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官方禁毒、天足政令
村禁约制度，既为政府设计推行，其制定内容必然受到官方意志的影响。在山西村政处的公函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制定村禁约的态度：“各知事能使各村中真真讨论一天。成文与不成文。已收十分之八之效。盖人民皆知其事之当禁及官厅之意向矣。”[57]这一方面表明了，制定村禁约的活动，可以作为官厅向各县村民传达其意向的一种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又说明村禁约的内容必然涵盖官府欲令行禁止、欲提倡兴办的各类事项。从镌刻于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现存于沁水县中村镇蒲泓村舜帝庙内的《蒲泓村公约碑》[58]就可以看出村禁约的制定与官方法规、政令的关系及其融合程度。
蒲泓村公约碑
维民国肇兴，新政迭繁。屡奉县长训令，造林种树，严加保护；赌博打降，严加惩戒，原为维持治安起见。吾村舍户数十家，人口百余丁，其内良莠不齐，莫可辨论。设有不法之徒，无智之辈，乘间捣乱，实与村规有碍。惟有明定限制，俾可遵守，庶不至失其秩序。特集众议，订立规则。如有违犯，轻则议罚，重则送囗官究治。兼之养牲之家，牧放者宜入山坡，不得任意纵放，踏践五谷，损伤树株。倘敢故意违抗，即行照章处罚。兹将各种罚项办法，逐一开列于后，以资永垂不朽云尔。
奉遵县长麻仁慈金批，议定规则十条：
一、赌博每一人罚大洋伍元，开埸人罚大洋拾元，违抗者公禀。
一、横行打降，送入社中公议。
一、牧放牲畜，损伤树株，每一株罚活数五株。踏践五谷者，罚大洋叁元，不遵者公禀。
一、游食好闲，偷盗人物，犯者入社公议。
一、桥沟、枣坡、羊壳沟于风脉尤关，不准起土，违者罚大洋拾元，违抗者公禀。
一、六畜入公地，损伤树株，每一株罚大洋伍元，不遵者公禀。
一、盗窃他人树株，并损坏者，罚大洋十元，不遵者公禀。
一、割草夹带五谷，并杂色树草，罚大洋三元，违抗者公禀。
一、窃取果木者，罚大洋伍元，违抗者公禀。
一、六畜入囗地，十月初一日前，罚大洋三元，违抗者公禀。
民国拾年拾壹月吉日合社仝立
公约碑中有三处记载，与官府力量有涉。其一，制定公约的原因，乃“屡奉县长训令”“为维持治安起见”。其二，所议定规约，在程序上曾“奉遵县长金批”。其三，村公约的执行方式，在有村人违犯的情况下，轻者议罚，“重则送官究治。”可见其间官府力量之介入。
而村禁约的内容与官方法规、政令融合的最为鲜明的表现，则在于禁毒、禁赌、天足、不准儿童无故失学等条款。在1921年前后，山西省政府颁布了大量关于禁毒、禁赌、天足以及推行义务教育的法令。民国初年，烟、赌泛滥，山西省政府颁布了《查禁贩吸烟民条例》[59]及《修正禁赌条例》[60]，对贩吸烟丹的嫌疑人整理登记，严密监察；倡办戒烟会，对屡犯不悛之烟民送入工厂劳作；对赌博财物、以赌博为业，或聚众开设赌场、制造贩卖收藏赌具者，严行罚办。
为了禁止妇女缠足的旧习，阎锡山在山西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除了颁布《修正严禁缠足条例》[61]，要求“全晋十五岁以下女子不得缠足、已缠者一律解放；十五岁以上妇女，不得再饰木底”之外，还成立了“天足会”，“以劝诫一般人民祛除妇女缠足恶习为宗旨”[62]，要求各县年满二十岁以上的男子，特别是担任公职的人员，必须入会，履行劝诫妇女缠足的职责。又成立“全省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凡是山西省内学生，均为会员，履行本会“不娶缠足女子”、对已娶之缠足女子“实行解放”的义务。[63]并令各县委派专职女稽查员下乡检察缠足情事，劝导解放。[64]以上各项职责、义务都通过法令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在教育方面，阎锡山颁布了《改订全省施行义务教育程序》[65]，指令山西省义务教育自1918年开始，依省、县、乡镇、村庄的次序依次筹备施行。由各县知事做“造就师资、调查学龄儿童、筹款设学”等前期筹备工作。并在筹措完备后，由劝学所及宣讲员、各区助理员、各街村长副劝导甚至强迫学龄儿童入学。
以上这些法令无一例外融入了各村村禁约条文之中。如时人刘灵华之著述《山西政治述要》[66]中“村禁约”一节，记录了某村公议禁约的格式：(https://www.daowen.com)
某某村公议禁约如左。
不准贩卖金丹洋烟。
不准吸食金丹洋烟。
不准聚赌窝娼。
不准打架斗殴。
不准游手好闲。
不准忤逆不孝。
不准儿童无故失学。
不准偷窃田禾。
不准毁坏树木。
不准挑唆词讼。
不准缠足。
不准放牧牛羊踏毁田禾。
不准侵占别人财产。
不准……
不准……
（说明）如违本禁约所列各项应由各村按照村中习惯酌量处罚或送区惩治。
其中即将官方的禁烟、天足等法令以“不准贩卖金丹洋烟”“不准吸食金丹洋烟”“不准缠足”“不准聚赌窝娼”“不准儿童无故失学”等条文融入了由民间公议的村禁约当中。另外，由《查禁贩吸烟民条例》中对于村闾邻长查获贩吸烟丹有确据者，“由执行村务人员按情节轻重送县惩办，或按村禁约处罚”[67]的条款看来，村禁约议罚与官方惩办两种方法，实为相互依赖和补充，其融合程度之深，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