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世界是真实的吗？

第二章　外部世界是真实的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奇异的历史时期。从字面意义上讲，这种“奇异”意味着一个危机时刻。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每一个分支上，我们似乎都到达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精神不仅在公众事务的实际状况中，也在人们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的普遍态度中显现出来。

许多人说这些征兆意味着伟大复兴的开始，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在其中看到了我们的文明注定要走向衰亡的信息。反传统的人们开始粉碎向来在艺术领域被公认的理想和原则。现在，他们开始入侵科学的殿堂。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一条科学公理不曾被人否定过。而同时，几乎所有以科学名义提出的荒谬理论都会在某些地方找到支持者。

在这些困惑之中，我们很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还存在着真理的基石，让我们可以站在这些基石上面，并确信它是坚不可摧的，它将牢牢抵抗住周围怀疑主义肆虐的风暴。科学为我们呈现了壮观的理论结构，而它是有建设性的理性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迄今为止，那些批评艺术领域基本原理的人，对科学结构的逻辑融贯性表示出了毫不掩饰地钦佩。但现在这种逻辑品质并没有为我们反对怀疑论者的攻击提供帮助。逻辑的最纯粹形式，也就是数学，只能对一个真理和另一个真理加以协调和连贯的表达。它为科学的上层建筑提供了和谐，但它却无法为基础提供石料。

我们应该在哪里找到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得我们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在总体上可以科学地建立于其上？一提及这个问题，我们的头脑就会立刻转向最精确的自然科学，即物理学。但是物理学也未能从历史的这一危险时刻的蔓延中逃脱。不仅物理学所提出的可靠性从外部遭到了质疑，即使是在物理学内部，困惑和矛盾的精神也开始活跃起来。这种精神十分明显地出现在一些疑问中，而这些疑问将对那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产生影响，即人类思想能够以何种程度、何种方式去获得对于外部现实的认识。试举这样一个例子：迄今为止，因果性原则被普遍接受为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公设，但现在，一些物理学家则告诉我们，这种原则必须被“丢下船”。这样一种不寻常的观点竟然在负责任的科学界被发表出来，人们就会广泛认为它所表明的人类知识在所有方面的不可靠性具有重大意义。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出于这一原因，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觉得我需要在物理学当前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上，提出我自己的意见。也许我不得不说的内容，也会给其他人类活动的领域带去一些光亮，在这些领域内，怀疑论的“阴云”也已令其不见天日。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基础事实。每一次认知活动的开端，以及每一门科学的起点，必须存在于我们的个人经验之中。我使用了“经验”一词，在这里指的是它在技术哲学上的含义，也就是我们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知。这是认知活动的直接材料。它们形成了我们拴紧科学思想锁链的第一个、也是最真实的“钩子”。因为经验所提供的材料，作为科学的基石，要么直接来自我们对于外界事物的感知，要么间接来自他人所提供的信息，换言之，从以前的研究者、老师或者出版物等途径获得。科学知识没有什么别的来源。在物理学中，对于这些以感官为媒介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当然，这些观察需要一些测量工具的帮助，比如望远镜、振荡器等——的结果，即经验材料，我们必须进行特殊且独有的处理。因此，在观察外部世界时的记录在重复测量和计算的基础上被核对与整理出来。我们的“科学大厦”的主题和内容，作为对我们所见、所听、所感、所接触的事物的直接反映，它们形成了直接的材料和不争的事实。如果物理学能够卸除它的职能，仅仅对这些材料进行联系和报告，就没有人能够质疑其基础的可靠性。

但是问题在于，这一基石能够完全满足物理学的需要吗？如果我们可以说，物理学的事业仅仅且完全在于，使用最精确、最简单的方法，去描述不同的自然现象时观察到的秩序，那么，物理学的任务是否彻底完成了呢？有某个学派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这些事业，也只有这些事业，才构成了物理学的领地。因为时代的怀疑精神所引起的普遍困惑和不安全感，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也被诱导着接受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经验观察无论如何都是坚不可摧的基石。提出这一主张的学派普遍被称为实证主义学派，在整本书中，我都是在这个含义上使用“实用主义”一词。自实证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1]的时代以来，这个词被赋予了许多含义。因此我认为最好在一开始就说明，我把这个词的应用限制在我所表示的明确意义上。这恰巧也是“实证主义”这个词最广泛使用的意义。

现在，我们要问，实证主义所提供的基础是否足够坚实来支撑物理学的整个结构呢？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最好的检验方法是问一下，如果我们接受实证主义提供了物理学的唯一基础，那么它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现在假设我们是实证主义者，我们要不辞辛苦地控制自己严格遵循实证主义的逻辑意涵，不让陈词滥调和感情用事把我们从实证主义的逻辑思路中引诱出来。现在，让我们下定决心，无论我们在讨论实证主义的思路时，遇到了什么样的奇异结果，都要坚定地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确信，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会遇到从观察领域中直接产生的逻辑矛盾，因为显然，两个在自然中被实际观察到的事实是无法在逻辑上彼此矛盾的。反过来说，只要我们仍然是实证主义者，我们就必须处理每一类型的经验，并且不能忽视人类知识的任何一个来源。实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来源于此。只要物理学坚持实证主义的规则，它会忙于解答那些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回答的问题而无暇他顾。每一个拥有明确重要性的问题都进入了实证主义规则之下的物理学范围内。如果我们满足于对自然现象的直接观察和记录，显然，我们就不需要解答任何基本的谜题或晦涩的疑问。一切都被置于明媚的阳光下。到目前为止，情况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当我们开始处理个别情况时，要贯彻这一原则根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日常的说话习惯让我们很难严格遵守实证主义的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谈到一个外部物体——比如，一张桌子——我们所说的桌子和在物理学中实际观察到的桌子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见这张桌子，可以触摸它，可以靠在上面检查它的牢固性和硬度，如果我们用指节敲打它，会感受到疼痛。根据实证主义科学的观点，这张桌子只不过是这种种感觉的综合体，我们只是养成了将这些感觉与“桌子”这个词联系起来的习惯。去掉这些感官上的感觉，就什么也不剩了。在实证主义理论中，超出了感官记录范围的一切东西，我们都必须完全忽视。这样做了，我们在这个界定清晰的领域里就是无懈可击的了。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问他一张桌子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其他物理学概念而言也是如此。围绕着我们的整个世界不过是我们已有经验的类似物。讨论一个独立于这些经验而存在的世界，只是在做一个没有意义的陈述。如果一个问题与外部世界相关，却不可能被某些感官经验直接涉及，且无法被置于观察之下，那么它就毫无意义，必须被排除掉。因此，在实证主义体系的范围内，没有给任何种类的形而上学留下一席之地。如果我们仰望星罗棋布的夜空，会看到无数的光点和光斑，在天空中以或多或少有规律的方式运动着。我们可以测量它们光线的强度和颜色。根据实证主义理论，这些测量不仅仅是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原始材料，而且是这些科学唯一的主题和内容。除了记录这些测量结果，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如果它们从这些测量结果中进行了任何推测，那么这些推测就无法被看作是合法的科学。这就是实证主义的观点。我们对于测量材料进行核对、选择、系统化的思维构造，还有我们进一步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而非那样的种种理论，都是一种人们对于实证主义图景的介入。它们只是人类理性任性的发明。它们或许能提供某种方便，就像使用明喻[2]的习惯能够对心智提供思考上的便利。但是我们无权进一步认为它们代表着任何在自然界中真实发生的事物。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感官测量的结果，而且我们无权在它们背后附加某种隐秘的意义。

假设我们和托勒密[3]一样，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固定的中心，且太阳和所有星星都围绕它转动；或者假设我们和哥白尼一样，认为地球只是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微不足道的微尘，它每二十四小时绕自转轴旋转一次，每十二个月绕太阳旋转一圈——根据实证主义原则，每个理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都和另一个同样好。它们仅仅是从对外部现象所进行的感官反应中进行精神构造的两种不同方式。与神秘主义者和诗人面对自然时从感官印象中塑造出的精神构造相比，这两种方式并没有资格被看成更具有科学上的重要性。的确，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被更广泛地接纳了，但那是因为它是一种把感官上的观察综合起来更简单的方法，相比接受托勒密的理论，它给天文学定律带来的困难要少得多。因此，哥白尼不应被看作科学领域中先驱的发现者，就像那些把人人都能产生共鸣的情感加以稀奇而诱人的表达的诗人，不应该被看作先驱的发现者一样。哥白尼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只是用一种稀奇的精神构造的形式，重新表述了大量已知的事实。他并没有为已经存在的科学知识储备增加任何东西。它的理论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精神革命，围绕这场革命人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为它的逻辑结果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描述，与当时欧洲的宗教和哲学所普遍持有的观点完全不同。但是，对于实证主义科学家来说，由哥白尼理论引起的所有争吵与苦恼都是没有意义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某人要针对一位凝视银河的沉思者的狂喜做争论一样。在这位凝视着银河思考的沉思者眼中，银河中的每一颗星星实际上都和太阳一样是另一颗太阳，而每一个旋涡星云又都和银河一样是另一条银河。光从那儿出发要经过数不尽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的地球，而地球本身，以及它上面的人类，都沉没在无边空间中一个难以辨认、微不足道的光点上。

顺便说一句，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以沉思者的这种方式看待自然，就是从审美和伦理的角度来看待自然。这些，当然和物理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它们应该被排除。但是在排除它们时，实证主义物理学家和非实证主义物理学家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差异。不相信实证主义观点的普通科学家，会承认审美立场和伦理立场的有效性，但是它们属于看待自然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并不包含在物理学的领域内。与之相反，实证主义者则根本不承认这些价值是真实的，即使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里。对实证主义者来说，一场美丽的日落只是一系列的感官印象。因此，就像我在一开始所说的，只要我们在逻辑上贯彻实证主义学说，那么我们必须要排除自己精神中情感、审美或道德品质的一切影响，必须避免偏离逻辑的轨道。这是实证主义学说所提供的确定性的不可或缺的保证。在这里我要再次提醒读者，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这个体系，是以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动机提出的，即为科学的可靠性提供的无可置疑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完全客观地讨论这整个立场，避免有任何抨击的感觉。

在实证主义看待自然的方式中，感官印象是原始材料，因此它们表示的是直接的现实。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原则上讲，“感官本身会被欺骗”是一种错误说法。那些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欺骗性的并不是感官印象本身，而是我们习以为常地从其中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把一根笔直的棍子插入水中，把它斜握，并且注意到从浸入的那点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弯曲，我们不会因为视觉的欺骗去相信棍子被折弯了。确实有一种实际的“弯曲”作为一种视觉感知存在着，但是这与得出“棍子本身就是弯的”的结论完全是两码事。实证主义者不会允许我们从中得出任何结论。我们对棍子在水里的那部分有一种感官印象，对在空气中的部分有另一种与前者相邻的感官印象，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对这根棍子本身说些什么。实证主义原则最多允许我们这样说：这根棍子看起来“好像”被折弯了。如果我们说，空气中的光线从棍子上反射到达眼睛里，所穿过介质的密度，比从浸在水里的棍子上反射的光线所穿过介质的密度要小，所以后者的被偏斜的程度更大，以此来解释整个现象。那么从很多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都是有用的，但它并不比“感官察觉到这根棍子‘好像’被折弯了”这种说法更接近现实。

这里根本的一点在于，从实证主义的立场看来，陈述上述例子的这两种方式在根本上具有同等的有效性。如果想要求助于触觉，把手伸到水里去摸一摸，弄清空气中笔直的棍子在水中弯曲的这种明显异常的情况，好知道一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比另一种更为恰当，从而尝试去判断它们相互竞争的有效性，这是没有意义的。在实证主义体系中，为这两种说法做出哪个更有效的决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严格符合逻辑的实证主义科学必须仅仅满足于感官印象，而把物质本身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这根棍子看起来“好像”被折弯了。但在实践中，无论如何，将这种“好像”理论进行全方面运用的任何认真的尝试，都会导致荒谬的结果。但是在这里，我们不会以这种观点为根据来检验实证主义理论。我们会以实证主义理论自己选择的根据，即作为其基石的逻辑一致性，来检验它。根据实证主义假设在物理学中的逻辑应用所产生的结果，实证主义要么站得住脚，要么轰然倒塌。

我在这里所进行的关于棍子的讨论同样也适用于周围所有无生命物体。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一棵树除了是感官印象的综合体之外什么也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成长，听到它的树叶沙沙作响，闻到它的花朵的香味。但是如果我们去掉所有这些感官印象，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所谓的“树本身”相对应了。

对植物世界有效的东西同样也对动物世界有意义。我们把动物世界当作一个特殊而独立的存在领域进行讨论，但这仅仅是因为这是一种方便的思考和交谈方式。如果我们踩到虫子，它会蠕动。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问这个虫子是否因此而遭受疼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个人只能感觉到他自己的疼痛，他无法获得任何知识上的确定性，将这种感觉扩展到动物世界。说一只动物遭受了疼痛只是一种假设，这一假设建立在那些与类似情况下在我们身上出现的反应相对应的动物行为特征的总和之上。对于蠕虫来说，我们会注意到它的蠕动。对于其他的动物，我们会注意到它面孔和身体的扭曲变形。这些都和相似情况下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反应类似。而且在动物世界中，也有一些叫喊的声音，和我们遭受疼痛时发出的声音类似。

当我们从动物世界来到人类世界时，会发现实证主义科学家在一个人自己的印象和他人的印象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一个人自己的印象是唯一的现实，而且它们是只对这个人自己而言是现实。他人的印象对于我们而言只是间接可知的。作为知识的对象，它们表示的是某些根本不同于我们自己印象的东西。因此，在提到他人的印象时，我们只依循讨论动物疼痛时相同的那种有用的类比。但是，按照严格的实证主义观点，对于别人的印象，我们没法获得什么可靠的知识。因为它们并不是直接的感官知觉，它们无法为我们知识的确定性提供任何基础。

很明显，实证主义的观点不可能因逻辑上的不一致性而遭受指控。所以，只要我们牢牢坚持它的原则，我们就不会遭遇任何矛盾。这是整个体系的强势之处。但是，当我们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唯一基础来应用时，就会发现，其结果对物理学来说有着显著的重要性。如果物理学的范围只限于描述感官经验，那么严格地说，只有一个人自己的经验可以被当作这种描述的对象，因为只有自己的经验才是原始材料。现在很明显的是，仅凭一个人经验的综合，即使是最有天赋的人，也无法建立全面的科学体系。所以现在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放弃建立全面科学体系的想法——而即使是最极端的实证主义者也很难同意这一点；要么承认一种折中方法，允许他人的经验进入科学知识的根基之中。但是严格说来，这样我们就要放弃一开始的立场，即认为只有原始材料才能构建科学事实的可靠基础。他人的感官印象是二手的，它们只能通过他人的报告成为我们的材料。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影响因素，即在科学报告中的口头或书面信息的可信度。于是，我们打破了维系整个实证主义体系的逻辑链条上面的至少一个环节，因为这一体系的基础性原则就是，只有直接感知能被认为是在给科学确定性提供材料。

尽管如此，还是让我们跳过这一困境，假设所有科学研究者提供的报告都是可靠的，或者至少，我们拥有一个绝对可靠的方法去剔除掉所有不可靠的报告。这样，那么很明显的一点是，曾经和当前被公认为正直可靠的无数科学家们所提供的报告，必须要它们进行科学的考察。而且不能以支持其他报告为借口，将一部分报告作为错的排除掉。如果因为某个研究者的发现没有得到别人支持，就去贬低他的想法，这是大错特错。

如果我们坚持这一观点，那么就很难解释某些独立研究者所从事的物理学研究，也很难为他们做辩护。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一点。

所谓的N射线，是在1903年由法国物理学家布隆德洛[4]发现的。当时，N射线得到了全方位的研究，如今这整个理论已经被抛弃了。雷内·布隆德洛曾是南希大学的教授，被公认是一名优秀且可靠的研究者。他的发现对他来说也曾是一次和其他物理学家的发现同样伟大的经历。我们不能说他被自己的感官—知觉愚弄了；因为在实证主义物理学中，我们已然知道，在感官知觉中是不存在错觉这种东西的。唯一恰当且正确的做法，就是将N射线看作原始的现实—材料，是某种直接触碰了一个人的感知的东西。而且即使从布隆德洛和他的学派所处的时代以来，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复制出N射线，那也没有理由——至少从实证主义的角度——说永远不会有某个时刻或某个特殊环境，使得N射线再一次被识别出来。

在实证主义的检验下，我们将不得不同意，那些拥有对物理学有价值的研究者数量，实际上是非常少的。我们只能承认那些专门致力这一科学的人们，因为外人在这个领域开展的研究或多或少是没有那么重要的。不仅如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排除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因为他们的经验在本质上只局限于对于钢笔、墨水、纸张和抽象推理的使用。这样，我们就只剩下了实验物理学家，而且只是那些在第一线，将自己限制于操作极敏感的仪器、进行专门研究的实验物理学家们。因此，在实证主义的假设下，当我们谈到那些投身于物理学发展事业的人们的贡献时，只有一小撮具备特别资格的物理学家才会入选其中。

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该如何解释那些在国际科学界中由某些发现所产生的非凡影响与革命呢？比如，奥斯特[5]的发现，他探测到了电流对磁针的影响，或是法拉第[6]的发现，他首次发现了电磁感应效应，抑或是赫兹的发现，他使用放大镜在抛物面反射器的焦点上发现了微小的电火花……这些个人的感官印象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创造出如此大的轰动，并引领一场世界范围内关于科学方法的理论与应用上的革命？对于这个问题，实证主义的拥护者们只能给出一个迂回而且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们不得不退回到这样一个理论上，即这些本身无足轻重的个人经验，它们仅仅是为其他科学家打开了一个视角，这些科学家因此发现了一系列更加伟大、更具预示性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蹩脚的回答，但是它很好地说明了实证主义的立场，因为实证主义的拥护者除了那些对实验中的经验结果的简单描述之外，什么都不承认。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少数不知名人物在相当原始的条件下获得的某些发现，却对其他所有物理家产生了如此直接和世界范围的重大影响——这个问题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对物理学毫无意义。

采取这种惊人态度的理由很容易理解。那些遵循我刚刚所描述的准则的人，对于一种不依赖于（身处实际体验与感知之中的）研究者的客观物理学的概念和必要性，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坚持这一态度，因为他们在逻辑上被束缚住了，除了科学家个人的实际经验之外，他们无法承认任何其他现实。现在我认为这一点是很显然的：如果物理学要接受这一立场作为物理研究的唯一基础，那么它就会发现自己正在努力以一个非常不充分的基础，来支撑一个庞大的结构。一门以预言客观性不存在为开端的科学，已经对自己宣判了死刑。仅仅一个人的感官印象，对于这个世界又有什么价值呢？然而，这就是物理学在最后的分析中寻找自己的结构根据时，被逐渐限缩于其上的那个基础。对于这样一幢理论大厦来说，这一块地盘实在是太小了。它必须要扩展到其他场地上。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可以安置在单个人类个体的可信赖度的基础上。一旦我们做出这一论断，我们就迈出了让我们脱离实证主义体系的逻辑路径的一步。我们遵循了常识的召唤。我们一跃进入了形而上学的领域。因为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假设，即感官知觉并没有从其自身之中，创造出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相反，它们带来了外在于我们且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另一个世界的信息。

因此，我们剔除了实证主义式的“好像”，并且将一种相比单纯的直接感官印象具有更高层次的现实，赋予前文已经提到种种实践上的发现，比如法拉第的发现，等等。一旦我们迈出了这一步，我们就把物理学的目标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物理学不仅仅局限在对实验发现的单纯事实进行描述；提供关于外部真实世界的不断增长的知识，也是它的目标。

在这一点上，一个新的认识论[7]困境产生了。实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在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觉这一受限制的范围之外，不存在其他知识来源。那么现在，就由两个定理共同构成了物理学整体结构最基本的中枢。这两个定理是：（1）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认知行为的真实的外部世界，（2）这个真实的外部世界是不能被直接认识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论断是相互矛盾的。而且这一事实揭示了一种非理性或神秘元素的存在，它附加在物理学身上，正如它附加在人类知识的任一分支上一样。自然界中可以被认识的现实，不可能被科学的任何一个分支的探索所穷尽。这意味着科学永远无法抵达那个位置——完全彻底地解释它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从现代科学所有进步中看到，解决一个问题只是揭开了另一个问题的神秘面纱。我们登上的每一个山顶都会让我们看到另一座山的山顶。我们必须把这接受为一个艰难却完全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无法通过后退到一个从一开始就限制科学范围（只剩下对感官经验的描述）的基础上，来消除这个问题。科学的目标比这要多一些。它是朝着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目标的不懈奋斗。因为这个目标在本质上就是无法实现的。它在本质上是某种形而上学的存在，正因如此，它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超越了我们的每一个成就。

但是，如果物理学永远无法对它的对象有一个彻底的认知，那么岂不是意味着所有的科学都沦落成了毫无意义的活动？绝非如此。因为正是这种持续向前的努力，让我们获得了不断落入我们双手的果实，这是显示我们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接近旅程终点的永恒标志。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抵达旅程的终点，因为总会有更加遥远的东西闪烁在远方，无法触及。不是对真理的拥有，而是伴随追求真理而来的成功感受，让追逐者更充实，为他带来了幸福。这是很久之前，甚至在莱辛为他的那句名言盖上经典的印章之前[8]，由洞见最为深刻的思想家所承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