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意大利半岛和帝国：公元前146年—公元14年
甚至到现在，大多数高卢人依然睡在地上，连饭也是在稻草铺成的床上吃。他们拥有丰富的食物，包括牛奶和各种肉类，特别是猪肉，既有新鲜的，也有腌制过的。这些猪是放养的，因此都特别高大、强壮而敏捷；陌生人如果靠近他们，肯定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甚至对于狼来说也是如此。高卢人的房子是圆拱形的，面积很大，用木板和柳条建成，上面以茅草覆盖，作为屋顶。
这是公元1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对中部高卢人的描述。这是一种对原始人群的令人惊奇的描述，他们过着不同于地中海地区民族的生活，他们房子的形状和构造都很奇怪，野猪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些野猪甚至能够把狼杀死。斯特拉波明确指出，他对于高卢人的讲述主要来自他们被恺撒征服之前的时代的记录。乍一看，这里描绘的高卢人很像一千年前波兰中北部索别茹切的居民。实际上，斯特拉波很清楚，高卢人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向罗马，还向意大利半岛的其他地方供应绵羊毛织的布匹和腌猪肉。索别茹切的居民和远方的外界根本没有联系，而高卢人和远程贸易系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本章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讲起，此时的高卢人还独立于罗马，一直讲到公元前1世纪末这里成为罗马的行省。在此期间，无论是在西部还是东部，罗马的统治范围都有了极大的扩张。无论是对于疆域的管理，还是对于认识疆域的方式，罗马的领土扩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前面提到的罗马统治对意大利半岛的影响开始讲起，随后会讲到罗马内部的政治变迁。在这一时期的开端，元老等级的精英高高在上，从帝国的扩张中获利颇丰。这一时期结束时，这类精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个个领导者和一系列内战，最后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中，奥古斯都击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军队，接着奥古斯都成为皇帝，虽然他自称仅仅是一名普通公民。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在谈论这些政治上的变迁时，人们通常会提到罗马从“共和制”到“帝国”的转变，但其实在“共和”时期，罗马就已经拥有了一个帝国。和其他的政治家一样，奥古斯都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传统的人，如果发现我们把亚克兴战役当作两个历史时期的分水岭，他会大为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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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势力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张开始给罗马造成很大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罗马能够干预同盟和其他国家的事务，拉丁语成为意大利半岛的声望语言。在此过程中，罗马在意大利半岛获得了更多的领土。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半岛南部的那些城邦站在了迦太基人一边，因此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被剥夺了一些甚至所有的土地。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成了公有地（ager publicus），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租赁给罗马公民。在理论上，每个公民只能租赁125公顷的土地，并且要向国家缴纳租金，但实际上这两点常常被忽视。现代的惯用说法是很多上层罗马人获得了巨大的地产，利用奴隶进行耕种，有些地方把农田变成了牧场。上层阶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剥夺了当地自由农民，并为自己创造了巨额财富。这种说法所依凭的一些证据并不客观，受到了那些试图改变这种形势的人的观点影响。这种说法需要调整，因为意大利半岛内部各地在土地所有权和农业实践方面差异巨大，还因为人口增长可能是无地穷人增多的部分原因。至于意大利半岛很多地方的考古现场调查是否支持这种传统的观点，还没有定论。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时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当选为护民官后，这些问题发展到了不得不采取行动的程度。提比略·格拉古家世显赫，祖先有很多丰功伟绩。他是那位赢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 the Elder）的外孙，同时也是在公元前146年攻陷迦太基的小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 the Younger）的姻亲。因此，他本来有希望角逐元老等级的最高职位和荣誉，就像刻在西庇阿家族坟墓上的碑文所表明的那样。然而，提比略选择充分利用护民官这一职务，按照波利比乌斯的说法，这一职务关注的是民众的心声。这是一种利用罗马政治体制的新方式，会带来重大的影响。他让民众通过违背元老院意志的法律，建立土地委员会来处理滥用公有地的问题。那些侵占公有地者只能保留原来所规定的那些土地，以及可以保留给两个儿子的土地，多余的部分由土地专员分给无地的穷人。他的立法深受民众的支持，但是遭到了上层人士的憎恨，因为这项立法会让他们损失惨重。此外，他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反对他的政治策略。
虽然提比略·格拉古被杀害，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件事，但土地委员会依然开始了工作。这个委员会在意大利半岛立了很多界碑，大部分在卡普阿南面，其中14个保留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土地面积的记录还是非常详细的。在距离土地委员会所考察的一个区域只有几里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名字没有流传下来的杰出罗马人主持修建了一条道路，从利基翁一直通到卡普阿，横贯整个地区。据称，他还是第一个确保在公有地上牧羊人让位给农民的人。此外，他还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广场和公共建筑，可能是为新定居的农民而建，这符合提比略有利于无地穷人的改革目标。
公元前123年，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当选护民官。提比略可能想改善没有土地的罗马公民的境遇，但是盖乌斯·格拉古采取的行动让不是罗马公民的意大利人受益，而这实际上也对罗马有利，因为这样一来，罗马军队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兵源。他修改了哥哥的土地改革法案，有一种重要类型的土地不再被分给罗马公民，而是租给非罗马人。此外，他后来又提出改变拉丁同盟的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公民权，并给其他的意大利人一些权利，但是这个提议没能通过。公元前121年，为了支持自己的立法，他起兵造反，但这同样也失败了，他和很多支持者一起被杀害。
扩大罗马公民权的问题并没有随着盖乌斯·格拉古之死而解决。根据与罗马之间的盟约，意大利同盟每年都必须向罗马供应士兵，但是罗马给他们的待遇让他们越来越不满。对于一名年轻的罗马使节对拉丁殖民地一个低微公民的卑劣行径，以及一位罗马执政官对同盟城邦一位行政官的可恶行为，盖乌斯·格拉古都曾经提出抗议。和遍布意大利半岛的罗马殖民地相比，意大利同盟者受到的不公待遇尤其突出，因为殖民地的居民都是罗马公民，不用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在原则上可以不受罗马行政官滥用职权之害。此外，意大利同盟者渴望参与罗马的政治和法律决策过程，其中包括关于如何治理帝国的决策。因此，意大利同盟者希望能够结束和罗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拥有罗马公民权。然而，他们的愿望一再落空。罗马政治家李维·德鲁苏斯（Livius Drusus）被刺杀，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他曾经提出要将公民权授予意大利人，但是没能成功。公元前91年，罗马与其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爆发战争（在拉丁语中，“同盟”一词是“socii”，因此就有了今天的“Social War”，即“同盟战争”）。从北部的费尔莫（Firmum）到南部的格鲁门顿（Grumentum），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同盟纷纷揭竿而起。历史学家维莱乌斯·帕特尔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祖先曾经参与这场战争，根据他的记载，在为期3年的战争中，约有30万名年轻人丧生。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战争爆发时，这些同盟者的愿望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东西，那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些同盟者建立了一个由500人组成的元老院，选出了自己的行政官，首都设在科尔菲涅乌姆（Corfinium），他们将其重新命名为意大利加（Italica）。在对罗马人作战所用的铅弹上，刻有他们行政官的名字和“意大利”（Itali，意大利人）的字样，可见这些士兵作战时将自己视为一支统一的力量。从他们发行的银币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怎样看自己的。这种银币很大，和10年或20年之前罗马的铸币差不多。它所依据的是罗马的标准，有时使用的是罗马的形象，但是分裂主义的特征很鲜明。银币上的文字有拉丁语和欧斯干语两种，后者是整个意大利半岛中部通用的语言。使用欧斯干语是他们要独立于罗马的第一个迹象，而实际的文字更加明确，因为铸币当局被清楚地以拉丁语和欧斯干语标明“意大利亚”，原文分别是“Italia”和“víteliú”或“vítelliú”。换句话说，反叛者自认为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意大利国家，在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国王于1861年建立现代的意大利国家之前，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此类尝试。银币上的形象所彰显的也是意大利身份。意大利亚女神的头像出现在银币上，然而有趣的是上面的文字“Italia”或“víteliú”和一头公牛形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反叛者似乎在利用意大利语中表示牛犊的单词（拉丁语中的“vitulus”）和半岛的名字之间的关系（第199页）。尤其生动的是，银币上描绘了一头公牛用角去顶一匹狼的场面。根据维莱乌斯·帕特尔库鲁斯的讲述，在罗马城外，一位率领着4万人马的意大利指挥官这样激励士兵们加入战斗：“除非我们砍掉它们藏身的森林，这群蹂躏意大利自由的狼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银币上表现的是意大利公牛正在报复掠夺成性的罗马之狼。
罗马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先是把公民权赋予那些没有反叛的人，后来又在公元前88年和87年将其赋予波河流域以南的所有民族。公元前70年，罗马发行了一枚表现罗马和意大利握手言和的硬币，同盟者的分裂主义目标被镇压。双方达成一致，叛乱者的目的仅仅是获得罗马公民权，而罗马已经宽宏大量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对于同盟战争的影响以及人们对其的认识，维莱乌斯·帕特尔库鲁斯（约公元前20—公元31）家族的经历很有代表意义。维莱乌斯是在战争结束120年之后写作的，他将自己的祖先全部描写成站在罗马一方的。他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德基乌斯·马吉乌斯（Decius Magius），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一直忠实于罗马的卡普阿人的首领。他高祖父的父亲是卡普阿东部艾克拉努姆（Aeclanum）的米那图斯·马吉乌斯（Minatus Magius），在同盟战争期间，他招募军队为罗马而战，帮助苏拉围攻庞贝。他本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他的两个儿子跻身元老院，虽然这一时期这个家族分支的名望似乎已经衰落。维莱乌斯的祖父是一位军官，为庞培大帝服务，但是在内战期间，维莱乌斯的叔叔和父亲站在了获胜的尤利乌斯·恺撒一边。维莱乌斯本人也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后来进入元老院，并于公元14年担任副执政官（praetor）。他创作的罗马史问世于公元30年，体现了忠于意大利的历史观，认为同盟战争的目的仅仅是获得罗马公民权，还列举了地方精英在为罗马服务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的各种新机遇。
由于同盟战争的影响，罗马公民权先是扩大到了像维莱乌斯的祖先那样的忠诚者那里，后来甚至扩大到了反叛者那里，这就造成意大利半岛罗马公民人数的急剧增加。根据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人口普查，成年男性公民的人数在313000和337000之间，考虑到还有海外服役的公民和普查时的疏漏，在这些数字的基础上可能还要加上20%。对于同盟战争结束后不久的人口，最可靠的普查数据是910000，这可能也要加上20%。换句话说，随着意大利同盟获得公民权，罗马公民的人数增长了两倍，其数量是此前任何一个古代国家都没有过的。这种增长并非没有问题。公元前70年后，负责人口普查的监察官（censores）总是不能完成工作，这可能是因为扩大公民权在本质上是有争议的。
罗马公民住所的扩散也影响到罗马元老院的组成。在同盟战争之前，元老院成员主要来自罗马和拉丁姆地区，但是此后元老院成员的来源地变得更加广泛。有的和维莱乌斯的祖先一样未能成为执政官，但是有些做到了。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阿尔皮努姆（Arpinum）的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此前的几百年里，阿尔皮努姆的居民一直拥有充分的罗马公民权。和维莱乌斯的祖先一样，在同盟战争中，年轻的西塞罗也在苏拉的麾下作战。由于一直忠诚于罗马，并且在司法方面展露出卓越的口才，公元前75年，他当选财务官，由此进入元老院。像他这样的人会受到罗马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西塞罗被奚落为仅仅是“罗马城的移民公民”，但是在公元前63年，他成了执政官。西塞罗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是一个“新人”（novus homo），祖先中没有元老院成员。作为新人，他还没有受到侵蚀保守派的因素的影响。西塞罗的雄辩以及他在其他方面的声望，不应该让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元老院一直都在接受新成员。同盟战争之后的新情况是，元老院中来自意大利半岛各地的成员比例增加了。这一变化来之不易，他们是逐渐加入元老院的。有一位名叫昆图斯·瓦里乌斯·革米努斯（Quintus Varius Geminus）的人，进入了奥古斯都的元老院（成为裁判官），他骄傲地吹嘘自己“是所有佩利尼人（Paeligni）中第一个跻身元老院者”。考虑到佩利尼人所在地区的科尔菲涅乌姆曾经是反叛者的首都，瓦里乌斯的成就还是很了不起的。
在同盟战争及随后的内战时期之后，凯旋的指挥官苏拉将数量庞大的退役士兵安置在殖民地，特别是在伊特鲁里亚和坎帕尼亚地区。庞贝城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安置了至少数千名退役士兵。庞贝城是座古老的城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有人甚至宣称庞贝城的名字来源于赫拉克勒斯的凯旋游行（pompa），他曾经为了追寻失踪的牛犊而穿过意大利半岛。庞贝曾经与萨谟奈人一起反抗罗马，但在公元前3世纪初成为罗马的同盟，虽然依然主要使用欧斯干语。公元前146年，庞贝的军队帮助罗马人攻陷了科林斯。作为回报，庞贝从罗马指挥官穆米乌斯（Mummius）那里收到很多礼物，其中包括一尊雕像和一件奢华的金属制品。从这些捐赠可以看出，在征服东方的过程中，大量的财富流入这座城市。大约公元前2世纪中叶，广场上的阿波罗神庙被重建，穆米乌斯的礼物被嵌入柱廊中，上面刻有欧斯干语的铭文。用于公共行政的巴西利卡建立起来，沿着主要街道的房子正面都用石材进行了重建，这些可能都由国家出资。在参与罗马东方征服的过程中，当地一个家族获得了大量财富。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农牧神之家”（House of the Faun）被重建，占据了整个街区的面积。这座房子极其豪华，今天依然可以看出来；房子里面有一幅精致的镶嵌画，描绘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场景。通过建造一所可以和希腊化时代的宫殿相媲美的豪宅，通过描绘同时代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在东方的征服，这个家族努力要把自己抬高到其他人之上，就像同一时期罗马贵族所做的那样。
尽管个人和社会的财富都源源不断地流入庞贝，但在同盟战争期间，这座城市还是选择站在了叛乱者一方，最终在公元前89年被苏拉的大军围困。古老的弩炮将铅弹和石头发射到城墙里，很多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读到防御者集合的号令，那是用欧斯干语刷在墙上的。约十年后的公元前80年，苏拉在此安置退役军人，庞贝成为罗马的殖民地，拥有了新的名字和新的机构（就像上一章讨论过的科萨和其他殖民地一样）。然而，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旧的市政机构和殖民地机构同时发挥作用。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原有居民和新来者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围绕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利以及选举程序等问题，双方发生不少纠纷，直到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原有居民中的精英才得以加入殖民地的市议会。拉丁语成为这里的官方语言，欧斯干语逐渐走向消亡。新来的退役军人可能主要生活在城外的庄园里，虽然最富有的新来者在废弃不用的旧城墙上建造了奢华的房子。城东的房子被拆除，就地“为殖民者”建立了一个圆形剧场，这是已知最早的石砌圆形剧场。
从庞贝城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整个意大利半岛所发生的变化。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南部，同盟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在意大利半岛北部，公元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授予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意为“阿尔卑斯山脉这边的高卢”）公民权，此后这里就被称为“意大利亚-特兰斯帕达纳”（Italia Transpadana，意为“波河以北的意大利”）。罗马人在意大利的领土现在涵盖了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整个半岛，但是与现代意大利不同，它不包括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在整个半岛，拉丁语和罗马的机构变得越来越普及。
在意大利半岛，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政策来压制当地的语言或文化多样性。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拉丁语和罗马的机构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两者和双语制度都不矛盾，这种双语制度既是语言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在庞贝城成为罗马殖民地之后，欧斯干语又继续使用了两代人之久。在伊特鲁里亚，拉丁语在同盟战争后才开始占据上风。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伊特鲁里亚语和拉丁语的双语铭文很常见，而到公元前1世纪末，伊特鲁里亚语的铭文变得越来越少。在南部的古老城市，希腊语仍然是公共语言，尤其是在尼波利斯和塔林敦；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之后，意大利半岛的其他语言没有一个被用作公共语言的，虽然有些可能继续在私底下被使用。意大利半岛内部是拉丁语的天下。虽然没有推广拉丁语的国家政策，但拉丁语日益突出的支配地位部分是国家行为的结果。罗马军队的种族划分对各地方言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同盟战争之后不久，这种划分逐渐消失，拉丁语成了军队的唯一官方用语。在意大利半岛新获得公民权的城市的自治宪章上，有关于当地行政官和当地财务的规定，也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甚至在说希腊语的塔林敦也是如此。我们也要将这些变化置于意大利半岛剧烈动荡的背景中来考察，其中包括同盟战争的暴力冲突，以及意大利老兵被安置到意大利半岛之外的殖民地。
对罗马精英而言，他们也要去定义并保护一种纯洁的拉丁语，使其不受涌入罗马的移民的语言影响。从公元前1世纪早期开始，拉丁语法学家就试图确定正确的用法，不是依据当时不断变化的使用情况，而是依据逻辑上的一致性。关注此事的不仅仅是教育理论家，尤利乌斯·恺撒本人也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并且得到了西塞罗的认可，他主张应该根据逻辑上的一致性进行定义，对于名词的变格和哪些单词前面应该加上“h”，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在戎马倥偬、征战高卢之际，他竟然能够抽出时间写这篇论文，实在让人惊叹。经过专业的文法学家之手，这种改造后的语言成为整个意大利半岛和西方教育制度的支柱。
在意大利半岛内部，地方和区域认同依然很强劲。公元1世纪，塔奎尼的伊特鲁里亚人为其祖先在罗马势力壮大之前的成就而自豪（第225页）。这一时期，伊特鲁里亚人身份并非一目了然。梅塞纳斯（Maecenas）是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一位很有权势的文化人物，他因其奢华的生活方式而著名，而这被归因于他的祖先是伊特鲁里亚人这一事实。相比之下，罗马东北部的萨宾（Sabine）地区则被视为朴素美德硕果仅存的地方，而腐朽堕落的罗马城丧失了这一美德。根据当地的传说，萨宾人被认为起源于斯巴达人，老加图可能将萨宾人的这种美德和简朴的斯巴达人联系了起来。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贺拉斯非常喜欢他在萨宾地区的庄园，对他来说，这象征着远离尘嚣的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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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政治制度有三个关键要素：元老院、罗马人民和行政官。根据波利比乌斯的分析（见前文，第214—215页），直到他所处的时代，这三个要素之间都还能保持均衡。但是，防止个人权力过大的价值观和制度已经瓦解。有抱负的政客会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提高他们的地位，其中包括诉诸过去。最晚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元老院成员就开始宣称自己拥有特洛伊血统，而在公元前1世纪，这种宣称变得特别重要。公元前69年，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尤利乌斯·恺撒在其姑姑尤利娅（Julia）公共葬礼的悼词中提到，其母系马尔奇乌斯家族可以追溯到国王安库斯·马尔奇乌斯（Ancus Marcius），其父系尤利乌斯可以追溯到神灵。这是因为尤利乌斯家族自称源自维纳斯之子埃涅阿斯的儿子尤路斯。“因此，我们家族既有国王的神圣，他们拥有超越凡人的权力，同时也拥有属于神灵的尊严，就连国王也要听命于他们。”恺撒诉诸过去的做法在当时是很典型的。宣称是特洛伊人之后的做法十分常见，两个学者各写了一本《论特洛伊家族》（On the Trojan Families）。为尤利娅举行公共葬礼，这一事件本身就标志着精英之间的竞争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精英成员之间争夺权力和地位的斗争变得非常激烈，就连家族中的女性成员也被卷入其中。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西庇阿家族女性成员的个人地位并不突出（见前文，第212—214页）。而到了公元前1世纪，元老院成员家族的女性被认为可以为家族增光添彩。当然，通过引起人们对其姑妈非比寻常的血统的注意，年轻的尤利乌斯·恺撒希望能够获得政治上的好处。
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实际上已经被奥古斯都这一个家族统治。领导者一个比一个成功，庞培、恺撒、安东尼和奥古斯都先后脱颖而出，我们从中很容易看到这一转变，也很容易分析他们在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中成功的原因，那就是野心、贪婪和派系等等。然而，这种观点看似高明而可靠，却未能考虑到其他的问题。如果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领导者个人身上，就会忽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士兵们的支持。这些士兵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半岛的农村，他们在服役期满时会要求获得一片土地，并且迫使他们的领导者满足这一要求。这种看似高明的分析并没有考虑到政治家如何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也没有考虑支持或反对他们的条件。关于政治领导者的争论受到过去的影响，其结果就是什么也没有被废除，对于成功的领导者来说，过去的一切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提比略·格拉古身上，过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他在公元前133年当选为职位较低的行政官，即护民官，但是他巧妙地运用了这一职务的潜在权力，不顾元老院的反对，通过了许多激进的措施，要对意大利半岛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当时，提比略·格拉古本人和他的对手都从历史上寻找其行为的先例。他们找到了一百年前的两位斯巴达国王：亚基斯四世（Agis Ⅳ）和克里昂米尼三世（Cleomenes Ⅲ）。他们都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土地制度改革，因此要么被认为是古老制度的高贵恢复者，要么是民粹主义的僭主。围绕提比略·格拉古本人，也存在相似的两极化观点。他的敌人指控说，他已经接受了来自小亚细亚西部帕加马王国的王家紫袍和王冠，妄图在罗马称王。既然废黜罗马最后一位国王“傲慢者”塔克文是合法的，而这位护民官行为不端，已经丧失了在名义上可以保护他的权威，因此他们认为提比略·格拉古应当被废黜。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点就是提比略妄图成为僭主，关键的一条证据就是他罢免了另外一位反对其立法的护民官，而这是没有先例的。僭主制和君主制或最高行政官的统治相对立，是指一个人非法行使权力。这个词一般在攻击政治对手时使用，没有一位统治者会自称僭主。僭主制是一种现象，或者说是一种指控，在希腊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而在共和晚期的罗马，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指控。人们开始讲述公元前1世纪前后共和时期三位民粹主义领导者的故事，他们是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Spurius Cassius）、斯普利乌斯·迈利乌斯（Spurius Maelius）和马库斯·曼里乌斯（Marcus Manlius），据说他们妄图做僭主，因此被处决。提比略的对手一致认为，应该将有僭主倾向的提比略杀死，但他们犹豫不决。在卡匹托林山上主神殿的台阶上，提比略·格拉古准备召集民众大会，正在这时，罗马主要祭司团体的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出现在他的身后，于是事情发展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后面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但可能是这样的：纳西卡认为元老院已经宣判提比略有罪，于是就利用古老的程序，把提比略献祭给朱庇特，理由是他要夺取权力做僭主。提比略就这样被剥夺了护民官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被另外一个护民官击倒在地。他和支持者的尸体被扔进了台伯河。并非每一个人都接受纳西卡对于自己杀害护民官所做的辩护。虽然大祭司不应该离开意大利半岛，但是他还是被迫离开罗马，作为使节到了帕加马。然而，建立在过去之上的论点的致命威力显现出来了。对提比略·格拉古的杀害是罗马在350年里的第一次政治杀戮，这本身就开了一个先例。
马基雅弗利和罗马
尼可罗·马基雅弗利（1469—1527）深入借鉴了罗马的历史和政治思想，由此形成了他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初看之下，他的两部代表作的观点似乎相互矛盾。写于1513年的《君主论》一书着力刻画了一人统治：君主需要以德行（virtù）来战胜命运；如果形势所迫，他可以不按照道德准则行事，但是他应该假装这样做，这样才能显得品德高尚。这个故意骇人听闻的理论（这使他臭名昭著）是在和古罗马对话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在被迫承认了西庇阿的胜利之后，汉尼拔谈到了命运在人类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西塞罗错误地认为恐惧并不能让统治者的权力长久；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拥有杰出的德行，他身上兼具“凶猛的狮子和狡猾的狐狸”的品质。长篇巨作《论李维罗马史》（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L ivy）可能写于16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乍看起来完全不同。在这部著作中，马基雅弗利聚焦于早期的罗马共和国，他参考的是他父亲于40年前购买的李维作品。他的兴趣主要是解释为什么罗马能够崛起为霸主，旨在从中为他所处的时代寻找教益。和波利比乌斯一样，他认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罗马的混合政体，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所带来的和谐，而是因为其中的张力对派系斗争形成了制约，否则这些派系斗争会变得非常暴力。事实上，这两部作品持同样的观点。《君主论》背后对于人性的深刻认识其实也适用于《论李维罗马史》。在《论李维罗马史》一书中，马基雅弗利否定了西塞罗对罗慕路斯杀死雷穆斯的批评：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应该“谴责任何人为建立王国或共和国而采取的任何不合法行动”。罗马的历史为共和制与个人专制都提供了模板。马基雅弗利对两者都进行了探讨，在意大利在元首制和共和制之间摇摆不定的时局之下，这种探讨显得极为中肯，而这种情况在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尤为突出。由于存在腐败，马基雅弗利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专制是必要的，但是共和主义仍是他的理想。从历史中能够得到的教益，都植根于罗马人围绕如何建立和管理一个国家所进行的争论。马基雅弗利明确指出，在他所处的时代，这些在政治组织方面的教益都被人们忽视了，他想要将其呈现在世人眼前，正如其他人已经阐述了古代对其他知识领域的教益一样。因此，他制定了在原则上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而这让他成为史上第一位政治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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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比略·格拉古被指控已经接受了阿塔罗斯王朝的王家紫袍和王冠时，正是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王国最后一位国王去世并将王国遗赠给罗马时，后来这里成为亚细亚行省。这次扩张之后，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世纪，罗马继续向东扩张领土。罗马的势力以新的亚细亚行省为中心延伸开来：公元前101年，罗马开始对盘踞在小亚细亚南海岸的奇里乞亚的“海盗”采取行动，据说他们妨碍了东地中海地区罗马货物的运输。公元前90年，米特拉达悌六世在亚细亚行省东北方向的扩张行为受到遏制。
米特拉达悌六世的王国以小亚细亚的北部海岸为中心，首都位于西诺佩（Sinope，即今天的锡诺普）和阿米苏斯（Amisus，即今天的萨姆松）。公元前120年，年仅12岁的他登上了王位，逐渐建立起权力基础，这对罗马在东部地区的支配地位构成了重大威胁。米特拉达悌六世与其同时代的意大利反叛者一样，对于罗马的过去和现在持非常消极的观点。据说他曾表示，罗马人吹嘘他们的创立者是吃母狼的奶长大的，因此，整个民族都有狼的精神，那就是对鲜血、权力和财富贪得无厌。公元前89年，他攻占了亚细亚行省。公元前88年，他命令辖下城市的总督和长官杀死居住在当地的所有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不分男女老少，甚至连意大利自由民也无法幸免。仅仅一天，就有至少8万人被赶尽杀绝。随后，他写信给其中一个总督，让他去追杀一位从屠杀中逃出来的重要人物，因为此人仍然与“共同的敌人”罗马人保持着联系。这完全逆转了希腊人对罗马人常见的歌颂，在希腊人那里，罗马人是人类“共同的恩人”（见前文，第194页）。
米特拉达悌不但把自己变成了狼性罗马人的敌人，还突出自己有当地的历史背景。他部分利用了波斯的遗产：在父系一边，他是波斯最后一位国王大流士的第十六代子孙，因此他按照波斯的风格自称是“万王之王”。他同时也自认为有希腊的历史背景：在母系一边，他与亚历山大大帝和塞琉古王朝的第一任国王都有关系。当他决定入侵亚细亚行省时，希腊的形象在他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是一位古老意义上的解放者，为亚细亚希腊人的自由而战，这个口号可以追溯回公元前4世纪。直到此时，他铸造的硬币背面还是长着翅膀的珀伽索斯（Pegasus）的形象，即波斯王室的祖先珀尔修斯的天马。后来，硬币背面的形象变成了一只牡鹿，在希腊人眼中，这是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的圣兽，而以弗所是亚细亚行省最重要的圣所。即使是在有珀伽索斯的那种硬币上，米特拉达悌的肖像也已经具有强烈的希腊特征，即头戴象征王权的王冠。在印有牡鹿图案的硬币上，其肖像变得更加理想化，更加沉着冷静。在一些支持他的城市的铸币上，他的肖像甚至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融为一体，这个策略是其他任何一位希腊化国王都未曾采用过的。在亚历山大死后230年后，在罗马建立亚细亚行省40年后，亚历山大的形象在东方依然如此有号召力，这实在令人惊叹。
罗马成功击败了米特拉达悌和海盗。罗马将军格奈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一鼓作气，兼并了塞琉古王朝的希腊化王国剩下的部分和犹太地，前者成为叙利亚行省。希腊人用惯用的措辞向胜利归来的将军们表示感谢。奇里乞亚一座城市将庞培敬若神灵，就像其他希腊城市将希腊化的国王们奉若神灵一样，而在罗马，曾经从支持米特拉达悌的派系手中夺过雅典的苏拉，似乎也受到了雅典人的尊敬。雅典阿哥拉的那一组著名雕像被复制，雕像刻画的是公元前6世纪诛杀僭主者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顿。复制品被献在卡匹托林山的山坡上，就在忠诚女神（Fides Publica）的圣所附近。在对雅典历史上重要时刻的回顾中，罗马因为推翻了米特拉达悌的僭政而受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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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马的势力正在中欧大幅扩张。公元前125年，忠诚于罗马的马西利亚向罗马请求军事援助，罗马做出回应，在十年里征服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将其转变为罗马的一个省（Gallia Narbonensis，纳尔波高卢行省）。一条罗马道路的修建保证了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之间的陆上交通，而此时的伊比利亚半岛正在被征服的过程中。罗马为这条道路取名为多米蒂亚大道（Via Domitia），直到今天，在与它路径相同的高速公路上，人们依然用沿途的标志来纪念它。
在已经变成新的行省的地方，原来的凯尔特人生活在山顶的核心聚落里。这些定居点面积不大（15～20公顷），周围有石墙保护，其中有网格状的道路和宏伟的石砌神庙。从希腊的马西利亚城及其附属定居点那里，这里的居民似乎学到了很多关于城市生活的知识。这个相对城市化的地区很快适应了罗马的新秩序。公元前118年，在纳尔博（Narbo，现代的纳博讷）建起了一个罗马殖民地，那里原有的大部分聚集定居点一直到罗马统治时期结束都还有。
在纳尔波高卢北边的凯尔特人的生活方式与此大相径庭（见前文，第247页）。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拉坦诺凯尔特人就在平原上建立定居点，其中散布着一些房子，也有一些工业作坊。从公元前2世纪起，凯尔特人抛弃了开放式的定居点，搬迁到了山上。从高卢到斯洛伐克，已经发现了大约150个这种定居点的遗迹。这些都是大型的遗址，面积最大的达380公顷，在莱茵河以东，甚至有面积达到660公顷的。这种类型的遗址现在被称为“奥皮杜姆”（oppidum），在拉丁语中意为“城镇”，这指明了其城市本质。位于法国中部的比布拉克特［Bibracte，即今天的贝弗莱山（Mont Beuvray）］便是一个典型的奥皮杜姆。这个定居点建于公元前120年前后，坐落在一座高出平原250米到300米的小山上，有两道当地风格的防御城墙守护。较短的城墙是后来建的，包围着大约135公顷的土地（见图27，第303页）。在城墙内部有明确的区域划分，如宗教活动场所、居住区、工业区和市场，但是这些区域不是借助网格状道路形成的。那些有着抹灰篱笆墙和茅草屋顶的房子，使我们想起斯特拉波笔下的非地中海风格的房屋。比布拉克特是埃杜伊人（Aedui）领地的中心，他们是当时60个凯尔特部落中的一个。这一领地面积很大，多达两万平方千米，远大于任何一个普通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在公元前264年所拥有领土的面积相差不远。
和中欧其他的奥皮杜姆一样，比布拉克特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农业变得更加集约，工业生产也增加了，这些都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公元前3世纪，随着罗马势力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凯尔特人失去了发动重大突袭和提供雇佣兵服务的可能性。雇佣兵们纷纷回家，用他们积累的财富去建立庞大的私人部队，并且你争我夺。额外的财富来源于当地生产力的提高和与罗马的贸易往来。凯尔特当地的铸币出现，由此可见经济的复杂性。起初，铸币的面额很高（金币和银币），这是模仿马其顿铸币的结果。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开始，由于与罗马之间往来的增加，银币开始模仿罗马的样式，公元前2世纪末出现了面额较小的铜币，这意味着经济活动的水平提升了。城市化席卷中欧和伊比利亚半岛，而这一时期北欧的其他地方还没有什么城市。不列颠岛上也几乎没有城市，在欧洲平原的东北部，即早期的索别茹切遗址所在地，甚至连一座城市也没有。在这些地方，没有出现在形成奥皮杜姆的地区的那些农业和技术上的进步，也没有返乡的雇佣兵在此投资。
奥皮杜姆地区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奥皮杜姆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样的贸易并不是新起的。正如在前面提到的那样（第97—98页），早在公元前6世纪，当地的首领们就可以从希腊世界进口奢侈品。这种贸易的范围有限，未能渗入首领级别以下的阶层。但是，从大约公元前2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纳尔波高卢行省建立后，北至高卢中央地区的进口剧增，高卢中央地区和地中海地区之间还一度有共生的经济关系。在距离比布拉克特60千米处，有一个重要的内河港口卡比郎努姆（Cabillonum，今天的索恩河畔沙隆），从地中海经罗讷河和索恩河便能轻松地到达这里。在公元前1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的大约一个世纪里，成千上万的酒罐被进口到比布拉克特，其中的葡萄酒在正式的宴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进口到高卢中央地区的葡萄酒都来自意大利半岛的西边，最远来自坎帕尼亚。西斯提尔斯（Sestius）家族是十分成功的葡萄酒出口商，他们的庄园位于罗马殖民地科萨（见前文，第225—226页）。在一首关于春天回归的诗中，贺拉斯提醒公元前23年被任命为执政官的卢基乌斯·西斯提尔斯（Lucius Sestius），人生苦短，一旦离世，他将无法继续担任酒会的主持人“葡萄酒之王”——这个称号优雅地暗示了这个家族的财富。沿科萨西部海岸一直到伊比利亚半岛，都发现了印有“SEST”等字样的酒罐。沿着罗讷河和索恩河，它们还被运到高卢中央地带，包括比布拉克特，还越过高卢地峡到达图卢兹。在马西利亚附近发现了一艘沉船遗骸，从中可以充分看到贸易的重要性，这艘船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早期。这艘船被命名为“大康格卢2号”（Grand-Congloué 2），装载着1200到1500个酒罐，这些酒罐大多数都来自西斯提尔斯家族的庄园。在这一时期，运载这种货物的商船比以前所有的船都要大许多，但这在当时很典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当时大规模的罗马贸易的需要。
来自比布拉克特的埃杜伊人之所以能够意识到罗马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酒的进口，也因为新行省的北部边界距离埃杜伊人领地的南部边界只有大约50千米远。他们很早便意识到罗马势力的扩张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巩固他们相对于其他高卢部落的地位，就像同一时期的马西利亚所做的那样。公元前2世纪，埃杜伊人声称他们与罗马人之间有亲属关系，并且使元老院在很多场合都接受了这一说法。虽然我们对其细节不得而知，但这种亲属关系应该是基于这样一个说法：埃杜伊人和罗马人一样源自特洛伊人。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见后文，第319—320页）。
随着尤利乌斯·恺撒的到来，高卢人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在他姑妈的葬礼上，恺撒曾经声称自己有神灵和王室的双重血统，公元前59年他当选执政官，并且通过精心策划获得了为期五年的海外指挥权（公元前57—前52），其活动范围包括了伊利里库姆（现代巴尔干半岛的一部分）和高卢。在此期间，他征服了原有行省北部一直到莱茵河的整个高卢，甚至两次入侵不列颠。虽然恺撒没有让不列颠成为附庸国，他的高卢远征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新合并的高卢行省是第一个远离地中海或黑海的罗马行省，标志着罗马帝国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向北方转移，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这种转移将被延续下去。
公元前1世纪，人们对中欧地理和社会的了解迅速增加。早期的罗马作者并没有关注过凯尔特人，而罗马势力的扩张激发了人们对凯尔特人的兴趣。公元前2世纪，在描写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地理方面，波利比乌斯和以弗所的阿特米多鲁斯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来自叙利亚的希腊知识分子波希多尼（Posidonius）继续推进了他们的研究。他的《历史》从波利比乌斯停笔的公元前146年讲起，讲述了从罗马扩张到与本都（Pontus）的米特拉达悌发生冲突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只能通过第二手的资料了解这部著作，但很显然，波希多尼这本书中包括对那些与罗马人发生接触的民族的民族志描写。为了写作这部著作，在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波希多尼进行了广泛的游历，从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到北非和黎凡特。在高卢，他不仅去了纳尔波高卢行省，还去了北边的高卢人地区。
以他个人的调查为基础，波希多尼写出了一部详尽的高卢人的民族志。他在书中提到了高卢人有着非地中海建筑风格的房屋（本章开头引用的那段话可能就来自他的作品）。这里有一种广为流传的风俗，那就是将手下败将的头颅钉在自家房屋上。起初，波希多尼对这种做法非常震惊，但是他十分诚实地提到自己逐渐习以为常。他还描写高卢人在宴会上如何表现他们严格的社会等级：战功最大、出身最高、最富有的人坐在一个圆圈的中间位置，他旁边是主人，剩下的人根据身份高低依次坐在两侧。持盾侍从站在他们身后；持矛侍从和他们的主人一样，在对面围坐成另外一个圆圈。酒被装在陶制或银制的有嘴杯里，随身携带。盛放食物的盘子可能是陶制或银质的，也可能是用青铜或木头或柳条制作而成的。富人饮用的是进口自意大利半岛和马西利亚（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的葡萄酒，通常不进行混合直接喝，这和在希腊不同，希腊人喝酒时总是会先加很多水进行稀释。穷人喝一种小麦制成的酒精饮料，其中添加了蜂蜜，这种饮品被称为“克尔玛”（korma），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蜂蜜酒。
尤利乌斯·恺撒的作品在相当不同的情形下写就，补充并发展了波希多尼的民族志。恺撒的《高卢战记》大约出版于公元前52年或前51年，其基础是他向元老院所做的年度进展汇报。虽然该书的写作风格看上去很朴实，其简练的语言风格使其一度成为英国学校最喜欢使用的教科书，但其实《高卢战记》巧妙地呈现了恺撒的成就。嵌在文本中的是恺撒对他所遇到的当地人的一系列看法。那句著名的开头“全境分为三部分”既交代了远征的对象，即高卢，也交代了恺撒所要面对的主要势力，即北边的贝尔格人（Belgae）、西边的阿奎坦尼人（Aquitani）和中间的高卢人。这三部分被几条大河分开：高卢人和阿奎坦尼人之间是加龙河（Garonne），高卢人和贝尔格人之间是马恩河和塞纳河。莱茵河构成了与日耳曼人之间的边界，海洋则构成了与更远处民族之间的边界。高卢的每一部分都由很多个部落组成，各部落有不同的语言、制度和法律。然而，尽管有这些差异，高卢依然被视作一个整体，用帝国的标准术语来说，是一个被主要河流清楚划分的地区，一个值得被征服、有稳定人口和明确社会等级的地区。
高卢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一个德鲁伊教士（Druids）阶层。恺撒说他们是高卢社会的两个领导阶层之一，另外一个是骑士阶层。这种制度显然起源于不列颠岛，但此时已经在高卢牢牢确立下来。德鲁伊教士负责处理所有的宗教事务，还负责仲裁私人纠纷。他们有一位最高首领。他们将秘密的宗教经文牢记于心，相信灵魂轮回，并且教导年轻人了解天文、自然以及神灵的崇高。恺撒在描写德鲁伊教士时强调了与罗马制度不同的地方：在罗马，大部分祭司职位被元老阶层所垄断，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宗教首领。不过，他对德鲁伊教士的描述还是带有同理心的。
很难说恺撒对德鲁伊教士的描写有多少是真实的。在高卢的考古挖掘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帮助，但是在不列颠岛的卡马洛杜纳姆（Camulodunum，今天的科尔切斯特）城外斯坦韦（Stanway）的一片墓地中，却发现了一座耐人寻味的坟墓。这座坟墓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40年至50年之间。死者很可能是一名男子，和火化后的骨灰一起入土的有精美的陶器、一套医疗工具、一串黑玉珠、一个铜合金的锅和过滤器、一个棋盘和八根套有金属环的金属杆。最终发表的相关论文仅仅给这个坟墓的主人贴上了“医生”的标签。陪葬品中那套医疗设备是当地制作的，但有早期欧洲凯尔特人的风格。在过滤器里，有一簇浸过蜂蜜的蒿属植物（可能是艾蒿或蒿木），有药用价值。但是，坟墓主人的身份绝不仅仅是医生。墓地的风格和陪葬品的种类都表明这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人物：从后来凯尔特人的传统可知，那个当地风格的棋盘是较高地位的象征。他不是一名战士，因为他的坟墓与这片墓地中大多数同时代战士的坟墓都不一样。那些战士会有盾和矛作为陪葬品，而他的坟墓中却没有。死者绝不仅仅是一位医生，那些金属环、金属杆以及黑玉珠可能是占卜用的。这座坟墓和医学有关的方面与恺撒形容的德鲁伊教士形象大相径庭，但坟墓主人显然不是战士，这符合恺撒关于存在两个精英阶层的说法。由于其他的证据不足，我们不能直接说他就是一名德鲁伊教士，但是很明显，他属于一个包括德鲁伊教士、占卜师和治愈者在内的高地位群体。
以穿过高卢北部边界的莱茵河为界，恺撒明确指出了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区别。他为自己是第一个渡过莱茵河的罗马指挥官而感到骄傲，但是他也明确指出日耳曼人不适合罗马征服，因为他们的人口流动性太强，而且他们的政治习惯与那些地中海民族相差太远。此外，就连这里的景物也过于陌生。恺撒详细描绘了莱茵河东广袤无垠、神秘莫测的黑森林（Hercynian forest），需要整整60天的时间才能走出来，里面生活着各种稀奇的动物：这里的麋鹿无法弯曲它们的腿，只能靠在树上睡觉，猎人们会提前偷偷把树弄得一触即倒，等到麋鹿倚靠在树上休息时，树就会折断，这样猎人就可以过来捕捉倒地不起的麋鹿了。在恺撒笔下，不列颠岛是北方继高卢和日耳曼之后的第三个部分。他对整个岛屿的面积进行了测量，还通过水钟计时注意到这里的黑夜要比高卢的黑夜短。尽管此前皮西亚斯已经测量了岛屿的周长，也对不列颠的夜晚进行过类似的测量，但是恺撒的作品还涉及当地的民族志。和高卢人一样，不列颠岛上的人在有些方面很野蛮：岛上的民族不事农耕，而是以牛奶和肉为食，他们穿的是动物的毛皮，所有的男人都把自己的皮肤涂成靛蓝色。但是，不列颠岛上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适合罗马人征服，约100年后，皇帝克劳狄征服了不列颠。
征服高卢后，恺撒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政敌担心罗马的政治均衡会被打破。公元前49年初，恺撒率领军队越过了阿里米努姆（Ariminum，今天的里米尼）北面的卢比孔河（Rubicon）。这条河被视为山南高卢行省和意大利半岛本土之间的分界线。这不是一次突然的举动，而是一种故意加大赌注的行为。据说当时他说了一句“色子已经掷下”，这出自米南德（Menander）的希腊喜剧，他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任何一位将领指挥军队进入意大利本土都是不合法的。庞培凭借他征服了东方的声望，宣称支持元老院，反对恺撒的不合法行为，从而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于是，恺撒发动了针对庞培和其他敌人的内战。公元前48年8月，恺撒在希腊北部法萨罗（Pharsalus）取得了胜利。从这里，恺撒又去了东爱琴海地区。当年秋天，通过与各个希腊城邦签署协议，他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吕基亚城邦同盟已经与罗马友好相处了100多年，在苏拉支配罗马时期和罗马签订了一份正式条约，还在卡匹托林山坡上雅典诛僭主者雕像附近做了献祭。公元前48年，吕基亚人与恺撒谈成另一份有利的协议。公元前46年，在恺撒返回罗马之前，协议得到正式签署。这被说成是罗马人民和吕基亚同盟之间的协议，但是其用词明确表明，最初的决定是恺撒个人依据罗马法律授予他的缔约权而做出的。在罗马，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恺撒非常精明，后来利用了元老院法令的批准，并且将他在东方寻求个人支持的行为说成是为了罗马人民的利益。
公元前46年，恺撒终于回到罗马，此时已经没有任何显见的对手可以与其抗衡。因为帝国收益的增加和精英内部竞争的加剧，以往元老院和人民之间权力平衡的旧原则被打破，元老等级内部的轮任制度也消失了。各方都面临如何定义恺撒的位置的问题。公元前46年的内战结束之后，恺撒被任命为独裁官（dictator），任期十年。公元前44年2月15日，他接受了终身独裁官的头衔（尽管实际上这只持续了一个月）。一旦被赋予独裁官的名号，就意味着他比其他任何一位罗马行政长官都拥有更大的权力。在苏拉（公元前82—前81年在位）统治之前，独裁官这个头衔最后一次使用是在公元前202年，即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但那时的任期只有六个月。从某种意义上讲，恺撒对这一职位的拔高是符合现实的，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这也强调了他的个人支配的事实。恺撒要做罗马的国王吗？如果他是，那么对罗马王政时期的记忆是会让人们对恺撒的王权有正面的认识，还是有负面的认识呢？
公元前44年2月15日牧神节上的一出公共表演中，这些问题浮出水面。据说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曾三次给恺撒献上王冠，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牧神节是罗马最古老的节日之一，起源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以及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之间的比赛。奇怪的是，获胜的是那个动作较慢的双胞胎弟弟雷穆斯，而不是罗马的建城者。共和时代的后期，两支队伍会从帕拉蒂诺山的卢帕卡尔洞穴开始赛跑，这个洞穴就是母狼为两兄弟哺乳的地方。这是一场祝愿丰饶和群体认同的狂欢节，两队人赤身裸体在罗马的街道上奔跑，用山羊皮鞭抽打群众，尤其是年轻女性。公元前44年的一项革新就是组建了以马克·安东尼为首的第三支队伍——尤利乌斯派。这支队伍是为了纪念尤利乌斯·恺撒而组建的，也隐晦地将他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两兄弟相提并论。这是公元前44年初赋予恺撒的一系列非凡荣耀之一。在这个场合，恺撒就坐在比赛终点附近，在市政广场主席台一把金椅子上。安东尼在为这支新队伍赢得了比赛之后，把王冠递给了恺撒。整个事件都事先经过精心策划，其充满争议的高潮部分肯定也在安东尼和恺撒的计划之内。恺撒拒绝接受象征王权的王冠，试图证明虽然他已经接受了终生的最高权力和可以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两兄弟媲美的荣誉，但是不能把他视为罗马的国王。然而，这一想要澄清事实的做法并没有发挥作用。同时代的人也不知道那顶王冠下落如何：恺撒究竟有没有把它送到主神殿，并宣称朱庇特是唯一的国王呢？恺撒有没有把它丢进人群，然后安东尼命令把王冠戴在恺撒雕像上呢？他有没有把王冠放在宝座上，以此暗示接受它并带有一点君权神授的意味呢？然而，整个事件很清楚地表明，定义政治权力的行为与有关罗马远古时期的仪式和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公元前44年3月15日这一天也深受罗马过去的影响。在牧神节的一个月后，恺撒惨遭暗杀。各个哲学流派一致认为杀死僭主是合法的。考虑到僭政有时可以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这是一个令人心寒的共识，但是这个共识对罗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布鲁图和卡修斯后来成了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主人公，他们同谋对抗恺撒。二人都认真研究哲学。布鲁图主要研究政治化的柏拉图主义，卡修斯则专攻伊壁鸠鲁主义。布鲁图明白杀死一个“不合法的君主”或者说僭主是合法的，卡修斯在公元前48年就退出了反对恺撒的政治斗争，转变为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但此时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时局凌驾于伊壁鸠鲁主义致力于寻求内心安宁的原则之上。恺撒不得不死。然而，恺撒之死和他的一生一样富有争议。当时，关于罗慕路斯之死也起了争论。有些人认为他很安详地死去了，作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罗马国王，他升上了天堂，并且被尊崇为战神奎里努斯；另一些人则称，他变成了一个残忍专制的独裁者，元老院成员将他杀掉并碎尸万段，这才是他尸骨无存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升天。这种对罗马历史两极化的观点恰恰呼应了对恺撒的两极化观点：应该说，他是优秀的罗马统治者，公元前44年赋予他的神圣荣誉实至名归？还是说他就是一个只有通过暗杀才能终止其肆意妄为的独裁者？西塞罗持后一种观点，他明确表示恺撒是作为一个独裁者被杀的，是罪有应得。恺撒去世之后，罗马爆发内战。经公元前42年的腓立比（Philippi）一役，安东尼和恺撒年轻的继承人屋大维（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奥古斯都）获胜，内战宣告结束。在腓立比战役之前，元老院已经颁布法令，正式授予恺撒神圣的荣誉：此时的他是“神化了的尤利乌斯”（divus Julius），他将在市政广场有一座神庙，还有一位专门的祭司。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之后，这些神圣的荣誉成了皇帝享有的“标配”。
莎士比亚的罗马剧
本·琼森（Ben Jonson）批评莎士比亚，说他“不太懂拉丁文和希腊文”，但如此贬低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忽视了莎士比亚超常的求知能力。莎士比亚的知识来源范围很广，包括从古到今的大量作品。在完成《尤利乌斯·恺撒》（创作于1599年）几年后，莎士比亚以一部《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创作于1606—1607年）又回到了公元前1世纪。这两个剧本探讨的是伊丽莎白时代后期显而易见的主题。其他三部作品都有异乎寻常的故事背景，包括早期的剧本《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创作于1589—1592年，背景设定在多个时期），后来的《科里奥兰纳斯》（创作于1608年，背景设定在共和早期），以及《辛白林》（创作于1610年，背景设在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有些主题在这五部戏剧中反复出现：英雄主义个人的悲剧、亲人情感和公共责任之间的矛盾，以及反叛者和独裁者之间模糊的界线。这五部戏剧（甚至包括《辛白林》在内）的一个共同点是故事背景都设在罗马城，这使得这些戏剧拥有了相同政治背景、社会环境和道德主题。
对于莎士比亚来说，罗马的优势在于既算得上是古典，也可以让他在伊丽莎白时代审查者的雷达下探讨共和观点。罗马也不是任何一种美德或恶行的固定象征，莎士比亚因此有更多的自由来探讨政治问题。正如王家莎士比亚剧团《尤利乌斯·恺撒》的导演露西·贝莉在2009年所言：“这出戏剧所提出的问题显然是困扰着伊丽莎白时代的问题：什么情况下君主制会沦为暴政？是否能不通过暴力压制来实行统治？暗杀是否合理？这样做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吗？”
莎士比亚描写卡修斯力促布鲁图反抗恺撒，以效仿他那位将最后一个国王赶出罗马的祖先尤尼乌斯·布鲁图（Junius Brutus）。罗马被等同于共和，它是自由的试金石，和一人专制互不相容，但是这种以纯粹男性视角定义的共和政治意识形态在整部剧中被逐渐破坏。政治美德以激烈竞争为基础，因此可能会变得很不道德。布鲁图受到妻子波西娅（Portia）的挑战，她声称自己和男人一样坚定不移。就像安东尼献给恺撒王冠时那样，曾被阴谋者鄙视的人民成了政治上的参与者。恺撒在被杀之前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表示自己不为个人利益所动，对共和体制坚贞不渝。他对于其他罗马人的优越感是罗马人所固有的，而这也是导致他被暗杀的原因。莎士比亚很清楚罗马共和晚期的政治矛盾。
安东尼和奥古斯都之间的同盟演变成了一场新的内战，一边是身在罗马的奥古斯都和他的西方军团，另一边是安东尼和他的东方军团。公元前48年，恺撒从东爱琴海去往亚历山大里亚，在此期间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女王克娄巴特拉不仅给恺撒提供了支持，还献身于他。而在公元前41年，她又投入了安东尼的怀抱。1963年的好莱坞电影《埃及艳后》由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领衔主演，生动且正确地把她呈现为马其顿国王的后人，生活在拥有希腊风格公共建筑的亚历山大里亚，统治着以埃及为主的整个国家。对于克娄巴特拉来说，不幸的是，在公元前31年决定性的亚克兴海战中，她和安东尼的军队被打败了。此时的奥古斯都已经没有了对手，成为整个罗马世界最有权力的人。
这场内战让奥古斯都的手上沾满了鲜血，特别是那些被宣告为“全民公敌”的人，奥古斯都为了得到他们的财富，以此为借口将他们除掉。对于随后和平年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应该如何看待不久前刚发生的一切呢？公元前39年庆祝凯旋之后，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退出了公共生活，投身于文学事业。后来他撰写了一部著名的罗马史，从公元前60年之后开始写起，但是只写到了公元前42年标志着共和希望破灭的腓立比战役。即便如此，据同时代的诗人贺拉斯所言，他写的历史可能会给他本人带来杀身之祸。值得注意的是，李维的历史却并没有止于公元前42年，而是一直写到公元前9年的罗马，写到了奥古斯都一位继承人去世，尽管他可能想一直写下去，直到一个更加明显的终结点。他站在支持共和的庞培一边，不喜欢恺撒，但是这并没有惹怒奥古斯都。不过，他在讲述内战和奥古斯都时期的事件时巧妙地集中描写对抗外敌的战争，而省略了大部分罗马内部的政治史。此外，直到奥古斯都去世之后，李维才将有关奥古斯都掌权并实行专制的章节发表。这是因为有太多内容是不能在奥古斯都在位时公之于众的。
奥古斯都本人并没有废除任何东西。所有共和时期的政治和宗教机构仍然在继续运行，虽然有的被加以改造。奥古斯都避开了恺撒对于独裁官一职的灾难性尝试，而是选择了一种较为谦逊的方式，将执政官和保民官的权力结合起来，以定义他的地位。奥古斯都也第一次将罗马所有的主要祭司职务集于一身，而这种集中逐渐被视为他对罗马宗教生活进行控制的基础。但是奥古斯都回避了“罗慕路斯”这个容易引起歧义的名号，而是仅仅扮演一个公民的角色。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并且充分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角色而已，这让元老等级和罗马人民都感到很有尊严。奥古斯都掌权45年，在此期间他树立了一个“好皇帝”的榜样形象，而他的继承者如果偏离这一形象，就会惹祸上身。
和元老院的其他主要成员一样，奥古斯都将自己表现得宛如一个家族首领。按照元老院传统，他采用收养制来为家族增添新的男性继承人。他的亲属开始获得显赫的地位，特别是他的妻子利维娅（Livia）。公元前35年，她获得了在没有法定监护人的情况下料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还获得了护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权。罗马城中还立起了她的雕像。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利维娅成了第一位拥有个人官方雕像的女性。她的雕像遍布整个帝国，没有佩戴华美的首饰，也没有穿着华丽的衣服，她被描绘为罗马女性的典范。作为第一位以个人名义建造或者修复用于崇拜仪式的圣地的女性，利维娅也成功利用了女性在宗教事务方面的角色，因为传统上女性一直参与那些与女性贞洁美德和家庭和谐有关的节日。在政治上，她总是站在自己的丈夫的一侧，但这也导致了很多猜测，人们认为她为自己的亲属做了一些违法行为，就像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小说《我，克劳狄》中描写的那样。有时，奥古斯都甚至公开承认她的影响力。当他拒绝了萨摩斯人获得某种特权地位的请求时，奥古斯都承认他个人对于萨摩斯人很有好感，后悔拒绝了他们，他很希望可以帮妻子一个忙，因为她一直在为他们说好话。
图25 罗马奥古斯都广场平面图（公元前2年）
以他个人或者是家庭成员的名义，奥古斯都在罗马大兴土木，建造公共建筑。由于只有那些庆祝凯旋的人才有资格在罗马这样做，而实际上只有皇帝和皇室成员才有庆祝凯旋的资格，因此其他元老院的成员就失去了在罗马的建造权，只能在意大利半岛和其他地方的家乡建造纪念性的建筑。位于罗马城中心的奥古斯都广场（Forum Augustum，见图25）为奥古斯都所建，它很好地体现了这位皇帝对于过去的认识。广场中心的神庙是献给战神复仇者的，这既指代奥古斯都对幼发拉底河以东帕提亚王国的“复仇行为”——公元前53年，帕提亚王国曾在卡莱战役中击败了罗马——也指代他对谋杀恺撒者的“复仇行为”。在这里，战神还有一层与奥古斯都有关的意义，他是罗慕路斯的父亲，维纳斯是埃涅阿斯的母亲，他们的形象一起出现在神庙的山墙上。神庙两侧的柱廊进一步体现这些意义。柱廊里有一系列共和时期英雄的雕像，每个雕像上都刻有对其伟大成就的简要介绍。在左边的一个半圆区域里，展示的是尤利乌斯家族的雕像，以埃涅阿斯为中心，而在右侧是更多的共和时期英雄的雕像，以罗慕路斯为中心。由于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都被认为是奥古斯都的祖先，因此整个庞大的建筑群旨在表明奥古斯都的统治是罗马历史的巅峰时期。
当时有一种强大的倾向，就是要强调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淡化两代人之前的同盟战争。在西塞罗的论调基础之上，奥古斯都本人声称在那场内战中，“整个意大利半岛（tota Italia）自发地发誓忠诚于我，并且在我获胜的亚克兴战役中要求我成为他们的领导人”。在执政官和三分之一的元老院成员都加入了安东尼一方的情况下，这样的说法十分有用。亚克兴战役后不久，维吉尔出版了他的《农事诗》，它名义上是一本有关农务的教谕诗。其中有一个章节后来以“意大利颂”之名为人们所知，那是一个当时公认的写作类别。他这样描写：意大利的丰饶和魅力让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地方都相形见绌；这里有伟大的城市，耸立于悬崖峭壁之上，古老的城墙之下，流淌着潺潺的河流；很多不同民族安居于此。维吉尔对意大利的欣赏植根于最近的历史：原山南高卢行省的科莫湖（Como）和加尔达湖（Garda）被认为是北部的边界；公元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才将这里变成了意大利的一部分。在结尾处，维吉尔大胆地提及他自己，他“在罗马的城市中”吟唱来自希腊的教谕诗，隐晦地将罗马城和意大利的城市结合到了一起。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维吉尔创作了一部名为《埃涅阿斯纪》的史诗。这部史诗也植根于当下：亚克兴战役并没有被描述为内战的一部分，而是被描述为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罗马，而是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古老神灵与埃及神灵之间的对抗，后者奇形怪状，长着动物的脑袋。这种对埃及的看法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统，但《埃涅阿斯纪》并不是对埃涅阿斯后人奥古斯都的歌颂。维吉尔借鉴包括奈维乌斯（Naevius）的史诗在内的早期罗马史诗，把史诗第一部分的背景设在了迦太基，也讲到埃涅阿斯和狄多之间伟大的爱情故事。埃涅阿斯必须终止这段爱情才能履行他即将前往意大利半岛的历史使命，但是在关于狄多的这部分，他的形象并不伟大。当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半岛时，谦逊的国王厄凡德尔给他讲述了赫拉克勒斯和卡库斯的故事（见前文，第202页），然后带着他参观了诸如卢帕卡尔洞和卡匹托林山这些已经拥有了神力的圣地。这段讲述意蕴丰富，因为厄凡德尔是“罗马城的建立者”，而埃涅阿斯是罗马民族的创立者，两人一边观看眼前的遗迹，一边展望未来的罗马。
《埃涅阿斯纪》问世之后，立即被公认为经典。同时代的诗人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甚至在出版之前就为这部史诗而欢呼，称它比荷马的《伊利亚特》还要伟大。这部史诗立刻成为学校教材，取代了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的作品。在帝国使用拉丁语的每一个地区，都讲授维吉尔的作品。庞贝古城中有36处涂鸦引自《埃涅阿斯纪》。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当时的教育体系重在传授写作和语法，有26处涂鸦引自第一、二卷开头的几行。即使是在遥远的不列颠，维吉尔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哈德良长城附近的罗马军事基地文德兰达（Vindolanda），发现了两块书写板，上面有《埃涅阿斯纪》的诗句，表明这里的司令官雇了一位老师教他的孩子学习这部史诗。除此之外，在埃及和犹太地，军队里的士兵通过抄写《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的部分篇章来练习拉丁文。知道维吉尔的不仅限于军人，人们也不是只会死记硬背：在伊比利亚半岛东南部的一个山洞里，有人写了许多经过自由改编的《埃涅阿斯纪》中的句子，这是很让人吃惊的。
在古代之后，维吉尔的作品继续被用作教材，他的作品被传抄了无数次（见后文，第368—369页）。他与荷马被认为是古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其作品中似乎预示着基督教的段落使得人们对他更加感兴趣。前面在谈论《神曲》的语言选择时，我们已经讲到了其作者但丁，而他可能是中世纪维吉尔作品的最具有独创性的读者。他一直把维吉尔看成意大利思想的阐释者，称其为“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在《神曲》中，维吉尔成为他在地狱中的向导，是一位忧郁的人物，为生活在“一个虚假的、满嘴谎言的神灵的时代”、没能成为基督徒而郁郁寡欢。在意大利流行的传说中，维吉尔则是个与此大相径庭的人物。维吉尔死后被埋在那不勒斯城外，到了公元12世纪，人们开始认为维吉尔曾经做过那不勒斯的地方长官，有几件保护此城免受攻占的圣物与他有关，这些圣物法力无边，甚至可以不让苍蝇进入城市，或者是阻止维苏威火山爆发。这样的故事很快传到了欧洲的其他地区，进而产生了更多的传说。在法国，维吉尔被一些吟游诗人说成是一名巫师，相传拥有一座永不下雨的花园，他还建了一座能准时撞钟的钟楼。16世纪后，这些关于维吉尔的传说从大众意识中逐渐消失，但是直到今天，游人都会被带去参观所谓的“维吉尔之墓”，而实际上那只是一个无名者的纪念碑。
之前厄凡德尔国王曾预测过罗马城未来的伟大，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这种预测基本上实现了。在维吉尔笔下，埃涅阿斯刚到迦太基时，惊讶地看着那里高大的城墙、宏伟的堡垒和剧院被建造起来，取代了原始的小木屋（magalia，一个古迦太基词），不由感叹道：“那些幸福的人啊，他们的城墙已经拔地而起。”这里的迦太基让埃涅阿斯想起了他最终注定要建立的城市，而奥古斯都对其进行了改进。根据奥古斯都的传记作者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在100多年后的记录，奥古斯都完全有资格自夸说自己得到的是一座用砖头建造的城市，留下的是一座大理石的都市。这样的对比是夸大其词的。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城的公共建筑相对简陋，到了这个世纪末，就不能再这样了。公元前1世纪早期的领导者们，尤其是庞培和恺撒，持续在罗马城中心开展建设，但是奥古斯都的确更进一步，例如他建造的奥古斯都广场。苏埃托尼乌斯对奥古斯都的理由的陈述十分有趣：他美化罗马城的原因是“要让它和帝国的尊严相匹配”。苏埃托尼乌斯这里提到的这一点，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伟大的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也提到过。维特鲁威赞扬奥古斯都结束了内战，带来了和平，开拓了疆土，增加了行省，还赞扬他通过建造公共建筑大大强化了帝国的威严。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期间，罗马城不再是一个四处征服的帝国的中心，而是成为一个不同意义上的帝国的首都。这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各个行省不再仅仅是罗马精英剥削的对象，而是成为罗马统治的受益者。罗马城也不再是政治家们肆无忌惮争权夺利的战场，而是一个设计和建筑都配得上这个帝国的首都。
墨索里尼与罗马
罗马精神（romanità）是对罗马价值观的一种理想化，在19世纪后半叶新建立的意大利国家深受欢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也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罗马过去的利用也发生了变化。从1922年到1925年，罗马精神一直是所谓革命行动的理想。墨索里尼来自卢比孔河附近的一个村庄，他以将罗马从堕落中拯救出来的尤利乌斯·恺撒为榜样。然而，当他的队伍步行向罗马行进时，他本人却坐上了晚上的卧铺车。从1925年到1936年，罗马为领土扩张主义提供了辩护。正如1925年墨索里尼在奥古斯都陵墓（当时是一个公共会议厅）举行的法西斯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罗马是地中海沿岸唯一一座命中注定要创造一个帝国的城市。”创造稳定帝国体系的奥古斯都成为新的模范。从1936年起，罗马精神被用作种族主义的依据之一，种族主义者认为只有纯种的意大利人才是罗马人真正的后裔。在1937年耗费巨资的电影《女人与海》（Scipio lA'fricano，字面意为“阿非利加的西庇阿”）中，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最后的冲突被描绘成了秩序与权威对混乱与民主的冲突，迦太基人则被视为不文明的闪米特人。
1930年维吉尔的两千年诞辰和1937年奥古斯都的两千年诞辰都是重要的事件。有些诗人指出，维吉尔《农事诗》中有“意大利颂”，而当代颂扬诚实的农民、贬抑可鄙的资产阶级，两者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1934年，墨索里尼亲自参加一个项目的开工仪式，要清除奥古斯都陵墓周围的破旧房屋，并将会议大厅从奥古斯都陵墓移走。陵墓周围的广场上排满了新的建筑，上面装饰有象征着法西斯理想的浮雕。原本坐落在罗马其他地方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也被移了过来。作为罗马城的几个项目之一，这个项目按时完工，正好赶上奥古斯都的两千年诞辰。为了庆祝这一诞辰，人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展览，即“奥古斯都的罗马精神展”，接待游客逾百万人。这个展览是学术性的，留下了一个至今仍然有用的目录，不过也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在展览的入口大厅，是一句引自墨索里尼本人的话：“意大利人，务必要让未来的荣耀超越过去的辉煌。”罗马精神和现代性携手并进，为充满活力的法西斯帝国提供辩护。
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城是一个巨大的城市。根据一篇据说是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Quintus）所写的讨论竞选的文章，罗马是“一个由全世界各民族汇合而成的国家”，这让人想起罗慕路斯的庇护所（见前文，第204—205页）。罗马帝国早期的人口据许多现代估计可能接近100万人。公元前5年，在罗马有法定住所的罗马公民都收到了奥古斯都发放的津贴，其人数不少于32万人。在此基础之上，还要加上公民的妻子和孩子、奴隶和被释奴，以及来自帝国各地、客居罗马的公民与非公民。罗马是一个庞大的城市，帝国和首都之间有很强的流动性，而支撑着罗马城的正是这种流动性。这一时期罗马城的面积很难精确估算。很遗憾，我们并不知道罗马人法定住所的精确地理界限。公元3世纪70年代，当罗马城再次修筑防御工事时，新的城墙所包围的面积至少有1373公顷，而城墙之外是辽阔的郊区，向外扩展了大约15千米。然而，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其人口数量和面积，帝国早期的罗马依然遥遥领先，是罗马帝国最大的城市，其面积是第二大城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的两倍。它完全可以与其他前工业化国家的首都媲美。帝国时期的罗马和公元8—9世纪唐代的首都长安或17—18世纪日本的首都江户一样大，甚至可能比它们更大，而这取决于是仅仅包括罗马城周围区域的一部分，还是将其全部算进来。
弗洛伊德和罗马城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在维也纳读书期间热衷于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在58岁时提到，在那里他“和一个已经湮灭的文明首次接触（我在人生的奋斗过程中，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慰藉）”。
最早创立其潜意识理论时，他与罗马城有一种奇妙的关系。从1895年到1898年，在意大利度假期间，他曾五次打算到访罗马，但都被内心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了。在1900年面世的《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从其犹太人身份和当时盛行的反犹主义的角度，对这一奇怪的现象做出了解释：当他还是一个小学生时，就已经对闪族人汉尼拔产生了认同，而成年后，他把汉尼拔和罗马之间的冲突看作类似于坚韧的犹太人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和汉尼拔一样，他命中注定不能进入罗马。事实上，在《梦的解析》出版之后，弗洛伊德还是设法打破了这种内心障碍，成为一个经常去罗马的思想朝圣者。
在形成他的潜意识理论时，弗洛伊德反复回到考古挖掘中寻找类比。他收集了一批多达3000件的古物，对它们爱如至宝。这些藏品不是陈列在他的私人住所，而是放在他的咨询室和书房，是他职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来说，雅典娜是智慧和理性的重要标志：1938年，由于担心纳粹当局会没收他的全部收藏，弗洛伊德选择将雅典娜小雕像作为唯一一件从奥地利偷运到英国的藏品。在他75岁时写给一个崇拜者的信中，他说：“尽管我向来以节俭为荣，但还是在希腊、罗马和埃及文物上花了很多钱。实际上我读的考古学书籍多于心理学。”在1930年面世的《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为了表明记忆永远不会丧失，而是可以被唤醒并重现天日，弗洛伊德提到了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古代历史。在此过程中，他借鉴的是1928年版的《剑桥古代史》。他写道；“在原则上，有足够的游客能够找到每一个时期的痕迹，哪怕这些遗迹已经被部分修复并嵌入这个乱糟糟的现代都市之中。”弗洛伊德对人类意识的挖掘正像罗马城的考古挖掘。
从共和后期到帝国早期，罗马与其行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共和时期，罗马总督负责对附属民族之间的矛盾做出仲裁，这有时会促进一个地区的长治久安。人们希望这些总督及其工作人员诚实守信，有时他们竟然也做到了。然而，在西塞罗于公元前60年写给他弟弟亚细亚行省总督的信中，他认为弟弟在任职于亚细亚行省的三年里，竟然能够做到不受财色诱惑，没有背离严谨廉正、行为检点的轨道，简直难以置信。人性如此，加上政客们要收回在罗马竞选时耗费的开支，总督们往往无法节制自己的行为。此外，他们还会滥用职权。公元前58年兼并的塞浦路斯岛被并入小亚细亚南部的奇里乞亚行省，完全处于罗马官员的支配之下。后来因参加针对恺撒的阴谋而出名的尊贵的布鲁图以高达48%的年利息借款给塞浦路斯岛上的萨拉米斯城。后来，布鲁图从元老院那里获得支持他的法令。为了收回他的钱财，他的一个手下从行省总督那里借来骑兵，把该城的议员围困在市政厅，致使其中五位活活饿死在那里。罗马上层人士的这种剥削行为让人无法容忍。内战的压力有时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公元前49年，马西利亚被尤利乌斯·恺撒围困，因为这个城市曾站在庞培一边，最后作为惩罚，它的大部分土地被剥夺。公元前43年，在一位刚刚和罗马签署正式条约的特使的鼓动之下，吕基亚对布鲁图和卡修斯发起了军事抵抗，此时二人正在集结部队与安东尼和奥古斯都一决胜负。但是，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这些行省总体上安宁和平，皇帝们制定合理有效的保障措施，以防止各省罗马官员肆意妄为。
罗马的统治也影响了古代城市的内部政治结构。在塞浦路斯岛上的库里安（Kourion），市议会的成员由过去的每年一选变成了终身任职。罗马统治下的所有希腊东部城市基本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市议会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像罗马的元老院。反过来，希腊城市以一种有助于协调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公元14年，奥古斯都逝世，塞浦路斯宣誓效忠新皇帝提比略。这次宣誓采用了一种新宣誓模式，这种模式将公元前32年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宣誓扩展到各个行省。塞浦路斯人对长长的一串“我们的”神灵宣誓，包括出生于塞浦路斯岛的阿佛洛狄忒、科莱（Korē）和阿波罗等“我们岛上所有祖传的男女神灵”。在这一串神灵后面，他们还增加了另外两位，即“阿佛洛狄忒的后裔”神圣的奥古斯都皇帝和永恒的罗马女神。奥古斯都自称是阿佛洛狄忒的后裔（阿佛洛狄忒就是希腊的维纳斯），在这个岛上，这是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塞浦路斯人正确认识到罗马帝国不过是一个家族的天下，他们对这些神灵宣誓，要效忠于并崇拜提比略及其家族，还承诺要为罗马女神、提比略和“他的血脉”建立新的崇拜。“他的血脉”这一用法很值得注意。塞浦路斯人知道奥古斯都自称是阿佛洛狄忒的后裔，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罗马，领养才是确定男性继承人的一般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崇拜的对象仅限于“他的血脉”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
到奥古斯都逝世时，不断增多的罗马行省已经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他留下了一份关于整个帝国的汇总表，其中包括现役士兵的数量和驻地，国库的收支状况以及被拖欠的间接税。遗憾的是，这份汇总表已经逸失。在共和时期，罗马的确有详细的军队和财政信息，但通常情况下，元老院成员并不去掌握这些信息，虽然西塞罗认为最好能够掌握。在奥古斯都之前，没有一个人对罗马的军事和财政有如此深入的了解。
对公民和行省居民进行人口普查的程序得到了改进，奥古斯都从中获取了更多信息。公元前28年，在其统治之初，奥古斯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登记了至少4063000名罗马公民。然而，这种人口普查系统无法应对意大利半岛所有居民获得公民权的影响，这次普查距离上一次至少已经有42年。在公元前8年和公元14年，他又进行了两次全面的人口普查，得出的公民人口数量分别是4233000和4937000，都比之前有所增加。这些庞大的数字包括大约300000名原山南高卢行省的成年男性，公元前49年，当这里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地区时，他们被赋予了罗马公民权，数字还包括居住在海外殖民地和其他地方的罗马公民。但是，这个数字如此之大，是公元前70年的意大利半岛公民人口的四倍，我们认为奥古斯都的数据可能至少还包括了一些妇女和儿童。奥古斯都还制定了新的省级人口普查方案，不但统计罗马公民和其余人口的数量，还要记录他们的财产状况。在埃及，普查是每14年进行一次，在其他省份可能没有这么有规律，但显然要进行多次。所以事实上，在整个帝国都进行了人口普查。这有助于解释《新约》福音书作者路加的说法：“当那些日子，恺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扭（Quirinius）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对整个帝国同时进行的普查肯定没有发生，但是路加写作的时候，已是两三代人之后，他将公元6年居里扭在叙利亚和新增加的犹太地进行的人口普查与各个行省的全面普查混为一谈（见后文，第306页），这是可以理解的。路加还认为，这次普查是希律王当犹太王（公元前37—前4年）时进行的，并且这次普查包括加利利，但是在这两点上，他肯定是错误的。行省普查的新制度让罗马帝国当局第一次获得了关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详细信息。
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疆域辽阔，从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到东部的叙利亚，从南部的非洲到北部的英吉利海峡，都是帝国的领土。管理一个如此广袤的帝国，依靠的不仅仅是行政机构和监察官之类的，还要依靠形象的塑造。奥古斯都的得力助手阿格里帕（Agrippa）收集材料制作了一幅巨大的地图，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死后，这张地图在罗马的柱廊里公开展示。这张地图把整个世界展现在罗马人面前，还展示了罗马帝国在其中的支配地位。和以前爱奥尼亚人的圆形地图不同，阿格里帕的地图是长方形的，从西方的伊比利亚半岛画到东方的印度。这张地图附有一段简短的文字，给出了各个区域、海洋，可能还有河流的数据。与此类似的地图直到公元300年前后才出现于高卢。在奥古斯都当政期间的罗马，还有另外一个柱廊，展示的是一些被他纳入帝国的民族的形象。在提比略当政时期，小亚细亚西部阿佛洛狄西亚的人民开始为奥古斯都建造一座雄伟的神庙，在设计通向神庙的宏伟通道时，他们借鉴了罗马柱廊的风格。这座神庙被称为“塞巴斯蒂昂”（Sebasteion），即奥古斯都神庙，因为“塞巴斯图斯”（Sebastos）是奥古斯都在希腊语中的名字（见图26）。北边柱廊的中层由50块高浮雕组成，刻画的是奥古斯都兼并或收复的民族和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和埃及，以及多瑙河沿岸民族，还有西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以实物的方式呈现罗马帝国疆域的方式有很多，它们都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帝国之辽阔。
图26 阿佛洛狄西亚的塞巴斯蒂昂的入口。两边的柱廊上共有190片镶板，展现罗马帝国、希腊世界和皇室成员的形象。右边（南边）柱廊的中层刻有古时希腊的人物（比如丽达与天鹅、天马珀伽索斯与柏勒洛丰、狄俄尼索斯与赫拉克勒斯），上层浮雕刻画罗马帝国的胜利场景，以及罗马皇帝和众神的形象
在书面上，罗马帝国也更容易理解了。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创作于奥古斯都统治后期和提比略统治时期，其中呈现的是一个以罗马为中心的世界。斯特拉波本人来自阿马西亚（Amaseia，今天土耳其的阿马西亚），他遵循的是希腊地理写作的传统，其代表人物是波利比乌斯、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和波希多尼。他的著作采用传统的结构，从伊比利亚半岛开始，经过高卢和不列颠岛到意大利半岛、希腊和小亚细亚，再到达东方的波斯和印度，最后到埃及和利比亚，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圈。但是，他对世界的认识是新奇的。在描述罗马时，他强调，罗马的宏伟古迹很容易让人马上忘记其他的一切地方，而且在他关于“我们栖居的世界”的作品最后，他总结性地讲述了罗马人是如何征服并组织世界上最好、最著名的地方的。斯特拉波虽然主要关注地理和民族，但也注意到了罗马人所带来的变化。例如，在关于高卢的部分，他谈到了公元前43年罗马在卢格杜努姆（Lugdunum，今天的里昂）建立殖民地的过程，它位于罗讷河和索恩河的交汇处，是这个地区的中心。他说，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阿格里帕规划的将整个高卢连成一片的道路网就是从这里辐射开去的。在斯特拉波看来，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帝国取代了过去将世界划分为欧洲和亚洲或者欧洲、非洲、亚洲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