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脆弱是种超能力
第七章
反脆弱是种超能力
研究人员一个接一个地将受试者从大厅领到一个小房间去，那里只有一个米色的电脑控制台，配有一块空白屏幕和两个按钮。[1]
操作指南很简单：坐下来，凝视屏幕，如果有蓝点闪烁，请按标有“蓝色”两字的按钮；如果有紫点闪烁在屏幕上，请按标有“不是蓝色”字样的按钮。
听起来很简单，对吧？
但是，每位受试者都必须看一千个点。是的，一千个。当一位受试者完成后，研究人员会带另一位受试者进来并重复相同过程：米色控制台，空白的屏幕，一千个点。然后是下一个……这项实验在多所大学的数百位受试者身上进行着。
这些心理学家是在研究一种新的心理折磨方式，还是在对人类忍受无聊的极限能力进行测试？都不是。实际上，这项实验研究的领域之广与它的疯狂程度相当。它会像地震一样引发剧烈震动，其影响力可能比近几年来的其他任何学术研究都要大。它能解释我们看到的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
心理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叫作“普及率导致的概念改变”的东西，但是这个名字太糟糕了，为了便于解释，我会把这项发现称作“蓝点效应”。[2]
这些出现在屏幕上的点，它们中的大多数是蓝色的，也有一些是紫色的，剩下的则介于蓝色和紫色之间。
研究人员发现，当屏幕上比较频繁地出现蓝点时，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哪些点是蓝色的，哪些不是。可一旦研究人员开始限制蓝点的数量，并更多地显示不同深浅的紫点，受试者就开始将紫色误认为蓝色。这些人的色觉似乎发生了扭曲，就算实际出现的蓝点数量再少，他们也要强迫自己凑足一定数量。
好吧，原来人们一直在看错东西。而且你要盯着屏幕看好几个小时实验才能结束，所以你的眼睛可能会花，你会看到很多不知所谓的玩意儿。
但蓝点不是重点，这项实验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衡量人类如何扭曲自己的观念，好让世界符合他们的期望。等到研究人员获得了足够的蓝点数据，足以让助手们开始忙个不停，实验便转向了更重要的方面。
举个例子，研究人员向受试者展示了不同面孔的照片，有些面孔有威胁性，有些很友善，有些是中性的。最初，他们展示了许多威胁性面孔，但是随着实验的进行，就像蓝点测试一样，威胁性面孔出现得越来越少。相同的效果产生了：向受试者展示的威胁性面孔越少，受试者越容易错误地认为友好和中立的面孔具有威胁性。人类的大脑对于将会看到的蓝点数量似乎有一个预设值，同样，对将会看到的威胁性面孔的数量，似乎也有一个预设值。
接下来，研究人员决定更进一步。看到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性面孔不是什么大问题，那么在做道德判断时又会如何呢？如果每个人都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实际更多的邪恶，那该怎么办呢？
这次，研究人员让受试者阅读一篇工作指南，其中有些工作建议是不道德的，涉及一些可耻的事情，有些则完全无害，其他的则介于两者之间。
跟前几次一样，研究人员先是穿插着展示道德和不道德的建议，并告诉受试者留意不道德的部分，然后慢慢减少不道德建议的数量。这时，蓝点效应又一次发挥作用了，人们开始将完全符合道德准则的建议看作不道德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出现了更多道德的建议，而是改变了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分界线，以满足自己对不道德建议数量的预设值。换句话说，他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重新为不道德行为做了定义。
正如研究人员指出的那样，这种偏见能够影响几乎所有事情，这真是既令人难以置信，又让人沮丧。在没有违规行为发生的情况下，负责监督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委员会有可能把不违规的行为认为是违规的。在没有可指控的坏人或坏事时，负责检查组织内部不道德行为的专案小组开始臆想那些没有毛病的人是坏人……
蓝点效应表明，从本质上讲，无论环境实际上有多么的安全舒适，我们对威胁的关注程度越高，能看到的威胁就越多。今天，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曾经，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意味着有人在身体上伤害了你。如今，许多人开始用“暴力”一词来形容任何使他们感到不舒服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突然出现。“创伤”这个词曾特指惨痛的、让受害者无法继续工作或生活的经历。如今，不愉快的社交遭遇或一些令人反感的词语也被认为是一种创伤，人们在面对这些时需要一个安全空间。[3]
这就是蓝点效应。事情变得越好，我们就越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误以为有威胁存在，然后变得越发沮丧。这是进步悖论的核心。
19世纪，社会学的奠基人、社会科学的早期先驱埃米尔·迪尔海姆在他的一本书中进行了一次思想实验：如果没有犯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呢？如果出现了一个人人地位平等、互相尊重、不喜欢暴力的社会，一切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没人用谎言伤害别人，如果腐败根本就不存在的话，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冲突会停止吗？压力会消失吗？每个人都会在田野里追逐嬉戏、采摘雏菊、放声歌唱吗？[4]
迪尔海姆的答案是：不会的，实际上会出现的情况与这种想象正好相反。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条件越舒适，人们越有道德，我们的大脑就越会把微小的错误放大。如果人们都不再互相残杀，我们不一定会因此感觉良好，倒是可能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感到同样程度的沮丧。
发展心理学①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类似的观点：保护人们免受问题或逆境的侵扰并不能使他们更快乐或更安全，反而会使他们更容易没有安全感。如果一个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完全保护起来，不用面对挑战或者不公平，那他就会难以忍受成年人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不便，并会像小孩一样在公众场合崩溃，以此表达自己的情绪。[5]
我们对问题的情感反应并不取决于问题的大小。我们的思想一直在放大或缩小问题，让它与我们期望承受的压力程度相当。物质进步并不一定会让我们放松，也不一定会让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相反，在消除了有益的逆境和挑战之后，人们反而会挣扎得更厉害，变得更加自私和幼稚。他们无法从青春期中成长和成熟起来，与各种美德都相距甚远。他们把小小丘壑看作崇山峻岭。他们大喊大叫，好像世界上充满了无法被解决的问题。
与痛苦同行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读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应该发掘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不该认为世界就是他想象中的样子。”旁边还配有一张爱因斯坦的可爱照片。这句话真是太酷了，听起来很动人也很睿智，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好几秒，才在手机上滑到下一页。
但是有一个问题：爱因斯坦并没有这么说过。
爱因斯坦的另一句名言也像病毒一样广为流传：“每个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树能力来断定一条鱼有多少才干，它一生都会相信自己愚蠢不堪。”
这句话也不是爱因斯坦说的。
还有一句话：“恐怕当技术超过人类的那一天，世界上就只剩下白痴般的一代人了。”
不，同样不是他说的。
爱因斯坦可能是互联网上被人滥用最多的历史人物了，他就像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聪明朋友”。很多人都会说某个人也同意我的观点，让自己显得更聪明些。可怜的爱因斯坦被玷污了，他脸上贴满了从哲学到精神疾病再到体能恢复等领域的一切名言，更糟糕的是，这些名言完全与科学无关。这个可怜的人一定气得在坟墓里转圈圈。
人们编造了关于爱因斯坦的各种胡说八道的故事，让他成为神话人物。例如，他从小就对科学有兴趣，在十二岁那年的夏天学会了代数和欧几里得几何，还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当他获得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很多同龄人都还没有找到第一份工作。
起初，爱因斯坦并没有伟大的抱负，只是想教书。但是作为在瑞士的年轻德国移民，他无法在当地大学任职。最终，在朋友父亲的帮助下，他在专利局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职位放松了他的大脑，让他整日无所事事地坐着，幻想着古怪的物理学理论，而这些理论很快就颠覆了整个世界。1905年，他发表了相对论，从此享誉全球。他离开了专利局，开始跟很多国家元首一起打发时间。一切看起来都风光极了。
在漫长的一生中，爱因斯坦引领过多次物理学革命，摆脱过纳粹，警告过美国危险的核武器时代即将到来，还吐着舌头拍过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
但是今天，我们却要通过许多他从未说过的出色的“互联网名言”来认识他。
自牛顿时代以来，物理学一直基于这样的思想向前发展——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时间和空间来衡量。例如，垃圾桶现在就在我旁边，它在空间中有特定的位置。如果我把它捡起来，像一个生气的醉汉那样把它扔到房间的另一边去，理论上我可以衡量它现在的位置和改变位置所用掉的时间，从而得到各种各样有用的数据，速度、轨迹、动量以及它会在墙上留下多大的凹痕，这些都是通过测量垃圾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移来确定的。
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所谓的“通用常数”。它们是不可变的，是衡量其他所有东西的指标。
直到爱因斯坦走了过来说“去你的常识，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就改变了世界。爱因斯坦证明了时间和空间不是通用常数。事实证明，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可能会根据我们观察时所处的情况而改变。比如，我认为经过了十秒钟，你可能认为只经过了五秒钟；我认为经过了一公里，你可能认为只经过了几米。
对于当时的物理界来说，这听起来疯狂极了。
爱因斯坦证明了时空的变化取决于观察者，也就是说，时空是相对的。光速才是通用常数，必须通过它测量其他所有东西。我们一直都在移动，速度越接近光速，时间就会变得越慢，空间也收缩得越多。
举个例子，假设你有一位双胞胎弟弟。既然是双胞胎，你们的年龄一定是一样的。你们决定参加一次星际冒险，每个人都进入了一个单独的太空飞船。你的太空飞船以每秒50公里的速度行驶，但你双胞胎弟弟那艘太空飞船的速度接近光速——是近乎疯狂的每秒299000公里。你们俩一致同意在太空中旅行一会儿，做一些酷炫的事情，二十个地球年后再相聚。
相聚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你老了二十岁，而你的双胞胎弟弟几乎没有变老。你们分别了二十个地球年，但是在他的宇宙飞船上，他大概只经历了一个地球年。
是的。换作是我，我也会说：“见鬼，这是什么情况？”
爱因斯坦的理论很重要，它指出，我们曾对宇宙中什么才是恒定不变的事物做出过假设，但那可能是错误的，而这些错误的假设可能会对我们如何感知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假设空间和时间是通用常数，因为这解释了眼前的世界。但事实证明，它们不是通用常数，而是其他一些不可理解、并非显而易见的常数的变量。这改变了一切。
我之所以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解释令人头痛的相对论，是因为我相信类似的事情正在人们心中发生：在人生经历中，我们所认为的通用常数实际上根本不是常数，许多被认为真实确凿的东西都与我们自己的看法有关。
心理学家不总是在研究幸福。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心理学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方面，而是着眼于到底是什么搞砸了生活，让人们患上精神疾病、情绪崩溃，以及人们应该怎样应付自身最大的痛苦。
直到20世纪80年代，几位勇敢无畏的学者才开始自问：“等等，我的工作真令人沮丧。到底什么能让人们幸福呢？让我们来研究吧！”对幸福的赞扬开始了，很快就有几十本关于幸福的书在书架上泛滥成灾，被卖给数百万正遭遇生存危机的无聊、愤怒的中产阶级。
开始研究幸福感时，心理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是开展一次简单的调查。[6]他们召集了一大群人，给他们每人一个传呼机（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传呼机响起时，每个人都要停下来写下两个问题的答案——
问题一：从一分到十分，你给当下的幸福感打几分？
问题二：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研究人员从各行各业的数百人中收集了数千个评分，结果既令人惊讶又无聊得出奇：几乎每个人都一直在写“七分”。在杂货店买牛奶？七分。看我儿子的棒球比赛？七分。和我的老板讨论怎样与客户做一笔大交易？七分。
即使发生了灾难性的事情，比如妈妈得了癌症、我没有付购房贷款的月供、年轻的运动员在一次糟糕的保龄球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臂……幸福水平在短时间内降到了两分到五分这个区间，然后就如预料中的那样，过了一会儿又回到七分。[7]
发生了非常积极的事情时也是如此。在工作中获得丰厚的奖金，完成了梦寐以求的旅行，与心爱的人结婚……事件发生后，人们的评分会在短时间内上升，然后再次如预料中那样，回到七分。
研究人员被这结果深深震撼到了。没有人一直都很幸福，但是同样也没有人一直都很不幸福。看起来，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人类始终生活在一种温和而又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幸福中。换句话说，事情总是很不错，但也总是可以变得更好。[8]
显然，我们不过是在围绕着七分的幸福感上下波动。这个我们经常回到的恒定“七分”耍了个小把戏，我们一次又一次被这个小把戏骗到。
这个把戏就是，大脑不停地对我们说：“如果能再多得到一些，就可以到达十分，而且保持在那里。”
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在不断追逐着想象中的十分。
你认为要更幸福就需要找一份新工作，于是你找到了新工作。几个月后，你觉得如果有一套新房子的话会幸福，于是买了一套新房子。又过了几个月，你想要去海滩度过完美假期，所以就去度假了。然后，在享受很棒的海滩度假时你就会说：“你知道我真正需要什么吗？我想喝一杯椰林飘香②。不能找个什么人给我买杯椰林飘香吗？”现在你满脑子都是那杯该死的椰林飘香，觉得喝上一口就能立刻达到十分。喝完一杯你觉得还要第二杯，再喝完第二杯还有第三杯……嗯，你知道结果如何——三杯之后，你会在宿醉中醒来。
就像爱因斯坦说过的那样：“不要在以糖浆为基调的鸡尾酒上浪费时间，如果要狂欢畅饮，我建议你喝苏打水。如果你富得流油，那也许可以喝上等香槟。”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假设自己是人生经验的通用常数。我们本身是不变的，而我们的经历就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有时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有时候天气阴沉，糟糕透顶。天空在变化，但我们保持不变。
这不是事实，事实与此正好相反。痛苦才是生活中的通用常数，而人类总在调整自己的感知和期望，以配合预定计量的痛苦。换句话说，无论天空多晴朗，我们的大脑始终都想象着云朵，不多不少，正好能让你感到有点儿失望。
这种持续不断的痛苦导致了所谓的“享乐跑步机”现象，你在跑步机上跑呀跑，追逐想象中的十分，但无论如何总是以七分结束。这种痛苦恒久不变，变化的是你对它的看法。一旦生活得到改善，一旦开始享受快乐，你的期望就会变化，然后你又回到轻微不满意的状态。
享受快乐时是这样，承受痛苦时也是这样。我还记得自己文身时的感受：最初的几分钟非常痛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要承受这种痛苦长达八个小时；但是到了第三个小时，我在文身师动手的时候打盹睡着了。
一切都没变：一样的针、一样的手臂、一样的文身师。但是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痛苦变得正常了，我回到了自己内心的七分。
这是蓝点效应的另一个表现形式。[9]这是迪尔海姆的“完美”社会，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混合了心理学的产物。
这就是追求幸福所存在的问题。
追求幸福是现代世界的价值。你觉得希腊神话时代的宙斯在乎人们是否幸福吗？不，他正忙着派遣成群结队的蝗虫来吃掉人们的庄稼。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一段生活艰难的时光：饥荒、瘟疫和洪水持续不断，很多人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或被奴役或被迫参军，死亡无处不在，大多数人都没有活过三十岁……
那时，苦难不仅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而且还经常被庆祝。古代哲学家并不认为幸福是一种美德。相反，他们认为人的自我克制能力是一种美德，如果没有充分的自我克制，那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起因只是一头公驴被抢走了，结果一半的村庄都被烧毁了。正如爱因斯坦没有说过的那样：“喝酒时不要玩火，否则糟糕的事会毁了你的一天。”
直到科学技术时代，幸福才成为一种应该被追求的东西。一旦发明了改善生活的工具，接下来符合逻辑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改善什么”。那个时代的几位哲学家决定，人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增进幸福，即减轻痛苦。[10]
表面上，这听起来很不错，也很高贵。谁不想摆脱一点点痛苦？什么样的混蛋会认为这是个坏主意？
然而，这就是一个坏主意。
因为你永远无法真的摆脱痛苦，因为痛苦是人类生存状况的通用常数。因此，摆脱痛苦、保护自己不受一切伤害的企图只会适得其反。试图消除痛苦不会减轻痛苦，只会增加你对痛苦的敏感性。你会在每个角落都看到危险的影子，在每个时代都看到不公和压迫，在每个拥抱背后都看到仇恨和欺骗。
无论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无论我们的生活变得多么和平、舒适和幸福，蓝点效应都会使我们重新意识到痛苦和不满依然存在。从长远来看，大多数在彩票中赢得数百万美元的人并不会变得更幸福，他们最终会和之前感觉相同。从长远来看，遭遇可怕事故并瘫痪的人不会变得更不快乐，他们最终也会和之前感觉相同。[11]
这是因为痛苦是生活本身的经历。积极情绪能暂时消除痛苦，负面情绪能暂时增强痛苦。麻痹自己的痛苦就是麻痹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情感，也就是悄悄地将你自己从生活里抽离。
或者，就像爱因斯坦曾指出的那样：
“就像一条小溪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会顺畅流动一样，人与动物的本性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注意到或意识到的，这符合我们的意愿。如果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我们的意志就必须被挫败，必须经历某种冲击。另一方面，所有反对、挫败和抗拒我们意志的事物，也就是说，所有令人不愉快和痛苦的事物，立即、直接、清晰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我们意识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而只是意识到被鞋子挤压的小地方一样，我们也不会想到活动整体上的成功，而是想到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或其他在困扰我们的事情。”[12]
好吧，那不是爱因斯坦说的，是叔本华说的，他也是德国人，头发看起来也很好笑。这段话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逃避痛苦的经历，非但如此，甚至痛苦本身就是经历。
这就是为什么希望最终会导致挫败感，并且这种挫败感将永续循环。无论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找到什么样的和平与繁荣，我们的思想都会迅速调整期望值，以保持稳定的逆境感，从而迫使自己制订一个新的希望并不断前进。我们从没有威胁性面孔的地方看到威胁性面孔，从没有不道德建议的工作指南中读到不道德的建议。无论今天多么晴朗，我们总会在天空中发现一朵乌云。
因此，追求幸福不仅是自我挫败的，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像试图抓住一根绑在绳子上的胡萝卜，而那根绳子系在一根棍子上，棍子固定在我们的背上。你越往前走，需要前进的距离就越远。如果把那根胡萝卜当成终极目标，那你就会不可避免地将自己变成实现目标的手段。你越追求幸福，幸福就越不容易得到。
追求幸福是一种有害的价值观，它长期以来一直定义着我们的文化。这是自我挫败的，具有误导性的。过得好并不意味着避免痛苦，而是意味着为了正确的理由而遭受苦难。如果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必须被迫遭受苦难，那么我们不妨学习如何更好地受苦。
反脆弱
1954年，越南终于将法国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家，一个名叫吴廷琰的人管理了越南南部。他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法国受教育，在意大利生活了数年，并且会说多种语言。
彼时越南人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为佛教徒，吴廷琰却禁止了与佛教有关的一切活动。越南的和尚们组织了和平抗议活动，当然，这些活动也被阻止了。
1963年6月11日，一辆小型的绿松石色汽车正带领着数百名僧侣游行。僧侣们反复吟诵着经文，街上的人们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后就开始做自己的事，佛教徒的抗议活动已不是新鲜事。
游行队伍在柬埔寨大使馆前的十字路口停下来，阻断了往来交通。一群僧侣绕着绿松石色汽车围成半圆，静静地凝视着、等待着。
三个和尚下了车。第一位在十字路口中心的街道上放了一个垫子，第二位是一个叫释广德的老人，他走到坐垫上，以佛教盘腿打坐的方式坐下来，闭上眼睛，开始冥想。
车上的第三位和尚打开后备厢，取出了一桶汽油，将其拎到了释广德所坐的地方，然后将汽油倒在了他头上。人们捂住了嘴，有些人遮住了脸。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降临在这个繁华的十字路口，路人停下脚步，警察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
释广德穿着浸透汽油的长袍，面无表情。他念诵了一段简短的祷词，伸出手，慢慢地拾起了一根火柴。他保持着打坐的姿势，没有睁开眼睛，把火柴在沥青上划了一下，然后点燃了自己。
人群中爆发出哀号和尖叫声，许多人跪倒在地，情绪完全失控。大多数人被眼前发生的事情所震慑，动也动不了。
释广德一直保持着完全的静止。
《纽约时报》通讯员戴维·哈尔伯斯坦随后是这样描述这一场面的：“我被震惊到连哭也哭不出来，大脑一片空白，以至于不能做笔记或问问题，混乱到甚至都无法思考了……整个过程中，他没有抽动过一块肌肉，也没有发出一点喊叫。他表现出的沉着与周围人的哀号形成了鲜明对比。”[13]
释广德自焚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激怒了数百万人。那天晚上，吴廷琰发表广播讲话时，听起来似乎也被这件事震惊到了。他承诺与佛教人士重新开始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但是为时已晚，释广德永远都不会复活。
整个社会的氛围有些不同了，街头巷尾更加活跃，吴廷琰的控制力被削弱了，包括他在内的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吴廷琰的军事指挥官开始违抗他，顾问们蔑视他。那位全身燃烧的和尚摧毁了堤防，洪水随之而来。
几个月后，吴廷琰死于暗杀。
释广德的照片触发了人们心中一些原始的东西，利用了我们生活经验中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承受极大痛苦的能力。很多人甚至连在吃晚饭时挺直后背坐几分钟都办不到，这个人却一动不动地被活活焚烧。没有退缩，没有尖叫，没有微笑，甚至没有睁开眼睛最后看一眼他即将离开的世界。拍摄照片的摄影师后来说：“我只是不断地拍摄、拍摄、拍摄，这样才能让自己免受恐惧的影响。”
他是意志胜于本能的最终例证。[14]
2011年，纳西姆·塔勒布发表了一个叫“反脆弱”的概念。他认为，某些系统在外力的压力下会变得更弱，但也有的系统在外力下会变得更强大。[15]
世界上有很多脆弱的东西。花瓶很脆弱，容易破碎；银行系统很脆弱，很多意外变化都可以导致其崩溃。脆弱的系统就像美丽的小花或青少年的感受，必须时刻受到保护。同时，世界上也存在着一些强大的东西，可以很好地抵抗变化。花瓶很脆弱，你打个喷嚏它就会破碎。但是油桶就强大极了，你把它扔来扔去几个星期也不会发生什么，它还是一个油桶。
我们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和金钱，试图让脆弱的东西变强大。你聘请了一位优秀的律师来让生意更加稳健，政府通过法规让金融体系更加健全。世界上有那么多规则和法律，目的都是防止脆弱的东西被破坏，让社会更加繁荣。
然而，世界上还有一种“反脆弱”的东西。脆弱的东西容易崩溃，坚固的东西能抵抗变化，而反脆弱的东西能从外部压力中获益。
初创企业就是反脆弱的企业，能快速找到失败的原因并从中获益。健康的恋爱关系是反脆弱的，不幸和痛苦使这段情感变得更牢固而不是更脆弱。退伍军人也经常说到，混乱的战争能在士兵之间建立起纽带，而不是瓦解关系。
人类的身体可以向脆弱和反脆弱两个方向发展，这取决于你的使用方式。如果你忙个不停并积极寻求痛苦，身体会变得反脆弱，这意味着你承受的压力和劳损越大，身体就会越强壮。通过锻炼和体力劳动来锤炼身体，可以增强肌肉和骨骼的密度，改善血液循环，还能给你带来一个翘臀。但是，如果你避免压力和痛苦，整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那么肌肉就会萎缩，骨头就会变脆，你会退化成一个虚弱的人。
人类的思想按照相同的原理运作。它可以是脆弱的或者反脆弱的，这都取决于你的使用方式。当受到打击时，我们的思想便开始工作：推论原理，构建思维模型，评估过去并预测未来事件，使其中一些变得合理。这就是所谓的“学习”，它使我们变得更好，让我们从失败和混乱中受益。
但是当我们避免痛苦时，当我们避免压力、混乱、悲剧和无序时，思想就会变得脆弱。我们对日常挫折的容忍度降低了，于是生活范围必须相应地缩小到我们有能力应付的一小部分世界。
因为痛苦是普遍常数。无论你的生活有多好或多坏，痛苦都会在那里，你最终都会觉得它是可以控制的。唯一的问题是：你愿意参与其中吗？你会经营痛苦还是避免痛苦？你会选择脆弱还是反脆弱？
你所做的一切、所成为的一切、所关心的一切，你的人际关系、健康状况、工作成果、情绪稳定程度、诚信度、社会生活参与状况、生活经历的广度、自信和勇气的深度，你尊重、信任、宽恕、欣赏、倾听、学习和同情的能力，都反映了你的选择结果。
如果上述这些事情在生活中很容易被损坏，那是因为你选择了避免痛苦，选择了追求简单的快乐、欲望和自我满足的幼稚价值观。
我们对痛苦的承受能力正在迅速下降。这种减退不仅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反而会让情感更加脆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糟。
很多现代人都知道冥想是一种放松技巧：穿上一条瑜伽裤，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坐上十分钟，然后闭上眼睛，用手机播放一些舒缓的声音，告诉你自己生活没问题，一切都正常、都会好起来的，跟随你的心吧……
但是真正的冥想远比用花哨的应用程序减轻自己的压力要难得多。严格的冥想要求你安静且无情地坐着剖析自己，在理想情况下，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判断、每一个倾向、每一分钟的烦躁和情绪低落、每一丝假想的痕迹，都要在进入你脑海之前被捕捉、承认，然后释放回虚空。最糟糕的是，这件事没有止境。
人们总是感叹自己不擅长冥想，问题是你确实很难擅长冥想。当人们长时间冥想时，各种古怪的想法都会浮出水面：奇怪的幻想、数十年前的遗憾、一时的性冲动、难以忍受的无聊和常常被压抑的孤独感……这些想法都必须被观察、承认，然后放开。它们最终也都会消失的。
冥想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反脆弱的实践：训练你的思想，让它学会观察并控制无休止的痛苦之潮，而不是让自我被激流卷走。为什么每个人都不擅长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原因就在于此。坐在一个坐垫上，闭上眼睛，能有多难呢？为什么鼓起勇气坐在这里就那么难呢？这些看似容易，但每个人都很难做到。[16]
大多数人都像孩子躲避做家庭作业一样躲避冥想，这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冥想是什么：是直面你的痛苦，是在恐惧和荣耀中观察你的思想和内心。
通常，我只能坚持冥想大约一个小时。有一次我做了为期两天的静修，在最后阶段，我感到大脑在尖叫，要我放它出去玩。持续冥想是一种奇特的经历，混合着折磨人的无聊和令人恐惧的认知，你会明白任何你自以为对思想的控制都只是一种有用的幻觉。不信？那就试着在你的冥想中投入一些令人不适的情绪和记忆吧，比如一两次童年的创伤，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想象一下，六十年来的每一天都在这样的冥想中度过。想象一下，你的内心会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强大的分辨力。想象一下你的痛苦阈值，想象一下你的反脆弱能力……
优秀冥想者的杰出之处在于时刻岿然不动，沉着冷静，内心安宁。
有人说，承受苦难就像被两支箭击中。第一支箭带来身体上的疼痛，你会感受到刺穿皮肤的金属与身体碰撞所产生的力量。第二支箭带来精神上的痛苦，你会为遭受到的打击赋予意义和情感，会在脑海中产生关于自己是否应该被打击的价值判断。在许多情况下，精神上的痛苦远比身体上的痛苦更严重，精神上的痛苦会持续更长时间。
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练习冥想，让自己只被第一支箭击中，那么在遭受任何精神或情感上的痛苦时，他就能无往而不胜。
当一个人得到足够强大的专注力和反脆弱能力后，被人侮辱、被物体刺穿皮肤或汽油在身体上燃烧，这些都跟苍蝇掠过眼前时的感觉一模一样。
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痛苦始终是一种选择。
一个人的经历和对这种经历的解释，始终是分开的。
感性大脑的感觉与理性大脑的思维之间总是存在间隙，你可以从中找到承受一切的力量。
儿童对疼痛的承受力很低，因为儿童的精神世界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避免疼痛。对于孩子而言，未能避免痛苦就意味着找不到意义或目的。因此，即使最轻微的疼痛也会使孩子陷入恐慌。
青少年的疼痛阈值较高，因为他们知道疼痛通常是实现其目标的必要交易条件。青少年会先忍受痛苦，并期待着在未来获得某种利益，这让他们能够将一些艰辛和挫折纳入希望愿景之中：我会忍受学校的规矩，因为这样就能顺利毕业、找到一份好工作；我会和讨厌的姨妈打交道，因为这样就能和家人一起度假；我会在黎明时分锻炼，因为这样就能有良好的身材，看起来很出色。
当青少年觉得自己在讨价还价中吃了亏，当痛苦超出期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问题就来了。青少年会像孩子一样陷入希望危机：我付出了这么多，却没有得到多少回报，这有什么意义？这将把青少年带入痛苦的深渊，他们将与令人不适的真相进行不友好的会面。
成年人的痛苦阈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成年人知道，要想让生活有意义，就需要承受痛苦。任何事都不可能被控制，任何事都不必讨价还价。你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不用计较后果。
心理成长是摆脱痛苦的方法，是一个建立越来越复杂和抽象的价值等级、以忍受生活带来的阻碍的过程。
孩童的价值观是脆弱的。冰激凌消失的那一刻，尖叫就紧随着生存危机而来。青少年的价值观中包括了痛苦的必要性，所以更强健，但仍然容易被意料之外的事情伤害。在极端情况下，或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青少年价值观会不可避免地崩溃。
真正的成人价值观是反脆弱的，能从意外中受益。关系越糟，诚实就越有用。世界越恐怖，唤起面对世界的勇气就越重要。生活越混乱，谦卑就越有价值。
这些是后希望时代的美德，是真正的成年人价值观，是我们思想和内心的北极星。不管地球上发生什么动荡或混乱，它们都屹立于一切之上，未被触碰，始终闪耀着光芒，始终指引着我们穿越黑暗。
痛苦也是价值
许多科学家和技术爱好者相信，有一天人类将发展出“治愈”死亡的能力。我们的基因将被修改和优化，我们将开发出纳米机器人，以监视和消除可能对自己造成机体威胁的任何事物，生物技术将可以永久地替换和恢复身体，让我们永远活下去。
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真的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活着看到这项技术成为现实。[17]
表面上，消除死亡、克服自身的生物脆弱性、减轻所有的痛苦，这些都极其激动人心。但是我认为，这也可能会带来心理上的灾难。
首先，消除死亡就意味着消除了生命的稀缺性。如果消除了稀缺性，你就失去了确定价值的能力，因为所有事物看起来都同样好或者同样坏，同样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或者同样不值得。你将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花一百年的时间看同一期电视节目，可以任由人际关系恶化——既然因为那些人将永远存在，那为什么要在乎他们呢？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嗯，反正我死不了”来告诉自己每一次消遣和放纵都是合理的，然后继续下去。
死亡在心理上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创造了生命的价值。总有东西会消失，在失去某物之前，你不知道它的价值，不知道自己愿意为之付出、放弃或牺牲什么。
痛苦是我们价值观的尺子，没有损失（或损失的潜在可能）的痛苦，就根本无法衡量任何东西的价值。
痛苦是所有情感的心脏。负面情绪是因为经历痛苦而产生的，积极情绪是因为减轻疼痛而产生的。一味地避免痛苦，会使人更加脆弱，结果就是人的情绪反应与事件的重要性不成比例。汉堡中放了太多的生菜叶子会让我们崩溃，看一段胡扯的视频后，我们就沉迷在关于自身重要性的幻想里。生活将成为不可言喻的过山车，我们滑动着手机触摸屏，心脏也随之上下摇摆。
我们变得越反脆弱，我们的情感反应就越成熟，自我控制力就越强，价值观就越有原则。因此，反脆弱是成长和成熟的代名词。生命是一条永无止境的痛苦溪流，我们并不是要找到避开这条溪流的方法，而是要潜入其中，并成功地游到对岸。
因此，一味追求幸福就是避免成长、避免成熟、避免美德，就是把我们自己看作为达到在情绪上飘飘然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就是牺牲了自我意识来感觉良好，就是牺牲尊严来变得更舒适。
古代哲学家知道这一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说生活并不是关于幸福的，而是关于性格的，是发展承受痛苦和做出适当牺牲的能力。确实，那时的生活就是如此，是一场漫长的、持久的牺牲。勇敢、诚实和谦卑的古老美德都是实践反脆弱的方式，能让人从混乱和逆境中受益。
直到启蒙运动，直到科学技术的时代，社会经济如同经济学家们承诺的那样不停增长，思想家和哲学家才构想出了被托马斯·杰斐逊总结为“追求幸福”的想法。科学和财富减少了贫困、饥饿和疾病，人们误将这种痛苦的改善认作痛苦的消除。今天，许多人继续犯着这个错误，认为成长使我们摆脱了苦难。其实，成长仅仅是将苦难从生理上转变为心理上而已。[18]
平均而言，有些痛苦确实比别的痛苦更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死于九十岁比死于二十岁更好，健康比生病更好，自由地追求人生目标比被别人强迫更好。实际上，你可以根据痛苦的程度来为财富下定义。
但是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古人所知道的：无论世界上产生了多少财富，我们的生活质量取决于自己的性格好坏，而性格好坏则取决于我们自身与痛苦的关系。
对幸福的追求使我们头朝下栽入了愚蠢轻率的陷阱中，引导我们走向幼稚。我们开始对更多事物产生不间断且不容异见的渴望，我们的心里出现了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那是腐败、成瘾、自怜与自残的根源。
而追求痛苦时，我们可以选择把何种痛苦带到生活中去。这种选择使痛苦变得有意义，也使生活变得有意义。
由于痛苦是生活的通用常数，从痛苦中成长的机会在生活中永远存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麻木、不要移开视线，而要参与其中并找到价值和意义。
痛苦是一切价值观的源泉，对自己的痛苦感到麻痹就是对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事情感到麻痹。这就是成瘾症的问题所在：如果一个人变得麻木，无法感受痛苦，那他也将失去从任何事情中找到价值的能力，这会产生更大的痛苦，导致更严重的麻木。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这个人到达深渊底部为止，那里的痛苦更加剧烈，任何人都无法麻痹自我。
减轻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参与其中并不断发展自我。痛苦打开了道德鸿沟，最终成为我们最深沉的价值观和信仰。
当我们否认自己拥有因某个目的而感到痛苦的能力时，我们就否认了自己拥有感到生活中存在着任何目的的能力。
①发展心理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是研究种系和个体心理发生与发展的学科。
②椰林飘香是由白朗姆酒、菠萝汁和柠檬汁调制而成的一款鸡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