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序历代量制

《考工记》（㮚氏）云：“㮚氏为量：鬴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郑玄据《左传》（昭三）“齐有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之文解之曰，“四升曰豆（即斗），四豆曰区，四区曰鬴，鬴六斗四升”。依郑氏之解，仍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自来解此经者，亦皆不得正确之解答。然苟如郑说，与汉量相差亦甚微矣。刘歆为王莽作铜斛，盖依据此经以仿作者，其制详载于《汉志》。惟不载五量之铭，致其算法及容积无从推测之。刘徽注《九章算术》，荀勖定乐律，皆于晋武库中亲见此器，形制与《汉志》吻合，五量皆有铭。今故宫博物院藏有此器。其所记之尺度与余所定之货布尺（即刘歆铜斛尺）全同。刘半农曾详加校量，嘉量一斗当今营造尺库平制一升又十分升之九三七六二四。是今之制四倍于莽量而有余矣。魏时尺度增进四分七厘，而其时之大司农斛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见刘徽《九章算术商功注》）。《隋志》以徽术计之，莽斛当魏斛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则魏量之增进率较之尺度尚略少也。六朝之际，当为最紊乱之时期，而史志语焉不详。《隋志》仅言：“梁陈依古；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后周斛积玉尺（当晋前尺一一五八）一千一百八十五分七厘三毫九秒；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而唐孔颖达《左传正义》（定八）云：“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唐六典》亦言“三斗为大一斗”。是周隋唐之量，已二倍于古矣。《隋志》所谓大业初依后古斗者，乃小斗与大斗并行，顾炎武所谓“大史大常大医用古”耳。此改创之差也。其后增进之率，史志不载，无由考核。《日知录》云：“宋大于唐，元又大于宋。”然则五倍于古者，盖宋元间之所增进也。此历代量之大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