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无讼”的法律观念

在村禁约第十条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准挑唆词讼”的约文。这其中寄寓了儒家“无讼”的理想和法律观念。儒家“无讼”的法律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北宋理学家杨时注之曰：“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以使民无讼为贵。”[46]由此可见，孔子所言“无讼”，不是劝人有纠纷不去诉讼，而是使民不产生诉讼，即通过审理讼案来教化人们，从而达到消除争讼的目的。

儒家认为，诉讼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是难以弥合的，讼事繁多，人民因争讼而产生的社会矛盾难以调和，这不符合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儒家一贯主张德主刑辅，推行教化，以德去刑，以德去讼。他们认为，真正消除纷争的手段，在于德教，而不是讼事的输赢。随着瞿同祖先生所谓“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种思想也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明清律中即有“教唆词讼，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的处罚，历经传承而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以至于民间对于挑唆词讼的人深以为耻。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那样，“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就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47]儒家礼法文化对村禁约之渗透可见一斑。(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