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之地

12.预示灾难的琼斯镇：美国在圭亚那的狂热公社

当吉姆·琼斯牧师在20世纪50年代的印第安纳州开展他的反法西斯基督社会主义行动时，不可能想象到在20年后降临到他的信徒身上的悲剧。然而，在他的抚养过程中就有迹象表明，这位富有魅力的领导者不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才能为周围的人谋福。

琼斯是詹姆斯·瑟曼·琼斯的儿子，1931年5月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小镇克里特。老琼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回来后患上了弹震症。在20世纪20年代，老琼斯在精神病院待了五年。他有幸娶了比他小15岁的妻子莱娜达·帕特南，他再也没有真正工作过，作为一名嗜酒的三K党成员而出名。吉姆是他们的独生子。吉姆有些像弃儿，喜欢与比他小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因为他可以控制他们。他喜欢扮演传教士，还喜欢为动物举行葬礼，其中有些是他自己亲手杀死的。

小的时候，吉姆·琼斯努力学习，通过学习成绩来克服自己的畸形童年。除了学校的课本，他还阅读了希特勒等人的著作。1949年，他为了上大学而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娶了一位名叫玛瑟琳·鲍德温的护士为妻。1951年，这对年轻的夫妇搬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在那里吉姆获得了大学的学位。不过，是通过宗教，而不是学校教育，他决定为他自己和自己的哲学找到听众。

他最初成了一名卫理公会派教会的学员牧师，因为禁止他主持一次种族融合的集会而辞职。对于琼斯来说，不管怎样，卫理公会派的礼拜模式太保守了。教会领导层正确地将他视为“一个太自由的灵魂”，不适合他的职位给他的约束。在一所浸信会教堂看完一次信仰疗法后，琼斯认为这正是他的风格。信仰疗法创造了一种兴奋的氛围，对于一个想靠个人魅力的力量生活的人，这是再合适不过了。这还为他带来了在当地社区实施的社会项目计划所需的必要资金支持。

1955年，琼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开办了他的第一所人民圣殿教堂，他通过挨家挨户地卖宠物猴筹到资金。通过密集的宣传活动，人们很快就知道了这里的宗教仪式。黑人和白人一起唱歌，一起在走廊里聆听福音书。琼斯牧师“治愈”人们，向人们布道，讲述平等的重要性和耶稣基督激进的要义。除了宗教仪式，人民圣殿还为穷人舍粥，为老人提供疗养院。这位布道者开始受到公众场合中角色的力量诱惑，会众的数量迅速增加。根据当时的记载，在1957年琼斯带领一车教徒拜访了富有的费城宗教复兴布道者布朗神父后，他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相信自己就是上帝。这种万能的腐化感在他的行为中得到了表现。他开始与教区居民通奸，豪饮，还吸毒。

吉姆·琼斯是一位为种族融合事业而奋斗的强有力的活动家，这点是无可否认的。1961年，他和马西成为印第安纳州第一对领养非洲裔美国孩子的白人夫妇。此前，他们已经领养了几名韩国孩子，还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儿子。琼斯夫妇被称为“彩虹家庭”。

1960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查尔斯·博斯韦尔任命他为人权委员会主任，但琼斯拒绝了这一任命，保持低调，显示出一系列反法西斯的公共姿态。在一家非洲裔美国人医院，他被意外地安排在黑人病房而不是白人病房，后为病人整理床铺，清理便盆。随后，来自琼斯的政治压力迫使当局废除种族隔离病房。因为当时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是三K党的根据地，这些姿态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人民圣殿教堂的墙上被涂满了纳粹标志，煤堆中还被安放了炸药。

加利福尼亚梦想

在充满种族斗争和被冷战困扰的20世纪60年代，琼斯开始变成偏执狂。或许，这可以理解。但当认为自己是上帝的时候，偏执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1962年，琼斯相信核武器将会摧毁印第安纳波利斯，这使得他把家搬到了巴西东南部的贝罗奥里藏特，这是那年早些时候他在《护卫》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所称可以躲避核战争辐射尘的9个地点之一。在那里，琼斯没有发迹。后来，他又带着马西和家眷搬到里约热内卢。为了解决这个国家的贫困相关问题，他可以有大量的工作去做。巴西已经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国家，但语言障碍使他无法施展个人魅力。

3年过后，琼斯于1965年回到美国，发现他不在时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教堂已经破败不堪。他预言1967年7月会爆发核战争，于是率领大约140人从印第安纳前往加利福尼亚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圣殿。他的选址在圣弗朗西斯科市北部红杉谷的尤凯亚附近，这里也是《护卫》所认为能够躲避核袭击影响的地点。

在雷德伍德峡谷安顿下来后，人民圣殿大步发展，积蓄了大量资产。但它越来越不像一所教堂，因为琼斯信奉“使徒社会主义”的思想，否认上帝的存在。在布道时，他经常将圣经摔到地上，认为它只是一种压迫的工具。用他妻子的话说，他“利用宗教让人们远离宗教鸦片”。

核战争灾难最终没有爆发，琼斯开始考虑把他的影响扩张到加利福尼亚的城市地区。1971年，他在圣弗朗西斯科市的吉里街建了一所教堂；1971年，在洛杉矶又建了另一所。这两所教堂都是建立在废弃的犹太教堂的遗址上。通过一系列的招募活动，人民圣殿的成员从几百人增加到了三千多人，每人至少将收入的25%作为什一税缴纳给教堂。许多人将自己的全部工资和财产都交了出去，来换取安全保护。其中一位这样的新成员叫蒂莫西·斯托恩，他在当地的门多西诺县民事局担任助理地区检察官，是一位有能力的理想主义者。他将在人民圣殿的命运中扮演核心角色。

成员数的增加，向加利福尼亚其他地区的扩张，让琼斯想在更大规模上实施他的计划，并开始在政治领导层培植同盟。这样做的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向他们提供圣殿信徒的服务，增加政治集会和运动的人数。他们就是为自由事业而努力的“出租人群”：种族融合，来自各个年龄段和阶层，行为规范。人民圣殿的实际成员从来也没有超过5000，但与之联盟的人数多达20000。在势均力敌的选举竞争中，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的集体投票对于是否能够获胜能起到重要作用。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这就发生在1975年由民主党政治家乔治·莫斯科恩参加的圣弗朗西斯科市市长竞选中。他仅以4000票赢得了这次选举，大家公认人民圣殿的活动和投票发挥了重要作用。

莫斯科恩当然很感激。这位新市长认识到了琼斯的支持，将其任命为圣弗朗西斯科市住房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同时给了这位有影响力的布道者认识民主党上层人士的机会，如沃尔特·蒙代尔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瑞·布朗。除了提供选民人数支持外，政治家们也喜欢琼斯，是因为他为社会福利底线减轻了压力：吉姆牧师提供舍粥场、疗养院、戒毒所和福利食宿，但不会给公共财政造成压力。一方面，琼斯巴结像蒂姆·斯托恩这样的政治家和野心家；另一方面，人民圣殿鼓励任何人的加入，不管这些人有多么卑微。

虚假的忏悔和附带条件的爱

一旦成为人民圣殿的正式成员后，教规的压力很大。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被强迫将全部财产捐给教会后，他们的生活就得完全依赖琼斯了。在有些仪式中，琼斯发起了净化礼仪，习惯性地羞辱信徒。有时，信徒会因为小错而被打耳光，甚至还会被打板子。琼斯还学会了各个击破的真谛。圣殿成员还被鼓励互相举报违规行为，然后违规者会受到公开惩罚。许多人被迫在虚假的忏悔书上签字，承认对自己的孩子实施过性虐待。这样一来，如果这些人想离开，琼斯和圣殿的领导层就以此要挟。

人民圣殿教所取得的许多成绩都与生活相关，而与理论社会主义无关，但其控制民众的手段是值得质疑的。像许多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自大狂一样（比如芬兰空想社会主义者马迪·库里卡），琼斯将家庭视为事业的敌人，挑拨离间使人们反目成仇。本质上，人民圣殿是试图通过集体等级制度来过滤成员间的个人关系的一种体制。

不幸的是，这种过滤受到琼斯日益增长的权力的影响。权力通常是谨慎的人的游戏，可以将现有的偏执放大。吉姆·琼斯不能认识到他对完全控制权力的欲望是自己的缺点。结果，他失去了辨别对自己和圣殿的真正威胁和虚构威胁的能力，还失去了处理负面新闻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他关于个人安全的偏执是有道理的。时值美国政治暴力的时代，暗杀事件屡有发生。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马尔科姆和马丁·路德·金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被枪杀的。但对于吉姆·琼斯牧师来说，不是因为暗杀者的子弹，而是由于他对媒体攻击的过分敏感，才导致了向南美洲大规模迁移以及他的最终死亡。

多年来，琼斯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撤下了许多报纸和杂志对他的负面报道。但在1977年7月，他无法阻止由记者马歇尔·吉尔达夫撰写的一系列报道在《新西部》杂志的发表。这些报道以对圣殿背叛者的采访为特色，其中包括恶名昭彰的“八人帮”，他们在1973年向北逃到了蒙大拿州。因为他和该杂志的主编具有政治联系，出于礼貌，主编打电话将这些报道读给琼斯听。这时，他就做出了人民圣殿全体迁往圭亚那的决定。

圭亚那

琼斯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巴西逗留时造访过圭亚那。1964年起，圭亚那一直由无能的独裁者福布斯·伯纳姆统治。这位“君主”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植的，后来转向了极“左”的政治立场。1970年，他成为了一名“黑色政权”运动支持者，宣布圭亚那为“合作共和国”。然而，因为大多数能够负担得起离开这个国家的人都离开了，所以伯纳姆面临着一个人口短缺问题。出于这个原因，他非常愿意接受吉姆·琼斯前来为人民圣殿成员建立合作公社，更不用提琼斯口袋中的钱了。

1974年4月，由于负面新闻和前一年的8次高姿态背叛，琼斯通过协商获得了1500公顷（3800英亩）土地的租约，这片土地位于圭亚那西北部的人烟稀少的丛林中，接近委内瑞拉边境。这片土地被越来越偏执的圣殿领导层视为一处避难所，以免他们倍增的敌人（包括纳粹分子、种族主义者和跨国公司）在美国变得过于强大。

殖民地被命名为“人民圣殿农业项目”。虽然叫这个名字，但药物和武器补给都是通过贿赂海关官员运进琼斯镇（殖民地后来的名字）的。在前几年中，殖民地只有约50名全职居民，圣殿还在东南约150公里（90英里）之外的首都乔治敦设有基地。这些最初的殖民者中许多人以前都是吸毒者，他们来圭亚那戒毒。丛林被开垦成耕地，种植木薯、香蕉、菠萝等。根据圣殿的宣传片，这里种植了140种热带植物。像许多其他新建殖民地一样，小屋分配给家庭居住，单身的人们则睡在宿舍中。

最初的建设是成功的。种植了作物，食宿条件很好，还有一所精良的小医院，用于解决热带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健康问题。实际上，殖民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身在加利福尼亚的领导者。当最终下令圣殿搬迁时，一系列的空运将琼斯镇的人口数量增加至1000人的顶峰，老年人的比例较之前升高。

1977年7月，随着吉姆·琼斯的到来，先前轻松的气氛被改变了。后来，一些成员甚至评论说，好像一片乌云突然在这里的天空中停了下来。琼斯制定了艰苦的工作条件：一周工作6天，每天从早上6∶30到下午6∶00，中间一个小时吃午饭，星期天工作半天。虽然后来将这个时间表缩减为每天8个小时，一周工作5天，但却增加了一系列的讲座和仪式，经常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为了能够让人们的体力发挥到极致，琼斯有意引进了思想控制手段，用以完成对人们的洗脑过程。

琼斯镇容纳的多数都是脆弱的、易受影响的人，他们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在琼斯的偏执驱动下，信件被私拆，也没有电话。为了防止信徒变节，琼斯在殖民地周围设置了武装警卫——他的“红旅”。圭亚那政府中的关系被利用来让任何对人民圣殿有敌意或想说服家人离开的人，难以办理进入这个国家所必需的签证。因此，被殖民者称作“父亲”的这个人，吉姆·琼斯牧师，是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过滤器。他毫无顾忌地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十分严峻。

但是，对于这里的多数人来说，信徒生活确实优于加入圣殿教之前的生活。因为在他们其中有这么多的不合时宜者和精神脆弱者，所以琼斯镇和人民圣殿教总体上给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提供了一种社区的感觉，一种有组织的环境。对于大多数来到圭亚那的人来说，他们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琼斯立刻开始将他逐渐增强的预示灾难的世界观强加给他的信徒们。他安装了一套扬声器广播系统，能够覆盖整个殖民地，而且只有他本人能够接近麦克风。殖民者一天24个小时都能听到他失去理智的豪言壮语。无论是在吃饭，还是在地里干活，都无法逃脱琼斯的声音。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经常听到琼斯在夜间咆哮，因为饮酒和服用鸡尾药酒，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模糊。他得了一种没有公开的疾病。

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越来越多的能量被这位领导者的政治议程的黑洞所吸收。警卫在边界巡视，扬声喇叭一直都在鼓吹他们的阴谋论，艰苦的工作，成员之间互相监视，仪式上的侮辱，这一切使得琼斯镇看起来就像一个热带劳动营，只有一个人在夜间举行迪斯科舞会。

兵临城下

在美国，从1976年下半年开始，调查人民圣殿教的压力越来越大。马歇尔·吉尔达夫的《新西部》系列报道具有促进作用，使得大多数琼斯有权势的朋友都隐蔽了起来，努力将自己与吉姆牧师及其教会造成的政治定时炸弹划清界限。这一压力大部分产生于一个称为“关切亲属”的组织的游说，这个组织由曾是圣殿教显要成员的人和那些仍身在圣殿教中的人的家属组成。

对于那些想揭发在尤凯亚和现在琼斯镇发生的黑暗勾当的人来说，蒂姆·斯托恩在1977年6月的叛离尤为重要。作为琼斯曾经信赖的朋友，斯托恩检察官实际设计了前往圭亚那的计划，掌握着关于圣殿教在国外银行账户中价值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内情。但是，他和妻子格蕾丝叛离的剧情主要围绕斯托恩夫妇与吉姆·琼斯之间的法律斗争而展开，他们都想争夺斯托恩夫妇五岁大的儿子约翰的监护权。根据圣殿教的律师呈交的陈词，蒂姆·斯托恩请求琼斯与他的妻子上床，并让她怀孕，因为他没有生育能力。琼斯的陈词是否真实，不得而知。斯托恩夫妇后来说，他们曾在1972年2月签署过大概类似的声明，但那是被编造来对付那些想离开人民圣殿教的成员的。在20世纪70年代，琼斯能够和任何他想要的人上床，无论男女。

还是圣殿教成员时，斯托恩夫妇曾彼此疏远。1976年7月，格蕾丝首先叛变，但不能接近自己的儿子。她开始通过美国法庭对此事进行起诉。

当蒂姆也叛变后，他与妻子联合进行起诉。使琼斯懊恼的是，1977年11月，圣弗朗西斯科市的法庭将监护权判给了格蕾丝。然而，这时小约翰·斯托恩被藏匿在琼斯镇。寻回孩子的尝试遭遇到了大量的当地政治介入。第一次尝试是在接下来的1月，一位法官声明回避，说他收到了关于这起案件的死亡威胁。随后，蒂姆·斯托恩的护照被撤销，尽管还有一个星期才到期。斯托恩夫妇得不到自己的孩子，于是转向媒体曝光人民圣殿教的丑闻。

在圭亚那西北部巩固的殖民地中，琼斯咒骂想把他赶下台的叛变分子。他坚持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会交出约翰·斯托恩。如果他交出孩子，也许11月18日的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但这时的琼斯已经不再能做出理性决定。虽然有如哈维·米尔科和威利·布朗这样的加利福尼亚政治家继续声援，这位来自印第安纳的布道者现在落单了，被隔离在他的红旅卫队、阴谋论和凶暴的偏执的国度里。

琼斯已经进行过一次集体自杀的预演，作为对圣殿教徒的忠诚测试。他让会众喝大桶中的酒，然后告诉他们喝的是毒药。1978年在一系列的法律交战和进一步的媒体曝光中度过，琼斯迷惑的心智越是走投无路，自杀的想法越是吸引着他。还有其他的备用计划可以选择，但根据历史记载，他没有考虑这些选择。

毒药丛林

导致殖民地突然迅速灭亡的催化剂是美国众议员利奥·瑞安的来访，随行的人员还有几位政府官员、关切亲属组织的四位成员和一小队新闻记者。瑞安以其政治表演技艺而闻名，他曾使自己被捕入狱，在圣金廷监狱关押了几个星期，以此调查美国的监狱系统。1978年初，关切亲属组织找到了他，他答应代表他们进行调查。民主党声称，如有必要，他完全做好准备“解放被监禁的人”。

11月14日，瑞安和随行人员飞抵乔治敦。人民圣殿教的律师马克·莱恩和查尔斯·加利通知这位众议员，将不允许他和随行人员踏入琼斯镇；然而，两位律师传话给吉姆·琼斯，不管他愿不愿意，瑞安都要来，情况转变了。当瑞安被领着在乔治敦兜圈子的时候，琼斯开始组织排练，以给到访者留下殖民地的每个人都很幸福的印象。

11月17日，众议员瑞安离开圭亚那首都。无疑，他的人在琼斯镇受到了热情接待。那天晚上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大家载歌载舞，这更增加了在这个南美洲的小角落里一切都安好的印象。瑞安被邀请做简短发言，他声称对琼斯镇的印象很好，这里的人们都告诉他在这里经历的事情是最美好的。他的这次讲话得到了不可思议的热烈掌声，掌声持续了很久。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在鼓掌。接下来由吉姆·琼斯讲话，可以预见是偏执狂的咆哮，内容是关于密谋和在敌人手里牺牲的。在此期间，一些圣殿教信徒悄悄接近到访者，请求他们帮助逃跑。

瑞安和三个同伴计划第二天晚些时候离开，在琼斯镇过夜，而随行的其他人员被迫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睡床铺。11月18日的大清早，11名圣殿教信徒偷偷溜进了这座村庄；在白天，其他家庭寻求瑞安保护，请求帮助他们叛离。琼斯显然允许他们都离开，因为他已经有了其他计划。一场猛烈的热带雷雨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混乱。

下午晚些时候，瑞安的人和14名准叛变者乘坐一辆货车，前往北边不远的凯图马的简易机场。很快发现其中一名叫唐·斯莱的圣殿教成员原来是琼斯的奸细，意图在卡车上刺杀瑞安，但其他几名成员将他制服。当他们在凯图马等下一架飞机和另外一架小型塞斯纳飞机时，形势变得更加紧张。在塞斯纳飞机上，名叫拉里·莱顿的叛变者也证明是忠于琼斯的，他向乘客开枪。在伤了两名叛变者后，他也被按倒在地。

那架有19个座位的大飞机的乘客还在登机时，来了一辆拖拉机和一辆拖车，载有圣殿教红旅卫队的成员，他们开了火。瑞安和代表团的四位成员被杀死，其他九人受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瑞安已经告诉圣殿教律师查尔斯·加利，他的报道将主要是正面的。

如果琼斯没有在凯图马伏击，琼斯镇可能会幸存下来。但事情一旦发生，形势无法挽回，这也许正是吉姆·琼斯所计划的。很可能他病情很严重，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上，在这种妄想的状态下，他发现他的创造物比他活的时间还要长，这难以置信。接下来的可能是有失颜面的自负行为，没人能与之匹敌。

琼斯通过广播系统召集大家在殖民地的主楼大集会。当圣殿教成员正在集合时，琼斯的几个助手准备了一大桶毒药，包括安眠药、氯化钾（用于执行注射死刑）、氰化钾（一种相对慢速但非常痛苦的毒药）和用于中和苦味的“酷爱”牌饮料。根据琼斯镇死亡录像带的记录，孩子们被首先带上前喝下毒药，这时有些人试图与琼斯争辩。他们很快被忠于“父亲”的其他人的喊声压了下去。其中几位幸运的质疑者得以逃生，但琼斯镇的大部分殖民者都已经为琼斯的魅力所迷惑，并被有效洗脑，他们不具备拒绝服毒的能力。

一些人很可能是被逼服毒的，但被毒死的909人中绝大多数是孩子和自愿服毒者。琼斯和他的一名助手被发现死于枪伤。第二天，调查者抵达时，在这片热带雨林中躺着的1000具肿胀的尸体。在琼斯的木屋中，发现了六岁半大的约翰·斯托恩的尸体。

幽灵之地

这是一种结束殖民地的最怪异、最恶心的方式，尤其是对于一个本可以成功的殖民地来说。再次得到警示，应慎重选择领导人。如果吉姆·琼斯自己一个人死了，琼斯镇可能今天还存在，或者它至少会逐渐融入到圭亚那社会的普通民众中。无疑，琼斯的个人魅力像胶水一样把人民圣殿教团结到一起。但同样无疑的是，当他到达圭亚那时，精神已经失常，狂妄地意图制造欺骗民众的悲剧。圣殿教的残余和乔治敦的分支很快就解体了。

尸体被处理后，当地的圭亚那人将这里抢劫一空，但他们拒绝在这样的幽灵之地定居。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成为赫蒙人的临时避难所。然而，今天这里已经被遗弃了，只剩下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自杀而致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