人。因此，对于西部行省的精英来说，他们有强烈的动机来进行“自我罗马化”。
当地精英吸收罗马文化元素的速度是很惊人的。公元1世纪70年代末，在罗马征服不列颠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苏塞克斯沿海奇切斯特附近的菲什伯恩（Fishbourne）出现了一幢宫殿式的别墅（见图29）。这个宏伟的建筑群是用石头建成的，四翼包围着一个巨大的规则式花园。房间里装饰着艳丽的壁画、粉刷的线条以及精美的地面拼贴画。在布局和装饰方面，菲什伯恩的宫殿完全是地中海风格。事实上，劳动力很可能就来自意大利。然而，几乎可以肯定，宫殿的主人是一位罗马化的不列颠人，他的名字叫托蒂杜布努斯（Togidubnus）。在罗马征服之前，此人是一位贵族。在被罗马征服之后的几年里，他成为罗马的藩属王，统治着不列颠南部。在来自奇切斯特的一段铭文中，可以找到他的全名和头衔：“提比略·克劳狄·托蒂杜布努斯，不列颠人的大国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罗马人的本名（praenomen）和族名（nomen），分别是“提比略”和“克劳狄”。显然，这位当地的首领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作为对他在当初征服时的顺从的奖赏。托蒂杜布努斯在苏塞克斯沿海建造了一个意大利风格的别墅，这不需要任何来自阿格里科拉的支持或鼓励：对于像托蒂杜布努斯这样的人来说，情况明摆着，在被罗马征服之后的世界里，要想保留自己的精英地位，他们需要尽快成为罗马人，越大张旗鼓越好。
图29 菲什伯恩的罗马宫殿
在不这么显赫的语境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在古代欧洲，再没有比用来储存、加工和消费食物和酒水的陶器更常见的物件了。因此，陶器可以很好地反映文化上的变化。陶器类型的变化有时可以表明消费习惯的变化。例如，在公元前1世纪末和公元1世纪，一种粗糙的意大利风格红陶浅烤盘（“庞贝红器皿”）迅速传遍了从西班牙到不列颠的西部行省。这种新烤盘的广泛应用表明西欧的烹饪习惯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罗马征服之前，欧洲西北地区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是粥，和当地主要的饮料啤酒一起喝下去。然而，任何有自尊心的罗马人都不会想到把谷物煮成粥；文明人吃的是烤炉里出来的面包，而不是锅里煮的粥。因此，整个西北地区突然出现的庞贝风格的烤盘，可能意味着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有抱负的精英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粥变成了面包。饮酒的习惯也改变了。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阿尔卑斯北部的西哈尔施塔特地区，精英通过消费来自地中海的葡萄酒来炫耀自己的精英身份。公元前1世纪早期，希腊历史学家波希多尼已经注意到，富有的欧洲凯尔特人喝的葡萄酒都是从意大利或马西利亚进口的，而穷人喝的要么是掺了蜂蜜的小麦啤酒，要么是什么也没加的大麦啤酒。在整个公元1世纪和2世纪，西欧的啤酒消费量急剧下跌。到了公元1世纪末，在贝桑松（Besançon）地区饮用的葡萄酒有超过一半产于高卢的葡萄园。
新的食物需要新的餐具。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起，罗马大量生产的餐具是一种精美而光滑的红色陶器，是用模具压成而不是拉坯成型的，上面饰有精致的贝壳浮雕。由于其主要生产中心是阿雷提乌姆（今天托斯卡纳的阿雷佐），因此它们被称为阿雷提乌姆陶器。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和欧洲西北部，这种样式的陶器都大受欢迎。公元1000年前后，高卢的阿雷提乌姆陶器市场已经十分庞大，在高卢的南部出现了一些独立的作坊，专门仿制阿雷提乌姆陶器来满足当地的需求。这些当地作坊中，最著名的位于法国南部米约（Millau）附近的拉格劳费森科（La Graufesenque）。公元1世纪后半期，这里的生产规模令人震惊，从这一个作坊生产出来的餐具不仅遍布高卢各个行省，甚至在遥远的不列颠南部和北非也出现了它们的身影。在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里，高卢罗马家庭文明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使用拉格劳费森科生产的、罗马风格的廉价阿雷提乌姆陶器作餐具。
对于拉格劳费森科的陶器生产流程，我们有很多了解。当一批陶罐即将被烧制时，负责这批陶器的工匠的名单会被刻在一个盘子上，和陶器成品一起烧制，然后保存在作坊的档案室。有160多份这样的名单流传下来，使用的是令人困惑的拉丁语和当地凯尔特语的混合体，这表明这里的工匠们习惯于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来回转换。这些名单上的一些工匠仍然拥有传统的凯尔特名字，如森图斯莫斯（Cintusmos）、佩特里克斯（Petrecos）和马图基努斯（Matugenos），而也有些已经采用了不错的罗马名字，如科尔努图斯（Comutus）、塞古都斯（Secundus）和阿尔比努斯（Albnus）。每一个成品陶罐上都印有其制作者的名字，但是此时情况开始变得奇怪起来。在这些印在陶罐上的制作者名字中，这些名单上的凯尔特名字一个也没有出现。陶罐上制作者的名字都是其凯尔特名字的拉丁版本，森图斯莫斯变成了普里摩斯（Primus），佩特里克斯变成了夸图斯（Quartus），马图基努斯变成了菲利克斯（Felix）。在消费者买到产自拉格劳费森科的餐具时，他在上面只能找到受人尊敬的拉丁文名字“菲利克斯”，他无从知道这个“菲利克斯”其实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凯尔特人，他的真名是马图基努斯。事实上，拉格劳费森科的这些陶工们想要装得比他们实际上更加罗马化一点。
拉格劳费森科这些冒充罗马人的陶工很好地表明，要想判断在罗马征服之后，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各种当地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幸存下来，这是很困难的。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只有两种，在西部行省和北非（除了埃及之外）使用的是拉丁语，在埃及和东部行省使用的是希腊语。即使在东部，有关罗马行政的关键文件也必须用拉丁语，至少直到公元3世纪早期都是如此，这些文件包括可以为罗马公民权提供证据的出生证明，以及遗嘱。罗马帝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书面证据有很多，如刻在石头上的铭文、莎草文书、写字板、陶器上的印章。乍看之下，当时的帝国在语言上高度罗马化，使用的全部是拉丁语和希腊语。仅仅在小亚细亚半岛，我们就找到了成千上万份刻在石头上的铭文，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后的3个世纪。这些铭文绝大多数用的是希腊语，相比之下，用拉丁语的要少很多，但是数量依然很可观。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各种当地语言完全缺席，如吕基亚语、吕底亚语、加拉太语和卡里亚语。只有在内陆的偏远乡村，在公元3世纪的几十块双语墓碑上，我们才能看到弗里吉亚语。此外，我们还发现了非常稀少的皮西蒂亚语（Pisidian）文本。仅仅从书面证据来判断，我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当地语言即便不是在罗马征服之前就已经消亡，也在罗马征服的过程中消亡了。可是，当我们在公元1世纪中叶的《新约·使徒行传》中读到，当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到达罗马的小殖民地路司得（Lystra）时，当地人“用吕高尼的话”将他们呼为神灵时，这简直让人大吃一惊。吕高尼语一个词也没有流传下来。显然，无论是在拉格劳费森科，还是在路司得，官方用语（分别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分别是凯尔特语和吕高尼语）之间都是有巨大差异的。
拉丁语
今天使用拉丁语的人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多。拉丁语是大约7亿人的母语，包括南美和西欧的几乎所有居民。实际上，现在大部分人给他们使用的拉丁语方言取了不同的名称，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和奥克西坦语（Occitan）。在英语里，我们通常称这一语族为罗曼语族。虽然如此，我们依然要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不过是拉丁语的现代方言而已。称拉丁语为“古西班牙语”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里我们再次引用塔西佗介绍不列颠罗马化的那段话：“我们的民族服装托加成为名望和时尚的象征。不列颠人逐渐沉溺于让恶习变为享受的设施，如拱形游廊、浴室和奢华的宴会。毫无戒心的不列颠人称这些东西为文明，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加深了自己受奴役的程度。”
这段话的拉丁语版本如下：
inde etiam habitus nostri honor et frequens toga；paulatimque discessum ad delenimenta vitiorum，porticus et balineas et conviviorum elegantiam.idque apud imperitos humanitas vocabatur，cum pars servitutis esset.
同一段话，在现代墨西哥西班牙语里是这样的：
Desde entonces，también nuestros hábitos fueron un honor，e frecuente la toga；y paulatinamente se cayó en la seducción de los vicios：los pórticos y los balnearios y la elegancia de los banquetes；y eso era llamado humanidad entre los imperitos，cuando era parte de servidumbre.
一个是“habitus nostril”，另一个是“nuestros hábitos”（我们的民族服装）；一个是“paulatim”，另一个是“paulatinamente”（逐渐）；一个是“pars servitutis”，另一个是“parte de servidumbre”（他们奴役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里，拼写和语法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它们是同一种语言。
对于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文化健忘症，最惊人的例子可能是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沿海的迦太基人社会。和铁器时代欧洲那些分散的、文明化之前的社会不同，地中海南部和西部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有高度复杂的城邦文化，有着他们自己繁荣的历史和文学传统。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灭亡时，藏有迦太基人文献的图书馆被瓜分，落入北非的小王公们之手。一位名叫马戈（Mago）的人用迦太基语写了一部28卷的农业专著，被带到了意大利，要被翻译成拉丁语。在罗马帝国，迦太基语事实上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用迦太基语写的长篇铭文被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末期，更短的文本一直到公元3世纪还在出现。在公元4世纪末期和5世纪初，迦太基语仍然广为使用，不仅仅在北非的乡村，甚至在希波城（Hippo）圣奥古斯丁的宗教集会上。尽管如此，和高卢的情况一样，在迦太基非洲，罗马征服之前的记忆的也被有效地消除了。我们无法写出公元前146年之前腓尼基人的历史；没有人认为罗马到来之前迦太基人的历史值得铭记。
在西部古老的腓尼基世界，一些居民实际上很高兴看到迦太基人历史的终结。在罗马将迦太基夷为平地一个世纪之后，在原迦太基的旧址上，尤利乌斯·恺撒建立了一个新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殖民地，仍然称其为“迦太基”，这里最终发展成为帝国西部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在公元2世纪或3世纪，一位名叫克拉西奇乌斯·塞肯狄努斯（Classicius Secundinus）的帝国官员声称，他在迦太基找到了一段古老的铭文，上面是罗马将军小西庇阿庆祝公元前146年灭亡迦太基的原文。塞肯狄努斯把铭文重新刻了一遍，仍然按原状立了起来。公元3世纪，罗马迦太基的公民仍然可以沉思小西庇阿当年的话，体会他看着迦太基的废墟和那些胆敢反对罗马者的尸体时的志得意满。对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迦太基居民来说，这是他们可以得到的迦太基历史的唯一“版本”。
罗马统治对于西部行省人民宗教生活的影响尤其难以定论。被罗马征服之前，高卢北部的凯尔特部落似乎都有他们自己崇拜的富有地方色彩的神灵，比如，穆罗神（Mullo）仅仅在卢瓦尔河北部雷恩、南斯（Nantes）和勒芒之间的三角地带受到崇拜。在罗马征服之后，这些当地神祇大部分幸存下来，和数量十分有限的几位罗马神祇合而为一，尤其是马尔斯和墨丘利。例如，法国东北部香槟地区的雷米（Remi）部落所崇拜的主要神灵是卡姆洛斯（Camulus）。到了公元1世纪，卡姆洛斯被视为罗马战神在当地的化身。以“战神卡姆洛斯”的新面目，这位神灵继续担任雷米人及其位于兰斯的新城市中心的主要守护神。
乍看之下，我们很容易认为，像卡姆洛斯这样当地神灵的幸存表明了对罗马化过程根深蒂固的抵抗：虽然雷米人现在乖乖地刮掉了胡子，开始吃烤面包，喝葡萄酒，学习拉丁语，但他们在骨子里仍然是崇拜卡姆洛斯的凯尔特人。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它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雷米人在极大的程度上已经将自己的利益和统治者的利益等同起来。在通往兰斯纪念性城中心的路上有四个凯旋门，其中一个是战神门，保存相对完好。在中间的拱门上，刻画的是战神卡姆洛斯的形象；东边的拱门刻画的是母狼为双胞胎兄弟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喂奶的情景（见图30）；西边的拱门刻画的是丽达和天鹅。一眼看上去，这些形象很让人困惑。两侧的拱门上刻画的似乎都是罗马建城神话的情节，而不是凯尔特的雷米人。丽达和天鹅的后代是海伦，特洛伊战争因她而起，因此在间接意义上，她也和埃涅阿斯建立罗马城有关。雷米人和罗马建城神话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似乎合理的说法是，兰斯战神门上这些和罗马有关的形象，是为了表明雷米人是罗慕路斯的弟弟雷穆斯的后人。这样一来，雷米人自然成了罗马人非同一般的亲属，甚至是“兄弟”。在本书中，这样的套路已经多次出现。面对罗马统治，这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反应：在保留传统宗教仪式（卡姆洛斯崇拜）主要元素的同时，雷米人也创造出了他们自己的神话起源故事，而这个故事将他们和罗马帝国联系到了一起。
图30 兰斯战神门东边拱门的雕塑装饰：母狼给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喂奶，周围是饰有盾牌、头盔、盔甲和武器图案的雕饰带
显然，罗马征服之前当地元素的幸存并不足以作为从文化上对罗马进行积极抵抗的证据。就拿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应该怎样理解2002年在伦敦南部索斯沃克（Southwark）发现的这段拉丁语铭文呢？
为了皇帝的神圣意志，
也为了战神卡姆洛斯，
博韦（Beauvais）的公民
提波里尼乌斯·凯雷亚努斯（Tiberinius Celerianus）
伦敦人里的航海者（moritix Londiniensium）。
这段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晚期，是献给“皇帝的神圣意志”和战神卡姆洛斯的。献祭者有一个体面的罗马名字，即提波里尼乌斯·凯雷亚努斯，却是高卢北部博韦的当地人。他自称是“伦敦人里的航海者”，我们应该可以将其视为在伦敦和高卢北部之间运输货物的航运公司的代理人。让人惊奇的是，他选择用“moritix”这个奇怪的词语来描述自己。这个词根本就不是拉丁语，而是一个古老的凯尔特语词汇，意思是“航海者”。拉丁语中的“nauta”一词完全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他为什么选择用这个古凯尔特语词呢？这是在有意无意地强调其本地凯尔特人身份吗？对于像凯雷亚努斯这样的人，其真正的文化归属很难确定：他是高卢北部的当地人，却有一个罗马名字；他崇拜的是表面上已经被罗马化的凯尔特当地神灵，以及在位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本来可以用完美的拉丁语来书写献祭铭文，却选择使用当地凯尔特词语来形容他作为航海者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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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西部行省，对于罗马征服之前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记忆。征服之前当地社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忘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比较可以接受的“罗马”历史。高卢东北部雷米的当地神话似乎是从罗马照搬过来的，依据的是“雷米”和“雷穆斯”之间偶然的相似性。当地语言急剧衰落，随着“罗马化”餐具和作物（尤其是葡萄）的传播，就连当地的饮食习惯也被完全取代。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分时，会发现情况完全不同。在这里，罗马文化产物（别墅、食物、罗马人名和拉丁语）的传播相对有限。不仅希腊语幸存下来，对罗马征服之前的希腊的记忆也依然鲜活，在文化上依然十分强大。因此，对于公元后三个世纪东部行省的发展，“罗马化”一词显然并不合适。尽管如此，在帝国希腊语地区，罗马统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虽然这种影响不如在西部行省那样直观可见。
公元1世纪，口头和书面的希腊语比起古典希腊世界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几种格和语气（尤其是祈愿语气）几乎已经消失了。希腊语的发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字母“beta”中的“b”变成了“v”，单词“kai”（“和”）通常被读作“ke”（和现代希腊语中一样）。然而，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希腊语作家和知识分子开始越来越排斥当时这种“通用”的希腊语（koinē），认为它太庸俗，不适合文学创作。他们想使用的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那种“纯洁的”雅典方言。关于古典时期雅典语的大部头词典、语法书和手册被编撰出来，帮助作家和演说家避免不合适的当代用法。对于用过时的雅典语“rhaphanos”来指称卷心菜之类的做法，医学家盖伦（129—216）称其为“有害的假博学”，“仿佛在和600年前的雅典人讲话”。在尼科美底亚（Nicomedia）的卢基乌斯·弗拉维乌斯·阿里安（Lucius Flavius Arrian）和盖伦是同时代人，比盖伦年长几岁，他写作了七卷本的亚历山大大帝传，完全按照色诺芬的风格，而在年代上色诺芬和阿里安之间的距离比我们和莎士比亚之间的距离还要大。有一篇演讲，根据中世纪的抄本，其作者是公元2世纪的作家赫罗德斯·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他对古典时期雅典散文的模仿惟妙惟肖，以至于有些现代学者主张这篇演讲就是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的产物，对于赫罗德斯的模仿能力，这简直是最高的赞扬。
这种“古典至上”的文化最终影响到希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希腊公民精英（尤其是那些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者）以古典时期雅典著名人物的名字为他们的孩子取名。例如，图拉真皇帝的御医提图斯·斯塔提里乌斯·克里同（Titus Statilius Crito）就和公元前5世纪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朋友同名，他的孙子提图斯·斯塔提里乌斯·梭伦（Titus Statilius Solon）则得名于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立法者。此时的斯巴达是一个盛产橄榄的安静小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文化游客。这里的主要看点就是有机会亲眼观看传说中斯巴达的“阿高盖”（agogē）教育制度，据说是公元前9世纪或前8世纪来库古（Lycurgus）设立的。我们听说，在公元2世纪斯巴达有一位头衔很独特的文官，即“来库古风俗的解说者”，根据似乎可信的解释，他的工作就是当一个专业的全职导游。希腊和罗马的游客来参观斯巴达青少年的军事演习、摔跤和拳击，看他们玩一种粗暴的“斯法瑞斯提克”（sphairistike，类似于橄榄球）的球类运动，以及在阿尔忒弥斯-奥尔提亚（Artemis Orthia）节上参与一年一度的血腥活动，即“耐力的较量”，在这个活动中，男青年们必须努力到达一个被执鞭者所保护的祭坛，显然经常会有人丧生。事实上，这种暴力活动很多都是1世纪后期的发明，目的是满足那些非斯巴达人关于来库古教育的期待。
正如在罗马高卢本土神灵的幸存一样，希腊人对于遥远过去的迷恋是否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罗马的抵抗呢？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的确，和西部行省相比，希腊世界城市的本地身份意识要强烈得多。公元3世纪中期，来自黑海地区的哥特人对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罗马行省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攻击。在267年和268年之交，雅典被攻陷，自从公元前1世纪初在米特拉达悌战争中被攻陷之后，这还是雅典第一次遭到攻击。尽管如此，在年迈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赫伦尼乌斯·蒂西普斯（Herennius Dexippos）的领导下，雅典人在一个偏远的阿提卡农村地区凑够了2000人的队伍，成功伏击并消灭了大部分来犯的哥特人。对于雅典人这次了不起的民众抵抗，我们很容易从将他们与其英勇历史联系起来的深层情感和文化纽带来解释。雅典人强烈的公民认同幸存下来，这种认同依然聚焦于马拉松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的伟大岁月，这很可能就是雅典民众能够有效抵抗哥特人入侵的原因。这和罗马西部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日益频繁的蛮族入侵，这些城市很少能够组织如此有力的抵抗。
公元2世纪时的希腊世界让我们想起的，首先是罗马征服之前（实际上是马其顿征服之前）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世界。希腊化时代是有问题的，在这一时代，和罗马帝国的合作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是武力反抗，因此这段历史被悄悄地从希腊历史中抹去，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从罗马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对于安全的遥远过去，希腊人强烈的怀旧情绪是应该鼓励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东罗马世界的文化中心，罗马的皇帝们炫耀一样地对雅典优待有加，到了公元2世纪中期，雅典已经取得了自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之后从未有过的富裕和繁荣。2世纪30年代早期，皇帝哈德良将雅典作为由友好希腊城市组成的新的“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on）的中心。泛希腊同盟是一个宗教同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仪式性的机构，其实际功能非常模糊。在我们看来，有趣之处是哈德良在审核其可能成员时所使用的“希腊性”的定义。当然，斯巴达人被毫不犹豫地接受。那些声称是古老的希腊本土城邦后人或殖民地的城市也是如此。米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Magnesia on the Maeander）是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一个小城，也被纳入其中，因为他们是“色萨利的马格尼西亚人殖民者，是最早进入亚洲并定居于此的希腊人”。公元135年，利比亚城市托勒密-巴卡（Ptolemais-Barca）向皇帝哈德良请愿，要加入这个泛希腊俱乐部。巴卡人对成功寄予厚望，因为人们一致认为巴卡是昔兰尼的一个古老殖民地，而昔兰尼已经每年派两名代表参加泛希腊同盟的大会。然而，哈德良指出，巴卡已经被埃及的马其顿国王（可能是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2—前246年在位）改名为“托勒密”了。因此，按照道理，巴卡人不能拥有和他们的邻居昔兰尼人同样的地位，因为“昔兰尼人的血统是纯种希腊人，具体说来是多利安人”。妥协之后，巴卡人被允许每年派出一名代表参加同盟大会。
也有一些奇怪的成员加入了哈德良的泛希腊同盟。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中部山区的欧迈尼亚（Eumeneia）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乍一看来加入泛希腊同盟的可能性不大。这座城市的历史很短，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和托勒密-巴卡一样，这个城市得名于希腊化君主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的国王欧迈尼斯二世，他于公元前2世纪60年代建立了欧迈尼亚，作为和加拉太人边界上一系列军事堡垒之一。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欧迈尼亚人神奇地获得了一个可以和希腊本土任何一个城邦相媲美的过去。他们自称是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阿尔戈斯的殖民者的后人，这些殖民者在英雄时代末期迁徙到了小亚细亚。他们这样说的证据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在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从他们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故土流亡期间，他的一个儿子许罗斯来到了欧迈尼亚，并且“开心地留在这里”（在希腊语中是eumenein）。凭借他们的阿尔戈斯血统，欧迈尼亚人被接纳到泛希腊同盟之中，并从此在铭文和铸币上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欧迈尼亚亚该亚人”。这无疑会让托勒密-巴卡的公民十分恼火。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的结论，无论负责审查泛希腊同盟成员资格的人是谁，他都应该被解雇。虽然如此，这段情节依然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欧迈尼亚人在英雄时代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说法不足为信，但哈德良还是选择支持他们，这背后有很现实的原因：欧迈尼亚是罗马在亚细亚行省主要军事要塞的所在地，因此对于罗马对该行省的管理来说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马青睐的希腊同盟缺少合适的非凡历史，只要发明一段这样的历史就可以了。阿佛洛狄西亚城（Aphrodisias）也坐落于小亚细亚西部，与欧迈尼亚基本上是同时建立的。由于它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就一直忠诚于罗马人的事业，因此这个城市拥有“自由城市”的特殊地位，最终成为后来卡里亚行省的都城（metropolis，字面意义为“母城”）。作为罗马在小亚细亚最坚定的同盟，该城需要一个与之相应的显赫血统。于是，公元1世纪末期，在阿佛洛狄西亚一座新的巴西利卡被饰以这样的浮雕，上面描绘的是这座城市新发现的创立者。最突出的位置是希腊英雄柏勒洛丰（Bellerophon）与其飞马珀伽索斯的形象，他正在咨询德尔斐阿波罗预言，想必是正在接受建立阿佛洛狄西亚城的神意。这样一来，阿佛洛狄西亚城的源头就比特洛伊战争还要早，这一“发现”让罗马皇帝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更加优待它，而不是它的邻居。欧迈尼亚和阿佛洛狄西亚为自己发明令人尊敬的早期历史的做法，让人不由得想起公元前4世纪中叶美塞尼城邦建立时为自己发明的历史（见前文，第147—149页）。
显然，罗马帝国东部行省“罗马化”的程度远没有西部行省那么大。在西部，罗马化的过程意味着对当地语言、历史和罗马征服之前生活方式的整体消除。相比之下，在东部行省，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力量是古典主义，是和同质的、没有威胁的希腊模式的一致。这种古典主义的文化安全地聚焦于遥远的过去，代表着对罗马统治这一现实的另外一种反应方式。
无论是西部的“罗马化”还是东部的“古典主义”，都仅仅是罗马政府在十分有限的程度上有意识地执行的政策。在东部和西部，更重要的都是行省居民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当然，这些过程也遭到了抵制，尤其是在那些行省精英之中。但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这些臣服于帝国的民族会反抗罗马的统治，而是为什么总体上公开的反抗会如此之少。像公元60年的布狄卡叛乱这样的地方叛乱很少发生，并且通常在罗马最初征服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就逐渐消失。
然而，有一个臣服民族的确多次试图摆脱罗马人的束缚，那就是犹太人。在研究犹太人的历史时，尤其需要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公元66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公开起事，杀了这里的罗马驻军。整个犹太地很快跟进，整个地区出现了针对非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公元66年秋天，叙利亚总督率领一支罗马军队差点将耶路撒冷从反叛者手中夺回来，后来却被犹太人几乎全部歼灭。罗马人的回应是残忍的。在后来成为皇帝的提图斯的领导下，经过长达5个月的围城，公元70年9月耶路撒冷被攻陷。城里的人要么被杀死，要么沦为奴隶，犹太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圣殿也被付之一炬。公元132年，犹太地发生第二次叛乱，导火索似乎是哈德良试图在耶路撒冷原址建立一个新的罗马殖民地，即爱利亚加比多连（Aelia Capitolina），正如公元前2世纪，安条克四世试图把耶路撒冷变成希腊殖民地，结果引发了一场针对塞琉古王朝的犹太人大反抗（见前文，第175页）。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在魅力型领袖希蒙·巴尔·科赫巴（Shimon bar Kokhba）的领导下，犹太人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试图重新攻占耶路撒冷。135年秋天反叛者被最终镇压时，犹太地沦为一片废墟。罗马历史学家卡修斯·狄奥（Cassius Dio）称超过50万名犹太人被杀。
为什么犹太地对于罗马统治的反抗会如此激烈呢？我们对于第一次犹太叛乱的了解主要来自约瑟夫斯的著作，他认为，这次叛乱是双方阵营里几个害群之马引起的。在罗马一方，犹太地罗马总督的行为一直十分恶劣，完全无视人民的疾苦。在犹太人一方，和罗马的冲突是由几个邪恶的强盗和宗教狂热分子挑起的。然而，约瑟夫斯也有他自己的动机。他本人是犹太地当地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在叛乱的第一年，他在犹太人一边作战，后来被罗马军队俘虏。他很快就改变了立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并在罗马度过了余生。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历史叙述试图为他本人在叛乱期间以及后来的行为进行辩护。作为实际上深深卷入叛乱的犹太地上层阶级的辩护者，将叛乱说成几个极端分子所为对他是有利的。在为罗马听众解释“犹太人处境”时，他巧妙地将引起叛乱的罪责放到个别罗马坏人的头上，而不是罗马统治本身。
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这场叛乱并不仅仅是为了抗议罗马的虐待，而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治、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国家。在这两次叛乱中，犹太叛乱者都铸造了银币和铜币，上面用希伯来语刻着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字“耶路撒冷是圣城”“耶路撒冷的自由”“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在一组铸造于第二次叛乱早期（132年）的银币上，刻的是62年前被破坏的圣殿，以及充满自豪的铭文“以色列救赎之年”。
犹太人的反抗有着很深的宗教根源，但是约瑟夫斯并没有承认这一点。在第一次叛乱之前，整个帝国的犹太人一直每年自愿缴纳2德拉克马，作为耶路撒冷圣殿的修缮费。公元70年之后，自愿的缴纳被一种特殊的犹太人税所取代，依然是从帝国所有的犹太人中征收，却被用于罗马卡匹托林山上朱庇特神庙的祭仪。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对犹太地叛乱的回应，罗马选择对整个犹太民族实施集体惩罚。这种屈辱性的“犹太人税”不仅仅强加在犹太地的反叛者头上，还加在埃及、小亚细亚和罗马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的犹太人大型流散社区头上。显而易见，罗马将这次叛乱看成犹太人的问题，而不是犹太地的问题。罗马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和犹太地的犹太人一样，那些流散社区的犹太人也没有很好地融入帝国的体制。116年至117年，埃及、昔兰尼加和塞浦路斯的犹太少数民族地区突然发起暴动，这次针对的不是罗马征服，而是同一个行省里的非犹太人邻居。对此，罗马人的反应依然十分严厉。从此之后，犹太人被禁止踏足塞浦路斯岛，甚至因为遇到糟糕天气到塞浦路斯海港避难的犹太人也要被处死。
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于犹太民族来说，那种在帝国其他地方发生的对于罗马统治的宗教同化是不可能的。高卢北部的凯尔特人开心地将他们的本土神灵（如卡姆洛斯和穆罗神）认同为罗马的战神或朱庇特。但是，犹太人的神与其他任何多神崇拜的系统都是无法兼容的。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真正的、全能的神，他与罗马的朱庇特不同。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分界线是无法跨越的。对于摩西律法最基本元素的遵守严格限制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交往的程度，这些元素包括割礼、饮食上的限制和守安息日。最后，臣服于罗马不仅是一种羞辱，还是一种错误，从根本上违背上帝要保护其选民并帮助他们摆脱压迫的应许。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罗马帝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世界。帝国的行省内部地方崇拜之多令人咋舌，其中大部分受到罗马统治者的宽容。在宗教宽容方面，最惊人的例子可能是对公元2世纪和3世纪密特拉崇拜的宽容。密特拉崇拜的起源笼罩在神秘之中。我们能特别确定的只有，在公元1世纪末和2世纪初，密特拉崇拜的圣址（mithraea）和给密特拉神的献祭突然同时出现在帝国各地，包括犹太地、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罗马和小亚细亚内陆。公元2世纪和3世纪，这一崇拜变得广为流传，尤其是在罗马军队的前线守军中间。在哈德良长城位于豪塞斯特兹（Housesteads）、拉德切斯特（Rudchester）和卡洛堡（Carrawburgh）的堡垒上，已经发现了三处密特拉崇拜的圣址。密特拉崇拜是一个神秘的宗教，只接纳男性信徒，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属于七个等级中的一个，这七个等级分别是“大乌鸦”“新娘”“士兵”“狮子”“波斯人”“逐日者”“父亲”，每一个等级都与七个星体之一联系在一起（肉眼可见的五个行星，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再加上太阳和月亮）。被接纳的新成员将依次经历这七个等级，当他从一个星体到另一个星体运动时，由于这些星体距离地球越来越远，他的灵魂也会距离物质世界越来越远，而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死后的救赎。在一块来自维尔努姆（Virunum，今天奥地利的克拉根福附近）的青铜牌匾上，列举了183年某一密特拉教派全部35名信徒的名字。在接下来的18年里，信众的规模以每年一到八个新成员的速度增加，但是在183年至201年之间，在这一密特拉教派的97人中似乎只有6人达到了最高、最有声望的“父亲”级别。
如果把密特拉崇拜看是一种“地下”宗教，那就大错特错了。密特拉崇拜的大多数信徒是士兵、奴隶或被释奴，但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军队的高层，包括有些骑士等级和元老等级的人。一些保存最完好的密特拉崇拜圣址就在罗马城。尽管如此，密特拉崇拜却从根本上与其他希腊罗马宗教不同。就像神像所描绘的那样，密特拉神显然不是罗马人的形象，总是被描绘为戴着一顶“弗里吉亚”帽，和罗马帝国最东边的地区以及罗马边境之外的波斯世界联系在一起。密特拉崇拜的仪式也和希腊罗马宗教完全不同。女人被完全排除在外，密特拉崇拜的仪式在隐蔽的室内地点（私人的房子和军营，甚至是山洞）举行。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密特拉圣址一端的核心圣像，描绘的是密特拉神正在杀一头公牛。密特拉神亲自献祭动物，这样的观念显然是对希腊罗马崇拜仪式的有意颠覆，因为在希腊罗马的崇拜仪式中，是由崇拜者向神灵献祭动物的。此外，密特拉神的发祥地在罗马帝国的边界之外，在波斯某地的一个神秘洞穴里，在此意义上，他是独一无二的。希腊和罗马的神灵之所以会受到崇拜，几乎都是因为他们作为守护神的能力或者是作为特定地点的居住者，如卡匹托林山上的朱庇特、雅典卫城上的守护神雅典娜、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而密特拉神是一位在地域上游移不定的神明，并不固定于某一个地区或帝国中心。
密特拉崇拜似乎在现役士兵、奴隶和被释奴之中特别受欢迎，正是因为罗马帝国中的这些群体是最隔绝于希腊罗马宗教的公民世界。由于它游移不定的性质，还有意摒弃公民宗教的崇拜仪式，并且内部等级森严，看重个人发展，人们很容易把密特拉崇拜视为对戍边经历做出的反应。对于在边界要塞上服役的士兵来说，在距离他们本土崇拜的神庙几千千米之外的地方，命运将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士兵们聚集在一起，密特拉崇拜也许是一种理解他们共同经历的方式。
罗马帝国的边界是罗马统治下的欧洲最与众不同的新特点之一。在不同的地区，这种边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东部和南部，在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地区，在耕地渐变为沙漠的地方，帝国的实际边界和自然边界相重合。在整个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欧洲大陆，帝国北部的传统边界是莱茵河和多瑙河，塔西佗曾说这个帝国“被海洋与大河环绕”。在公元2世纪，部分边界仍然由泥土、木头或石头建造的障碍物来明确界定。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在不列颠岛北部的哈德良长城，但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畔的大部分边界都建有类似的防御工事。
人们往往会认为公元1—3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一个稳定的非扩张主义的国家，四周环绕着严密防守的线状边界。据说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曾经建议他的继承人提比略“保持帝国的现有边界”。然而，罗马皇帝的实际行为并不支持这一看法：在公元15年，距奥古斯都逝世还不到一年，提比略本人就派遣军队进入日耳曼人地区，几乎每一个皇帝都至少有过要扩张帝国疆域的企图。我们最好将前三个世纪的欧洲格局想象成三块互不相同的地区。第一个是最里面的一块区域，即“帝国的核心”，由罗马官员直接统治的省份组成。这里的居民向罗马交税并且服从于罗马的法律和管辖。核心行省之外是第二分区，是罗马附庸地区的“内部外围”（拉丁文是gentes，，“部落”）。这里的居民服从罗马的统治，却不受罗马的直接管辖，而是由藩属王和帝国在当地的同盟者进行管理。罗马的皇帝希望能影响藩属王的继承。犹太地的希律王能够不用向奥古斯都请示就选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一种少有的特权。这个内部外围将核心行省和第三个区域即域外之族（gentes externae）分开，这一区域是不受罗马统治的。
因此，当我们谈到罗马帝国的“边界”时，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整个第二分区，这个区域面积广大，有重兵把守，有些地方纵深有数百千米（在不列颠，从约克延伸到泰恩河畔的纽斯卡尔）。实际的防御工事线可以像哈德良长城一样修在这一区域的外部边缘，也可以像匈牙利的多瑙河边界一样修在其内部边缘。康茂德皇帝（Commodus，180年—192年在位）在阿昆库姆（Aquincum，今天的布达佩斯）南部沿着多瑙河岸修建的防御工事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这些塔楼和堡垒肯定不是用来防范蛮族人进犯边界的，事实上，它们是在与多瑙河远侧的野蛮人的王国签订和约之后立即建立起来的。和约规定，埃阿热格人可以在指定的日子进入罗马行省参加集市。因此，正如一系列建筑铭文所说的那样，康茂德“沿着整个河岸，在适宜的位置，修筑了崭新的塔楼和岗哨，用来防范走私者的偷渡”。多瑙河的防御工事之所以有必要，正是为了管理这个行省和北部友好的蛮族王国之间的贸易。珀汀格尔地图（Peutinger Table，中世纪晚期一份公元4世纪或5世纪地图的复制品）是唯一一份留存下来的罗马帝国全图。在这幅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标出任何边界，道路还超出名义上的“边界”，一直延伸到不是罗马的地域。这很让人吃惊，但也是适当的。
军队对边界地区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元2世纪的不列颠，在400万左右的居民中驻扎着约6万名罗马士兵，军民比例为1∶65。当然，不列颠是一个重兵把守的边界行省，但即使在像埃及那样和平的“核心”行省，其人口和不列颠差不多，在400万和500万人之间，可能也有1万名士兵长期驻守。公元238年，在色雷斯（今天的保加利亚）一个名叫斯卡普托帕拉（Skaptopara）的村庄里，居民向皇帝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 Ⅲ，238—244年在位）发出了一封迫切的请愿书。他们解释说，他们的村子位置优越，这里的温泉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在距离村子3千米的地方，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有名的集市。包括总督在内的罗马高级官员经常来到这个村子来享受温泉浴（体质娇弱的意大利人经常发现巴尔干半岛的气候难以忍受，如诗人奥维德在公元8年被流放到黑海的托弥，他在那里饱受消化不良、失眠、发烧和各种疼痛的折磨）。然而，斯卡普托帕拉也恰好位于连接两座军营的道路之上。在两处军营之间往返的路上，士兵们经常会在这个村子落脚，享用这里的温泉。这里的村民需要无偿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必需品。士兵们来来往往，这个原本十分繁荣的村子变得一贫如洗。虽然行省总督试图遏制这种滥用职权的现象，却丝毫没有改变现状，所以村民们现在不得不请求皇帝本人介入此事。而皇帝的回应没有任何帮助，他让他们再回去找总督。
在斯卡普托帕拉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军队显然不受欢迎，而这并不是例外。在哈德良长城南边的军事化区域达勒姆郡和北约克郡，没有城市，乡下别墅也很少，在当地的遗址能够找到的罗马硬币和人工制品很少，大部分当地人口布莱甘特人（Brigantes）依然生活在传统的圆形房屋里，变得日益贫困。显然，在不列颠北部大量驻军像寄生虫一样影响着在边界区域生活的居民，使得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出现停滞。
作家阿普列乌斯（Apuleius）公元2世纪的拉丁语小说《金驴记》中有一个故事，生动讲述了士兵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在希腊北部的乡下，一位罗马军团的百夫长偶遇一位骑着驴的花匠。军官向那位花匠搭讪，用拉丁语命令花匠说自己要征用他的驴子。花匠完全不懂拉丁语，所以就默不作声继续往前走。军官把他的沉默视为一种侮辱，就用棒子狠狠地打在花匠的头上。在花匠被打倒在地之后，军官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但是这次是用的希腊语：“你要把驴子弄到哪里去？”军官会说两种语言，他肯定知道那个人说希腊语。虽然如此，他还是选择用拉丁语对他讲话，完全是为了让花匠做出冒犯行为，这样才有机会痛打他一顿。接下来，我们读到这位军官命令那个花匠把驴子交出来供军队使用，这并不让人惊讶。在公元1世纪的犹太地，这种对本地劳动力和家畜的任意征用司空见惯，这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中也一目了然：“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马太福音》5：41）
我们已经看到，罗马的边界“区域”和域外之族之间几乎看不到什么区别。在这些相邻的民族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文化影响对他们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的“涟漪作用”。在公元后的3个世纪里，在东北部莱茵河之外的地方，罗马风格的盔甲和武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公元2世纪时，在丹麦人用来陪葬的武器、工具和声望物品上，出现了最早的、直接基于拉丁字母的北欧字母。最重要的是，从贵族们使用进口罗马奢侈品的炫耀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当地贵族世家开始崭露头角。在丹麦东部的希姆林戈杰（Himlingoje），人们发掘了同一个家族至少13人的坟墓，这些坟墓可以追溯到2世纪中叶和3世纪之间。从这些坟墓中出土的陪葬品既有高质量的罗马进口物品，如青铜的桶和长柄勺、玻璃杯和牛角做成的酒器，也有一些当地的声望物品，如金指环和手镯。通过这种罗马化的矫饰行为，这个家族将自己与地位更低的邻居们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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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之族里最强大的一部分位于东部的幼发拉底河边界之外。和罗马与北欧蛮族人之间的关系相比，罗马与亚洲内陆伟大文明之间的关系要更加密切和复杂，原因很简单，罗马海外贸易的大部分重要奢侈品都来自帝国东部边界之外，如阿拉伯的香料、非洲的象牙、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胡椒。罗马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往来发生在埃及和印度南部之间。这条海上贸易路线通过埃及在红海沿岸的两个重要的罗马贸易站连接起来，分别是米奥斯贺尔莫斯（Myos Hormos）和波伦尼克（Berenikē）。最近在波伦尼克的挖掘第一次将这种贸易呈现在我们眼前。这里发掘出了数量非常可观的印度黑胡椒，包括7.5公斤仍然装在一个巨大的印度储存罐当中的黑胡椒，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罐胡椒并没有被运送到地中海地区。罗马从同印度的贸易中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利润。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声称，印度每年能拿到大约5000万赛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的货币名），而这些货物在地中海区域的卖价是进价的一百倍。
老普林尼的数据被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夸大其词，因此通常被置之不理，但最近出土的埃及莎草纸为普林尼的说法提供了很好的证明。这份文件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中期，记录了一船货物从埃及的红海海岸到尼罗河河谷的陆路运输。我们了解到，这些货物是一艘名为赫尔马博伦（Hermapollon）的罗马商船从印度南部的穆吉利斯（Muziris）运到红海的。我们可以自信地对这艘船的航程加以重现：从红海到亚丁湾，30天；顺季风方向横渡印度洋，20天；在穆吉利斯等待季风转向，3至4个月；之后再用50天的时间回到波伦尼克。可见，完成整个航程需要将近8个月的时间。在从印度回到红海的单程航行中，这艘船上装载的货物包括象牙、华美的织物和产自恒河流域的甘松香油（一种芳香油）等等。根据莎草纸的记录，其价值约为700万赛斯特斯。为了更好地理解700万赛斯特斯到底是多少，我们举一个例子：据估计，900万赛斯特斯足以给和庞贝差不多大的城市配齐所有必需的公共和便利设施。可见，这艘船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浮动的宝库。
在这条贸易通道东端的斯里兰卡和印度南部，人们发现了数量多到难以置信的罗马硬币，还有许多运输用的罐子和罗马青铜和玻璃器皿。在珀汀格尔古地图（前文提到的公元4或5世纪的罗马帝国地图）上，在穆吉利斯附近标记了一个“奥古斯都神庙”，而这可能意味着印度南部有一个永久的罗马贸易站。罗马和南亚的联系可能扩大到更远的东方。在南越湄公河三角洲的艾奥遗址（Oc Eo）贸易站，发掘出了两枚罗马徽章，一枚上面是安东尼·庇护（138—161年在位），另一枚上是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位）。有一些证据表明，公元第一千年早期越南的木船建造者已经知道了罗马造船工人的技术。
和海上贸易相比，罗马与其东部邻国的陆上贸易很少有确凿的证据。例如，毫无疑问，罗马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丝绸，这是最奢华的织物了。奥古斯都时代爱情诗中的女主人翁身着半透明的丝绸裙子，光彩夺目。甚至在北方肯特郡的霍尔堡（Holborough），也发掘出了丝绸衣服的碎片。然而，对于这些丝绸是不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抵达的地中海区域，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罗马与中国直接交往的证据非常难得。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罗马的玻璃大量出口到中国。晚近的研究表明这些玻璃大部分是由中国自己生产的。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十分惊人的例子，有一个雕刻着雅典娜圆形浮雕的玻璃花瓶，据说在河南省的古墓中发现的，然而最近被认定为19世纪波希米亚一家玻璃厂的作品。同样，在山西省灵石县发现了16枚罗马铜币，年代是从提比略（公元14—37年在位）到奥勒良（Aurelian，270—275年在位）之间，最近也被证明是近代西方传教士的私人藏品。关于罗马与中国的外交联系，现在已知的只有非常零星的信息：根据中国的史料记录，公元166年，安敦皇帝（马可·奥勒留）派代表团来到中国，而在公元266年，一位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抵达了皇帝孙权在南京的朝廷。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朝，古代世界这两个最伟大的帝国基本上是各行其道，几乎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的几个罗马城市因为和东方的陆上交易而繁荣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是伟大的商队城市帕尔米拉。帕尔米拉位于叙利亚沙漠的深处，在安条克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在这里发现了中国丝绸的碎片。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一条陆上“丝绸之路”直接将叙利亚和中国连接起来。公元18年或19年，提比略皇帝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派出一位名叫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的人，作为官方使节从帕尔米拉来到波斯湾的最北端。显然，日耳曼尼库斯试图正式建立一条商队路线，将帕尔米拉和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入海口处的海港城市连接起来。公元1世纪和2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几个地方建立了帕尔米拉的商业殖民地，甚至在南至伊朗波斯湾沿海的哈尔克岛（Kharg），也发现了帕尔米拉商人的坟墓。我们从帕尔米拉发现了一长串的铭文，这些铭文赞扬的是那些帮助驼队从斯帕西努-卡拉克斯（Spasinou Charax，在底格里斯河的入海口）到帕尔米拉去的个人。因此，情况似乎更可能是这样的：中国的丝绸经过普通的南部路线从印度出发，从印度河三角洲经海上运到波斯湾的最北端，在这里装载到帕尔米拉的骆驼背上，开始沿着幼发拉底河流域到叙利亚的陆上旅程。
从帕尔米拉沿着幼发拉底河到波斯湾，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商队路线，它完全依赖于罗马与其最近的东部邻国帕提亚帝国之间的稳定关系。帕提亚人本来是游牧民族，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他们从中亚的干草原向南迁徙到了伊朗北部。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帕提亚人向南、向西扩张到了塞琉古王国的领土。到了帕提亚国王密特拉达提二世（Mithradates Ⅱ，前124或前123—前188或前187）统治末期，整个今天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包括巴比伦）都落入帕提亚人手中。帕提亚向西的扩张让他们不可避免地和罗马发生冲突。在公元前1世纪期间，罗马多次挑起与帕提亚的战争，结果却是有限的胜利和巨大的人员损失。在公元前53年，罗马将军克拉苏（Crassus）判断失误，发起对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入侵，在卡莱战役中折损了30000名士兵。最终在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皇帝与帕提亚签署条约，规定以幼发拉底河作为两个帝国的边界。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帕提亚人同意归还30年前在卡莱战役中夺到的罗马军旗。对罗马来说，和帕提亚的条约基本上是承认了过去50年来在东方的军事失败。然而，奥古斯都却兴高采烈地将这一条约描绘为罗马英勇的胜利。在罗马广场上建了一座凯旋门，同时还在新建的奥古斯都广场上为战神复仇者建了一座神庙（见前文，图25）。硬币上刻的是帕提亚国王双膝跪地、恭顺地交还罗马军旗的形象。
虽然他们和帕提亚人作战的战绩并不太光荣，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却一直将其说成欧洲文明和东方蛮族之间永恒斗争的延续。在公元61年或62年，在帕特农神庙东面的墙上，雅典人为尼禄皇帝刻了描金的巨大铭文，以纪念他对帕提亚帝国的藩属王国亚美尼亚并非决定性的战争。这个地点的选择意味深长，因为帕特农神庙本身就是对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人在波斯战争中获胜的纪念。尼禄的铭文忽略了公元前3世纪阿塔罗斯一世在战胜加拉太人（当时的“新波斯人”，见前文，图20）之后所立的纪念碑。与此类似，在卡里亚地区阿佛洛狄西亚的塞巴斯蒂昂，尼禄被描绘为抓着已经瘫倒在地的人格化的“蛮族人”亚美尼亚，而亚美尼亚则被描绘为东方的阿马宗女战士形象。
公元2世纪，一个又一个的罗马皇帝试图将罗马的东部边界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之外。在幼发拉底河之外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在位）最终成功为罗马增添了两个行省。在罗马对帕提亚人的斗争中，这还是第一次取得持续性的收获。他的儿子卡拉卡拉（Caracalla，211—217年在位）受到这些胜利的鼓舞，怀抱着宏伟的梦想要仿效亚历山大大帝在东方的征服。公元214年，他征募了一个马其顿士兵方阵，追随亚历山大的足迹，踏上从马其顿到波斯的征途。这场远征闹剧般地开始，最后以灾难告终。和亚历山大一样，他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从欧洲来到亚洲。不幸的是，他的船在横渡海峡的中途倾覆了，多亏一名军官救了他。在追随亚历山大的踪迹一直到埃及之后，他无端挑起一场与帕提亚的战争（216—218），结果连战连败。公元217年，卡拉卡拉本人在他自己的宫殿里被谋杀，而这场战争以罗马给帕提亚人支付巨额赔偿而告终，罗马连一寸新的领土也没有得到。
最终导致帕提亚人垮台的，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被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占领。公元3世纪早期，在富有活力的伊朗新王朝萨珊王朝（Sasanians）的领导下，位于古老波斯中心地带伊朗南部揭竿而起，反抗帕提亚人的统治。公元224年，萨珊王朝的国王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Ⅰ）在战斗中杀死了帕提亚人的最后一位国王。公元226年，整个帕提亚帝国都落入萨珊王朝手中。从一开始，新的萨珊王朝就对西部采取了更加具有攻击性的态度。阿尔达希尔迅速对罗马在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堡垒发起一连串的突袭，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夺取了位于波斯湾最北端的港口，罗马以帕尔米拉为起点、有利可图的陆上商队贸易戛然而止。他的继承者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240—272年在位）延续了其父在西部毫不妥协的扩张政策。沙普尔将罗马人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横扫出去，甚至还占领了距离地中海岸很近的安条克。公元243年，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 Ⅲ）在与沙普尔的战斗中丧生。公元260年，沙普尔成功活捉了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这些罗马战俘被拉去在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上建造一座新的皇城比沙普尔（Bishapur）。几乎可以肯定，这座城市精美的彩色镶嵌画出自被俘的罗马工匠之手。
在近500年前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之后，公元3世纪中期萨珊王朝的胜利是外来势力对罗马取得的最辉煌战绩。阿尔达希尔和沙普尔所选择的纪念胜利的方式尤其值得注意，将他们明确地和伊朗人对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记忆联系到了一起。波斯帝国留存到萨珊王朝时期的、最引人瞩目的纪念碑是纳什鲁斯塔姆（Naqsh-i Rustam）的皇陵，在今天的设拉子附近。这座巨大的皇陵至今仍然能看到，里面埋葬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几位国王，包括大流士一世、薛西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和大流士二世。陵墓是在一块巨大的崖壁上开凿出来的，俯瞰马夫达沙特平原（Marv Dasht plain）。在此基础上，阿尔达希尔和沙普尔增添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岩石浮雕，整齐地分布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陵墓中间，以此纪念阿尔达希尔登上王位（真正的阿契美尼德皇室的重建）和沙普尔击败瓦勒良皇帝（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西方的现代版本）。皇陵所在崖壁的前面，有一座被称为卡巴伊扎杜什特（Ka'aba-i Zardusht）的巨大石塔，可能是波斯早期的火神庙。在这个阿契美尼德时代的纪念碑基座上，沙普尔用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和希腊语三种语言镌刻碑文，讲述他在西方的胜利。沙普尔连续战胜三位罗马皇帝，这样的辉煌战绩将他置于与其阿契美尼德祖先同等显赫的位置。人们仍然不清楚沙普尔对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其帝国到底了解多少，但是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甚至宣称所有的曾被波斯统治的领土都归他们所有。在一封写给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337—361年在位）的信中，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309—379）宣称：“我祖先的帝国疆域一直延伸到斯特里蒙河（Strymon）和马其顿边境，这一点甚至你自己的历史记录都可以证明。因此，我对这些领土的要求是正确的，因为我的伟大甚至在那些古时的国王之上。”与罗马帝国一样，萨珊帝国也深受其历史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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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33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继位时，罗马世界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宗教革命，这场革命对直至今天的欧洲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时君士坦提乌斯的帝国已经是一个基督教帝国。公元326年，君士坦提乌斯的父亲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306—337年在位）写信给年轻的沙普尔二世，向他推荐基督教，并希望他能够保护生活在他统治之下的基督徒。经过三个世纪的被迫害和牺牲之后，提比略统治时期诞生于加利利湖畔渔民中间的弥赛亚运动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了连罗马皇帝本人也公开宣称是其信徒的地步。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内部的改革运动。耶稣本人在加利利湖和耶路撒冷的活动（约公元28—30）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而且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很久，许多犹太人归信者仍旧对“外邦人的基督教”十分敌视。公元48年或49年，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使徒会议规定，非犹太人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禁止偶像崇拜和不贞行为，还要遵守犹太教主要的饮食规定，但是他们不需要接受割礼，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基督教和其他犹太人的弥赛亚教派分道扬镳。这个决定使得早期的基督教会坚定不移地走上一条开放之道：那些不愿意接受拉比犹太教严格限制的人却被欢迎加入基督教。
公元1世纪下半叶，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分界线越来越明显。公元112年，行省总督小普林尼写信给图拉真皇帝，汇报他在本都（小亚细亚北部中间）对一群基督徒所做的判决。显然，此时的基督教已被罗马帝国认为是有别于犹太教的教派。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似乎一直被免除犹太人税，这种税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以后对帝国之内所有的犹太人征收的。的确，一些早期的基督徒全然摒弃了犹太教圣经，这并不让人惊讶，其中最著名的是异端的主教马西昂（Marcion，约公元85—160）。马西昂派认为，基督是从前一位不为人们所知的神的儿子，这位神与《旧约》中犹太教的神大不相同。根据这样的说法，基督教是一个全新的宗教，其历史完全始于耶稣。不出所料，这种全然否定基督教的犹太教源头的做法遭到了普通基督徒的强烈反对。大多数基督徒承认犹太教圣经的权威，他们对《旧约》的态度与犹太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认为《圣经》中的预言已经在基督的身上实现。早期基督教会内部的一个主要争论是，基督教信仰在多大程度上与罗马世界的秩序相适应。对这一问题，创作于公元1世纪晚期（具体时间不详）的《彼得前书》立场十分鲜明：“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敬畏神，尊敬君王。”的确，在基督教会中有一种更加好战的观点，其最佳的代表是拔摩岛的圣约翰（John of St Patmos）的《启示录》。在圣约翰的启示中，罗马是巴比伦的淫妇，很快就要被瘟疫、哀痛和饥荒所毁灭，这么写可不是为了促进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友好关系。引发这种好战观点的，是公元2、3世纪帝国当局对基督徒日益加剧的迫害。从112年小普林尼对本都基督徒的起诉中可以看出，当时承认信仰基督教的人会被判死罪。同样也很清楚的是，在执行这一法律时，普林尼和图拉真都很宽松。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早期，只有最直言不讳的狂热者才会被处以死刑。因此，公元249年，当德基乌斯皇帝（Decius，249—251年在位）颁布敕令，要求帝国的所有居民向异教神灵献祭时，这对帝国的基督徒来说的确是一个打击。随之而来的迫害导致了很多基督徒被处死，其中包括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在3世纪60年代，虽然大规模的审判和殉教事件有所减少，但是由政府所主导的迫害让人们意识到，同时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和好的罗马人是多么困难。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公元3世纪基督教会最奇怪、最陌生的做法可能是反对婚姻，倡导永远守贞、殉教和苦行；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以尽可能激烈的形式，反抗罗马社会的所有既定规范和价值观。这给基督徒个人造成了很大的内心冲突和痛苦，从流传下来的女基督徒佩尔佩图阿（Perpetua）的殉难故事中可见一斑。她于公元203年在迦太基被执行了死刑。她是罗马公民，又是当地的迦太基贵族，已婚，育有一子，在很多方面，她都是行省罗马社会的模范成员。在她去世前的那天晚上，佩尔佩图阿梦见自己在迦太基的圆形剧场中和一个埃及黑人摔跤，主持摔跤的是一位穿着紫袍的人，他拿着一个有金苹果的树枝，作为给获胜者的奖励。当她醒来的时候，她意识到她的埃及对手代表着恶魔，而穿着紫袍的主持人代表着基督。佩尔佩图阿的梦境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洞见，让我们进入早期基督教殉教者的潜意识。在我们看来，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潜意识中完全用罗马公民和异教徒的表达方式来诠释她的受难：圆形剧场、比赛、主持人和作为奖品的金苹果（公元3世纪早期迦太基异教徒的皮提亚节上的主要奖品）。虽然早期的基督徒声称已经将罗马世界放在一边，但是他们不得不借助罗马世界的表达来思考他们的信仰。就在她死去的那一刻，佩尔佩图阿“拉下她一边已经被撕下来的束腰外衣，去盖住她的大腿，她想的更多的是她的端庄而不是痛苦”，她最后的举动之一是要来一个发夹以夹紧她松散的头发。在迦太基圆形剧场中的人群面前，佩尔佩图阿的本能仍是努力表现得像一位端庄得体的罗马妻子。
到了公元3世纪，基督教会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全国性的国中之国。经过一番和像马西昂派那样的异端教派的斗争，基督教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内部等级制度、教会自己的法律体系和通过普通的大公会议决定教义问题的程序。基督徒在处理与非基督徒邻居之间的关系时也越发老练和开放。除了基督教会对犹太人过去的利用（特别对《旧约》的解释）之外，基督徒们也开始与罗马行省的当地崇拜和意识形态达成和解，并对其加以利用。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时期（193—211）开始，弗里吉亚的阿帕米亚城铸造了大量的铜币，上面描绘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挪亚方舟的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帕米亚都被非正式地称为阿帕米亚“金库”（Kibotos），这是因为它是罗马在小亚细亚内陆的主要贸易站。然而，在希腊语中，“kibotos”也有“方舟”的意思。显然，阿帕米亚那些刻有挪亚方舟的硬币，是阿帕米亚的基督教社会和异教徒社会之间十分微妙而有效的和解行为的结果。阿帕米亚的基督徒们成功争辩说阿帕米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绰号，是因为它是大洪水之后挪亚方舟停下的城市，而此时人们并不知道亚拉腊山（Mt.Ararat）的真实位置。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小亚细亚内陆的城市非常急切地要将自己说成非常古老的社会，在特洛伊战争之前的传说时代就已经建立了。他们声称阿帕米亚是在《圣经》中的洪水过后最早建立的城市，对于这里的异教徒来说，这样的说法恰到好处，而这里基督教社会也找到了使他们的宗教合法化并对其进行宣传的完美方式，那就是使用非基督徒容易理解和领会的语句。
公元后三个世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有多少，我们无从知晓。更大的可能是，在不同的地区，基督教社会的规模差别很大。根据可靠的史料（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在公元251年，罗马城中有155名基督教神职人员。此时罗马城的基督徒人数肯定多以千计。关于基督教的扩散，只有一个地方能够提供真实的证据，依然是小亚细亚内陆弗里吉亚的高原地区。基督教很早就在弗里吉亚深深扎下了根。从希腊化时期开始，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地区就有大量的犹太人。在基督教会出现之前，弗里吉亚的异教徒们就有了强烈的一神论倾向。到了230年，在弗里吉亚北部偏远的泰姆布雷斯河（Tembris）上游流域，大约有20%的人口在他们的墓碑上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到了3世纪末，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0%以上。根据埃及莎草纸上的记录，在3世纪晚期和4世纪早期，带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名字突然大幅增多，如大卫、马太和约翰。在埃及，可以看出是基督教名字的比例从公元280年的大约10%～15%上升到君士坦丁逝世时（337年）的大约50%。又过了一个世纪，到了公元425年，这个比例达到了80%。至少在东部的省份，公元3世纪晚期和4世纪早期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到了君士坦丁统治末期，基督教会胜局已定。公元4世纪时的这个新的基督教帝国将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