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与龟兹的交通
李华瑞
一、 北宋时期陆路东西交通格局的嬗变
唐、宋之际，北宋和龟兹势力消长的变化是当时中原王朝与西部广大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原王朝的北宋继承了晚唐以来政治地理格局日趋缩小的局面，放弃了汉唐以来积极经营西部的政策，“不勤远略”，“不越秦凤”。而龟兹作为丝绸之路新疆段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道的重镇，自汉以来的西域大国，唐安西四镇的治所，更是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及至公元840年以后，随着回鹘人西迁，进入龟兹，龟兹逐渐成为西州回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宋国史列入了《外国传》，是所谓的“化外之地”。
从严格意义上讲，宋朝陆路没有汉唐式的丝路交通。首先，北宋建国时，其经营的陆路东西交通重新回到了秦朝和汉武帝之前经营东西陆路交通的原点，即实际分成了两部分，一是经营在河西地区所建各民族政权：西凉吐蕃、甘州回鹘、沙州曹氏归义军、党项、西夏的交通，一是河西走廊以西的“外国”，即《宋史·外国传六》记述的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龟兹、沙州（回鹘）、拂菻等。亦即《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辨西域”所言：“隋之世，来朝者四十余国。唐破吐蕃，复四镇，诸国贡献，侔于前代。本朝建隆（960—963）以来，通贡者于阗、高昌、龟兹、大食、天竺。” (1) 而这两部分恰恰大都在唐前期的境内，也是在现今中国的版图内，而阿拉伯及西亚真正的外国已转向海上丝绸之路。
北宋对陆路东西交通的经营主要分成太宗和神宗两个阶段。前一段宋太宗改变宋太祖的对辽和平政策而为积极进攻，曾派遣王延德出使高昌，试图联合西域诸国牵制辽朝，在东面也曾派遣使者出使高丽，希望高丽出兵夹击辽朝。但因宋朝与辽朝两次战争的失败，促使太宗改变对内对外政策的倾向性，遂以守内虚外定型。
不过真正影响北宋经营陆路中西交通的动因主要来自西夏的崛起和建国。当西夏攻占夏州、灵州、河西走廊等陆路中西交通路线和枢纽过程中，宋朝没有对来自西凉吐蕃、甘州回鹘、瓜沙归义军的寻求支持的呼声给以积极回应和经略，致使坐大西夏，宣告北宋经略陆路中西交通主干道的失败，迫使西域诸国绕道青唐道。西夏的坐大给北宋造成巨大的边患，所谓：“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 (2) 是故到宋神宗继位后欲改变这种耻辱状况，随着实施以“富国强兵”为宗旨之一的王安石变法，经制西夏成为北宋朝廷议事日程上的大事，北宋经营陆路东西交通进入后一阶段。为了断西夏右臂，北宋将目光投向占据青唐路的河湟唃厮啰及其子孙所建政权，从神宗熙宁年间王韶开熙河，至徽宗政和年间郡县河湟之地，北宋对青唐路的经营可谓精心和倾力，虽有所反复，但终究保障和维护了陆路东西交通东段的畅通。
西夏割据、建国过程对以河西诸政权、西域诸国朝贡宋朝为主的陆路交通产生了两次重大影响。
其一，李继迁攻占灵州造成中唐以来形成的以灵州为中转的中西交通路线衰落 (3) 。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四《西凉府》记事云：
太祖乾德四年，知（西）凉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诏书褒答之。
开宝六年，凉州令步奏官僧吝毡声、逋勝拉蠲二人求通于泾州以申朝贡。诏泾州令牙将至凉州慰抚之。
从这两段记事来看，宋太祖建隆、乾德年间，回鹘、天竺僧人和汉僧等通过朔方往来于宋朝、河西走廊、天竺之间。此处所言的朔方即是灵州，而开宝六年（973）又在泾州至西凉府之间开辟了西凉府朝贡使的通道。此外，还有经夏州通往西域的路线，如太平兴国六年（981），供奉官王延德等奉命出使高昌，即经此道。可见，灵州、泾州和夏州在宋初是中西交通三个重要的中转枢纽。不过在宋初40年间，灵州作为国际贸易枢纽地更显得重要。因为夏州自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反宋以后，此道遂渐阻绝。而泾州道虽在开宝六年开通，但在灵州被攻陷之前，回鹘、于阗、天竺等朝贡使和游僧很少走这条线路，直到灵州陷落，泾州道才取代灵州道而日益显得重要起来。
以下简要叙述经由灵州的交通路线。据研究，经由灵州的交通路线可划为东西两段。东段出洛阳、长安，沿泾河北上抵邠州（今陕西彬县），再循马岭水（今泾河支流环江）继续北上，经宁州（今甘肃宁县）、庆州（今甘肃庆阳）至通远军（淳化五年改置环州，今甘肃环县），再由此继续西北行，沿白马川出青岗峡，经清远军，再沿灵州川附近的傅乐城和耀德城，抵达灵州，此为东段。环州以南、以东的交通线，因北宋能够行之有效地统治，驿站、邸店为商旅、使人、游僧饮食住宿提供了诸多方便。而环州以北、以西的地区散居着广大的党项、吐蕃等部族。“向来使人、商旅经由，并在部族安泊，所求赂遗无几，谓之‘打当’，亦如汉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宋史·宋琪传》）可见灵州东段是畅通无阻的。
在灵州中转以后，商旅、使人渡黄河，越过腾格里沙漠抵民勤绿洲，再沿白亭河（今石羊河）折向南下而至西凉府（凉州）。由此穿过河西走廊，从沙州“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日出碛至伊州”，即由敦煌县向正北方向走，鬼魅碛即现在穿越青墩峡以北的大沙漠。北上至现在的红柳河，由此偏西进入今新疆境，再向北达伊州，即现在的哈密。由伊州向西至高昌，由高昌西去经月氏（今焉耆）、龟兹、割鹿（即葛逻禄，以民族名），南下至于阗。由于阗再北至疏勒，转向西南，经现在的塔什库尔干，越过葱岭，进入加湿弥逻（今克什米尔），达北印度、南印度。此为西段。西段的交通也基本上是畅通无阻的 (4) 。
宋初自建隆二年（961）至咸平五年（1002）的40余年间，中原与西域、天竺之间通过灵州枢纽交通线的交往十分频繁。据统计约95次，其中西凉府吐蕃政权15次，甘州回鹘政权15次，瓜、沙曹氏政权及回鹘19次，高昌（西州回鹘）5次，龟兹3次，于阗7次，塔坦（鞑靼）2次，大食15次，天竺14次 (5) 。大食和天竺有时从南海方向前来朝贡，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其二，元昊攻占河西走廊使河西诸政权朝贡中断、西域诸国朝贡再次改道。
公元1032年元昊继承夏国王位，是夏国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元昊继续德明以来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扩张政策，迅速兼并河西走廊，至公元1038年称帝，建立大夏国。
元昊公开与宋对立之时，谏官吴育就曾上书说：“汉通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诸戎内附，虽有桀黠，不敢独叛。……元昊第见朝廷比年与西域诸戎不通朝贡，乃得以利啖邻境，固其巢穴，无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顾矣。” (6)
清人吴广成在综合宋人材料基础上指出：“回鹘土产，珠玉为最。帛有兜罗锦，毛
、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纳脐、硵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褥。其人善造宾铁刀、乌金银器。或为商贩，市于‘中国’、契丹之处，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之。” (7)
特别是元昊建立大夏国后，宋廷不能再如此前回访或出使西域诸国。宋前期的中西交往虽然大多数都是西域诸政权遣使来朝贡，但有时宋朝也派使者回访。
太平兴国六年（981），高昌国王阿厮兰汗始自称西州，遣外甥都督万逊来贡，宋太宗遂派供奉官王延德及殿前承旨白勋两人为使，回访高昌，出使四年，雍熙元年（984）四月王延德回到东京。出使途中，王延德撰有著名的《西州使程记》 (8) ，该游记是研究高昌回鹘王国及由中原至高昌沿途情况的宝贵资料。另外，王延德出使途中“所过蕃部，皆以诏书赐其君长紫衣、金带、缯帛，其君长各遣使谢恩” (9) 。可见延德此次出使大有收获，既扬了国威，又与西域诸政权发展了友好关系。
王延德出使高昌之后，见于史载记录的还有大中祥符六年（1013）宋曾派供奉官刘渥出使龟兹，但《宋会要》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略有歧异：
（大中祥符六年）六月，秦州上言：“回纥怀化司戈兰逋质遣弟室腊丹赍状诣州，称押领龟兹进奉般次，为蕃部阻隔，且寓逋质家，供奉官刘渥以疾先出蕃。望别差使迎接般次，兼赐逋质官告。”朝议以尽依所请，虑蕃部告求无厌，止令秦州就差使臣并译语官取接出蕃。仍谕逋质，候般次至京，当议恩泽。刘渥，前奉使龟兹者，还京而卒。诏官借供帐什物，并赐其家，随行公人悉优改转 (10) 。
大中祥符六年六月丙戌，秦州言押领龟兹国进奉回鹘首领、怀化司戈林布智行至黄河北，为蕃部所隔，望遣使臣接导，仍赐迁秩告身。上曰：“戎人无厌，不可悉如其请。”令秦州就遣使臣量加赐与，引伴出蕃。供奉官刘渥前使龟兹，以疾先还，至京而卒。上闵其在道艰阻，诏以供帐物赐其家。从行人第迁补之 (11) 。
这两段材料的主要歧异表现在，是刘渥出使龟兹完成后回到东京才去世，还是出使中途因病返回东京后去世？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尚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结合太宗时派遣王延德出使西州（高昌），在宋仁宗明道天圣之际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之前，北宋不仅仅只是接受西州、龟兹的朝贡，而且也会礼尚往来主动回访。
但是，宋仁宗以后宋廷再未有回访性质的交通。
西夏建国对西行求法产生重大影响。宋代是中国佛教史上译经的重要时期。李焘对宋初译经院的建立始末有如下记述：
唐自元和以后，不复译经。江南始用兵之岁，有中天竺摩伽陀国僧法天者至鄜州，与河中梵学僧法进共译经义，始出《无量寿尊胜》二经、《七佛赞》，法进笔受缀文，知州王龟从润色之。遣法天、法进献经阙下。太祖召见慰劳，赐以紫方袍。法天请游名山，许之。上即位之五年，又有北天竺伽湿弥罗国僧天息灾、乌填曩国僧施护继至，法天闻天息灾等至，亦归京师。上素崇尚释教，即召见天息灾等，令阅乾德以来西域所献梵夹，天息灾等皆晓华言，上遂有意翻译，因命内侍郑守钧就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是月，院成，诏天息灾等各译一经以献，择梵学僧常谨、清沼等与法进同笔受缀文，光禄卿汤悦、兵部员外郎张洎参详润色之，内侍刘素为都监 (12) 。
大量译经需求和译经院的建立为宋与五天竺（印度）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因而在太祖朝至仁宗朝双方僧侣往来于丝绸之路络绎不绝。
据有关文献记载，咸平五年前，宋僧曾9次去天竺（印度）求法。其中大规模的有两次。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载，僧王继业，“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所藏《涅盘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阙” (13) 。如此大规模的西行求法，且在印度游学长达10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宋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是极不多见。《宋史·天竺传》载，乾德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开宝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八年冬，东印度王子穰结说啰来朝贡” (14) 。又据《宋史·大食传》，行勤等僧徒还带着宋太祖赐大食国王书。他们不辱使命，以宋朝国书奉达大食。他们最远到了印度最南端的宝陀洛山，沟通了大食、印度和宋朝的来往。开宝元年十二月，大食来贡。开宝四年七月，大食遣使来贡，宋以其使者李诃末为怀化将军。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官告以赐 (15) 。其后，大食贡使络绎不绝。可见宋僧在西行求法的过程中，还充当了外交使节的角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沧州僧道圆。道圆是在后晋天福年间西行求法的，“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晋天福中诣西域，在涂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 (16) 。“至是冬，沙门道圆自西域还，经于阗，与其朝贡使至。” (17) 可见，在这里僧道圆也充当了外交使节的角色。
上述这类频繁而众多的宋朝与五竺（印度）的双向交往却在元昊建国前夕戛然而止。据已故著名学者梁天锡先生的研究，北宋翻译佛经的译材，除太平兴国七年，以禁中所有梵夹（压盛贝叶经夹）经付译经院者外，其主要源自宋初四朝五（东南西北中）天竺（印度）僧来贡，或宋僧游天竺经西域还所献。据《传法碑》统计，自宋初至仁宗景祐二年（1035）其贡经五竺（印度）僧自法军至法称80人，（景祐三年9人及皇祐中2人），取经还华僧自辞潮（一作幹）至栖秘138人。（宝元二年4人）。宋僧游天竺取经还，太祖至仁宗朝13次，共70人次以上。番僧及南海使贡经，太祖至仁宗共有31次，约85人次。宋僧与番僧共进2次 (18) 。
值得注意的是，西夏建国与宋对峙，使宋人对西域诸国政治地理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笔者曾在十多年前发表文章论宋初西部边疆政策，认为宋初不积极疆理秦凤以西的西部地区，造成了西夏崛起并与宋敌对的严重后果。从前揭史实而言，宋虽然没有疆理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夏兴起之时，河西诸政权、西域诸国纷纷向宋靠拢，而宋没有给以积极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宋完全放弃对河西和西域的经营，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汉唐已王化之地的认同。但是西夏的建国，使这种认同在宋仁宗西夏建国前后的地理书和军事典籍中有不同表述方式。
宋初建国规模虽然远逊于唐代的政治辖境，但是宋太宗雍熙之前对政区的划分仍然是采用唐代开元以后的十五道制中的十三道叙述天下的地理范围（除去京畿道和都畿道），故乐史《太平寰宇记》“陇右道七”详述了河西诸郡及安西大都护府（龟兹、高昌、焉耆、于阗等）的建制。这种记述方式表达出来的政治含义，即是宋的统一大业还在进行中，北边的燕云地区，西部的陇右地区还没有完全被摒弃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外。乐史在叙述完“陇右道七”后加按语说：“右西域诸国分置羁縻州军府，皆属安西都护统摄。自天宝十四载已前朝贡不绝，今于西安府事末纪之，以表环宇之志也。” (19)
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撰著于宋仁宗康定年，亦将河西、西域之地作为“边防”中的“西蕃地界”，这与《通典》的叙述方式相类。如记述“安西都护府”：
唐太宗开西域，初置府。高宗开四镇，西境开拓数千里，得于阗、焉耆、龟兹、疏勒诸国。明庆中，移都护于龟兹。东接焉耆，西连疏勒，葱岭七百里。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如意初，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郭元振、郭知运辈并相次为都护府。后为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领四国。今龟兹，即安西都护治所 (20) 。
乐史叙西域“以表环宇之志也”和曾公亮等人所言“今龟兹，即安西都护治所”，即是对汉唐开拓疆域的一种认同。
二、 龟兹与北宋陆路交通考
龟兹与北宋的交往主要是贡使贸易，《宋史·龟兹传》只记载了7次，程溯洛先生在《〈宋史·龟兹传〉补正》中辑录《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七两部分以及《宋史》之《回鹘传》《真宗纪》《仁宗纪》《神宗纪》等有关材料连同《宋史·龟兹传》，共辑出27条，对于认识龟兹与北宋的交往，功莫大焉。当然限于当时读书的条件，没有现今这样方便，因而还有一些遗漏，笔者在程先生的基础上，又参考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章如愚《群书考索》（简称考索）、王应麟《玉海》等文献，对龟兹回鹘与北宋的交往重新辑录，共辑出35条，比程先生多辑出8条，现按年代先后列表如下：
(21)
续表
三、 北宋与龟兹的交往
由于现今对于龟兹回鹘与西州回鹘的关系还有纷争，故为了准确反映真实情况，交往史实尽量保持原文，并对资料出处也尽量注出文献来源。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龟兹初次朝贡到神宗熙宁五年的近百年中，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朝贡交往，说明双方的交往还是很频繁的，特别是在仁宗前期更为频繁，平均两年就有一次。从宋朝西部政治发展格局来讲，如前揭有两次大的政治事件影响宋朝与龟兹的交往。一是宋明道天圣之际，西夏元昊崛起先后占领甘、凉州，1038年又建立大夏国，俗称西夏，在地缘上隔断龟兹延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到北宋的路线，但并不能阻绝龟兹通过南线经河湟地区唃厮啰政权辖境到达北宋 (22) 。龟兹与吐蕃有良好的关系。二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起用王韶经略吐蕃，开辟熙河，及至重创唃厮啰政权，建立熙河路之时，龟兹与北宋的交往也基本停止，个中原因是巧合还是北宋重创吐蕃，使龟兹失去对北宋的信任，与吐蕃结盟抵抗北宋也未可知。绍圣三年（1096）十月十五日，“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使司言：据洮西沿边安抚司申：‘发遣到龟兹师王国进奉大首领阿莲撒罗等三人表章及玉佛等。本国未尝进奉，欲许令于熙、秦州买卖，仍将赍到玉佛估价，回赐钱物遣回。’从之” (23) 。从这条材料也透露出龟兹转道青唐而不进奉北宋和龟兹商人在北宋境内做交易的消息。另外，从崇宁三年（1104）四月北宋军攻陷青唐城“伪龟兹公主及其酋豪，率回纥、于阗诸族开门出降” (24) ，由此龟兹一直与河湟吐蕃保持友好关系却不进奉北宋也可得到些许证实。当然，需要指出，《辽史》不载与龟兹交通的事迹。
龟兹与宋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使臣、僧人传递政治信息，交换经贸利益、交流文化，增进友好关系。当然从绍圣三年（1096）的那条材料也透露出商人在北宋境内做交易的消息。
宋朝与各个朝贡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表现在宴饮诸朝贡国坐席安排上，主要考量与宋的利害关系，宋前期龟兹与夏州、交州地位相近，西夏建国后，龟兹地位次于辽和西夏 (25) ：
宴飨之设。……凡国有大庆皆大宴，遇大灾、大札则罢。天圣后，大宴率于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则不拘常制。……凡外国使预宴者，祥符中宴崇德殿，夏使于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歇空，进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从人则于东廊南赴坐。四年，又升甘州、交州于朵殿，夏州押衙于东廊南头歇空坐。七年，龟兹进奉人使歇空坐于契丹舍利之下。其后又令龟兹使副于西廊南赴坐，进奉、押衙重行于后，瓜州、沙州使副亦于西廊之南赴坐，其余大略以是为准 (26) 。
在元旦朝会中，“回纥皆长髯高鼻，以疋帛缠头，散披其服。于阗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骆驼毡毡铜铎入贡” (27) 。这里所提及的“回纥”是在宋徽宗时期，其时已不见龟兹朝贡，但当年龟兹朝贡的情形与此大致相仿。(https://www.daowen.com)
宋朝与各个朝贡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表现在递交国书仪式的礼遇上，则主要考量朝贡国家和地区朝贡疏密程度。宋真宗时期龟兹与宋交往频繁，故当注辇国第一次派使臣朝贡宋朝，宋朝“待其使者，例同龟兹国” (28) ，以示重视。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以前，龟兹与北宋的关系属于最为疏远的一类，这是自熙宁五年（1072）以后十多年中龟兹“不常至”的结果。
诸国朝贡。其交州、宜州、黎州诸国见辞，并如上仪。惟迓劳宴赉之数，则有杀焉。其授书皆令有司付之。又有西蕃唃氏、西南诸蕃、占城、回鹘、大食、于阗、三佛齐、邛部川蛮及溪峒之属，或比间数岁入贡。层檀、日本、大理、注辇、蒲甘、龟兹、佛泥、拂菻、真腊、罗殿、渤泥、邈黎、阇婆、甘眉流诸国入贡，或一再，或三四，不常至 (29) 。
北宋与龟兹的关系还表现在北宋继承隋唐以来的音乐舞蹈文化上，虽然现尚没有看到宋直接从龟兹引进音乐舞蹈的记载，但是宋的宫廷音乐舞蹈在增损唐朝制度基础上，有相当多的继承。如开封繁塔第二层内壁上数第二排正南和西南两壁，嵌有20方伎乐塑像砖，其中就很清晰地表现了龟兹乐器：“招牢与鸡娄鼓伎乐人左手持靶牢，并于大小臂间夹一鸡娄鼓，右手持祖作敲击状。”“琵琶演奏者左手按弦，右手持拨，横抱乐器于怀中。”“琵琶发源于西域，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是龟兹乐部中的主要乐器，故又称龟兹琵琶或胡琵琶。”“繁塔伎乐中的两件貂牢……龟兹乐队所用乐器因时代不同有所增减，而繁塔伎乐正好反映了宋代龟兹乐队的特征，是一个典型的宋初龟兹乐队演奏的形象。” (30) 宋宫廷乐中的常用的打击乐：羯鼓、揩鼓、鞉牢等都是从龟兹传入唐朝以后被宋朝继承 (31) 。据研究，北宋“贺全恩”舞蹈就是高昌回鹘地区以及龟兹、焉耆、康国等地流行的一种乞寒舞“苏莫遮”，继续在民间流传 (32) 。而且“苏幕遮”成为唐宋词曲的词牌名，许多名家都有创作。在北宋军体的“打球”游戏活动中，龟兹乐具有现代啦啦队的作用：“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 (33)
尽管宋朝继承了龟兹的音乐舞蹈，但是宋的士大夫高倡“华夷之辨”，重振儒学，以孔孟正宗传人自居，对隋唐广泛采纳包括龟兹的西域音乐舞蹈，多采取批评态度，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多引用宋徽宗初期编撰《乐书》的陈旸的观点评论隋唐及宋朝的“胡乐”：
乐苑又以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为九部，必当损益，不同始末，异制不可得而知也。……隋唐之乐，虽有雅胡俗三者之别，实不离胡声也。历代沿袭，其失如此。圣朝宜讲制作，削去而厘正之，实万世利也 (34) 。
唐全盛时，内外教坊近及二千员，梨园三百员，宜春、云韶诸院及掖庭之伎不关其数。太常乐工动万余户。圣朝教坊裁二百员，并云韶、钧容、东西班不及千人。有以见祖宗勤劳庶政，罔淫于乐之深意也。然均调尚间以燕乐胡部之声，音器尚袭法曲龟兹之陋，非先王制雅颂之意也。革而正之，岂非今日急务邪 (35) ？
自长寿、天授、鸟歌、万岁、龙池、小破阵等舞，皆用龟兹乐，舞人皆穿皮鞾，惟龙池舞备用雅乐，而无钟石，舞人蹑履，燕乐等六舞皆坐奏之，乐府谓之坐部伎也。唐之雅乐，其杂夷蛮之制如此，然则卒致胡雏之祸者有以也夫 (36) 。
以上所反映的宋朝对龟兹音乐舞蹈文化的态度，正如近人傅乐成先生所指出：“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有唐三百年的大半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 (37) 斯言甚确。
The Transportation betwee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Kuci Kingdom
Li Huarui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ower between Northern Song and Kuci Kingdom was a microcosm of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struc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 The operation of east⁃west land transporta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aizong and Shenzong period. The exchanges between Kuci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re mainly tribute trade. It was only recored 7 times in the Kuci Biography of Song History. Cheng Suluo compiled 27 pieces of materials from various documents， which contributed a lot to understand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Kuci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n this basis， this papar has compiled 35 pieces of materials. Kuci Kingdom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mainly relied on envoys and monks to convey political information， exchange culture and promote friendly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Kuci Kingdom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music and dance culture. Although it is no documented that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irectly introduced music and dance from Kuci， indeed the court music and danc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herited from the Tang Dynasties.
(1) 《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34页。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九“元丰七年十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8376页。
(3) 参见严耕望《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作者著《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西内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75—228页。
(4) 参见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75—82页；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8—26页。
(5) 前田正名撰，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383—387页。
(6) 《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9728页。
(7) 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五“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175页。
(8)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西州（高昌）回鹘王国向宋廷遣使朝贡，宋廷派殿前承旨、供奉官王延德回访西州回鹘，出使四年，于雍熙元年（984）四月返回开封，撰有《西州使程记》一卷（亦称《王延德使高昌记》），宋代以来文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明清《挥麈录》、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都有不同程度的收录，近代以来学者对该篇文献有较多研究和注释，如王国维《古行记校录·王延德使高昌记》，程溯洛《〈宋史·高昌传〉笺证》，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西州使程记》。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四月”，579页。
(10) 《宋会要辑稿》藩夷四之一四。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〇“大中祥符六年六月丙戌”，1831—1832页。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太平兴国七年六月丙子”，522页。
(13) 《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204页。
(14) 《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14104页。
(15) 《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14118页。
(16) 《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14103页。
(17)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141107页。
(18) 梁天锡《北宋传法院及其译经制度》，香港：志莲净苑出版，2003年，91—96页。
(19)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0) 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1) 以下《宋会要辑稿》简称《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四《四夷方贡》简称《考索》。
(22) 《宋史》卷四九二《外国传》，14161页。“及元昊取西凉府，潘罗支旧部往往归厮啰，又得回纥种人数万。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龟兹受阻于西夏，朝贡宋朝想必也是走这条道。
(23)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二。
(24)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680页。
(25) 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认为宋朝对外关系，其地缘外交对象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辽金对等地位的国家；二是西夏、高丽、交趾等地缘关系密切的国家；三是大理、于阗、回鹘、吐蕃等地缘关系较弱的国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7页。
(26) 《宋史》卷一一三《礼志一六》，2688页。
(27)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516—517页。
(2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己酉”，1948页。
(29) 《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二》，2813页。
(30) 赵为民、黄砚如《开封宋代繁塔伎乐砖析评》，《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42—48页。
(31) 李亚娟《论北宋教坊乐中的打击乐组合》，《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109—113、5页。
(32) 周菁葆《五代宋辽时期的新疆乐舞》，《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105—112页。
(33) 《宋史》卷一二一《礼志二四·军礼》，2841—2842页。
(34) 陈旸《乐书》卷一五九《九部乐》，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211—739页。
(35) 陈旸《乐书》卷一八八《教坊部》，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211—849页。
(36)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五《乐舞》，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381页。
(37)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314、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