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迦太基与西方：公元前500年—前146年
“在那里，强大的洋流把欧洲和利比亚分隔开来。”这句话引自罗马诗人恩尼乌斯（Ennius）在公元前2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的《编年纪》（Annals），它概括了这一卷的内容。《编年纪》讲述了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冲突，尤其是公元前206年在直布罗陀海峡的海战，以及此后罗马人占领加的斯的过程。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对立被认为是地中海东部的驱动力量。公元前200年左右，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宣称自己是“欧洲的主宰者”。此后不久，腓力和马其顿就被迫屈服于罗马人。在上面的这句话中，恩尼乌斯可能在暗示对这种古老对立的一种新理解，即现在的斗争发生在欧洲和利比亚（今天的北非）之间。
我们已经看到，公元前480年波斯战争之后，希腊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雅典作为新势力的崛起，它与斯巴达之间的斗争，希腊国家之间的战争，马其顿的崛起，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以及其后继王国。公元前3世纪末期，罗马加入了这个世界。本章我们将探索罗马的故事，从其开端一直到前两章所涵盖的时期。这个故事可以从埃涅阿斯从特洛伊被洗劫后逃亡到意大利半岛，以及罗慕路斯创建罗马城（传统上认为在公元前753年或前751年或前748年）和罗马的历代国王说起。公元前507年，最后一位国王被驱逐，罗马遂成为共和国。罗马的权力掌握在两位执政官、元老院和民众大会手中。在国内，权力斗争发生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在国外，罗马的势力先是扩张到与罗马相邻的拉丁国家，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的势力又延及意大利半岛其余大部分地区。另一个主导这一区域的国家是迦太基，它是公元前9世纪晚期来自推罗的腓尼基人建立的。它变成最强盛的腓尼基人城邦，罗马人通常称这里的居民为“腓尼人”（Poeni），这个词是“腓尼基人”的拉丁文叫法。与此相关的形容词“Punicus”到了英语中就成了“Punic”（布匿）。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罗马就与迦太基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平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是在公元前3世纪，随着两个国家日益壮大，它们之间开始发生冲突。经过三次布匿战争（前264—前241，前218—前202和前149—前146），最终罗马获胜，控制了北非中部以及伊比利亚（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部分地区。此时，罗马也被卷入希腊世界。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被毁灭，这是地中海地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到了公元前1世纪，这个罗马历史的梗概已经被罗马人普遍接受。对于公元前146年甚至更晚之前的大部分时期的历史，我们都缺乏当时留下的史料。关于从公元前220年到前167年罗马的扩张，我们有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讲述，但是他只讲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且他的著作也没有完整流传下来。我们的主要史料是李维（Livy）在公元前1世纪末期的著作，以及此后不久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的著作。我们的困难在于，李维的著作涵盖了直到他所处时代的事件，但是只有公元前295年之前的内容是完整的，而狄奥尼修斯则只写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关于公元前447年之后的内容都支离破碎。更严重的是，就像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他们所呈现的公认的罗马历史梗概是极其有问题的，后人利用这段历史来为当下的政治目的服务。不过，从好的方面来看，正是这种对历史的利用使得罗马的历史更加有趣。本章并未将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的故事弃置一边——虽然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到的早期罗马的历史很少，而是探索在这些故事共和时期是怎样被讲述的。
在意大利半岛，重塑历史的一个关键背景是文化和语言的高度多样性。早在青铜时期，希腊人就与这一地区有过接触。他们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和意大利半岛进行贸易，还在那里定居。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半岛的南部有23个希腊城邦。其中最北部的城邦是尼波利斯（Neapolis，今天的那不勒斯）以及相邻的库迈（Kymē，在拉丁语里是“Cumae”）；其余的城邦位于靴子形状的意大利半岛的“脚尖”、“脚背”以及“脚跟”上，此外在西西里岛还有47个城邦。这些定居者主要来自希腊本土，希腊语是这里的主要语言，在尼波利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期。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本土的希腊人就与伊特鲁里亚人进行交易，伊特鲁里亚成为希腊陶瓷和其他商品的特别的出口市场。这些进口物品被当地精英用于他们的个人目的，在公元前6世纪伊特鲁里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位于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社会和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之间，也很早就与希腊世界有过接触。罗马以及它周围的定居点没有像伊特鲁里亚的城邦那样大规模进口希腊物品，但是其中一些接触绝不仅仅是短暂的行为。公元前6世纪，在罗马市政广场上的伏尔甘（Vulcan）神庙里，一个雅典的陶罐被用作供品。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罐子上描绘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希腊故事，即希腊神祇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骑在毛驴上升天的情景。这一时期的献祭者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赫菲斯托斯与伏尔甘之间的联系，而这在后来成为定论。但是，罗马神祇被认为是罗马的，而不是希腊的，尽管有时他们是按照希腊神话的思路被想象出来的。
意大利半岛的语言分布非常复杂。在公元前8世纪，伊特鲁里亚人就已经借用了希腊人的字母表，以记录他们自己的语言（见前文，第102页）。这是意大利半岛上第一次出现文字。最迟到公元前6世纪，意大利半岛有将近20种语言以及相关方言有了字母表，其中大部分源自伊特鲁里亚的字母表。在意大利半岛的多种语言中，有三个主要的语族，分别是南部沿海地区的希腊语、西北部的伊特鲁里亚语，以及在中部和南部的欧斯干-翁布里亚语（Oscan-Umbrian，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塞贝里语）。伊特鲁里亚语和其他三个小语种并非源于印欧语系；直到今天，伊特鲁里亚语依然很难懂，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点。根据语言学家的分类，欧斯干-翁布里亚语是“意大利”语族中最重要的语言。这一语族的其他成员包括威尼斯地区的威尼托语（Venetic），如果它真的属于“意大利”语族的话，还有拉丁语。公元前400年前后，拉丁语仅仅是这个语族中的一个小成员。即使在拉丁姆（Latium），拉丁语也有不同：在公元前200年前后，罗马的普拉尼斯特（Praeneste）就因其语言和罗马不同而闻名。
但丁和意大利半岛的语言
共和时期意大利半岛的语言多样性提醒我们，在这一时期，应该避免使用“意大利”一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有点累赘的地理名词“意大利半岛”来代替。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它的统一是由罗马人在后面几个世纪里推动的，最终完成于公元前1世纪。语言的统一也是由罗马人在同一时期完成的，但是这种统一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公元1300年前后，在涉猎甚广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中，诗人但丁考察了他所处时代意大利半岛上的至少十四种方言，这些方言是区域性的，但是在每个区域内部又有变化。现代学者注意到这些方言是从拉丁口语中一起发展出来的，在南方还有一些使用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的地方。但丁此时正在努力倡导使用一种能够用来创作高雅文学的意大利方言，反对被他认为是矫揉造作的拉丁语，以及当时的普罗旺斯语和法语。然而，有点自相矛盾的是，他这篇论文就是用拉丁语写成的。他为一种跨地区的方言辩护，声称这种方言已经出现在诗歌中。事实上，这种方言与他自己的方言托斯卡纳语有关。几年后，但丁在《神曲》中用的是这种跨区域方言的一个版本，虽然不那么高雅，但是其使用范围较广。但是，14世纪的作家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使用的是书面的托斯卡纳语，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语言受到推崇，最终构成了现代意大利语的基础。
最晚到罗马共和时期的中期，有关早期罗马的故事就在流传了。这些故事的参照点是罗马城及其周围的古老纪念碑和仪式，这些参照点强化了这些故事的意义。厄凡德尔（Evander）是早期一个重要的形象，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埃涅阿斯在未来的罗马城址的向导，也是帕拉斯（Pallas）的父亲。据说在特洛伊战争60年前，他从伯罗奔尼撒的阿卡迪亚（Arcadia）来到这里，在帕拉蒂诺山上的罗马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据说这座山是以阿卡迪亚的帕拉蒂昂（Pallation）命名的。厄凡德尔被认为创立了赫拉克勒斯崇拜。作为传说中的12个任务之一，赫拉克勒斯偷走了革律翁（Geryon）的牛群，据说在完成这一任务后返回希腊的路上，他经过了意大利半岛。牛群被当地一个名叫卡库斯（Cacus）的怪物抢走了，但是赫拉克勒斯打败了他。因此，厄凡德尔在“大祭坛”（Ara Maxima）设立了对赫拉克勒斯的崇拜。公元前2世纪，这个祭坛被重建，它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底座，长22米，宽32米，高4米。在整个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都在这里举行仪式；“卡库斯的阶梯”就在帕拉蒂诺山的山坡上。
赫拉克勒斯和戈律翁（Geryon）的牛群的故事似乎很早就广为流传了。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莱斯沃斯的赫兰尼库斯告诉我们，一头牛犊逃出牛群，沿着半岛向南游荡，又游过海峡，到了西西里岛。赫拉克勒斯一路追寻那头牛，询问当地每一位居民是否看到过这头“牛犊”（在希腊语里是“damalis”）。他们以当地的语言回答他，提到了“维图勒斯”（vitulus），即“牛犊”一词的意大利语，因此赫拉克勒斯就将这个地方命名为维图利亚（Vitulia）。从这个起源故事中可以看出，赫兰尼库斯懂得一点意大利语，这可能是早期最好的证据，表明当地人普遍认为意大利半岛是一个整体。在公元前1世纪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这头象征意大利半岛的牛犊或公牛将反复出现。
特洛伊沦陷之后，埃涅阿斯最终逃到了意大利半岛，在那里他遇到了年长的厄凡德尔。周边民族的国王拉丁努斯（Latinus）起初和埃涅阿斯发生战斗，后来与他和解，这种和解因埃涅阿斯和拉丁努斯的女儿拉维妮娅（Lavinia）联姻而得到巩固。为了向她致敬，埃涅阿斯将他在意大利半岛的第一个定居点命名为拉维尼姆（Lavinium）。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Ascanius，又名尤路斯（Iulus）］在附近的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建立了另一个定居点，他的后人在此统治了好几代人。正如后面我们会看到的那样，公元前4世纪时，埃涅阿斯和他的家族与拉维尼姆和阿尔巴隆加之间的联系已经牢牢确立。
罗马本身是何时建立的？希腊作家告诉我们的最古老的说法是，罗马建城紧跟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例如，根据莱斯沃斯的赫兰尼库斯一丝不苟地按照年代顺序写作的历史中，埃涅阿斯与奥德修斯一起来到意大利半岛，建立了一座城市，并以一位特洛伊妇女罗玛（Romē）的名字为其命名。这些希腊作者是否借鉴并发展了此时已经在意大利半岛流传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份早期年表将罗马建城与特洛伊的灭亡联系起来，这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都是通行的观点。根据另外一份年表，罗马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很久才建立的。参照埃拉托色尼记录的特洛伊被洗劫的时间，即公元前1184年，公元前3世纪的一些作家把罗马的建城时间放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这个时间最终成为标准：英国学校的每个学生学到的都是罗马是在公元前753年建成的。特洛伊灭亡和公元前8世纪之间的缺口被一连串姓名不详的阿尔巴隆加的国王所填充。
阿尔巴隆加最后一位国王是一个杀兄篡位的人，被杀的国王有一个女儿，叫瑞亚·西尔维娅（Rhea Silvia）。她成了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并因此誓守贞洁，但是被战神马尔斯引诱。她被囚禁起来，她的双胞胎儿子被放到一个篮子中，丢到河里。篮子被河水冲走，最后停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一匹母狼在附近的洞穴里给他们喂奶，之后一对牧羊人夫妇养育了他们。这两个男孩就是罗慕路斯和雷穆斯，长大后，他们推翻了篡位者，在他们被养育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定居点。罗马建城的这个故事有一个早期的源头。帕拉蒂诺山上有一个名叫卢帕卡尔（Lupercal）的母狼洞穴，人们在那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古老仪式。山上还有个古老的芦苇小屋，据说是牧羊人的小屋，被精心保存下来，可能一直到公元4世纪都还在。后来又有了其他纪念碑：公元前296年，在那棵著名的无花果树所处的位置，立起了男孩们吮吸母狼奶头的雕像，在公元前3世纪60年代罗马铸造的第一批银币上，也有同样的形象。这组雕像没有保存下来，并不是著名的卡匹托林之狼（Capitoline Wolf）——1960年罗马奥运会会徽和罗马足球俱乐部队徽上的雕像。卡匹托林之狼的形象也许起源于更早的时期（公元前6世纪），但科学测试表明现存雕像是公元13世纪的产物；这种巨大的年代差异是因为缺乏较好的参照物。公元前2世纪早期，希俄斯岛上的希腊城邦就使用过母狼和双胞胎的形象（见前文，第193页）。
有一个关于罗慕路斯的故事，说他在新城建立了一个庇护所，到此寻求庇护的人包括政治难民和奴隶，这也成了罗马的显著特征。难民中有奴隶，这与之后罗马的一个重要实践相一致：那些被主人正式释放的奴隶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214年，马其顿的腓力五世曾命令色萨利（希腊北部）的一个城邦，让他们接受居住在那里的色萨利人和其他希腊人为公民。由此可见，无论是罗马的扩张，还是它众多殖民地的建立，都和授予被释奴公民身份有关。没有一个希腊城邦以这种方式对待被释奴。罗马的这种做法是有一个故事作为支撑的：罗马的第六代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本人就是奴隶所生，他创立了对命运女神的崇拜，这位女神的易变性使其很受奴隶欢迎。和那些以自己是阿提卡本土人为傲的雅典人不同，罗马人认为自己是由多种源头混合而成的。但是对于这种混合的本质和优点，在不同政治环境中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认识。公元前1世纪，政治民粹主义的反对者认为罗马民众是“罗慕路斯的渣滓”。而对于公元1世纪那些欢迎非意大利人进入元老院的人来说，罗慕路斯的庇护所是一个重要的先例（见后文，第295页）。
罗马的创始人似乎有点多，而大多数国家都宣称只有一个创始人。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罗马起初只有一个创始人（罗慕路斯），和埃涅阿斯的关联是之后很久的事情。但是埃涅阿斯、拉丁努斯和罗慕路斯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死后受到崇拜的（这是共和时期的罗马所特有的），不过，在相关崇拜中，他们用的是另外的名字：埃涅阿斯被称为英帝格斯神（Pater Indiges），拉丁努斯被称为朱庇特·拉提阿里斯（Jupiter Latiaris），罗慕路斯被称为奎里努斯（Quirinus）。这些崇拜很古老，它们与这三个创始者之间的关系得追溯到共和时期。把罗马与埃涅阿斯这位特洛伊人——因此是希腊人的敌人——联系起来，这似乎非常奇怪，即使这种联系是间接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在罗马人自认为是希腊人敌人的时候形成的呢？事实上，特洛伊人几乎从未被视为希腊人的敌人，更不用说是“野蛮人”了。希腊本土和特洛伊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希腊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许多城邦通过宣称他们是特洛伊难民的后代来与希腊世界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的最后一个例子是12世纪历史学家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讲的一个故事，他的《不列颠诸王史》沿用了9世纪一部历史汇编中的一个传说：埃涅阿斯的孙子布鲁图（Brutus）因杀害他的父母而被流放，在到处流浪之后，他来到了一个岛屿，后来不列颠岛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这里他打败并且杀掉了巨人阿尔比恩（Albion）的后代，建立了英国的君主制。虽然当时有些人对杰弗里的作品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但他试图为早期英国历史创建一个框架，并把一个遥远的岛屿与文明的源头联系起来，这样的做法仍然被一些英国的古文物学家所接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
从罗慕路斯到“傲慢者”塔克文（Tarquinius Superbus），罗马先后由七个国王统治。关于他们的顺序以及各自对罗马发展所做的贡献，后来的传说非常明确：罗慕路斯创建了罗马元老院和罗马的部落制度；第五位国王塔克文·普利斯库（Tarquinius Priscus）把罗马的势力拓展到北方并举行了第一次凯旋仪式；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改造了罗马军队以及罗马城的结构。事实上，一个质疑就会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难以想象七个国王统治了罗马250年，平均每人统治了大约40年。
现代的考古学家试图概括这个时期罗马城的发展。为了从考古学上给这些经典的故事找到证据，有的考古学家说公元前8世纪帕拉蒂诺山上的一堵墙是罗慕路斯建的。有的考古学家正确地指出，使用历史传说来说明后来罗马国家的制度先于罗马城本身的发展，这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应该直接从考古证据进行推理，不要受到后来历史传说的干扰。很明显，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罗马地区变得非常活跃。公元前7世纪末，罗马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市政广场附近的区域已经被重建过；在几个地方也已经建立起崇拜场所，其中包括卡匹托林山（Capitol）；在帕拉蒂诺山上，石头房屋已经取代了茅草屋。与同时代伊特鲁里亚（如第二章考察过的维爱）和希腊的定居点一样，罗马也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公元前6世纪，罗马城周围建起了巨大的城墙，通过已经挖掘出来的二十多处遗址可以确定这个年代。城墙长11千米，将罗马的七座山全部包围在内，墙内面积约为425公顷。这使得罗马要比任何一座伊特鲁里亚城邦都要大两倍还多，与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的主要国家不相上下。城墙的建立意味着此时的罗马已经统一，并且拥有自己的军队。在之后的传说中，这堵墙被归功于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但是使用考古证据来支撑关于这些国王的历史传说的细节，这是错误的。
图21 武尔奇弗朗索瓦坟墓（得名于其发现者）的壁画。从左到右：马斯塔那解开凯勒·维比纳斯的束缚，拉尔特·乌尔特斯（Larth Ulthes）挥刀刺向来自沃尔西尼的拉里斯·帕帕特纳斯（Laris Papathnas Velznach），来自索瓦那的佩斯那·阿尔克姆斯纳斯（Pesna Arcmsnas Sveamach=of Sovana）为鲁谢（Rusce）所杀，文迪卡［Venthical（…）plsachs（籍贯不明）］为埃弗里·维比纳斯所杀，马尔切·卡密特里那斯（Marce Camitlinas）正要杀害卡纳卫·塔丘尼斯·卢玛奇
关于这七位国王的清楚有序的罗马历史传说也与伊特鲁里亚的传说背道而驰。有一个有关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证据值得注意，即伊特鲁里亚武尔奇的墓室壁画，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远远早于保存下来的所有罗马史料。壁画上的每个人物都仔细做了标记，一面墙上的壁画描绘的是《伊利亚特》中的一幕：在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上，特洛伊的囚犯被献祭。对面的壁画描绘的是武尔奇历史上的一幕，也涉及对手无寸铁的对手的攻击。包含伊特鲁里亚形象元素的场景壁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表明伊特鲁里亚是如何借鉴希腊文化并对其加以调整的，而且这幅画可能有意与当地历史相呼应。该壁画描绘的是200年前即公元前6世纪的事件（见图21）。埃弗里（Avle）和凯勒·维比纳斯（Caile Vipinas）兄弟（在拉丁语中分别是“Aulus”和“Caeles Vibenna”）和其他武尔奇人正在与来自沃尔西尼、索瓦那（Sovana）和罗马的一群人战斗。在武尔奇人中，有一个名叫马斯塔那（Mastarna），他正在解开凯勒·维比纳斯的束缚；另外一个人正要杀害卡纳卫·塔丘尼斯·卢玛奇（Cneve Tarchunies Rumach），即罗马的格涅乌斯·塔克文（Gnaeus Tarquinius）。武尔奇的维比纳斯兄弟是公元前6世纪重要的历史人物。格涅乌斯·塔克文可能与塔克文王朝的国王有关，他们似乎都被称为卢基乌斯（Lucius）。因此，武尔奇壁画描绘的是贵族武士之间的战斗。这一幕也暗示了后来与马斯塔纳的一个事件，马斯塔纳是维比纳斯兄弟的忠诚支持者，壁画上他正在帮助其中一位解开绳索。伊特鲁里亚传说的文字记录至少保存到了公元1世纪，后来当上皇帝的克劳狄（Claudius）对其进行了研究，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说伊特鲁里亚的史料称：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曾经是凯利乌斯·维文纳（Caelius Vivenna，即上文的凯勒·维比纳斯）最忠实的同伴，参加了他所有的冒险。后来，因为命运的改变，他被驱赶出来，他带着凯利乌斯的剩余人马离开了伊特鲁里亚，占领了凯里安山（Caelian Hill），并以其前首领的名字为这座山命名。塞尔维乌斯改了自己的名字（在伊特鲁里亚语里，他的名字是马斯塔那），这也是我称呼他时所用的名字。他得到了王位，并充分利用这一职位造福国家。
正如克劳狄指出的那样，这个故事与一个罗马传说相矛盾，那个传说称塞尔维乌斯是“战俘欧克勒斯亚（Ocresia）的儿子”。它与另一个罗马传说的矛盾更大，那个传说称塞尔维乌斯是一个女奴的儿子，他母亲被神圣的阳具致孕。这套复杂的故事表明了伊特鲁里亚当地传说的丰富性。武尔奇的墓室壁画对这些传说进行描绘时，这一地区正处于罗马的重压之下。在这一地区被罗马征服之后，这些壁画又被保存了很长时间。这也显示了罗马人关于其国王的传说并不可靠，这些国王更像是武尔奇墓室壁画中所描绘的贵族武士的首领，而不是正式的国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凸显出罗马人要将伊特鲁里亚人从他们自己的历史中摆脱掉的努力。直到最近，这种罗马的视角还使得许多现代学者把早期罗马和伊特鲁里亚的发展割裂开来。
有关罗马第二位国王努马（Numa）的故事揭示了王政时期罗马传说中更为复杂的一面。根据恩尼乌斯的记载，努马建立了罗马基本的宗教机构，并且下令在他死后这些制度还要延续下去。这是一个直白的好故事，只是可能有些枯燥。但是，恩尼乌斯还说，努马和水中仙女伊吉丽亚（Egeria）结合，从她那里获得了宗教灵感。后来的罗马史料的作者对于伊吉丽亚的故事感到尴尬，试图将其合理化，但这的确是关于努马的早期传说。有些人甚至认为努马可以强迫朱庇特来到人间，并通过诡计从他那里获取信息。据说，努马的继承人图路斯·荷提留斯（Tullus Hostilius）发现了如何强迫朱庇特的办法，并在一次危机中试用，但是他和他的儿子们都被雷电劈死。这些故事表明，从源头上讲，人类与神祇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涉及理性的宗教仪式，还涉及创始国王的权力，这种权力没有传给其继承者。宗教的目的不是寻找神圣真理，更不是操控神力，而是构建一个有限的、以适合凡人的方式和神祇进行联系的系统。这种宗教观似乎在公元前181年就已经很流行了，当时努马的棺材被偶然发现，棺材里有几卷保存完好的莎草纸。一些人声称这些莎草纸中包含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启发的哲学。在字面意义上，这种说法不可能真实，因为努马比毕达哥拉斯早150年，但是，这些材料的“发现”是社会精英成员试图以传说的名义，在罗马推行新的宗教习俗的努力的一部分。无论其真实性如何，罗马当局都决定将其毁掉。它们太危险了，不能再回到努马的时代。
罗马历法
罗马历法的基本要素可以追溯到王政时期。罗马人认为，在罗慕路斯的统治下，最初一年只有10个月，从3月份开始算起。据说头4个月，即3月到6月，是以神祇的名字命名的，例如，英文中3月和6月的名称分别源自战神马尔斯和神后朱诺。但是，从第5到第10个月，即7月到12月，这些月份的名字源于数字5到10；后来，表示7月的“Quintilis”和8月的“Sextilis”被重新命名，新名字分别源于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和奥古斯都（Augustus）。据说由于罗慕路斯历法设计得不好，努马对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他额外创造了两个月份（1月和2月），规定了每个月的长度，使1月1日成为一年的开端。让历法符合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365天5小时49分）是很难的。共和时期对努马历的专门调整没有起到作用，所以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叶，努马历就少了67天。公元前46年，尤利乌斯·恺撒通过增加两个临时月份来弥补缺少的67天，并且进行历法改革，规定每四年增加额外的一天。尤利乌斯的历法即人们常说的儒略历，在西方接下来的1500年里一直沿用，但是它与太阳年对应得还不够精确，所以公元1582年时，儒略历在日期上就多了10天。在这一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ⅩⅢ）颁布敕令，省略掉额外的十天，并且对闰年制做了轻微的修改，修改之后，逢百的年份只有在能被400整除的情况下才是闰年。因为这个改革是教皇颁布的，所以受到了很多抵制，甚至在天主教国家也是如此，在奥格斯堡甚至因此发生了骚乱。在新教的英国，格里历直到1752年才开始实行。对于固定的宗教节日，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东正教仍然使用儒略历，所以他们的圣诞节在（格里历的）1月7日。因此，不管是儒略历还是格里历，现代西方的历法都是罗马历法的直接延续。
和王政时期一样，有关共和早期和中期的故事也受到后来事件的很大影响。一个家族如果能够夸大祖先的功绩，就可以获得很多好处。法比乌斯（Fabius）家族是罗马的名门望族之一，在可能属于这个家族的一个坟墓中，有一幅公元前3世纪的壁画，描绘的是战争场景。这幅壁画描绘了未见于其他史料的罗马人和意大利半岛中部的萨谟奈人（Samnites）的战斗，主导战斗的可能是法比乌斯家族的一位成员，他在公元前322年到前295年间曾五次当选执政官。显然，维护或夸大其家族成员的业绩对家族是有利的。
西庇阿家族是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罗马的另一个名门望族，他们的一处坟墓也很重要。这个墓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模仿的是早期伊特鲁里亚人的家族墓。尽管这一时期通行的是火葬，但是骨灰会被装进石棺土葬，按照地位高低的顺序，家族成员的石棺环绕在家族创始人巴尔巴图斯（Barbatus，公元前298年的执政官）的墓周围，每一个石棺上都有精心创作的诗篇作为铭文。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个墓地得到大规模的更新，目的是引起公众更多的注意（见图22）。一个宏伟的新式立面被修建起来，在其显眼的位置展示了该家族成员以及诗人恩尼乌斯的雕像。巴尔巴图斯石棺上的铭文值得引述：“科尼利厄斯·卢基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Cornelius Lucius Scipio Barbatus），盖乌斯（Gaius）之子，你们的执政官、监察官和市政官，他有勇有谋，仪表堂堂，品德高尚。他从萨谟奈人手中夺得陶里西亚（Taurasia）和奇桑那（Cisauna），征服整个卢卡尼亚（Lucania）并且从那里解救出人质。”这段话之前的两行诗文被抹去了，可能是因为其中包括巴尔巴图斯是这个家族创始人的说法，后人希望将祖先追溯到更加久远的过去，这样的说法最好不要留下来。留下的内容是这个罗马显赫家族成员的生动陈述，其中涉及这个家族中男人们的重要性、外貌特征、担任公职的情况和赫赫战绩。从中也可以看出罗马人民的重要性：之所以会提到巴尔巴图斯作为“你们的执政官”，可能是为了呼应在正式的公共演说中所说过的话，在为罗马精英家族成员举行的大型葬礼上，通常都会发表这样的演说。毋庸置疑，精英成员之间相互竞争的压力一定会对所讲述的故事产生影响。铭文对巴尔巴图斯战斗的描述和李维对同一时期事件的描写是矛盾的。
图22 西庇阿家族墓立面复原图
在西庇阿家族这样的贵族世家，女性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宗教领域，罗马的女性精英的作用没有希腊世界女性的那么大，因为罗马主要的祭司是由（男性的）元老院成员担任的。然而，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元老院成员们的妻子可以集体祈求神灵，并且在特定的宗教节日中起到突出作用。元老院成员的女儿也可以被选为维斯塔贞女，这是一个享有声望的职位，在王政时期只有国王的女儿才能担任。从一个现存的西庇阿家族的坟墓可以看出，女性死后可以被埋葬在家族的坟墓里，有属于自己的石棺，上面也会标记她们的名字，只是没有关于她们功绩的颂词。
对于后代来说，父系祖先的功绩至关重要。巴尔巴图斯之子（公元前259年的执政官）石棺上的铭文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卢基乌斯·西庇阿是罗马所有的优秀男人中最出类拔萃者。他是你们的执政官、监察官和市政官巴尔巴图斯之子。他攻克了科西嘉岛和阿莱利亚城（Aleria），给风暴之神建造了一座神殿，以感谢其帮助。”卢基乌斯对自己祖上（他是巴尔巴图斯之子）的强调是很引人注意的，尤其是在前文暗示卢基乌斯为“罗马所有的优秀男人中最出类拔萃者”的说法尚有争议的情况下。诉诸巴尔巴图斯的功绩是卢基乌斯成功的关键，这表明了罗马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点。从公元前179年到前49年，有超过一半的执政官有做过执政官的父亲或者祖父，如果把远祖也算进来，这个数字将上升至大约80%。这些数字不是为了表明其命运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而是为了表明在竞选公职时，候选人如果诉诸其家族的过去，就更容易成功。在罗马精英中，这种做法是非常典型的，但是在同一时期的希腊世界很少有人这样做，因为他们的政治价值观是贤能政治。
在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所生活的世界，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由元老院、罗马人民和行政官组成。最早清晰地阐述这种三权政治结构的，可能是罗马的希腊观察者，他们见惯了希腊城邦中由议事会、公民大会和行政官组成的体系。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的著作中，波利比乌斯对这种制度做了经典描述，他认为当时罗马的强大来源于这三部分之间的平衡。这一有点恭维罗马的观念被罗马人接受，成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认识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像罗马人一样，将这种三权的分析方法追溯到早期的罗马共和国，甚至是王政时期，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早期的政治结构与此大相径庭。
早期的政治张力不在于元老院、罗马人民和行政官之间的权力平衡，而在于祭司与国王或者行政官之间的对立。关于后者，李维和共和国后期的其他作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国王塔克文·普利斯库想不通过占卜咨询神祇的意志就改变制度，因此与当时最重要的占卜师或者说是官方预言家阿特斯·纳维厄斯（Attus Navius）发生了冲突。为了贬低占卜术，普利斯库让纳维厄斯预言他能否做国王当时心里正在想的事情。纳维厄斯做了占卜，说自己能做到。普利斯库洋洋得意地回答说他刚才在想让纳维厄斯把磨刀石切成两半。但是纳维厄斯马上奇迹般地用剃刀把磨刀石切开了。这件事在罗马市政广场就地得到纪念，那里立了一尊纳维厄斯的青铜雕像，雕像旁边摆放着那块磨刀石。从这个故事中获得的教益就是，从此之后，罗马每做出一个政治或军事上的决策，都要首先通过占卜询问神灵的意志。在共和国时期，我们很少听说有像纳维厄斯这样突出的罗马祭司。祭司群体和行政官之间的冲突依然会发生，但这些冲突没有涉及奇迹。罗马的祭司职位为元老院成员所垄断（他们的女儿则垄断了维斯塔贞女的职位），这和希腊不同，在希腊，祭司是只从政治精英中选择，也常有女性担任祭司。相比之下，纳维厄斯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不是由罗慕路斯建立的元老等级占卜师群体的成员，但他也是共和时期占卜师的原型。他甚至奇迹般地把那棵曾经救了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无花果树从台伯河畔移动到罗马市政广场。关于祭司和政治权威之间早期紧张关系的故事在共和时期仍有影响力，在这一时期，祭司是宗教法律方面的最高权威，但是只能在元老院要求他们行动的时候才能这样做。
相对于后来元老院、罗马人民和行政官之间的三权结构，早期罗马政治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和元老院本身有关。后来的传说很明确，是罗慕路斯建立了元老院。根据李维的叙述，在共和早期，元老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李维有可能犯了年代上的错误，在谈到罗慕路斯的时代和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这一时期时都是如此。最初，元老院可能只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后来则是两位接管国王政治权力的执政官的咨询机构。新的执政官每年都会挑选一些人进入他们的咨询委员会。一些人无疑会多次任职，但是委员会成员未必总是同一批。直到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奥维尼安法（Ovinian Law）颁布之后，未能被选入元老院才开始意味着耻辱。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元老院才成为其共和后期的样子：全部由担任过特定行政长官的人组成，成员终身任职，除非因为不光彩的行为被作为高级行政官的监察官取消资格；这时的元老院是一个有着重要的政治权力的机构。
公元前2世纪，雄心勃勃的罗马男人有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职务不断升迁，从财务官（quaestor）一直到执政官（consul）。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每个职务都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共有32位行政官，他们拥有动议权，似乎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府，而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相互竞争的个体的集合，每个人的任期只有一年。他们的权力有两种，一种是占卜权（auspicium），即代表国家咨询神灵的权力，另外一种是治权（imperium），即指挥罗马城或战场上的军队的权力。这两种权力都被视为对罗马国王所拥有权力的延续。罗慕路斯在建立罗马城时祈求并且得到了上天的吉兆。如果两位执政官都死于任上，占卜权就会回到元老院手中，元老院可以任命临时执政官，临时执政官将组织选举，以选出新的执政官，确保占卜权的延续性。关于临时执政官的名称“interrex”（“临时的国王”或“过渡的国王”），有这样一种认识，即这一职位可以追溯到王政时期。罗马人认为治权是当年国王统治罗马并带兵打仗时所凭借的权力，两位执政官继承了这种权力。他们共同掌权，避免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两人也轮流拥有治权的象征。公元前2世纪，级别低一些的行政官也拥有了治权，不过权力比执政官的要小，而且是根据职位界定的。
罗马人民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当被拥有治权的行政官召集时，人民可以对演说做出非正式的回应。在主要的民众大会（人民大会，comitia）上，人民负责选举行政官、批准法案就一些行动做出决策。人民大会不进行讨论或辩论，只是以正式投票的方式做出决定。据说，两种类型的人民大会可以追溯到王政时期。尽管人民大会很重要，但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精英心里很清楚，罗马并不是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时的雅典那样的民主政体。一种类型的人民大会的投票结果明确偏向富有阶层。国家的良好运行取决于元老院、罗马人民和行政官之间的适当平衡。这种平衡之所以可能，部分是因为罗马的“共和”制度深深植根于王政时期。
美国革命和罗马
为了推动新的美国宪法通过，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nilton）编写了《联邦党人文集》，他们联合署名为“普布利乌斯”（Publius），这让人想起罗马共和国第一位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瓦莱利亚·波普利科拉（Publius Valerius Poplicola）。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但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对于美国的开国者们来说，罗马只是一种装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来自那之前两个世纪意大利和英国的共和派。事实上，对罗马历史的回顾在美国革命者形成观点时是起了作用的。男子学院里十分强调阅读拉丁语和希腊作家的作品，至少有些学生从中获得了启发。在其1758年到1773年间的摘录簿上，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摘录了不少古典时期作家的语句，约占摘录总量的40%；他后来庞大的图书馆中收藏了很多拉丁文本，他喜欢沉浸其中。女性也在家中阅读古典书籍，她们读的是译本，希望从中获取生活的灵感。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定期写信给她的丈夫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杰斐逊的强大对手），她在信中的署名是波西娅（Portia），这是布鲁图妻子的名字，她甚至思考过在这个新的国家中，女性中应该拥有什么权利和责任。
1776年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意味着从前的英国殖民地现在已经成为共和国，和古代历史对话有助于将作为自由堡垒的新生共和国与欧洲古老的封建君主制度分割开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尤利乌斯·恺撒和后来的皇帝表明了暴政的危险性。杰斐逊认为帝制的伟大批评家塔西佗是“世界上第一个无可争议的作家”。其他的历史事件也提供了启发。将23个希腊城邦联合起来的吕基亚同盟被尊崇为共和邦联的模范。约翰·亚当斯在他的《为美国政体辩护》（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787年）中，将西塞罗所描绘的罗马政体当作典范，以表明如何通过制衡机制去保护自由和正义。波利比乌斯对罗马的分析给亚当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亚当斯收集的与共和制度有关的史料中，就有对其作品的翻译和综述，这些材料得到出版，供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使用。正如杰斐逊在1795年所言，美国“按照诚实而不是武力的原则”进行统治的“实验”，“在罗马共和时期之后还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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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时期，罗马在意大利半岛内部的势力扩张开启了罗马转型的过程，罗马从希腊、腓尼基和伊特鲁里亚这些大国的外围国家逐渐发展为历史上面积最大的欧洲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张为罗马的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也为它与迦太基人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是罗马在与其相邻的拉丁姆地区巩固势力的初始时期。公元前507年，罗马与拉丁姆地区的主要国家迦太基签订了条约，但是此后不久，罗马不得不与拉丁姆地区的其他城邦建立一种更正式的关系，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拉丁同盟。
把这个同盟团结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和自身利益，还有共同的历史感。罗马以南30千米处的拉维尼姆据说是埃涅阿斯在意大利半岛的第一个定居点。在这个定居点的南部有两处重要的圣所。一座在当地罕见的公元前7世纪的坟墓从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接受供奉，在公元前4世纪被重建为圣所，这可能就是后来被认为是埃涅阿斯坟墓的地方。距此不远有另外一处圣所，那里排列着很大的祭坛，从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祭坛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了12个。这里供奉的可能是家邦守护神（Penates），是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带来的，他抵达这里之后，马上对其举行了献祭。这个重要的崇拜中心可能被拉丁同盟的成员用来举行祭祀。拉丁同盟第二个重要的场所是罗马东南方向25千米处的阿尔班山（Alban Hill）。据说，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在此建立了阿尔巴隆加。这个定居点后来消失了，据说遭到了图路斯·荷提留斯的洗劫。附近阿尔班山上的圣所是拉丁联盟庆祝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的场所，这个节日纪念的朱庇特·拉提阿里斯是对拉丁人始祖拉丁努斯的神化。
公元前5世纪，罗马本地的力量受到压力；公元前4世纪，罗马的拉丁盟友发动叛乱。在一系列战争过后，公元前338年，原来的拉丁同盟失去了其军事和政治职能，但相关节日得以延续。从那时起，在罗马控制下的意大利半岛，男性居民被分成四类：享有充分公民权的罗马公民、没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拉丁人、盟友。各社群有两点共同之处：第一，它们与罗马有联系；第二，它们对罗马的义务是提供军队，而不是交税或者进贡。结果，罗马的支配范围向南一直延伸到那不勒斯湾，还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
公元前5世纪早期罗马的领土面积大约为900平方千米，拉丁姆地区其他的城邦都相形见绌。同一时期拉丁城邦的总面积大约是2350平方千米。同时期科林斯的领土面积也是900平方千米，跟罗马一样，雅典的面积大约是2400平方千米，与所有拉丁城邦加起来的面积相当。但是到了公元前338年，属于罗马的领土已经猛增到5500平方千米，而新的罗马同盟的总面积大约是8500平方千米。此时的罗马已拥有可以为其军队提供大量人力资源的庞大领土。罗马的领土比当时希腊本土任何一个城邦都大，但仅仅是同时期以叙拉古（Syracuse）为首的同盟的一半。
罗马在拉丁姆地区之外的扩张始于公元前4世纪，罗马势力首先向北进入伊特鲁里亚，然后又向南。征服伊特鲁里亚的象征性事件是对维爱的攻击，维爱是罗马最近的北方邻居，距离罗马只有17千米。公元前5世纪的维爱是一个很大的定居点，周围环绕着巨大的防御城墙。在公元前5世纪里，这里发生过两次主要的战役。李维完整而详细地描述了最后一次战役：长达十年的围城最终于公元前396年结束，而这多亏了罗马对一个预言的反应；罗马使用计谋，挖了一条通到维爱人堡垒里面的隧道；卡美卢斯（Camillus）洗劫了这座城市；该城主神朱诺的雕像被搬到了罗马。李维对维爱被罗马攻占的讲述是正确的，这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396年，但是他描述的细节并不可信。李维的故事是对所发生事情史诗式的详细描述，有意突出其与特洛伊城沦陷之间的相似之处：长达十年的围城，神祇的干预，计谋，还有搬走朱诺的雕像——让人想起埃涅阿斯搬走家邦守护神。
《古罗马谣曲集》
现代人对于李维笔下维爱被攻占的细节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可以追溯到罗马史鉴别研究的创始人B.G.尼布尔（B.G.Niebuhr）。尼布尔《罗马史》的德文版在1811年至1812年首次出版，一炮打响，在1828年被翻译成英文，后多次再版。尼布尔是第一个试图删除李维故事中传说成分的现代学者，他倾向于根据共和时期成书的编年史进行讲述。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编年史的“对于维爱之陷落的讲述完全被诗意的讲述所取代，而这种诗意属于和卡美卢斯有关的谣曲或传奇，这是一种史诗式的叙述方法，其特征与历史是不相容的”。
尼布尔所提到的“谣曲”暗指其故事传播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追随早期的一些学者，他提出，除了编年史之外，在宴会上表演的歌谣或叙事诗歌也讲述了早期罗马的历史。该观点一直到19世纪以后都还有影响力，其最著名的支持者就是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为印度国王服务时，他创作了一部由四首诗组成的《古罗马谣曲集》（Lays ofA ncient Rome），作为尼布尔提到的逸失歌谣的样本。这本书于1842年首次出版，广受欢迎，在随后约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英国学校里的必读书。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至少会背诵第一首的开头部分，这首诗讲的是贺雷修斯（Horatius）把守桥头的故事：“克鲁休姆（Clusium）的拉斯·波西那（Lars Porsena），他向九位神祇宣誓：塔克文家族将不再遭受伤害。”讽刺的是，麦考莱的《古罗马谣曲集》强调传说的浪漫成分，广受欢迎，尼布尔提出的这些传说并不真实的看法反倒无人理睬了。
公元前386年，在罗马人抵抗高卢人进攻的过程中，维爱的征服者卡美卢斯发挥了关键作用。公元前450年左右，在欧洲中部出现了我们所知道的具有强烈尚武精神的拉坦诺文化。迫于故乡的人口压力，三个新成立的部落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在意大利半岛找寻新的领土和财富。由于早期商人和雇佣兵与意大利半岛的接触，他们早就知道这条路线。他们攻占了肥沃的波河流域原有的伊特鲁里亚定居点，并继续向意大利半岛的东部沿海推进，一直打到安科纳（Ancona）。有些人继续南下，打败罗马人并洗劫了罗马。这件事让罗马人对高卢人一直心存恐惧，但是就像有关征服维爱的讲述一样，李维关于罗马“被洗劫”的讲述几乎完全不可信。当时的英雄人物卡美卢斯被比作罗慕路斯，被视为罗马的第二创始人，但这种比较可能是公元前1世纪的发明，就像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的那样，当时很流行把人和罗慕路斯进行对比。那场洗劫后不久，罗马人利用新征服的维爱附近采石场的石头，重建了围绕城市的古城墙，可见他们多么害怕再次遭到那样的攻击。
从高卢人的攻击中恢复过来后，罗马继续向北扩张，公元前3世纪早期时，罗马显然已经支配了伊特鲁里亚。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其征服范围已经向东、向南扩展到了意大利半岛中部大部分地区。罗马的领土再度急剧扩张，其面积几乎增加到原来的五倍，从公元前338年的5500平方千米增加到了公元前264年的26000平方千米。罗马的疆域向南延伸到那不勒斯湾，向东则跨越了整个半岛。这是一个广阔的区域，约占意大利半岛的20%，轻易地超过了希腊任何一个城邦，能与东边的希腊王国匹敌。除了自身拥有的土地，罗马还建立了29个拉丁殖民地，殖民地权利和公元前338年正式赋予拉丁同盟老成员的权利一样，其领土共计11000平方千米。此外，罗马还有至少125个盟友，其面积共计72000平方千米。因此，由罗马及其盟友所控制的领土面积超过了108000平方千米。罗马所建立的同盟关系不一定有正式的条约，盟友需要对罗马提供军事援助，这保证了罗马的霸主地位。在接下来的160年里，除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外，罗马在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
在下一个世纪，从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罗马继续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和北部扩张。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它对站错边的主要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卡普阿（Capua）失去了其统治阶级、包括公民权在内的所有的自治权，以及全部领土。他林敦（Tarentum）被洗劫，并且失去了一部分领土。对于那些站在迦太基一边的国家，主要的惩罚是强化了现有的条约，没收其部分土地。因此，罗马的领土面积增加了，特别是在半岛南部。从公元前268年到前181年，12个拉丁殖民被建立起来，但从公元前184年起建立的那一批殖民地就都是罗马殖民地了，那里所有的公民都拥有充分的罗马公民权。利用这些殖民地，罗马开始在亚平宁山脉与波河流域之间的地区留下自己的印记。公元前218年，罗马第一次从凯尔特人那里夺取了这一地区，后来又在公元前2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通过无情的战争再次将其征服。
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罗马人的想象中，意大利半岛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公元前268年，在意大利半岛东北部沿海，罗马举行了一次凯旋仪式，以庆祝罗马领土的进一步扩张。这标志罗马完成了对意大利半岛阿尔诺河（Arno）以南地区的征服，凯旋的将军建了一座神庙献给大地女神忒勒斯（Tellus），还绘制了一幅涵盖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地图，其中隐含着对罗马巨大的政治期望。一百年后，重要的政治人物老加图（Elder Cato）创作了《罗马历史源流》，把罗马的起源置于意大利半岛几个主要定居点的背景之下，从半岛的最南端到新近征服的亚平宁山脉以北地区。在东北部地区的威尼托人（Veneti）是特洛伊人的后裔，建立定居点的是特洛伊英雄安特诺尔（Antenor），翁布里亚（Umbria）的阿梅利亚（Ameria）位于罗马以北70千米处，是在与珀尔修斯的战争（前171年）爆发之前963年建立的，也就是公元前1134年。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半岛上有很多个社群，他们为自己的过去感到自豪，但是也心甘情愿地服从罗马的领导。
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也有能力支配意大利半岛。公元前186年，在罗马发生了一桩重大的宗教丑闻，这一丑闻涉及酒神巴克斯（希腊的狄俄尼孛斯）的祭仪。据说这种祭仪中有不当性行为，而这会造成广泛影响，罗马元老院对此十分忧虑。他们担心崇拜巴克斯的群体遍布意大利半岛，会形成一个具有政治颠覆性的地下网络。这种恐惧可能并无根据，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看出罗马人的多疑。在他们眼里，意大利半岛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安全。罗马采取了果断行动：意大利半岛所有的罗马殖民地和城镇必须服从罗马的决策，地位更低的定居点受罗马执政官直接管辖。在意大利半岛犯下的罪行，凡是影响到罗马国家安全的，例如叛国、阴谋等，都归罗马元老院直接审理。此外，意大利半岛的个人和社群如果寻求仲裁、赔偿或保护等，也都要诉诸元老院。
在扩张罗马领土、传播罗马价值的过程中，遍布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拉丁和罗马殖民地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些殖民地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并认为公元前273年在伊特鲁里亚沿海建立的拉丁殖民地科萨（Cosa）是其代表，但事实上这些殖民地并没有统一的建设蓝图。我们不能把后来的做法强加于这一时期，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也不能把所谓的统一模式强加于来自科萨的考古证据。尽管如此，科萨的确可以表明演进中的拉丁殖民地是什么样子的。公元前280年，伊特鲁里亚地区的重要城邦武尔奇被击败，它三分之一的领土——550平方千米——被没收，并分给新建立的科萨。这片土地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块，分配给2500个新来的殖民者。公元前197年，又有1000名殖民者被分配到科萨，可能此时那些更加遥远的土地上才有了殖民者定居。科萨占地13公顷，坐落于沿海的山顶，此前并无人居住。附近的伊特鲁里亚人定居点完全被边缘化了。科萨殖民地被雄伟的城墙和塔楼保护着，提醒人们这种新的格局是通过武力实现的。城内的设计也遵循直线风格，公共建筑可能仿照了罗马的风格，当地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建筑可能仿效了罗马市政广场的设计。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港口，此外还有陆路相连：可能修筑于公元前241年的奥勒利安大道（Aurelian Road）沿着意大利半岛西海岸，从罗马经科萨一直通往下一个重要的沿海港口比萨。这条大道绕过武尔奇和伊特鲁里亚人的其他古老城镇，使罗马军队能够迅速到达意大利半岛北部。在非军事领域，这条大道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道路网奠定了意大利半岛新人文地理的基础。
在语言方面，建立殖民地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拉丁语的传播。对于科萨来说，拉丁语是从罗马和拉丁姆地区而来的殖民者的母语，但同样重要的是，正如他们在制度上效仿罗马，这些殖民地全部以拉丁语作为官方用语。就这样，拉丁语被传播到意大利半岛其原本使用其他意大利方言或其他语言（伊特鲁里亚语、希腊语和凯尔特语）的地区。反过来，在其他方言或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学习拉丁语的过程中，拉丁语也有了一些区域性的变体，但罗马人是看不起乡下人的拉丁语和从其他意大利方言或伊特鲁里亚语借用的拉丁词的。到了公元前2世纪，拉丁语已经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的高声望语言，广泛使用拉丁语带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希腊城市库迈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落入说欧斯干语者手中，但是在公元前338年才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180年，库迈请求元老院允许使用拉丁语进行一些公共活动。这个请求获得批准，但实际上，库迈是可以在不征求元老院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做出改变的。当地的精英肯定已经很熟悉拉丁语，但是库迈仍然对其希腊过去感到自豪：先知西比尔（Sibyl）掌管着这里的阿波罗神谕，是王政时期罗马《西比尔神谕集》的源头。
公元前3世纪，有些当地语言消亡了，或者至少不再被书写下来，但是一些方言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一直很重要，直到公元前1世纪其书写形式才消亡。在公元前2世纪末或公元前1世纪初，班提亚城（Bantia，在靴子状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背上）用欧斯干语铭刻了自己的宪法。铭文中使用的欧斯干语受拉丁语影响很大，其中描述的公民机构也受罗马影响很大；但是在公共语境中使用欧斯干语，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在被罗马支配的情况下，班提亚人想要表明自己的特殊性。
在被罗马征服之后，地域特征的其他表达方式依旧很重要。伊特鲁里亚人继续保持他们自己对于过去的意识，这种情况至少延续到公元1世纪。公元前80年，伊特鲁里亚人发生内战，一些战败的伊特鲁里亚人逃到了北非，到了迦太基西南方向大约50千米的偏远之地。他们的首领可能来自克鲁休姆（今天的丘西），他在此建立了一个新的定居点，立起了界碑，上面镌刻的文字是北方的伊特鲁里亚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居民被称为“达尔达诺人”（Dardanii），这个名称源自特洛伊城的创始人达尔达诺斯（Dardanus）。建立这个定居点的初衷是建成另一个特洛伊，但遗憾的是，它现在几乎无迹可寻。和威尼托人当然还有罗马人一样，有些伊特鲁里亚人为他们特洛伊起源而骄傲。就伊特鲁里亚本身而言，历史记忆仍然得以保留，尽管在公元前1世纪大多数精英家族都已经后继无人。公元1世纪，塔奎尼立了一块纪念碑，铭刻的是该城在公元前5世纪，可能还有公元前4世纪时所发挥的作用。铭文详细记录了该城领导者对西西里岛和其他伊特鲁里亚城邦的军事干预，其中包括开雷和阿雷提乌姆（Arretium），他们还参与了对拉丁人的一次战争。碑文是用拉丁语写的，但肯定来自当地的伊特鲁里亚语记录。碑文展示在城中心宏伟的古老神殿附近，表明了当地人对罗马人到来之前该城丰功伟绩的自豪之情。
在罗马人看来，伊特鲁里亚人特别擅长占卜异兆的意义，比如长了两个头的牛犊和雷击之类的。元老院经常先咨询伊特鲁里亚的占卜师（haruspices），然后再决定应该对异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罗马非常重视占卜师这项世袭的技能，对于非罗马人祭司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罗马人对于伊特鲁里亚人的这些技能极为看重，元老院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和公元1世纪两次通过法令，鼓励占卜术在伊特鲁里亚大家族中的传承；第二次是皇帝克劳狄本人的提议。罗马和神灵之间关系部分取决于这些人的技能，而这些人的异族人身份被不断加以强调。
罗马人对意大利半岛和海外领土的征服也给罗马城带来了影响，获胜并举行凯旋仪式的将军有权在罗马城建立一座纪念建筑。最常见的胜利纪念建筑是神庙，如大地女神忒勒斯的神庙。事实上，共和时期的大多数神庙都是举行凯旋仪式的将军建的。它们很可能被建在凯旋游行的队伍所经过的道路上，并且建造的时间和罗马军事扩张的时间完全重合，尤其是在公元前300年至前250年和公元前200年至前160年。这些神庙建筑非常集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南部的四座神庙，即所谓的阿真蒂纳圣地遗址（Area Sacra di Largo Argentina，见图23）。四座神庙并排而立，俯视着凯旋队伍经过的路。它们都建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和公元前2世纪晚期之间。对于这些神庙是敬献给什么神灵的，我们并不确定，但是A神庙可能是一个名叫路塔提乌斯·卡图鲁斯（Lutatius Catulus）的人在公元前241年建造的，旁边的B神庙是一个与他同名的后人敬献给“当今的命运女神”的，建于公元前101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元老院成员是怎样充分利用祖先成就的。
图23 阿真蒂纳圣地遗址的四座神庙。A神庙，可能建于公元前241年；B神庙，献给“当今的命运女神”，建于公元前101年；C神庙，建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D神庙，建于公元前2世纪
作为一座城市，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罗马依然很不发达，但是在这个世纪里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根据李维的记载，公元前182年，亲罗马的马其顿王子德米特里（Demetrius）受到了朝中敌视罗马的对手的奚落；他们嘲笑的一点就是罗马城的外表，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此时的罗马城都没有得到美化。与同时期的希腊城市相比，此时的罗马很落后，很少能够看到理性规划的迹象，为了纪念胜利而新建的神庙孤零零地耸立在城市里。甚至和周围的拉丁城市相比，罗马也相形见绌。公元前2世纪后期，在罗马以东40千米处的普拉尼斯特（今天的帕莱斯特里纳），新建了一座巨大的神殿，充分地利用了当地的山区地形。这座神殿可以与爱琴海地区最大的神殿相媲美，是由当地精英出资建造的，他们的收益来自罗马的东部征服，而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都没有这样宏伟的神殿。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城确实出现了更多的纪念性建筑。贵族的坟墓变得更加突出：比如，西庇阿家族的坟墓可能建在一个家庭成员建造的风暴之神的神庙附近，公元前2世纪中叶，坟墓增加了一个新的立面。在这一时期，罗马的城市中心也变得更加宏伟，但并不是凯旋的将军们所为。公元前179年和公元前169年，在罗马市政广场的北面和南面，宏伟的巴西利卡（basilica）取代了私人住宅；这些虽然是公款修建的，但是上面仍然有负责此事的监察官家族的名字。因此，公元前2世纪60年代的市政广场看起来更像同时期希腊的阿哥拉，成为一个由柱廊公共建筑分隔出来的核心公共空间。然而，元老院的精英对可能会给罗马民众太多机会的建筑心存疑虑。人们在用木头临时搭建的剧院里观看演出和表演。公元前2世纪出现了一两座石砌的剧院，但是不久就被拆掉了；直到公元前61年，罗马城才有了第一座永久性的石砌剧院，这落后于意大利半岛其他地方一个世纪，落后于西西里岛和希腊世界其他地方三四个世纪。
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罗马国内的冲突已经解决。在罗马精英强有力的领导下，罗马的政治机构十分稳定。罗马开始主导意大利半岛阿尔诺河以南的地区，能够利用这里的人力资源壮大自己的军队。这种扩张使其开始和南方的近邻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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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迦太基在历史上仅仅是一个配角，现在我们给它与罗马对等的待遇，用迦太基人的视角来分析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试着摆脱罗马胜利者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会从负面去描述迦太基人。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来自推罗的腓尼基人在突出到大海的一块陆地上建立了迦太基。和这一时期其他的腓尼基殖民地一样，这里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能够充分利用贸易路线。这个古老的定居点占地25公顷，甚至有人估计有45～60公顷，在公元前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有这样的面积，迦太基就算得上是一座大城市了。据说其城墙长达37千米，是同一时期罗马城墙长度的三倍多。它的港口从一开始就很重要，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迦太基拥有重要的贸易利益。迦太基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军事介入西西里岛，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控制东到昔兰尼、西至大西洋的北非沿海地区。沿海的定居点纷纷和迦太基结成同盟，这有点类似于拉丁人和罗马之间的关系。
迦太基把自己视为一个有腓尼基过去和腓尼基现在的城市。根据希腊和罗马作家的记载，推罗内部爆发争夺权力的斗争，失败的一派先是逃到了塞浦路斯，然后到了迦太基所在的地方。这种说法可能源自腓尼基人。在这里，当地利比亚人的国王允许他们的首领埃莉萨（Elissa）公主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Carthage”一词源自腓尼基语中的“Qart hadasht”，意为“新的城市”）。埃莉萨是推罗梅尔卡特神（Melqart，在腓尼基语中是“milk qart”，意为“城市之王”）的祭司阿克尔巴斯（Acherbas）的遗孀，她把梅尔卡特神的圣物也带到了迦太基，并在此建立了对他的崇拜。利比亚国王要求埃莉萨嫁给他，忠贞的她选择了投火自焚。起源于推罗的事实也在宗教仪式中有所反映。每年迦太基人都会把供品送到推罗的梅尔卡特神庙。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包围推罗时碰巧俘获了这一年送供品给梅尔卡特的迦太基使团，他把他们的圣船献祭给了他的赫拉克勒斯神。后来推罗丧失了政治自由，但是这并没有切断它和迦太基的联系，每年一次敬献供品的做法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迦太基灭亡。
此外，迦太基的宗教仪式也源自腓尼基人。迦太基人有一个露天的圣所，俯瞰该城的一个海港，那里埋有一些容器，里面装的是新生婴儿和夭折儿童骨灰，有时是动物骨灰。这处圣所今天被称为“陀斐特”（tophet），但是这个词取自《希伯来圣经》，迦太基人可能并不这样说。另一个引起混淆的地方是这处遗址今天被称为“萨朗波”（Salammbô），但这仅仅是1922年法国挖掘者赋予它的浪漫名称，本来是福楼拜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见后文）。这处圣所能是这个定居点建立之初就有的，到罗马征服时还在。在一片占地6000平方米的区域，已经发现了超过20000个骨灰瓮和10000块献祭石。石头上的形象代表腓尼基，尤其是在和罗马发生冲突时，很多石头上有腓尼基语文本，其中提到两位腓尼基神灵，分别是巴力哈蒙（Ba'al Hammon）和“巴力的面孔”坦尼特（Tinnit）。西部还有至少十多处腓尼基定居点有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圣所。恩尼乌斯在讲述迦太基风俗时，提到“迦太基人有用他们的小男孩献祭的习俗”。关于这些可怜的小男孩的说法几乎不可能出自中立的民族志观察。有人也许会努力把迦太基人从这种负面观点中拯救出来，认为那些儿童的骨灰并不代表着用儿童献祭，但是这种仪式很奇怪，在我们看来，似乎很令人厌恶。在其他的墓地里，儿童似乎是被土葬的，而不是火葬。根据“萨朗波”圣所的铭文，这些儿童或动物的骨灰是对神灵的献祭。无论如何，这个重要的圣所和迦太基的自我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关系到其源自推罗的过去，还关系到罗马与日俱增的威胁。
迦太基人一边保持并强化他们的腓尼基人身份，一边从希腊世界寻求借鉴。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之间，迦太基的宗教建筑使用的是希腊风格的装饰，私人住宅是希腊世界其他地方的那种豪宅。公元前396年，由于在叙拉古军事行动中的不敬行为，迦太基人遭遇军事上的失利，他们中间还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因此，他们开始在迦太基崇拜得墨忒耳和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仪式是希腊式的，甚至还让城邦里重要的希腊居民参与。迦太基人对希腊世界如此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将迦太基作为唯一的非希腊城邦写入其《政治学》，甚至将其和斯巴达与克里特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最接近于他心目中的理想城邦。
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迦太基就和意大利半岛有紧密的联系。在这方面，三块刻有铭文的金牌匾特别能够说明问题，其中两块的铭文是伊特鲁里亚语，一块是腓尼基语。这三块牌匾来自伊特鲁里亚城邦开雷的港口皮尔吉（Pyrgi）的一处圣所，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上面记录了一位名叫提法瑞（Thefarie）的人对圣所的捐赠，可能是一个雕塑和一座神庙。在两个伊特鲁里亚语文本中，提法瑞被说成是开雷的统治者，他捐赠的目的是对伊特鲁里亚女神乌尼（Uni）致谢。乌尼是这个圣所的主神，也就是罗马人所说的朱诺，乌尼已经帮助他统治了三年。到现在为止，这和前面关于伊特鲁里亚城市的描述相当吻合。事实上，提法瑞可能是来自塔奎尼城的一份文本里提到的一个民族的直接祖先。不寻常的是，第三块牌匾是用腓尼基语写的，也许是塞浦路斯的腓尼基语，其内容和两个伊特鲁里亚文本是一致的。这肯定是因为提法瑞想要用他自己的语言和皮尔吉神灵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激。在腓尼基语版本中，这位女神被称为腓尼基神灵阿施塔特，且捐赠的日期是“埋葬神灵的那一天”，这里的神灵是指腓尼基神灵阿多尼斯（Adonis），即阿施塔特的配偶。在与其对应的伊特鲁里亚文本中，乌尼女神也被称为乌尼-阿斯特拉（Uni-Astra），即阿施塔特的伊特鲁里亚语版本。腓尼基对伊特鲁里亚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乌尼-阿斯特拉之所以会源自腓尼基，是因为对于开雷来说，塞浦路斯的腓尼基人尤其是迦太基的商人十分重要。对他们来说，皮尔吉的圣所可以作为一个中立的会面场所。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到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一个贸易协定，在这份协定中，双方异乎寻常地将对方视为同一个城邦的公民。在迦太基出土了一个奢华的象牙“名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30年至前500年之间。在名片上，一位商人用伊特鲁里亚语简单地自我介绍为“迦太基的普威奈尔（Puinel）”。我们可以想象，这位伊特鲁里亚语说得并不流利的迦太基商人，在初次遇到伊特鲁里亚商业伙伴时展示其“名片”的情景。
正是在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这些紧密联系的背景之下，迦太基和罗马发生了第一次正式接触。在共和元年（前507年），迦太基和罗马达成协议，也许还和其他伊特鲁里亚城邦达成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成为友邦，互不损害对方的利益。迦太基人承诺不干涉罗马的拉丁结盟，不在拉丁姆地区建立堡垒，不让军队在那里过夜。罗马人则仅仅承诺不会驶过迦太基西北部的“美丽海岬”（the Fair Promontory），并且在和迦太基或撒丁岛贸易时遵守特定的条件，之所以制定这些条件，是因为其腓尼基人的定居点。然而，罗马人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在西西里岛西部的迦太基地区自由经商。在这份条约中，地位较低的罗马没有海外的军事野心，被禁止和北非海岸一直到迦太基西部的迦太基殖民地进行贸易，在迦太基核心区域的贸易活动也受到特定的限制。公元前348年，两个国家之间签署了一份新的协议。罗马依然被视为主要是拉丁姆地区的国家，但是迦太基现在需要阻止罗马与撒丁岛和北非之间的贸易，而不仅仅是控制，并且还要阻止罗马在那里殖民。这是罗马海外扩张野心的初步迹象，而这将导致它和迦太基之间的冲突，也让罗马扩张到希腊世界。
从古代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寻找罗马势力迅速扩大的原因。希腊爱国者波利比乌斯从内部了解了罗马，并记录了罗马崛起的历史。他主要关注的是，从公元前220年到前167年马其顿君主政体的结束，罗马是怎样在短短53年的时间里征服希腊世界的。这种征服不是“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是人们在谈论大英帝国时的说法。即使罗马自身没有引发战争，并且事实上还尽力避免“不义之战”，罗马的军事行动也并不仅仅是防御性的。罗马逐渐树立了支配世界的宏伟目标，而支撑这一目标的是政体的独特优势。这是波利比乌斯对于罗马扩张的看法，我们不妨加上其他几条不那么有意为之的原因：首先，元老院成员需要获得军功，以此助推自己的升迁，西庇阿家族就是这样；其次，经济上的考虑刺激着罗马精英和民众从事战争；最后，罗马每年需要征用同盟的人力上战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在事实上免除了当年的税收，长此以往，罗马将失去与其同盟团结在一起的手段。这些原因在罗马国家结构的深层发挥作用，促使罗马不断发动战争。
从罗马人的主观意识来看，罗马崛起的原因要简单得多。罗马人认为他们非比寻常的成功和繁荣应该归因于他们和神灵之间格外密切的关系。公元前193年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罗马当局这样答复提欧斯（Teos，小亚细亚半岛西海岸的一个希腊城市）人民的一个请求，说他们同意将提欧斯及其领土宣布为神圣的，也同意提升提欧斯的主神狄俄尼索斯的威望。对于他们的决定，罗马人给出了一个关键的理由：“我们确实绝对地、始终如一地崇敬神灵，认为神灵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因此从他们那得到的恩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罗马人相信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他们认为自己只进行“正义之战”，认为他们的胜利应该归因于罗马人对神灵始终保持虔诚。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人们主张罗马扩张的背后还有更多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解释当时的情况时，应该把罗马人的这种自我评价考虑进去。
公元前264年爆发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是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一次重大冲突。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微不足道，但斗争却很快升级，获胜者将控制整个西西里岛，而过去这里一直是迦太基人的地盘。在战争早期，西西里岛西部归迦太基所有的城市塞杰斯塔（Segesta）决定屠杀当地的迦太基驻军，投靠罗马。塞杰斯塔人之所以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是因为罗马人与他们有亲属关系：他们都是埃涅阿斯的后裔。根据塞杰斯塔人的说法，他们的城邦是公元前5世纪时来自特洛伊的避难者建立的。在这里，这种说法尤其有效，因为他们知道这将和罗马人关于其来源的说法吻合。在公元前1世纪发行的两种硬币上，塞杰斯塔人重申了这样的主张。
公元前241年，罗马战胜了迦太基与其盟友叙拉古，迦太基被迫屈辱求和，西西里岛也成了罗马的第一个海外行省。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第一次布匿战争是西方两大强国之间的较量，驱动这场较量的是它们自身的当务之急。不过，罗马一方的一位战士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奈维乌斯（Naevius）撰写了第一首讨论罗马问题的拉丁史诗，在这首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史诗中，他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角来考察了此次战争。这首诗以罗马人在西西里岛的战斗开篇，接着却回到了过去，这可能是因为罗马的指挥官看到了西西里一座神庙中描绘的神话故事。在谈论当下的战争之前，这首诗三分之一的笔墨被用于描述遥远的过去：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埃涅阿斯到了迦太基并与迦太基的女王相遇；然后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半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将会详细讲述这段故事。对这场战争的叙述也因此建立在罗马背负着胜利使命的历史背景之下，但是在此背景下，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福楼拜的《萨朗波》
当福楼拜的小说《萨朗波》在1862年面世时，读者们正在急切地期待他广受欢迎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之后的下一部著作，这部以古代迦太基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让他们有些失望。1857年，早就被“东方”吸引的福楼拜开始着魔似的阅读各种古代作家和现代学者的著作，著作涉及范围极广，总数多达一百多本，其中包括一本400页的关于某种柏树的专著，而这仅仅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描述神庙的庭院。他做了大量的注解，但没能进行下去。1858年他去往迦太基旅行，还去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地方，这次旅行让他开始重新构思这部小说。小说出版之后，对于一些对他书中不精确之处的指控，福楼拜都会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承认他有些地方写得过于随意。实际上，尽管《萨朗波》以波利比乌斯的一个故事为基础，却没有像他那样用同情的态度对待迦太基人，而是以十分复杂的方式将他们描绘成狂暴的异族人。福楼拜没有将他故事的背景放在与罗马冲突的宏大叙事中，而是将其设定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即迦太基雇佣兵的叛乱。驱动叙事的是雇佣军首领和一个迦太基女祭司萨朗波之间的恋情。这部小说看起来也许是西方人眼中“东方主义”的一个直观的例子：西方殖民列强将“东方”描绘成具有异域风情的“他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让西方更容易认知和控制东方。实际上，福楼拜刻意避免读者很熟悉的内容，比如高贵的罗马代表或明智的希腊哲学家，而是用读者不熟悉的词汇描绘一个遥远的社会，并且几乎没有直接引语。在读者面前炫耀渊博的学识并没有什么用，法语被证明不是精准描述迦太基异族性质的好工具。
如何描绘迦太基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一些现代学者几乎没有试图摆脱罗马胜利者的视角，仍然刻板地给迦太基人扣上臭名昭著的背信弃义的帽子。一些想要同情迦太基人的人对“陀斐特”的证据置之不理。但也有人因为迦太基语是闪族语这一事实，而提出种族主义的说法，恶意地将迦太基文献与另一个闪米特民族——犹太人做比较。直到最近几十年，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斗争还经常被看作印欧人和闪米特人之间为控制西地中海而展开的种族斗争。福楼拜的小说虽然当时不受欢迎，现在也鲜有人读，却避免了这些明显的陷阱，对我们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试图捍卫其在北非的地位并在伊比利亚半岛创建新的根据地。迦太基的一个名门望族在伊比利亚扎下根来，建立了新迦太基（今天的卡塔赫纳），这里有伊比利亚半岛地中海沿岸最好的港口。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的殖民地曾遍布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海岸，但在公元前5世纪时已经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城市文明，它与希腊人有密切的联系。有一块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铅板，上面的希腊文字记录了一位希腊商人在伊比利亚东北部恩波里翁（Emporion）一个希腊城市的一次船只交易，见证这一交易的是三名使用伊比利亚名字的人。这块铅板此前也被用来记录两个伊特鲁里亚商人在马塔利亚（Matalia，即马西利亚）的一次交易，那次使用的是伊特鲁里亚语，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经济生活的复杂性。通过这些手段，当地的伊比利亚精英进口了大量的希腊陶器和其他手工艺品。和伊特鲁里亚人一样，伊比利亚人也将希腊进口的物品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根据希腊的原型创造出了一种当地的雕塑风格，还根据爱奥尼亚希腊语发明了一套伊比利亚字母。迦太基人企图掌管这片地区，这也为其与罗马的下一次冲突埋下了祸根。
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汉尼拔（Hannibal）从新迦太基出发，利用大象翻过阿尔卑斯山，对意大利半岛发起了一次突袭。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三次打败罗马军队；意大利半岛南部的许多地方和西西里岛最大的城市叙拉古都投向迦太基人。但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北部仍然忠于罗马，最终罗马人卷土重来。迦太基人在意大利半岛被打败，公元前202年又再次败于北非。结果，迦太基人被限制在北非中部，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罗马继续为控制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而战斗。在罗马看似势不可当地崛起为地中海世界统治者的过程中，迦太基人成为最大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波利比乌斯选择这一时间点来描述罗马政体三个要素之间的制衡，并认为这就是支撑他们直到最终胜利的力量来源。
罗马的盟友马西利亚也卷入了这场战争。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拉坦诺凯尔特人的兴起使其北部的贸易路线中断，马西利亚的繁荣受到打击，但是马西利亚商人仍然活跃在其他地方。一份埃及莎草纸文献记录了公元前200年至前150年之间的一次海事贷款，和远航索马里海岸“生产香料的土地”有关，合伙人是希腊的埃及人和一名来自马西利亚的商人，贷款担保人包括另外一个马西利亚人、一个迦太基人和一个来自意大利半岛的人。这里反映出的各国之间的联系甚至比在早期铅板上呈现的还要密切。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马西利亚人与罗马人合作，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迦太基人。马西利亚城邦以真正意义上的希腊方式庆祝了这次胜利，为德尔斐神庙敬献了一尊阿波罗的雕像。
在这次战争期间，面对外敌，罗马人可能仍然在显示自己源于特洛伊的身份。在公元前217年，汉尼拔第二次大败罗马人，元老院试图通过在卡匹托林山上建立两座新的神庙来安抚神灵：一座献给智慧女神敏斯（Mens），另一座献给维纳斯·厄里西那（Venus Erycina，即埃里克斯的维纳斯）。他们为什么要从西西里岛西北角的埃里克斯（Eryx）引入一个神灵呢？这需要解释，尤其是考虑到那里的祭仪包括违背罗马做法的庙妓之风。当然，后来（可能在当时就是如此），这种祭仪和特洛伊是有关系的：埃里克斯的建立者是阿佛洛狄忒（拉丁语中的维纳斯）的儿子埃里克斯，阿佛洛狄忒的另一个儿子埃涅阿斯曾到过此地，特洛伊人建立的塞杰斯塔就在附近。通过在罗马城的中心建立维纳斯厄里西那神庙，罗马人也许希望充分利用这种联系。
公元前3世纪后期和公元前2世纪前期的罗马史学家所做的，无疑是将不远的过去置于久远的历史背景之中。法比乌斯·皮克托（Fabius Pictor）是元老院的重要成员，他在公元前3世纪末编写了一部罗马史，从赫拉克勒斯和厄凡德尔的故事开始讲起，然后讲到了埃涅阿斯和阿尔巴隆加的建立，接着讲到罗慕路斯、雷穆斯和公元前748年罗马城的建立等后来的事件。也就是说，他试图将埃拉托色尼确定的特洛伊战争日期和此后很久的罗马建城日期协调起来；这成了最权威的解决方案，但并非当时就如此。这部历史从王政时期很快就讲到了共和早期，但是最后是对前两次布匿战争的详细讲述。法比乌斯有时被称为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这对奈维乌斯有点不公平，而且掩盖了法比乌斯用希腊语写作这一事实。就像其他上流社会的罗马人，法比乌斯会拉丁语和希腊语两种语言，但他用希腊语写作并不是为了希腊读者，而是为了罗马读者，因为他们会欣赏他借用希腊精妙的史学书写传统的做法。
来自意大利半岛南部的恩尼乌斯与他有很大的不同。恩尼乌斯自称是当地梅萨布斯人祖先梅萨布斯（Messapus）的后裔，他吹嘘自己有“三个心脏”，因为他会说欧斯干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他写作使用的语言）。尽管他对于罗马人来说是外人，但他的庇护人是罗马的权贵，在西庇阿家族的坟墓外面，就设立了恩尼乌斯的雕像。在他诗歌体的《编年纪》（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第一部不出所料地涵盖了埃涅阿斯、罗慕路斯和罗马的其他国王，但和在奈维乌斯的作品中一样，罗慕路斯在这里是埃涅阿斯的外孙，因此这部书没有提到填补特洛伊战争和罗马建城日期之间长时间空缺的阿尔巴隆加诸王。第二部分涵盖了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共和时期的历史。剩下的三分之二讲述了公元前3世纪直到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省略了奈维乌斯描述过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这部作品最后讲述了公元前197年马其顿的战败，公元前187年对希腊西北部埃托利亚人的胜利，以及后来直到公元前2世纪70年代的战争。
尽管受到地理和政治上的限制，但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迦太基一度出现繁荣，被同时代的波利比乌斯描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但迦太基对其西邻、罗马盟友努米底亚（Numidia）的马西尼萨（Massinissa）发起了攻击，这意味着罗马现在有机会对迦太基发起一场正义之战，这就是公元前149年开始的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政治家加图（Cato）极力控诉迦太基的暴行，还写到了埃莉萨创立迦太基的历史。和奈维乌斯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冲突。公元前146年，迦太基战败，领导者的妻子自杀，这显示出对埃莉萨公主的记忆在迦太基内部的持久影响。这个城邦的神灵被召唤到罗马，迦太基被“献祭”给下界众神。这种将一个城市奉献给下界的做法，在意大利半岛包括维爱在内的一些城市有遥远的先例，但是在意大利半岛之外就没有先例了。迦太基的城墙和建筑屋顶被拆除，建筑物无法继续使用，人口被卖为奴隶。公元前405年迦太基人从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加斯（Akragas）掠走的战利品被物归原主。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现代故事，这些惩罚还不够，罗马人将盐犁入迦太基的土壤，使其不再适宜种植，但这个故事是一位历史学家在1930年才虚构出来的。公元前125年时，罗马已经开始将迦太基的领土分配给自己的公民。公元前122年，罗马定居者被送往迦太基，但城市的中心在毁灭后被荒废了一个世纪。
与此同时，在东部，本土希腊人于公元前147年起义反抗罗马，但这是徒劳的。在公元前146年的报复行动中，罗马人洗劫了科林斯古城，并让希腊本土的许多城邦臣服于罗马。与迦太基一样，科林斯也被奉献给下界诸神。这里的雕像和绘画被运到罗马、意大利半岛的胜利城市、希腊的泛希腊圣所，甚至一些希腊城市展览，由此将记忆融入新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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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世界的方式也因为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长期冲突而发生了变化。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世界就被分为三大洲：欧洲、亚洲和利比亚。希罗多德从地理学的角度将利比亚与欧洲相比，对利比亚的面积和重要性嗤之以鼻，欧洲和亚洲之间则存在着长期的政治对立。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弱化了这种古老的对立，利比亚获得了新的重要性，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将征服的迦太基地区称为“阿非利加”（Africa），可能采用的是一个当地名称，同时避免提及腓尼人。“阿非利加”成为这个新行省的拉丁名称，也成为指代整个大陆的拉丁名称。
对于欧洲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希腊人与沿海地区有长期的贸易往来，但他们对伊比利亚半岛和中欧内陆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兴趣。例如，马西利亚并没有成为向其他希腊人传播关于凯尔特人信息的渠道。在皮西亚斯关于他到不列颠和北方长途航行的著作中，有关内陆凯尔特人的事情只字未提。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的征服开始改变这一点，就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扩大了希腊人对亚洲的探索范围一样。与他的罗马庇护人一起，波利比乌斯还两次到达伊比利亚半岛和更远处的海上，至少到达法国南部，并由他的庇护人提供船只去探索北非海岸。因此，他能够以一种先前的作者没有使用过的新方式来描写这些地区，使地理学成为历史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正是罗马的扩张让这种探索成为可能，而由此获得的知识也有助于巩固罗马的势力。大约公元前100年，希腊学者以弗所的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 of Ephesus）在其世界地理著作中，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沿海地区，包括大西洋沿岸。大约一百年后，讲述伊比利亚半岛的部分被配上了一副非常详细的地图，上面至少涵盖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一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对内陆定居点的详细描绘（见图24）。在这幅地图上，阿特米多鲁斯因罗马征服而获得的知识得到了罗马新世界的更多细节补充，这些细节包括大城市、道路和较小的定居点。此时的伊比利亚半岛已掌握在罗马手中。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公元前1世纪罗马在中欧的扩张对人类知识的发展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图24 阿特米多鲁斯莎草纸上的伊比利亚半岛局部图。中间两条线勾勒出一条宽阔的河，与另一条河交汇。两河交汇处是一座有城墙的城镇，上方还有两座带城墙的城镇。单线很可能表示道路而非河流，道路周围是用方框表示的小型定居点
公元前500年至前146年的宏大叙事线是清楚的：公元前264年之前罗马在意大利半岛阿尔诺河以南地区的扩张；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公元前220年至前167年之间，也就是波利比乌斯那个著名的53年，罗马对希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征服。罗马对外扩张的两条叙事线索随着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的毁灭而交汇，这些事件很好地表明了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地位。此后，幼发拉底河以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长期抵制罗马的进一步扩张。这种宏大叙事必须放在罗马人、意大利人和迦太基人对过去的看法的背景中来考察。关于早期历史和传说的认识和讨论有助于表明各个国家是如何发展和相互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