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晚期：公元284年—425年
公元4世纪中叶，在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的鲁灵斯通（Lullingstone），一座普通乡间别墅的拥有者决定用一种新的镶嵌画地板装饰接待室。在镶嵌画的中心，描绘的是古希腊英雄柏勒洛丰，他正在骑着飞马，攻击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奇美拉（Chimaera）。在接待室一侧的半圆形餐厅的地板上，有一幅更引人注目的镶嵌画。画的中央是欧罗巴，正骑在朱庇特变成的公牛背上。此时这两个故事都已经很古老，柏勒洛丰故事的一个版本出现在一千多年以前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在罗马帝国的受教育阶层中广为流传。但是对于这幅欧罗巴镶嵌画而言，要想理解其上方的拉丁语诗文，对观者的教育程度要求就高多了。诗文写道：“如果嫉妒的朱诺看到了游泳的公牛，她肯定会去风神埃俄罗斯（Aeolus）的大厅。”这里提到的是朱诺对埃涅阿斯的暗算，而这部分是为了报复他不忠的丈夫朱庇特。要想理解这个典故，就需要熟悉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其中专门提到朱诺让风神埃俄罗斯摧毁埃涅阿斯的船。以一种巧妙而幽默的方式，这幅镶嵌画把古代传统的视觉形象和维吉尔的经典文本结合起来。这幅镶嵌画完成的10年或20年后，别墅的一个房间变成了基督教小礼拜堂，并被装饰以人物画，画上有六位祈祷者，可能代表这个家庭的成员，还有三组大写的花押字XP，是希腊语中“基督”一词的前两个字母。
对鲁灵斯通这幅镶嵌画的简介涵括了本章的主题：希腊和拉丁文化的非凡稳定性和成功，熟悉希腊、拉丁文化仍然是在罗马帝国西部取得成功的途径；还有就是这种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公元312年，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从此，原本饱受迫害的基督徒群体开始受到皇帝君士坦丁及其继承者的支持。至于基督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过去的文化兼容，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首先看看中央政府是如何积极干预的，这给公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284年的罗马帝国地图看起来和200年前的帝国地图差不多。从不列颠到幼发拉底河，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到北非的沙漠，都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但在公元3世纪中期，帝国同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东部和北部的边界很不安全，分别受到萨珊人和“蛮族”的威胁；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中央领导衰弱，从235年至284年，共出现了22位皇帝，其中大部分死于非命。284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成为皇帝，在前几任皇帝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他成功创建了一个新的、相对比较长久的帝国制度。但是到了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时期结束时，帝国已经开始失去对一些地区的控制权。公元409年，罗马人撤出了不列颠，大约同一时期，鲁灵斯通的这所别墅毁于大火，并被遗弃。
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不得不在北部和东部边界开战。国家遭受了一些灾难：公元363年，皇帝尤利安（Julian）率兵入侵萨珊王朝的领土，却阵亡在那里。但是在公元4世纪，罗马的皇帝们确实保住了几乎所有的原有领土。298年前后，有人在奥古斯托杜努姆（今天的欧坦）发表了一篇演讲，提到那里的年轻人借助廊柱里一幅世界地图，来理解帝国在从不列颠到幼发拉底河的广袤疆域所取得的成功。皇帝们终日忙于南征北战，并一如既往地所向披靡。军队被重组，由许多更小的单位组成，虽然服役的人数可能没有发生变化。在公元4世纪，招募新兵的过程发生了变化，大地主需要供应人马，或以支付现金的方式代替。到了4世纪后期，为了补充阵亡的士兵，皇帝招募了大量的日耳曼人在军队中服役，他们甚至跻身军官阶层。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军事力量都集中在边境，但后来，随着可以灵活反应的部队的发展，许多非现役的部队就驻扎在城镇。他们对当地社会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一个基督徒的记述，在驻军城市德罗斯多伦（Durostorum，今天保加利亚的锡利斯特拉），一名基督徒士兵因拒绝在农神节上扮演萨图恩（Saturn）的角色而被杀。这次殉教事件的背景值得注意：在长达30天的农神节上，士兵们常常在城市之中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在罗马帝国，士兵滥用职权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见前文，第333—335页）。
一定程度上为了满足军事领导的需要，戴克里先正式实行四帝共治，有两位被称为“奥古斯都”的皇帝，两位被称为“恺撒”的副手。这一制度在罗马已经有一些先例，但当时的皇帝颂词仍设法从更久远的过去找到了一个先例，那就是斯巴达独特的双王制。设立这一新制度最初是为了在面对持续不断的威胁时，确保罗马帝国的统一。到了4世纪末，结果是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各由一个奥古斯都负责。这种政治分裂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言划分相对应，并且强化了这种划分（见前文，第314—315页）：意大利半岛和中欧是拉丁语区；希腊、小亚细亚和黎凡特是希腊语区，这一模式将持续几个世纪。
戴克里先想要解决罗马所面临问题的抱负是很传统的，但他所使用的方法却并不符合传统。他想通过传统的价值观来稳定局势，但是他所采用的方式有很强的干预性。摩尼教是上一代创立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宗教，由于担心其传播，戴克里先向阿非利加行省总督颁布了一项裁决，规定信奉摩尼教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神意已经有先见之明地确保正法通过许多智者的判决与审议来确立和维护，但这个新的教派试图破坏古人已经确定下来的东西。随后，他以同样的理由对基督徒采取行动。303年至304年间，他颁布了一系列越来越严厉的措施，最终命令整个帝国的人都向传统的神祇献祭。像他3世纪中叶的前辈德基乌斯和瓦勒良一样，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戴克里先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只有普天之下一致献祭才能确保传统的神祇支持罗马国家。从过去到未来，宗教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
在其前任一些局部改变的基础上，戴克里先建立了一个新的行政系统。在早期帝国，国家实行的是一种有点放任自由的制度。皇帝和总督都不出去找麻烦。他们想保持良好的秩序，但认为每个城市会自行提供其基本的生活所需。公元3世纪，帝国所面临的问题使原有的系统看起来很脆弱。戴克里先和他的继任者们感到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就进行了比以前更为广泛的干预。戴克里先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应对通货膨胀，在此前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问题一直是罗马经济的痼疾。这些措施包括设定整个帝国的最高物价和薪酬，因为他担心他的士兵们会受到高物价之害。在皇帝的所有敕令中，限价敕令是执行最广泛的，但是它彻底失败了，可能在一年内就被废止。然而，通过将征收上来的口粮支付给士兵，以及不定期地给他们金币和银币，戴克里先保护了自己的队伍免受通货膨胀的最坏影响。
戴克里先将行省分成更小的区域，使行省数量翻了一番，从原来的48个增加到了100多个。例如，原来的色雷斯行省（希腊东北部和保加利亚）被分为四个新的行省，其中包括只有22个城市的“欧罗巴”：这个小行省就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侧，它的名字让人想起荷马对这个名字的使用。然后这些行省又被分为12个大区，如高卢大区（涵盖了法国中北部、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一部分）、阿非利加大区（北非中部）和东方大区（从底格里斯河一直到红海）。此外，各个行省的总督和负责新的区划单位的官员开始拥有很多工作人员，分别为100名和300名。行省数量和行政人员的增加大大增加了领薪酬的官员数量。考虑到和以前实行自由放任制度时的城市相比，罗马当局现在可以更好地实行管理——至少他们认为如此，所以这种经常性费用被认为是值得的。
面对重重军事压力，帝国需要一个新的中心。在公元3世纪期间，主要因为北部和东部的军事问题，皇帝有很长时间不在罗马城，在奥古斯塔-特列维洛路姆（Augusta Treverorum，今天的特里尔）、梅蒂奥拉努（Mediolanum，今天的米兰）、奥龙特斯河畔安条克（今天的安塔基亚）和尼科美底亚（今天的伊兹米特，两者都在土耳其）。这样一来，和皇帝身在罗马时相比，他和他的直属部队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君士坦丁皇帝也希望建立一个新的东部帝国中心，以此纪念他324年战胜其竞争对手李锡尼（Licinius）。他曾经想过将这个中心放在伊利昂（Ilium，即特洛伊），但神的启示让他打消了这一念头，那就是他不应该在旧罗马的源头上建立另一个罗马。于是，他选择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一个古老但不太重要的希腊城市，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陆上交通线在此交汇。新的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是要和罗马一争高下的，虽然不能取而代之，但事实上，其面积只有大约430公顷，仅仅是罗马城墙内部面积的三分之一。但是从长远来看，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最终使欧洲形成了东西各有一个中心的局面，并使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进一步制度化。
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极具争议性。这是一个新的基督教城市吗？随着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基督教的公共地位的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君士坦丁声称，在他和政敌争夺在西部的权力期间，312年那场决定性的胜利得到了基督徒的上帝的帮助。这场战役过后只有一两个月，君士坦丁就和东部的皇帝李锡尼一样，也允许基督徒集会和重建教堂。在公元313年初，他恢复了西部的教会财产，从公共财政中大量捐款给基督教会，并免除了神职人员的公民义务。这些是革命性的举动，相当于公开声明基督教会对罗马国家有利。从此，帝国开始支持基督教而不是传统的祭仪。在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对待传统祭仪的方式是有争议的。对于卫城上的古老神庙，君士坦丁是听之任之，还是废除古老的崇拜，建立一座新的基督教城市呢？当然，和这位皇帝同时代的基督徒传记作家优西比乌声称，君士坦丁堡完全是一座基督教城市，城市里以前的异教偶像仅仅是装饰。4世纪30年代帕拉扎斯（Palladas）的讽刺短诗似乎就是在这里写的，诗中提到城中希腊神祇的雕像现在成了基督教的，与其他的神庙物品不同，不会被融化用来制作新的硬币。诗中还称君士坦丁堡为“热爱基督”的城市。至少有些人认为君士坦丁在这座新城市里赋予基督教很高的地位。
君士坦丁在城市里建了一座宫殿和一个跑马场，人们为了赛马和表演聚集在这里，当皇帝亲自出现在这里时，他们会大声欢呼。跑马场的中轴线上装饰着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纪念碑，此时被置于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其中包括庆祝公元前480—前479年希腊人战胜波斯人而在德尔斐竖立的铜蛇柱，来自罗马的母猪及猪仔的雕塑，还有母狼为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喂奶的雕塑，而这让人想起埃涅阿斯和这对双胞胎建立罗马的故事。只有铜蛇柱流传了下来：在古代晚期它被改成了一个喷泉，1204年，它没有被十字军掠走，开始被视为对抗毒蛇的法宝；至今它依然立在伊斯坦布尔，在其原来的位置。此外，这个新的城市还会庆祝牧神节，而当年就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尤利乌斯·恺撒被呈上王冠。赛马比赛并非穿过街道，而是由驾战车者在跑马场里进行。此时它是一个日期不定的节日，就在四旬斋开始之前举行。确切的日期取决于复活节的日期，但仍然会在原来的2月15日前后举行。
君士坦丁还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教堂。他可能启动了第一所圣索菲亚教堂的建造，而他的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将其完成，这座教堂最终被保存至今的公元6世纪的教堂所取代，但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教堂没有巴勒斯坦或罗马那么多。他还建了一座基督徒陵墓，即圣使徒大教堂，他自己也被埋在那里。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地位日隆。君士坦提乌斯将三位著名殉教者的圣体迁到了圣使徒大教堂，他们分别是提摩太、路加和安德烈，据说他们在拜占庭最初的基督教化过程中很活跃。这是第一次将圣髑从它们原来在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的埋葬地点迁移，后来这种做法变得非常普遍；公元5世纪时，君士坦丁堡已获得大量的圣物。这表明君士坦丁堡急需丰富的基督教历史。
帝国的城市总数没有受到行省重组和新区划的影响。在讲希腊语的东罗马帝国，有大约1000个城市，其中大部分面积很小。相比之下，在尤利乌斯·恺撒征服的高卢地区，只有78个城市，都拥有广大的农村地区，是东罗马帝国城市面积的十倍以上。在这两个地方，城市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早期帝国，甚至更早。一般来说，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高卢城市和恺撒征服时所确定的部落相对应。然而，与过去几个世纪相比，个别城市的规模和兴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赢家和一些失败者。例如，罗马晚期的马西利亚恢复了其作为区域间贸易主要港口的地位，也恢复了公元前1世纪所失去的繁荣。当时在庞培和恺撒之间的内战中，它站错了位置。
影响个别城市繁荣的主要因素是罗马政府结构的改变。新的帝国官僚机构从地方征募官员，实行世袭制，官员不用担任地方职务，因此，新机构把当地家族的人才和资源抽调到了中央。这些家族曾经是他们当地城市的中流砥柱。从小亚细亚西南部重要城市阿佛洛狄西亚的公共雕塑，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做法带来的影响。在公元1世纪到3世纪，地方政治一直是当地名门望族成员之间激烈竞争的舞台，他们为自己竖立了数百个身着当地希腊服饰的雕像。但是从4世纪开始，地方要人竞相给城市捐赠的做法停止了。此时的公共雕像大多不是当地公民，而是皇帝和高级官员。在西罗马帝国的广大区域，在伊比利亚半岛、高卢和不列颠，都可以看到公民慷慨捐赠的终结。地方精英将他们的财富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豪宅，也会投入教堂建设。在不列颠，城市的出现相对较晚，在4世纪，公共空间和设施普遍被遗弃了。公元1世纪或2世纪，这里建了15个主要公共浴室，到了300年，仍有9个在使用，但是到了400年，就几乎全部关闭了。
那些已经成为行省总督或地区长官所在地的城市则受益于总督的关注和财富。迦太基是阿非利加行省总督的所在地，在5世纪初期达到了其最大规模，占地大约320公顷，众多的建筑物展示着巨大的财富。当地公民不再慷慨捐赠的阿佛洛狄西亚成为新卡里亚行省总督所在地。公元4世纪和5世纪初，行省总督要负责广泛的建筑工程。这些工程的目的是支撑城市的传统形象。城市周围建了一堵防御城墙，可能是为了提高城市的威望。主要公共和民用建筑（浴室、剧院和体育场）被修葺或被重新设计，两个纪念性的门被完全复原。
帝国管理上的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新式精英的出现，其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进入区域或超区域的层面。那些在朝廷担任官职的人声望最高。有些家族好几代人成功维护他们的地位，还有些家族则会经历大起大落。布狄格拉（今天的波尔多）的奥索尼乌斯（Ausonius of Burdigala）的生涯展示了后一种模式。多年来，他一直在家乡教文学和修辞学，这个地方已经取代了奥古斯托杜努姆，成为西罗马帝国最好的高等教育中心。在花甲之年，他被皇帝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召唤到朝廷，担任他的年轻儿子格拉提安（Gratian）的教师。随着格拉提安于375年继位，奥索尼乌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他本人以及家人谋取了帝国的高级职位，成为西罗马帝国最显赫的家族。383年，格拉提安被谋杀，奥索尼乌斯回到了布狄格拉附近的庄园，他的家族也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奥索尼乌斯也因他的诗歌而著名。他对特洛伊战争时期很感兴趣，写诗歌颂那一时期的英雄。但他也写关于当下的诗。他写了20首关于著名城市的诗，按照重要性排序，排在最前面的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其中有5个来自其故乡布狄格拉的高卢城市。他最成功的诗作《摩泽尔河》（Mosella）以维吉尔《农事诗》的措辞来谈论摩泽尔河，做到了古典和当代的统一。像其他受过古典教育的人一样，奥索尼乌斯扎根于古典历史，也扎根于当时的世界。
影响帝国城市的另一个因素是罗马的道路系统。交通要道把整个帝国连为一体，从伊布拉坎（Eburacum，今天的约克），经由梅蒂奥拉努和君士坦丁堡的陆路，一直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最初，这些交通要道是为了军事和国家目的而开发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国早期，但是它们也被广大公民所使用。公元333年，一位富有的朝圣者沿着这些道路，从布狄格拉前往耶路撒冷，而后又回到了布狄格拉，保留下来的旅程记录给我们提供了这条路线的精确细节。路上有3种类型的歇脚点：城市、过夜的旅馆和换马的地方。这些歇脚点之间最长的距离大约是20罗马里（30千米），并且一般情况下每8到10罗马里就有一个歇脚点。从布狄格拉到耶路撒冷的往返旅程，如果按照每天约20罗马里的速度，大约需要8个月的时间。这么长的旅程并不常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道路确实将罗马内部联系到了一起。由于人员和货物的经过，沿线城市更容易繁荣起来。
可能影响城市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它们与基督教的关系。325年前后，小亚细亚中部小镇奥色斯图斯（Orcistus，今天安卡拉西南150千米处）的居民请求君士坦丁皇帝恢复他们的公民地位。奥色斯图斯人声称他们的小镇曾经拥有城市的辉煌，有合适的行政官、镇议员和众多的公民；它位于四条道路的交界处，为那些公务旅行的人提供住处；这里水源充分，还有一个广场，上面竖立着过去公民精英的雕像。不过这些都不太有说服力：奥色斯图斯镇只是位于穿越小亚细亚的两条主要道路中较小的那一条上，而且那里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建筑物。值得注意的是，奥色斯图斯人并没有过分强调其在古代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说该城是由赫拉克勒斯所建立的之类，在过去的700多年里，这样的说法是希腊城市外交辞令的主要依托。奥色斯图斯人没有那么做，而是指出，奥色斯图斯的全体居民都是“最神圣的宗教的追随者”，而这个“最神圣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君士坦丁接受了这一说辞，这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享有盛望的新宗教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基督教的力量在不断壮大，但它还不是帝国的官方宗教。要想理解4世纪时的社会发展，就要以基督教与传统崇拜之间的关系为途径，它们都代表着对过去的不同看法。在公元4世纪，传统的崇拜依然在继续，在有些地方，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君士坦丁本人很少破坏传统的神庙，除了那些与泰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ana）相关联的。阿波罗尼乌斯是公元1世纪的行神迹者，被认为是基督的竞争对手。后来的皇帝颁布法令，对神庙加以保护，虽然在389年之后，它们不再被用作崇拜的场所。在391年和392年，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禁止所有的献祭活动，并关闭了所有的神庙。不过这些禁令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在392年，狄奥多西已经失去了对帝国西部的支配，而西部的皇帝欧根尼乌斯（Eugenius）恢复了一些传统崇拜的元素。在408—409年，当罗马被哥特人围困时，城市的地方长官向伊特鲁里亚人的占卜者咨询，在卡匹托林山上和元老院一起举行古老的仪式。但是，狂热的主教有时会煽动针对神庙的直接行动。公元392年，在当地主教的挑拨下，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塞拉匹斯（Serapis）神庙受到袭击和洗劫。对强硬派的基督徒来说，这次洗劫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因为这座神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中心。直到5世纪，才有更多的神庙被摧毁，而其他神庙，如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和阿佛洛狄西亚的阿佛洛狄忒神庙，则被用作基督教的教堂。在罗马，万神殿（Pantheon）于609年被改造成教堂，是第一个遭此命运的神庙。在4世纪期间，形势越来越对古老的宗教不利。420年，基督教教士贝鲁西亚（今天的苏伊士附近）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Pelusium）写道：“多年以来，经历千辛万苦，耗费如此多的资财，借助如此多的武功，希腊人的宗教才占据支配地位，却一下子从世界上消失了。”
在公元4世纪，传统主义者对过去的认识与基督徒大相径庭。对于罗马的历史，传统主义者继续持一种与老加图或维吉尔相似的观点。匿名作者的《论罗马民族的起源》从最早的时期开始讲起，从拉丁姆早期的国王皮库斯（Picus）和福纳斯（Faunus），到埃涅阿斯和阿斯卡尼俄斯、阿尔巴隆加和罗马的国王，然后是罗马的独裁官和一连串的皇帝，一直到李锡尼（324年）。和塔西佗一样，作者认为罗马一直是由专制君主统治的。文中列出了每个统治者的在位时间，例如：埃涅阿斯，30年；罗慕路斯，38年；奥古斯都，56年4个月零1天。但它没有给出总的年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罗马人并不太使用19世纪的学者所使用的“罗马建城纪年”（ab urbe condita），部分原因是罗马建城的精确时间是有争议的。公元4世纪探讨同一主题的另一篇匿名论文完全聚焦于最早的时期，从拉丁姆国王讲到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它讲到了赫拉克勒斯、卡库斯和大祭坛（Ara Maxima），以及埃涅阿斯在意大利半岛的故事。这种对过去的看法非常常见，但也非常狭隘，因为它仅关注一个城市，虽然这个城市是罗马。
相比之下，基督教对过去的看法视野更广，更具包容性，虽然肯定也一样具有倾向性。优西比乌斯的《编年史》是这一时期最了不起的知识成果之一。它成为从亚伯拉罕的诞生直到当时的世界年表的标准讲述。该书第一版的叙述可能结束于公元311年前后，而最后一版写到了君士坦丁在位的第20年（325或326年）。最初的希腊语文本已经逸失，但是在4世纪80年代，部分内容被耶柔米（Jerome）翻译成了拉丁语，还有一部分被翻译成了叙利亚语，又从叙利亚语翻译成了亚美尼亚语。《编年史》的第一部分是“年代学”，讨论了世界历史的证据来源。其目的是根据耶稣诞生的时间来确定摩西和犹太先知的年代，并把这条线索和涉及诸多民族的叙事线索联系起来，其中包括迦勒底人、亚述人、米底人、吕底亚人、波斯人、埃及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包括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和罗马人。毫不奇怪，由于被罗马征服的西方民族的历史被抹杀，西方没有单独的故事线。第二部分是“纪年经典”（Chronological Canon），用表格的形式列出了不同的年表，注有各种历史日期和事件。它遵循的是希腊按时间顺序写作的传统，以及后来按照奥林匹亚竞技会纪年的传统，前者可以追溯到莱斯沃斯的赫兰尼库斯，但是它有两个方面的创新。根据早期基督徒作家尤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Julius Africanus）的作品，它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添加到希腊的纪年传统之上，并且首次在年表中使用表格形式列出不同民族的叙事线索，让读者可以看到同一时期在不同传统中发生了什么。优西比乌用亚伯拉罕的诞生时间作为他年表的起始日期。叙事线索从亚伯拉罕的诞生开始，经摩西和先知，到基督的诞生，所有其他事件都围绕这一主线展开。近东和埃及似乎更早的年表使优西比乌感到困扰，但他使它们符合他以亚伯拉罕为起点的主线。优西比乌把由埃拉托色尼所确定的特洛伊沦陷的时间包括进来，但在优西比乌看来，一些犹太教历史事件比这要早得多。在特洛伊沦陷之前的375年，刻克洛普斯成为雅典的国王，但雅典第一位国王产生于摩西35岁时，距离亚伯拉罕的诞生至少有460年。同样，“菲尼克斯的女儿欧罗巴与宙斯结合”是在亚伯拉罕诞生后572年。在一个宗教传统的价值取决于其是否古老的世界里，让《圣经》的叙事线索占据首要地位，显然具有为基督教辩护的意味。对于许多希腊人来说，欧罗巴和宙斯的故事是一个原始事件，但它是在历史开始之后很久才发生的。优西比乌在别处主张，基督教的历史极其悠久，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时代，因此比摩西所改革的犹太教更加古老。
过去的年表
我们现在称优西比乌所确定的亚伯拉罕的诞生时间为“公元前2016年”，欧罗巴和宙斯结合的时间为“公元前1444年”，但是优西比乌并不采用这种计算方法。从耶稣诞生那一年往前数（公元前）的方法在17世纪才确立，并且在18世纪后期才得到广泛使用。优西比乌是从亚伯拉罕出生的那一年往后数，一直到现在。虽然他注意到了耶稣的诞生，但是他不需要像我们这样从那一年（“公元元年”）开始计算；“公元”纪年法到了近代才被发明出来。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元526年，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确定了正确计算复活节日期的新方法。为了回避当地以基督徒“不虔诚的迫害者”戴克里先开始的纪年方式，他从耶稣道成肉身那一年开始算起，将其与罗马纪年联系到一起。但是狄奥尼修斯的作品跟历史无关。从耶稣道成肉身那年算起的一般纪年法（就比现代公元纪年早一年）是从8世纪时比德（Bede）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才开始的。
斯卡利杰尔（Scaliger）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学者之一，他立足于由优西比乌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在1583年发表的《年表校正的新成果》（New Work on the Correction of Chronology）一书中，他讨论了古代和现代的主要历法（1—4卷），给出了从创世到近世的关键时间（5—6卷），复制了中世纪犹太、埃塞俄比亚和拜占庭历法论著的文本和翻译（第7卷），并提出了对当代历法改革的启示（第8卷）。该书以前一个世纪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但是非常新颖和深刻。例如，在高加米拉（Gaugamela）战役中，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被亚历山大大帝打败。基于之前发生过的一次月食，斯卡利杰尔认为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前331年9月20日的月食之后，而不是优西比乌认为的公元前328年（或者更准确地说，斯凯利格根据他自己复杂的纪年系统，提出了一个时间，对应我们的公元前331年）。时至今日，这个时间仍然有效，是我们的希腊年表的重要基础。1606年，斯卡利杰尔还编辑了优西比乌《纪年经典》的拉丁文译本。依托人文主义思想、希伯来文和数学，斯卡利杰尔证明了优西比乌和他在斯卡利杰尔时代的追随者是错误的，年表不能依据《圣经》的权威，在求真的路上，包括《圣经》和优西比乌在内的所有权威都要接受批评。斯卡利杰尔的方法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伟大成就。
优西比乌还确立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方法。约瑟夫斯是我们对公元66年至70年犹太人叛乱的主要信息来源，他后来还写了《犹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该书讲述了犹太民族从创世到叛乱爆发的历史。部分受到约瑟夫斯的启发，优西比乌创作了第一部基督教会史，从耶稣的诞生开始写起——此事发生在奥古斯都统治的第42年，埃及被征服、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去世、埃及托勒密王朝终结后的第28年，一直写到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统治时期整个帝国的统一。虽然优西比乌的讲述始于我们所说的公元前2年，但是他却声称基督教和这个世界一样古老，在《希伯来圣经》中已有预言，是摩西之前的宗教的恢复。但是这种历史是将基督教当作一种体制的历史，在这个体制中，主要教区主教的先后顺序是既定的，基督教拥有固有的正统性，它战胜了来自各种异端和分裂的挑战。他呈现历史的方式与早期罗马和希腊历史学家的风格大相径庭。他们一般用自己的话来解释史料，就像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的一样，但是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中大段逐字引用早期作者和文献。证据的有效性是判断教会真相的重要依据。
除了尤里安（360—363年在位）之外，君士坦丁以后的皇帝都是基督徒。在尤里安还是王子并对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时，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命令他离开尼科美底亚，到梅蒂奥拉努和他会合，他却绕道拜访了特洛伊的历史遗迹。他在佩贾修斯（Pegasius）的带领下进行了参观，佩贾修斯是当地基督教的主教，却支持对雅典娜女神以及英雄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崇拜，“就像我们崇拜殉教者一样”。这些基督徒自愿支持基督教之前历史元素的现象持续了下来，但是在尤里安成为皇帝后，他宣称自己是个坚定的异教徒。他提倡传统的崇拜，并对其有所调整，以便更好地抵抗基督教。虽然他没有恢复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他禁止他们传教。他认为基督徒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些人讲授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却排斥这些作品所歌颂的神灵。基督徒试图吸收古典文学遗产而不接受其宗教价值观，在尤里安看来这是荒谬而不可接受的。在宗教实践方面，尤里安热衷于大型的动物献祭活动，例如在发动对萨珊王朝的远征之前，他在奥龙特斯河畔安条克举行了这样的献祭。他甚至试图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使犹太人能够重新在那里祭祀，也许是为了离间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之间的关系，前者不献祭，而后者一有机会就去献祭，并且献祭的方式与希腊和罗马的传统祭祀非常相似。据当时的耶路撒冷主教西里尔（Cyril）的说法，新圣殿的奠基活动因为当地一场灾难性的地震而终止。随着尤里安在东征过程中阵亡，他的复兴异教之梦也灰飞烟灭。此外，犹太人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帝国的立法所限制。
虽然尤里安的政策失败了，但是在公元4世纪末期，传统异教信仰的某些方面似乎依然很活跃，如在阿佛洛狄西亚发现的尚未完工的雕像所示。4世纪末或5世纪初，在雕刻家制作这个雕像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了地震，将这个城市摧毁。这件欧罗巴和公牛的小雕像正在被雕刻的过程中，工艺精湛，用的是一块两种颜色的大理石，它要刻画的是白色的欧罗巴骑在深蓝色的公牛背上。还有其他正在制作中的常规神话人物的小型雕像，其中包括阿尔忒弥斯、阿斯克勒庇俄斯和阿佛洛狄忒。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制作这样的雕塑，它们被陈列在房屋和公共建筑中，成为东罗马帝国历史记忆的重要元素。在此后的200年中，这些古典神话的场面继续出现在黎凡特地区房屋的地板上。
在这一时期，这样的历史记忆在多大程度上构建了特定的宗教身份呢？对于如何认识这一问题，人们有激烈的争论。在讲述以前的时期时，我们回避了“异教信仰”一词，因为直到公元3世纪，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壮大，人们才开始自认为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或其他传统神灵的崇拜者，还是“异教徒”。此时，一些基督教的倡导者看到了基督教与异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异教信仰和基督教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冲突呢？在4世纪末期和5世纪早期，那些被称作“最后的异教徒”的人似乎并不敌视基督徒，他们中间有一些实际上是基督徒，他们对古典文化的尊崇并没有使他们接受异教神灵。有些基督徒对异教崇拜有严重的暴力行为，但其他人试图找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既对立又互相同化。
到了4世纪末、5世纪初，在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古典历史和文化引发了很多争论。罗马的异教徒元老院成员参与了文本的缮写和校订。例如，我们现有的李维著作可以追溯到4世纪末和5世纪初的一个工程，即编辑李维的整部《罗马史》，承担这一工程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家族，即尼科马库斯家族（Nicomachi）和西马库斯家族（Symmachi）。抄本后来的版本上有他们的“签名”：“我，尼科马库斯·弗拉维努斯（Nicomachus Flavianus），元老院成员，三度担任（罗马城）行政长官，在恩纳（Enna）对文本进行了编辑。”西西里岛上的恩纳是他们家族庄园的所在地。这样的编辑工作并不是协调一致的宣传行为，即顽固的异教徒为了保护他们的文化并将其传给后人，但也不仅仅是私事。罗马元老院成员因拥有大量藏书而著称。虽然有批评者称，他们中很少有人还在阅读其中的内容，但有些还是会读的。在他们共同的墓碑上，宝琳娜（Paulina）赞颂她公元384年去世的丈夫普拉特克塔图斯（Vettius Agorius Praetextatus），说他学识渊博，能够通过修订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诗歌和散文手稿，对智者的文本加以改进。接着，宝琳娜将文本的变化和个人通过加入秘仪而获得的个人转变进行对比：后者更伟大，意义更加重大。普拉特克塔图斯是一位著名的异教徒，宝琳娜觉得她已经被她的丈夫所改变，从而得到救赎。也就是说，精英成员花费时间校正古典手稿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而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文本，这也具有重大意义。基督徒既读世俗文本，也读基督教文本，但异教徒只读世俗文本，并且可以在自己的宗教框架之内对其加以解释。
在公元5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古典文化的不同观点之间依然剑拔弩张。此时所有的元老院成员都已经是基督徒，但有关阅读古典著作的问题依然很有争议。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的《农神节》（Saturnalia）写于5世纪30年代，其背景设定在公元384年基督徒和异教徒发生斗争期间。这部作品采取了对话的形式，对话发生在农神节上，参与者是当时最著名的异教徒，其中包括普拉特克塔图斯、西马库斯和尼科马库斯·弗拉维努斯。他们讨论的话题或轻佻或严肃，如农神节本身和罗马历法，但大部分时间是在谈论维吉尔。维吉尔被视为哲学和宗教知识的大师，被说成是他们的大祭司，而这个头衔是基督徒皇帝格拉提安刚刚拒绝的称号。他不仅是古典学校课本的作者，也是精确的宗教信息的来源。农神节被视为对逝去岁月的怀念，当时异教信仰或许被视为基督教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保留下来。事实上，它比单纯的怀旧更加有趣。作者无疑是一位基督徒，因为如果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反基督的，作者是不可能让其带着自己的名字流传的，但是作品中一次也没有提到基督教，只有对上一代复兴异教梦想的沉思。
古老文本的流传
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古代的作者写了什么呢？我们没有古代作者的手稿。就古希腊作者而言，亚历山大图书馆曾试图确定权威的文本（见前文，第178—180页）。尼科马库斯家族和西马库斯家族为李维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做得很成功：他们校订过的文本远远优于同一时期（公元5世纪早期）独立流传下来的抄本。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文本是什么呢？在某些情况下，或者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古代的文本有一部分保存下来，比如大部分出自希腊作者之手的埃及莎草纸文本，或者来自文德兰达的写字板，其中包括维吉尔的零散诗句。但是，如果我们只依赖于这样的发现，能够拼凑出来的古典著作会非常少。有两部著作的古老抄本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维吉尔的作品在公元5—7世纪的三份手稿中被保存下来。包括《旧约》和《新约》在内的希腊语《圣经》有公元4世纪的抄本：一份抄本在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一直保存到19世纪，被称为“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其中大部分现存于大英图书馆；另外一份抄本存于罗马，被称为“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两份最伟大的古代经典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在古代抄本中，这绝非偶然。奇怪的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没有完整地从古代流传下来。对于其他的文本，我们主要依赖于从古代之后流传下来的内容。有时，流传的过程也就是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过程，例如，优西比乌的作品被翻译成叙利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希腊科学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见前文，第五章）。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在大教堂和修道院缮写和再缮写的过程。加洛林王朝（751—987）因其对古典历史的兴趣而闻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宫廷里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古典图书馆，修道院院长和主教可以在里面抄写。这一时期的抄本被保存下来的很少，但是在大约公元1000年后，它们构成了更丰富的流传复本的基础。就李维而言，我们很幸运，尼科马库斯和西马库斯的版本在加洛林时代被誊抄，因此是我们中世纪抄本的源头。但是有时候甚至一些重要作者的作品流传的渠道也很狭窄。塔西佗大多数历史作品都逸失了：《编年史》的7至10章都未流传下来，1至6卷通过公元850年的一份抄本流传下来，而11至16卷通过11世纪中叶的另一份抄本流传下来，《历史》也只有1至5卷通过这份抄本流传下来。
尽管异教信仰给人留下保持稳定的印象，但我们必须强调基督教日益突出的地位。从312年起，帝国开始支持基督教而不是异教，元老院成员受到了改信基督教的压力，并且帝国逐步立法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对异教信仰加以限制。但宗教节日被延续下来，基督教当局将其重新解读为“娱乐活动”，因此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在389年它们失去了作为“节日”的正式地位。例如，罗马仍然在庆祝农神节，但伴随节日的献祭活动已经被废止，那些从罗马街上裸奔到罗马广场的人不再像恺撒时代那样是元老院成员，而是雇来的地位低的人。从基督徒对抗“属灵的淫乱”的立场出发，罗马主教（492—496）基拉西乌斯（Gelasius）对罗马的头面人物提出批评，因为他们相信这个节日可以给他们带来救赎。另一方面，支持这个节日的基督徒却认为牧神节是一个无伤大碍的狂欢节，是罗马遗产的一部分，可以将当下和厄凡德尔与罗慕路斯的古代连接到一起。
与此同时，基督教节日开始取代传统节日。从321年起，星期日就有了“节日”的地位。389年，异教节日失去了被保护的地位，复活节被增加到节日之中，法庭在节日时不能开庭。基督教节日时间的选定有时也和异教相竞争。4世纪时，12月25日被广泛当作庆祝太阳神诞生的日子，根据希腊历法，这是“光明增加”的时候：在儒略历里，12月25日是冬至日，过了这一天，白天的时间重新变长。4世纪时，12月25日也被罗马教会选为基督诞生日。此前，有多个不同的日子都被当作基督诞生日，但是为了突出基督在神学上的重要性，反对帝国东部基督徒关于基督从属天父的主张，罗马教会把时间定在了12月25日，这个节日从罗马传播到西部的其他教堂，最终传播到东部的大部分教堂。这个日子也有《圣经》的支持：先知玛拉基（Malachi）已经预言了“公义的日头”的到来。此外，这个新的基督教节日还可以对抗流行的异教节日。
此外，基督教还要与差不多同时的另一个异教节日对抗。在整个罗马帝国，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庆祝元旦（1月1日）。这一天标志着罗马年的开始，人们交换礼品，竞相宴请、喝酒。基督教的主教经常猛烈抨击这个节日。为了使会众的注意力离开教堂外可能会导致堕落的节日活动，奥古斯丁曾连续讲道两个半小时。
和3世纪时相比，在4世纪，基督教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无论是地域范围还是信徒的人数，都有了很大的增加。4世纪时来自萨利斯圣泉（Aquae Sulis，今天的巴斯）的一块咒符向萨利斯·密涅瓦（Salis Minerva）求助，让她帮忙找到从钱包里偷窃六枚银币的小偷，“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最后三条是早期咒符的标准用语，其目的是涵盖小偷可能属于的各种范畴，而第一条“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的新颖之处是值得注意的，表明4世纪时基督教在不列颠已经很盛行。
基督教的一个传播途径是活跃的、现在已经合法的福音布道。对于福音布道的效果，图尔（在法国中部）的马丁（Martin of Tours）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马丁（死于397年）和奥索尼乌斯是同时代人，但是和奥索尼乌斯不同，他是高卢的外来者。他出生于潘诺尼亚（今天的匈牙利），在意大利北部长大，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在他还是士兵的时候，在仅有简陋军衣的情况下，还是把他的斗篷分了一半给乞丐。退伍之后，他成为云游四方的基督教修道士，最终成为图尔的主教。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奇迹般的疗愈能力，甚至能够把死人救活，还有就是对农村异教崇拜的破坏。例如，在埃杜伊人地区，当他试图摧毁一座异教神庙时，不得不降服愤怒而暴力的人群。由于他对异教偶像的有意破坏，当地一些崇拜的确在他所处时代终结了。后来的当地传说甚至把马丁和埃杜伊人的古老中心比布拉克特遗址联系到了一起。在4世纪末，那里的一座神庙被摧毁，里面的雕像被打碎，在其废墟之上建立了纪念圣马丁的小教堂。他的传记作者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在写到马丁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如何描述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人。即使荷马再世，也无法形容圣马丁的非凡一生。在他看来，正如基督的神迹和他与魔鬼的对话是真实的，马丁的神迹、他与圣人和魔鬼的谈话也都是真实的。苏尔皮奇乌斯是一位有古典修养的人，但是他认为应该将马丁置于《圣经》中的过去。马丁是又一个使徒，其戏剧性的行为和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既有叙事是相符的。
到了公元400年，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主教和至少一座教堂。大区域的主教理事会不定期开会来决定关于教义的一些事情：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有300多位主要来自帝国东部的主教参加；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有将近200名主教参加；431年的以弗所会议有200多名主教参加。在帝国西部也有类似的会议：314年的阿莱拉特（Arelate，今天的阿尔勒）会议有33名主教参加，但是359年的阿里米努姆（今天的里米尼）会议有400多名主教参加；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有3位来自不列颠的主教。主教已经成为所在城市里享有声望的人物，他们越来越多地来自当地贵族。在这方面，高卢最重要的主教利蒙努姆（今天的普瓦捷）的希拉里（Hilary of Limonum）比马丁更具有代表性，他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主教也开始承担代表城市和中央政府交涉的角色。387年，当奥龙特斯河畔安条克的居民因为骚乱和破坏皇帝的雕像要遭受可怕的惩罚时，成功使该城获得皇帝宽恕的是这个城市的主教和修道士，而不是行政官和市议会。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主教职责广泛而位高权重的情况将一直延续下去。
到了400年，修道院也被大量修建。在安东尼（Antony，251—356）和后来的帕科缪（Pachomius）的带领下，隐修运动开始在埃及兴起。帕科缪于346年去世时，他的追随者据说多达3000人，在5世纪初则达到了7000多人。这一运动从埃及先是传播到了巴勒斯坦，接着又到了小亚细亚内陆，但在其他地方的传播很慢。在帝国西部，马丁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在退伍之后不久，他试图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一所修道院，但是没能成功。然而，在希拉里所在的城市利蒙努姆外的利居热（Ligugé），他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并于372年在图尔城外的马穆蒂尔耶（Marmoutier）建立了另外一所修道院，此时他刚刚成了那里的主教。在马穆蒂尔耶，马丁和80名修士一起过着苦行的生活，穿的衣物不是用当地的羊毛制成的，而是从隐修制度的发源地埃及进口的粗糙骆驼毛制成的。修士们没有个人财产，除了抄写文本外没有其他的工作。虽然当时围绕修士是否应该仅仅做祈祷和抄写文本是有争议的，但是事实证明隐修制度具有非常持久的生命力。
4世纪的基督教共同体通过圣人崇拜来为自己创造基督教的过去。最初，主要崇拜的是那些在君士坦丁之前遭受当局迫害的殉教者。354年，罗马教会的日历上几乎包括所有3世纪时罗马殉教者的纪念日。除了基督在犹太地伯利恒的诞生日和彼得成为罗马的第一任主教的纪念日，所有其他节日都是殉教者纪念日。在一年中有52人被纪念，共计22次。他们全部在罗马殉教并被埋葬在罗马，除了三位北非的殉教者之外，他们是居普良（Cyprian，迦太基主教）和203年殉道的佩尔佩图阿和菲丽希塔斯（Felicitas）。除了彼得和保罗（在258年对他们的崇拜被改革）之外，日历上没有1世纪和2世纪的殉教者。日历中所隐含的过去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在罗马的起源，但主要集中于3世纪的事件。
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护教辞》大概写作于佩尔佩图阿和菲丽希塔斯殉道时的迦太基，在书的末尾，他对当局提出警告：那些殉道者的鲜血是基督教的种子。这种论点是可以商榷的。对于一个少数教派来说，竞技场上血腥死亡的场面不能算是好的宣传。基督徒领袖不赞成人们追求殉教，实际上为那些服从命令而牺牲的基督徒制定了合适的忏悔形式。直到迫害结束之后，这种对殉道者的崇拜才发展起来。第一批基督教圣徒都是殉教者，但是5世纪对圣徒的崇拜扩展到了那些寿终正寝却有超凡魅力的基督徒。
马丁就是这种新式圣徒的早期代表。马丁去世后，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写以书信和对话的形式讲述了马丁的神迹、他的反异教行为和苦行主义理想。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声称马丁忍受着无尽的痛苦，而这就是没有血光的殉道。马丁死后不久，利居热的修道院在马丁原来的修道院西侧建了一座新的圣殿。430年，他在图尔的继任者在他的坟墓上建了一个小教堂。但是对马丁的地方崇拜在他死后超过五十年才真正发展起来，即5世纪60年代之后。直到6世纪，对他的崇拜才广泛传播开来，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将马丁当作自己的守护圣徒。
4世纪的教会建筑构成了新的宗教地理风貌，因此也构成了对过去的新解读。到333年那位布狄格拉的匿名朝圣者去巴勒斯坦朝圣时，那个地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统治东部帝国的9年里，君士坦丁在该地区投入了大量的帝国资源。在哈德良改造雅典仅仅200年后，帝国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尽管在《使徒行传》中，圣保罗在雅典的传教活动令人印象深刻。君士坦丁拆除了哈德良在巴尔·科赫巴叛乱后在耶路撒冷建造的朱庇特神庙，建造了至少四座教堂：一座在基督诞生地伯利恒，一座在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并且埋葬的地方各各他（见图31），一座在基督升天的地方橄榄山（Mount of Olives），一座在幔利（Mamre，今天的希伯伦附近），在这里，亚伯拉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款待了三位天使，并且得到了他将成为多国之父的预言。君士坦丁的选址受到了这些地方原有基督教传说的影响。选择幔利，是因为他认为三个天使中有一位是基督，是上帝在世上的一次显现。他还受到了他的岳母尤特罗皮娅（Eutropia）的警告，说她看到这里被异教的仪式所污染，但他决定在这里建教堂，让我们想起优西比乌将亚伯拉罕的诞生当作世界历史起点的做法。
图31 君士坦丁修建的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平面图。左侧是据信在基督坟墓所在地之上建造的祭坛。中间是敞开的院子。右侧是巴西利卡，由于后来的重建，这部分的平面图并不确定
从布狄格拉的朝圣者所做的记录，可以看出此时人们是怎样看待巴勒斯坦的。他对往返巴勒斯坦的旅途的描述主要是一份补给站的名单，而对巴勒斯坦的描述却非常翔实，详细介绍了他所到之处的历史重要性。这位朝圣者对《圣经》中的整个历史都有兴趣，提到了32个与《旧约》有关的地方，以及21个与《新约》有关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他的记录中提到了所罗门圣殿旁边的水池、所罗门的宫殿（见前文，第54页），以及所罗门圣殿内沾有基督徒撒迦利亚（Zacharias）血迹的祭坛。他还提到，犹太人每年被允许在这里给一个有凹槽的石头涂上膏油，撕破自己的衣服，以示哀悼。在耶利哥，他看到了妓女喇合的房子，在约书亚关于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故事中，这个房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见前文，第52页）。这位朝圣者还高度赞扬了君士坦丁所建的四座教堂，但他也对那些建筑之外的地标很感兴趣，比如撒该（Zacchaeus）为了看到基督而攀爬的那棵树，还有基督在约旦河受洗的地方，以及先知以利亚（Elijah）升天的地方。作者对当时的犹太人几乎不感兴趣，对该地和《圣经》无关的历史和崇拜则丝毫不感兴趣：对于耶路撒冷的朱庇特神庙，他只字未提。和后来的许多朝圣者一样，布狄格拉的朝圣者感兴趣的过去完全是和《圣经》有关的，但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的。这片犹太人曾经视为圣地的土地现在成了基督教的圣地。
在巴勒斯坦，由于当时的犹太人在政治上非常弱势，关于过去的新建筑迅速出现并没有引起什么问题。在其他地方，围绕历史记忆的斗争却很激烈，例如奥龙特斯河畔安条克城外达芙妮的阿波罗神庙和神谕。关于这座神庙的起源，当地的说法是：塞琉古一世（公元前308—前281年在位）有一天外出打猎，看到了一棵树，他认为这就是当地河神的女儿达芙妮为了逃离阿波罗的魔掌而变成的。在塞琉古的马经过之处，泥土里露出了一个金色的箭头，上面有阿波罗的名字，这使他确信阿波罗后来经常光顾此地。阿波罗和达芙妮的故事闻名于希腊内外，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安条克仍然在传颂。在这里，这个故事和当地的崇拜联系起来，就像神灵和英雄的其他故事在希腊的情况一样。在公元3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巴比拉（Babylas）的基督徒在安条克殉道，然后就葬在那里。353年，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副手加卢斯（Gallus）生活在安条克，他将巴比拉的遗体从安条克转移到了9千米之外的达芙妮。在这里，他为巴比拉专门建造了一座陵墓，此处便成为基督徒崇拜的中心。
362年，当时的皇帝、加卢斯的弟弟尤里安对安条克的不虔诚深感震惊，指责该城忽视了阿波罗的节日。他决定在达芙妮重建阿波罗的神庙和雕像，试图恢复阿波罗神谕，疏浚那里早已干涸的圣泉。但是泉水依然没有恢复流淌，当他得知这是因为巴比拉的遗体造成的污染时，他让人将其运回安条克原来的埋葬地点。然而，遗体刚进入该城，神庙的屋顶就神秘起火，烧毁了古老的阿波罗雕像。尤里安勃然大怒。由于法庭没能找出元凶，他对基督徒进行集体惩罚，关闭了他们主要的教堂并没收其财物。
整个事件引起了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激烈争论：虽然同为安条克本地居民，异教徒李巴尼乌斯（Libanius）和基督徒约翰·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对此事的观点大异其趣。事后不久，对于神庙的破坏以及这对于传统宗教的可怕后果，李巴尼乌斯写了挽歌般的哀悼词。20年后，约翰·屈梭多模认为神庙被焚毁是神灵对尤里安及其亲异教政策的惩罚。他还讲述了巴比拉在达芙妮的出现改善了当地的道德风气，荒淫堕落的人变得收敛起来，就像在老师的注视之下一样。巴比拉和达芙妮的事例很好地表明了有关宗教纪念场所的冲突，那也是强调不同的过去而引发的冲突。
对于公元4世纪宗教上的变化、调整以及冲突，应该从希腊和罗马宗教与基督教之间主要差异的角度来看待。希腊和罗马的宗教没有经文，也没有信众集会的教堂，神祇和祭司则男女皆有。基督教也曾经有过女殉教者和女先知，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就只有男性神职人员和主教了。这种带有性别色彩的权力倾斜使基督教与作为（男性）圣书宗教的犹太教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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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前100多年宗教和文化的变革，奥古斯丁在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为我们提供了一位基督徒的看法。站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世界的交叉点上，他提出了对古典时代和现代都极具影响力的观点。他的作品可能是此后1000年里西方最为重要的拉丁语文献。本章开头提到的鲁灵斯通的镶嵌画完成之后不久，年轻的奥古斯丁（生于354年）正在北非学习传统的教育课程。和几个世纪以来的学童一样，他受教于语法学家（grammatici），并且喜爱阅读维吉尔的作品。他为狄多的死悲伤哭泣，他第一次出名是因为在校时的一篇演讲，内容是嫉妒的朱诺看着埃涅阿斯离开迦太基前往意大利半岛时的心情。他接着学习了修辞学，并且很快就脱颖而出，先是在迦太基和罗马教授修辞学，后来于384年成为梅蒂奥拉努（米兰）的修辞学教授。奥古斯丁对于拉丁文和标准课程的掌握显然是非比寻常的。即使对于最有才能的人来说，这些知识也不容易掌握。在米兰生活两年之后，奥古斯丁发现意大利人仍旧会嘲笑他的非洲口音。公元5世纪早期，北非一些偏远的城镇仍旧以讲迦太基语为主。
在修辞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后，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有了新的认识，公元391年，他在希波（今天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被按立为神父，并在公元395年成为主教。作为主教，他的修辞技巧依然十分重要，他的拉丁语布道开始出名，这就是为什么有几百篇这样的布道流传了下来。不少布道文直到最近才在图书馆中被发现，在1981年到2009年之间才首次印刷出版。他的很多布道都是对已有的信众讲解教义或仪式。最近发现的两篇布道发表于纪念非洲殉道者居普良、佩尔佩图阿和菲丽希塔斯的节日上。在奥古斯丁看来，后面这两位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不仅仅是作为女性，而是作为妻子，就佩尔佩图阿而言，还是作为母亲，她们的这些角色堪称众人的典范。奥古斯丁谈到佩尔佩图阿关于一位埃及黑人的梦境，在这个梦境中她最终战胜了恶魔。尽管佩尔佩图阿和菲丽希塔斯有身为女性的弱点，但她们都取得了胜利。有些布道谈论的是基督教会需要统一的问题，这些是在皇帝颁布法令试图压制长期分裂的教会后发表的。还有些布道是为了吸引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奥古斯丁有时会离开希波到突尼斯北部和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地区去传道。在他所到的那些区域，基督教刚刚传播到那里。当他在提格尼卡［Tignica，今天突尼斯的艾恩汤噶（Ain Tounga）］传道时，奥古斯丁发现所有会众的父母亲都是异教徒。在别处，他不得不承认他无法转化那些受过教育的异教徒，并且这些异教徒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难转化。在波塞斯［Boseth，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迈杰尔达河（Medjerda）流域］，他曾两次向会众道，其中包括一些受过教育的异教徒，可能是特别邀请的。这些异教徒认为人的灵魂需要通过异教仪式达到净化，这种仪式能够安抚传统神灵，让升天成为可能。他们把基督和殉道者当作中介，在他们的日历中，基督和殉道者也占据重要的位置。对此基督徒又怎么能反对呢？奥古斯丁回应道：异教哲学家关于灵魂的观点需要被修正，因为他们所说的灵魂少了些神性，并且他们的净化行为依赖于人类的骄傲。在其他的布道中，他不得不面对那些认为异教是通向上帝的另外一条可接受的渠道的基督徒。这是一些异教徒为罗马的异教信仰辩护时形成的论点，但是奥古斯丁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些的。通往真正的上帝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基督教会。
公元397年，在他成为主教两年后，奥古斯丁决定写一本概括他信仰之路的心灵自传。《忏悔录》的内容十分现代化，至今依然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书中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一直讲到他改信基督教，最后以他的母亲莫妮卡（Monica）在387年的逝世结尾，当时他们正在等着回家。书中还追溯了他多次转向的过程：读了西塞罗的一部作品之后，他转向了哲学；然后，他又转向了摩尼教，这个宗教部分受到了波斯思想的启发，认为善与恶之间永远在斗争，戴克里先曾试图扑灭这种宗教；最后，他转向了基督教，而他相信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但是1至9卷的事件讲述之后，在第10卷，他阐述了其独创的记忆理论。前面的几卷讲述了他对过去生活中的过失的记忆，以及他是怎样一步步靠近上帝的，但是这部作品的旨归是引导读者也踏上通往上帝的道路。一个人怎样才能寻求普通感知之外的上帝并获得人生的幸福呢？奥古斯丁认为是通过回忆他所失去的东西来做到这一点的。对上帝的记忆就像是对喜悦的记忆，在亚当以及人类的堕落之前，人类是知道这种喜悦的。奥古斯丁的记忆理论把他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联系到了一起。作为知识和理解的先决条件，记忆解释了他的过去，揭示了他的完整身份，并且是神与他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记忆的全部意义只有放在宗教的背景之下才能被理解，这个观点对于奥古斯丁对文化记忆的处理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写作《忏悔录》的同时，奥古斯丁也将注意力转向了古典教育。年轻时的奥古斯丁可能为狄多哭泣过，但他在《忏悔录》中指出他被热情蒙蔽了双眼，无法看到自己真实的属灵状况。因此，他对维吉尔的态度很矛盾，尽管他对维吉尔的作品熟稔于心，并认为其拉丁语比已有的拉丁语《圣经》好很多。在《论基督教教义》这本书中，他详细讨论了基督教与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圣经》是最重要的。和其他书本一样，它也很复杂，阅读时需要熟练的解析技巧，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权威解释。理解它也需要拥有希伯来语以及近东历史的广博知识，而这是仅仅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所不具备的。但奥古斯丁并不认为只有《圣经》才值得学习，也不认为《圣经》之外的教育对于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来说没有必要。相反，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的延伸。即使异教信仰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其献祭活动是人类和恶魔之间交流的一种手段。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并不是基督教的威胁。和马克罗比乌斯《农神节》中暗示的观点相反，维吉尔对于献祭活动的描述并没有激起异教徒的宗教情感，基督徒对此也无须恐惧。异教神灵不过是“传统的形态，它们由人类所创造，适应了人类社会的需要，我们的人生中离不开它们”，因此可以为基督徒所用。这样一来，维吉尔的作品和其他拉丁语经典一下子就不再具有威胁性，因此在基督教时代，仍可以继续充当欧洲教育的基础。
奥古斯丁也开始思考罗马和罗马帝国，以及它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他本可能像拔摩岛的圣约翰一样（见前文，第344页）将罗马视为巴比伦的淫妇，或者也可能像优西比乌那样，把帝国当作神意的杰作，把皇帝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事实上，他都没有。在公元410年罗马城被哥特人洗劫时，他已经对上帝之城和人类之城这一《圣经》主题产生了兴趣。历史的讽刺之一是，奥古斯丁可以在安稳的北非观察罗马和意大利半岛的麻烦，这里看起来远离入侵。而另一个讽刺则是，源自波兰的汪达尔人一路打到高卢和伊比利亚半岛，在429年侵入北非，并在439年征服了迦太基。公元410年到411年，奥古斯丁围绕罗马的陷落进行了四次布道，但是他面对的听众是来自罗马的流亡者，他们很难对付，因为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基督徒，却忠诚于古典文化。正是为了应对这些摇摆不定者，奥古斯丁写作了《上帝之城》，423年到425年，这本书的几部分陆续面世。
除了叙事性的历史（如李维的作品）和法典之外，《上帝之城》是以拉丁语写成的最长的论说文。这部作品结构复杂，在奥古斯丁随书寄给异教徒朋友费尔摩斯（Firmus）的信中，他对这本书的结构进行了总结。前五卷是为了反对那些认为崇拜神灵（或者说是恶魔）能带来此生幸福的人而写的；接下来的五卷是针对那些相信这样的崇拜能带来来生幸福的人而写的；后面三部分各由四卷组成，分别探讨了上帝之城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终结。这个论题使得奥古斯丁在罗马文化和历史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在第一部分，为了否定异教崇拜可以带来此生的幸福，他详细地描写了基督降临之前罗马的弊病。神灵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让特洛伊毁灭。他们没有惩罚罗慕路斯对他的兄弟雷穆斯的谋杀。在国王的统治之下，虽然以那么多人的流血为代价，罗马的权力欲望却只让罗马的边界从罗马城向外扩张了20罗马里，几乎无法和同时代北非的城市相提并论。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陷落之后那段时期，奥古斯丁强调了从格拉古兄弟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暴力，以及米特拉达悌对亚洲的罗马人的屠杀。这一切的灾难都发生在罗马崇拜异教神灵的时候。随后，奥古斯丁承认，一些古罗马人是拥有美德的，如尤利乌斯·恺撒，当时的异教徒都很坚持这一点，但是他指出，他们的美德无法控制道德腐败的力量，与圣徒的美德相比，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美德。
《上帝之城》的下半部分探讨两个城市的起源、历史和终结，根据《圣经》的讲述，他概述了从创世到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人类历史。然后，这本书转而勾勒和上帝之城相对的人类之城直到基督降临的历史，先后将亚述人和罗马人当作人类之城的主要例子。奥古斯丁采用了优西比乌所建立的时间框架，而这一框架是他从耶柔米的拉丁语译文中了解到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一框架把其他文明都与《圣经》的叙事线索联系起来。因此，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对虚假神祇的崇拜才被引入希腊。关于欧罗巴被从腓尼基掠到克里特岛的故事，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当时的异教徒认为她是被一位克里特国王掠走的，而宙斯和公牛的故事只是一个民间寓言。正如优西比乌所做的那样，奥古斯丁认为，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半岛时，雅典的国王是墨涅斯透斯，西锡安的国王是波里菲特斯（Polyphides），亚述的国王是坦塔内斯（Tantanes），以色列的士师是拉布顿（Labdon）。对这两个城市平行历史一丝不苟的写作以基督的降临和基督教会的诞生结尾，此时两个城市混合到一起，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再次被分开。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奥古斯丁认为罗马完全是另一个人类机构，在原则上，其他的国家可以取而代之。至于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这将是“企鹅欧洲史”系列第二卷《罗马帝国的遗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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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古典古代对过去的记忆。当然，这样的记忆不是自古就有的，就像我们在探讨青铜时代对于过去的记忆时所看到的那样，但是从公元前第一千年初期开始，两套主要的记忆变得重要起来。首先是在希腊人那里，然后是在罗马人那里，占主导地位的记忆把各种不同的现实和特洛伊战争以及更早的时期联系起来。由于希腊世界外围的民族试图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他们将他们的过去与遥远的希腊过去联系起来。埃涅阿斯离开熊熊燃烧的特洛伊，经过迦太基来到意大利半岛，对于整个罗马世界的人来说，他的旅途反复成为参照点。从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开始的对罗马崛起的叙述，构成了传给基督教欧洲的一套新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奥古斯丁那里，罗马是主要的地上之城。另外一套记忆是以色列人的记忆，在公元前6世纪，由于被掳至巴比伦的经历，这套记忆得到强化。对于犹太人来说，是这些记忆定义了他们的身份，而他们之所以会对罗马的统治发起反叛，部分也是因为这些记忆。这些记忆一直是犹太人所特有的，直到其部分被基督徒采纳，并构成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历史的一部分。
在古代世界，记忆可以对民族进行定义，可以让他们团结起来，也可以导致他们之间的分裂，但是其他的因素也很重要。语言是关键。希腊语成了地中海东部的主要语言，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基督教文本，包括《新约》在内，不是用耶稣的母语阿拉米语，而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同样，拉丁语成为地中海西部的主要语言。在帝国早期，罗马精英以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而自豪，但这种双语能力仅限于精英阶层，也不持久。基督教的文本很早就被翻译成拉丁语，甚至像奥古斯丁那样受过很高层次教育的人也没有掌握希腊语。在戴克里先统治期间，帝国首次分为东西两部分，到公元4世纪末则彻底分裂，这一分裂就是两种语言之间根深蒂固的分裂的结果。
在东部，直到公元7世纪，帝国政府一直掌握着支配权，城市欣欣向荣。萨珊王朝依然是东部的威胁，在7世纪初，他们成功控制了帝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尽管后来又被驱赶回去。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萨珊王朝被阿拉伯部落联盟消灭。穆罕默德是阿拉伯人的领袖，从622年开始直到他于632年去世。阿拉伯人势力的迅速崛起标志着近东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的建筑囊括了发生在东部的这些变化。从640年左右开始，阿拉伯开始控制耶路撒冷。在穆罕默德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72年后，相当于公元691年至692年，新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下令修建了这座清真寺，以此宣告将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个非凡的建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真寺，因为它不是为礼拜而设计的，其本质上是一个围绕圣殿山一块暴露基岩的八角形外壳。布狄格拉的朝圣者所说的犹太人哀悼圣殿被毁的圣石就是这块石头。最晚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犹太人就相信，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捆绑起来并差点将其献祭的事情就发生在这座山上。这座建筑主导着耶路撒冷的天际线，象征着耶路撒冷新的统治者。但是它对穆斯林也有特殊的意义。从一开始，他们就承认耶路撒冷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地点。根据早期的传说，穆罕默德有一天夜里乘飞马从麦加旅行到了耶路撒冷。在这块岩石上，天使吉卜利勒（加百列）告诉他，这是真主在创世之后飞升天界的地方，这里还留有他的脚印。这里也将是最后审判的地方。由于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和基督教思想中的地位，整个城市（尤其是那块岩石）对于世界的开始和结束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只是在后来的传说中，这块岩石才成了穆罕默德本人夜游耶路撒冷时升天凝视宇宙的地方，而这里留下的是他本人的足迹。这种传说始于11世纪，但时至今日仍一再被重复。
在圆顶清真寺内部八边形拱廊的内外两侧，有两个巨大的镶嵌文本，长达240米，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91年至692年，它们几乎是可以确定时代的、最早的穆斯林文本。两个文本都是《古兰经》的经文摘取和组合，以彰显这个新宗教的伟大。拱廊内部的文本写道：“以仁慈的真主之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这句话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异教的多神信仰，更是针对基督教。“弥赛亚，马利亚之子耶稣，只是真主的使者，他把他的话传给马利亚，从他传来的灵。所以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不要说三位。”耶稣被当作真主的使者受到尊重，他出生、死亡和复活的日子也受到尊重，但“上帝是不应该有儿子的”。这些都是极具争议性的论断。圆顶清真寺表明，《古兰经》中早期民族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早期传说，是如何被改编并融入伊斯兰教的，但也表明伊斯兰教的说法是非常新颖的。
在西部，帝国统治的分崩离析从公元425年就已经开始了。不列颠已经失去，汪达尔人即将征服北非，高卢和伊比利亚有些地区将很快被罗马的蛮族盟友所控制。当路提里乌斯·纳马提亚努斯（Rutilius Namatianus）在417年从罗马航行返回故乡高卢时，他写了一首诗赞美罗马的伟大，并祝贺将军君士坦提乌斯击败伊比利亚的哥特人。路提里乌斯是异教徒，他提到多亏了罗马的神庙，他才距离天堂并不遥远。他承认罗马民族有两个源头，分别是维纳斯和马尔斯，前者是埃涅阿斯之子的母亲，后者是罗慕路斯后人的父亲。当他沿着意大利的西海岸航行时，路提里乌斯欣喜地提到异教的仪式依然在继续，并猛烈抨击修道士和犹太教徒。他有点儿伤感地注意到了所经之处的变化和没落，如皮尔吉或“荒凉的科萨那些古老的、无人防守的遗迹和破败的城墙”，但是遥远的过去依然是一个牢固的参照点。在他曾经在皇宫里服务过的比萨，他动情地回忆着这个城市的历史：作为奥林匹亚竞技会发源地埃利斯的一个殖民地，比萨在埃涅阿斯从特洛伊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路提里乌斯仍然认为自己离开了中心（罗马）回到了外围（高卢）的故乡。也就是说，他仍然认为自己生活在古典欧洲的历史所涵盖的世界。事实上，他正处在新世界的边缘。在这里，外围正在凭着自身的实力成为权力的中心，到了公元5世纪，高卢要比罗马强大得多。
在这个新世界中，对于过去的看法在西部的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在高卢南部有一个偏僻的修道院，是由吉扬（Guilhem）伯爵于804年建造的，现在被称为圣-吉扬-勒德塞尔（Saint-Guilhem-le-Désert）。在从高卢驱退阿拉伯人的战役中，他获得了显赫的荣耀，但他决定隐退，成为修道士。他的表弟查理曼皇帝把当年钉死耶稣的十字架的一部分赠送给了这个修道院。在12世纪或13世纪，在对吉扬的崇拜正在形成的时候，一个4世纪的基督教石棺被重启，以保存吉扬的遗体，还有一个6世纪或7世纪的石棺也被重新利用，用来保存他的姐妹阿尔巴纳（Albane）和贝特拉纳（Bertrane）的遗体，此外，在教堂大门的正面，还竖立了他们的罗马式半身像。尽管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地区依然将自己与罗马的过去联系起来。在不列颠，情况却很不同。和高卢相比，这里的罗马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加有限。把不列颠人的源头追溯到特洛伊人的说法的确存在，但是罗马统治还没结束，城市就已经在崩溃了。到了公元8世纪，一位用古英语写作的诗人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可能位于巴斯），发思古之幽情，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虽然命运将其摧毁，
壁垒依然雄伟。
楼台瓦解，只剩下残垣断壁。
屋顶塌陷，高塔倒地。
历经风吹雨打，岁月侵蚀。
灰泥剥落，栅门破败，
天花板早已裂开。
擅长圆形建筑的能工巧匠，
用铁箍连接起房梁。
公共大厅宽敞明亮，
只因有高高的山墙。
浴室众多，到处欢声笑语。
宴会厅里，充满人间欢愉。
命运无情，横遭变故。
瘟疫流行，四处屠戮。
勇士已去兮，
演武厅被弃。
城市成废墟，
无人来修葺。
各厅皆空，毫无人迹，
砖瓦脱落，轰然倒地。
遥忆当年，群雄聚首，
金光闪闪，威风凌厉。
畅饮美酒，身着甲胄，
奇宝珍玩，金玉满堂。
石头建筑依然耸立，
温泉之水还在流淌。
泉水流过灰色的石头，
进入圆形的水池，
进入下面的浴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