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一次苏格拉底式的对话[1]

对话者：普朗克、爱因斯坦、墨菲

墨菲：我和我们的朋友普朗克合作写了一本书，主要讨论有关因果关系和人类意志自由的问题。

爱因斯坦：老实说，当人们讨论意志自由时，我无法理解他们的意思。例如，我会有一种感觉，我想要这个或那个，但我一点也不能理解这与自由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想点燃我的烟斗，然后我就这么做了；但是我该如何把这与自由的理念联系起来呢？点燃烟斗这一意愿行为背后是什么？另一种意愿行为？叔本华曾经说过：“人可以实现自己的意愿，但却不能意愿自己的意愿。”

墨菲：但如今在物理学中，把自由意志这种东西赋予无机自然的例行过程，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爱因斯坦：这种胡说八道不仅仅只是胡说八道，而且是令人反感的胡说八道。

墨菲：好吧。当然，那些科学家们还给它起了个“非决定论”的名字。

爱因斯坦：听我说。“非决定论”是一个很不合逻辑的概念。“非决定论”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说一个放射性原子的平均寿命怎样怎样，这是一个表达了某种秩序，即“规律性”的陈述。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包含因果关系的理念。我们称其为平均定律，但并非所有这类定律都需要具有某种因果意义。同时，如果说这样一个原子的平均寿命，因为没有被某个原因所“引起”，所以是“非决定的”，那就是在胡说八道。我可以说，我明天将在某个未被决定的时间见你，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间点本身是非决定性的。无论我来不来，那个时间点都会倒来。这里有一个混淆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问题。量子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是主观上的非决定性。它一定要关联于某物，否则非决定论就没有意义。这里的“非决定性”指的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追踪单个原子或预测它们的活动。在讨论什么是非决定性的时候，说一列火车到达柏林的时间是“非决定”的，这就是在胡说八道。如果它最终到达了柏林，那么它就是被某些东西所决定的。原子过程也是如此。

墨菲：那么你是在什么意义上将决定论应用于自然的呢？是在“自然界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从另一个我们称之为‘原因’的事件中产生的”这个意义上吗？

爱因斯坦：我基本上不会这样来表述决定论。首先，我认为所有的因果关系问题所遇到的大多数误解，都来源于对于因果原则过于原始的表述方法，而且这些表述方法直到现在都还在流行。当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定义他们所谓的“原因”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实验”的概念还没有产生。因此，他们满足于定义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因”概念。康德也是如此。牛顿本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先于科学产生的因果原则的表述，对于现代物理学来说是不充分的。牛顿满足于描述自然事件中的规律性秩序，并以数学定律为基础构建他的理论综合体。现在我相信，在自然界的事件中，当我们说一件事是另一件事的起因时，这些事件所遵循的定律要比我们今天所猜想的要严格得多，也具有更紧密的约束性。我们这里的因果性概念仅以一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一个事件为界限，它是从整个过程中分离出来的。我们目前应用因果原则的粗略方法是非常浅薄的。我们就像一个孩子，用韵脚来判断一首诗，却对韵律本身一无所知。或者说，我们就像一个学钢琴的少年，只是把一个音符和紧接着的音符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当一个人处理一个非常简单、水平较低的作品时，这还行得通。但这对于理解巴赫赋格曲则是行不通的。量子物理学为我们呈现了非常复杂的物理过程，为了理解它们，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因果关系的观念。

墨菲：你会发现这是件困难的事，因为你会因此变得不再“流行”。如果你允许，就让我做一个小小的演讲吧。不是因为我喜欢听自己演讲，尽管我当然喜欢——有什么是爱尔兰人不喜欢的？而是因为我想听听你的反应。

爱因斯坦：当然。

墨菲：古希腊人将宿命或命运的运行方式，当作他们戏剧的基础。戏剧，在那个时代，是对于一种非理性地感受世界的深刻意识的礼拜式表达。它不像是萧伯纳[2]的戏剧那样仅仅是一种讨论。你还记得阿特柔斯的悲剧吗？在其中，宿命或那种不可避免的因果顺序，是戏剧赖以维系的唯一线索。

爱因斯坦：宿命或命运，和因果原则并不是一回事。

墨菲：我知道。但是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去参加政治集会，或是会去剧院。而且据我所知，至少在德国，大部分科学家是当代文学的读者，他们无法摆脱社会环境的影响。而目前社会环境的主要特征是，努力让世界摆脱它所陷入的因果链条。

爱因斯坦：但是人类不总是在努力摆脱因果链条吗？

墨菲：是的，但是还没有到目前的地步。不管怎样，我怀疑政客们是否考虑过他们的愚蠢所造成的后果。他们自己的思路敏捷，能够从这个因果链中逃脱出来。麦克白不是政治家，这就是他失败的地方。他意识到刺杀无法限制结果的发生，但他没有想出如何摆脱这一连串的桎梏，直到为时已晚。这都是因为他不是政客。我的观点是，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因果序列发生的时刻，存在某种普遍的认识。人们此时会想到萧伯纳在很久之前写于《恺撒与克丽奥佩拉》中的那些话，当然这个例子已经被用滥了——你还记得恺撒在埃及女王下令杀死阜提努——尽管恺撒曾经许诺会保护他——之后，对她说了什么吗？

“你听到了吗？”恺撒说，“你大门前的敲门者也同样是复仇和刺杀的信徒。你杀了他们的首领，他们就有权利杀掉你。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就去问问你这里的四位议员。因此，出于正当的名义，我难道不应该因为他们谋杀自己的皇后，就把他们杀掉，然后，又被他们的同胞当作他们祖国的侵略者而被杀掉吗？然后，难道罗马就不会为了向世界展示自己为她的子孙和荣誉复仇，而杀死这些杀人者吗？因此，直到历史的尽头，谋杀总是以正义、荣誉与和平的名义滋生，直到众神厌倦了鲜血，创造出一个懂得谅解的种族。”

当今的人类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血债会有血偿，而是他们认识到，抢劫你的邻居就是在抢劫你自己，因为就像血债血偿一样，劫掠总是会产生新的劫掠。所谓的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掠夺了被征服的人，他们现在知道这样做就是在掠夺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无法避免的悲剧之中。大多数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这一点，却像麦克白一样，求助于女巫施咒的大锅。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不幸地成为他们扔进这口锅中的配料，来产生他们想要的药剂。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试图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找到脱罪证明，而不是大胆地去承认混乱、悲剧和罪行。看看每天在你门前向你乞讨面包的那群饥饿的人。身体健康的人，想要行使他们生而为人的特权，也就是工作。你却会看到他们在伦敦的街道上游行，胸口上带着特等军功章[3]，高喊着要面包。纽约、芝加哥、罗马和都灵的街头也是一样。坐在安乐椅上舒舒服服的人们对自己说：“这与我们无关。”他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这其实与他有关。然后，当他拿起物理畅销书作家的文章，看到其中说到自然界不知道因果律为何物时，他满意地叹了口气。你还想说什么呢？这就是科学？科学是宗教的现代对应物，是那些安逸的资产阶级捐赠了科学机构和实验室。而且，不管你怎么说，如果科学家们没有，或至少在潜意识中没有在同一种精神下分享利益，那他们也就不算人类了。

爱因斯坦：话不能这么说。

墨菲：不，人们可以这样说。你记得你自己所描绘的，在科学殿堂中那些寻找自我的人，你承认他们建造了大部分的科学架构，你承认只有少数人会得到上帝派来的天使的青睐。我倾向于，目前科学斗争的方向，是努力保持其思想体系的纯净，使其不受大众精神的迷惑。这和老派神学家的斗争差不多。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他们抵挡不住当时的潮流，把陌生的思想和方法引入到他们的科学中，最终导致学术上的分裂。

经院哲学的衰落可以追溯到人群开始追随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时代。你记得人们是如何急急忙忙地去巴黎听彼得·阿伯拉[4]的讲话的，尽管很明显，他们无法理解他的与众不同。他的垮台来自公众的奉承，而不仅仅是私生活的影响。如果他没有被诱惑去认为自己凌驾于科学之上，他就不是人类了。他向诱惑屈服了。我不太确定现在有多少科学家不在类似于阿伯拉的地位上。他们所编织的一些闪光的幻想之网，似乎非常类似于经院学派衰败时期出现的诡辩特征。

更年长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他们设法对抗它。他们有着自己深奥的教义体系，而这些教义体系只有创始者才能领略。如今，在我们的其他文化分支中，也有着这样的保护措施。天主教会以一种大众难以理解的语言形式和表述方式，广泛地维持着自己的仪式和教条。社会学家和金融学家都有自己的行话，这使他们不会被外行人看清。法律的威严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维护的，而如果医药机构开药时，用大白话描述病症，其从业人员也会无法生存。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这几种科学、艺术或是手艺都不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物理学在根本上是至关重要的，正因如此，它现在正遭受着——

爱因斯坦：但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为科学家们提供的科学观本身更令人反感的了。这就像为艺术家提供艺术观、为牧师提供宗教观一样糟糕。你所说的有些地方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我认为将科学公理应用于人类生活的这一流行观念，不仅完全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件值得谴责的事情。我发现，当前物理学中正在讨论的因果性问题并不是科学领域的新现象。量子物理中所用的方法早已被应用于生物学中，因为自然界的生物学过程本身无法被追踪，所以它们之间的关联就不那么清晰，而且生物学规律一直都具有一种统计学特性。我不明白，如果因果原则应在现代物理学中受到限制，为什么要产生这么多的骚乱，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新情况。

墨菲：当然，它并没有带来任何新情况。但是现在生物科学并不像物理学那样至关重要。人们不再对我们是不是猴子的后代感兴趣，除了某些动物爱好者会认为这个观点中的“猴子”有些不确切。公众对生物学的兴趣并不像在达尔文和赫胥黎时代那样浓厚。公众兴趣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物理学上。这就是为什么公众会以自己的方式对物理学的任何新形式做出反应。

爱因斯坦：我完全同意我们的朋友普朗克对因果原则所持的立场，但你必须记住普朗克所说的和所写的原话。他承认在当前情况下，不可能将因果律应用到原子物理学的内部过程中。但是有些观点认为，从这种不适用性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果过程不存在于外部现实中。普朗克他自己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在这方面并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他只是反驳了某些量子理论家的耸人听闻的断言，而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当你提到某些人说，自然界中有一种作为自由意志的东西存在，我很难对此找到一个合适的回应。当然，这种想法本身是荒唐透顶的。

墨菲：对于那个我们出于方便而称之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物理学原理，物理学并没有为它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运用提供任何依据。这一点我想你也会同意的。

爱因斯坦：我当然这么认为。

墨菲：但是，你知道，某些英国物理学家的地位确实很高，而且同时也很受欢迎。他们却着重宣扬了一些你和普朗克以及你们许多同行都会认为毫无根据的结论。

爱因斯坦：当物理学家和文学家这两种职业结合在一起时，你必须区分它们。在英国，有着伟大的英国文学和伟大的绅士风格。我的意思是，有些英国科学方面的作家在他们的畅销书中会变得不合逻辑且充满浪漫，但是在他们的科学工作中，他们是敏锐的逻辑推理者。

科学家的目标是得到一份逻辑一致的关于大自然的誊本。逻辑对他而言，就像比例和透视法则对画家一样重要。我和亨利·庞加莱[5]都相信，科学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揭示了自然之美。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科学家获得的回报来自亨利·庞加莱所说的“领悟的快乐”，而不是他的任何发现所可能带来的应用上的可能性。我认为，科学家满足于以数学的形式建立一幅完美和谐的图景，他很满意自己能通过数学公式把它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而不是去问这些内容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因果律在外部世界的作用。

墨菲：教授，我提醒你一下，当你驾驶游艇时，湖面上有时会遭遇一些风浪。当然，这种情况在卡普斯这片平静的水域不经常发生，因为你周围都是平坦的陆地，没有突如其来的狂风。但是，如果你在我们北方的一个湖上乘风航行，你总是要面对在意外气流冲击下突然翻倒的风险。我要说的是，我认为实证主义者很可能像这样发动攻击，在狂风巨浪中击倒你。如果你说科学家会满足于在其思想结构中保证数学上的逻辑性，那么你很快就会被他们引用，以支持某些现代科学家比如亚瑟·爱丁顿[6]所倡导的主观唯心主义。

爱因斯坦：但这将是荒谬的。

墨菲：当然，这是一个没有正当理由的结论。但英国媒体已经在广泛引用你的观点来支持这样一种理论，即外部世界是意识的派生物。我不得不让我在英国的朋友，乔德先生[7]，仔细关注这个现象。他在之前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作《科学的哲学方面》。这本书是对亚瑟·爱丁顿和詹姆斯·金斯[8]立场的反驳，而你却被当作他们理论的佐证提及了。

爱因斯坦：没有物理学家相信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是物理学家了。你提到的那些物理学家也不会相信这一点。你必须区分什么是文学潮流，什么是科学宣言。这些人是真正的科学家，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不能被认为是在表达他们的科学信念。如果有人不相信星星存在，那为什么还要费心去注视星星呢？关于这点，我和普朗克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不能在逻辑上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也不能在逻辑上证明我正在和你说话，或者证明我在这里。但是你知道我在这，没有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能够说服你去相信相反的事情。

墨菲：当然，这一点早就被经院哲学家们充分阐明了。我不禁想到，如果在十七世纪科学与哲学传统的决裂没有那么彻底的话，十九世纪乃至目前的许多混乱就会被避免。经院哲学家早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现代物理学家所遭遇的情况，他们把外部现实的心理图景描述为，“以物质为基础，以精神为形式”而存在着。

（我已经忘了当时关于这一具体话题的讨论是如何中断的。在速记表中，接下来的一段话是从普朗克开始的。我对他说，最近新闻界对所谓科学的破产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这是不是因为普通民众都觉得，不知为何，德国所有伟大的科学成就似乎都无法维持这个国家的外在威望？当然，还存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作为当今世界普遍特征而存在的宽泛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攻击宗教、艺术、文学以及科学。）

普朗克：教堂似乎已经无法向这么多人提供他们所寻找的精神支柱，所以人们求助于另一个方向。目前，有组织的宗教在吸引众人时所遇到的困难是，它的感染力必然需要那种信以为真的精神，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信仰。在一种无所不在的怀疑论状态下，宗教的吸引只得到了很少的回应。因此就会有相当数量的预言家来兜售替代品。

墨菲：你认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科学可能会成为宗教的替代品吗？

普朗克：对于持怀疑论态度的头脑来说并不会，因为科学也需要那种信以为真的精神。所有认真从事任何一种科学工作的人都会意识到，在科学殿堂的大门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你一定要有信仰。”这是科学家不能放弃的品质。

处理从实验过程中所获取的大量结果的人，必须对他追求的定律拥有一幅充满想象的画面。他必须在一个想象性的假设中把这幅画面变为理论表达。仅仅依靠推理能力是无法帮助他更进一步的，因为秩序不会从混乱的要素中凭空出现，除非心智拥有一种建构性的品质，才能通过排除和选择的过程来建立秩序。一次又一次，我们试图建立这种秩序的想象性方案失败了，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另一方案。这种充满想象的目光和对最终成功的信念是不可或缺的，而那些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则无路可走。

墨菲：在伟大科学家的生涯中，这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呢？以开普勒为例，你还记得爱因斯坦在科学院演讲的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庆祝开普勒逝世三百周年。开普勒的哪样发现不是他用建构性的想象力去追寻到的？这些发现被获得，难道是因为他曾经关注过酒桶的尺寸并思考哪种形状才是最经济的容器吗？

普朗克：这些故事几乎流传于每一个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人物身上。事实上，开普勒是我讨论过的一个极佳的例子。他总是很辛苦，不得不一次次地经受理想的破灭，甚至不得不乞求雷根斯堡议会支付他被拖欠的工资。他不得不忍受极大的痛苦，为自己母亲所遭受的公开的巫术指控进行辩护。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我们可以发现，让他如此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成果丰硕的是他自己对科学的深刻信仰，也就是他对整个被创造的世界背后存在一种确定的安排是深信不疑的。而不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天文观测结果最终会在算数上得到一种综合。正是因为他相信这种世界背后的安排，他才感到自己的劳动是有价值的。正是以这种方式，他从不允许自己的信念发生动摇，他的工作也就使得凄惨的生活变得生动明亮。把他和第谷·布拉赫[9]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布拉赫的手中拥有和开普勒一样的材料，他甚至还有更好的机会，但是他始终只是一个研究者，因为他对于自然背后永恒法则的存在，并没有和开普勒一样的信仰。布拉赫终究只是一个研究员，而开普勒则是新天文学的缔造者。

在这种关联中，我又想到另一个名字，朱利叶斯·罗伯特·迈尔[10]。他的发现很少被人们注意，因为在19世纪中叶，即使是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对于自然哲学的相关理论也充满怀疑论的态度。迈尔始终坚持自己的探索，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能证明什么，而是因为他所具有的信仰。直到1869年，亥姆霍兹领导下的德国物理学家和医师协会才认可了迈尔的工作。

墨菲：你常说，科学的进步在于一个人认为某些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之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谜团。量子理论开启了因果关系这个大问题。而我真的不认为这个问题能够得到绝对的回答。当然，很容易看出，那些站在明确立场上认为因果性不存在的人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你不能在实验中证实这种说法。但你也不能诉诸意识和常识上的直接规定来为因果性辩护。尽管如此，担子在决定论者那一边。这在我看来，至少指出了为了满足现代科学的需求，而要修正因果性的旧表述形式应采取的方向。

普朗克：关于第一点，也就是新谜团的发现，这无疑是真的。科学无法解释自然界的终极奥秘。这是因为，归根结底，我们自己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我们试图解决的谜团的一部分。音乐和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试图解决或至少是表达这个谜团。但我的想法是，我们越是在解决它或表达它的方向上进步，我们就越是能与整个自然和谐相处。这也是科学对于个人而言能够提供的最大帮助。

墨菲：歌德曾说，人类精神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是在面对自然的基本现象时表现出的惊奇态度。

普朗克：是的，我们总是要非理性地存在。否则我们就不会拥有信仰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仰，却又能运用人类理性解决生活中的每一个难题，那么生活将是多么难以承受的负担。我们就会失去艺术、失去音乐、失去惊奇，我们也不会拥有科学；不仅仅是因为科学会因此失去它对自己追随者的主要吸引力——即对于未知的追求——而是因为科学将失去自身结构的基石，这就是意识对于外部现实存在的直接感知。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你不知道外部世界确实存在于现实中，你就无法成为一个科学家；但这种知识不是通过任何推理过程得到的。它是一种直接感知，因此在本质上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信仰。这是一种形而上学信仰。这是怀疑论者在宗教方面质疑过的东西，现在在科学方面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下面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在赞同理论物理学：这是一门非常活跃的科学，并确实迎合了某些非专业的想象。通过这种方式，理论物理学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形而上学渴望，而宗教现在看起来已经无法满足它。但是这样做，完全是通过间接刺激出某种宗教式的反应来实现的。科学本身永远无法真正取代信仰。

墨菲：现在我们来讨论问题的第二部分，即因果性原则的传统形式可能被修正的方向。爱因斯坦谈到，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的感知能力也会发展。

普朗克：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墨菲：也许我最好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说。以关于速度的现代现象为例。五十年前，交通工具的平均速度是马匹小跑的速度。现在这个速度甚至比火车的速度更快。如果我们要在火车、汽车和飞机的速度之间取一个平均值，我们会说是每小时60英里，而不像是以马速为标准的年代的每小时6英里。你还记得自行车刚开始流行时，人们天天在路上骑车撞倒妇女儿童吗？现在骑自行车已经撞不到老奶奶了，她会立刻躲开。你还记得在汽车刚在路上疾驰时，马儿都吓了一跳。现在即使是马，也发展了它们的能力，让它们的感觉能够适应新的速度。毫无疑问，现代人类在面对这种新的速度现象上，已经发展出了某种能力。现在，我认为爱因斯坦的意思是，这种事情将会持续发展，未来科学家们的感知能力要比现在科学家们的更加敏锐。当然，他们也会拥有更加精巧的仪器。但关键是，我们需要发展的是感知能力本身。也许一群在实验室中受过训练的科学家，能够最终感知自然界中因果关系深刻而多样的运作方式。就像伟大的天才音乐家能够感受到那些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内在和谐一样。就像是音乐爱好者能够敏锐地感受到贝多芬交响乐结构中的美，而没有教养的人是无法欣赏它们的，他们只习惯于简单的市井小调。因此感知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似乎是爱因斯坦的想法。

普朗克：当然，你表达得很清楚。毫无疑问，理论物理学现在所处的阶段已经超过了一般人类的感知能力，甚至超越了伟大发现者们自身的能力。然而，必须记住一点，即使我们的感知能力迅速发展，我们也无法最终揭示自然的奥秘。或许，我们将能够在更加精细的原子活动中，看到因果关系的运作方式，就像在经典力学中旧的因果表达方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一切观察内容当作是自然之中真正发生的东西，进行感知并生成实际的图像。

目前，现实与理论间的不一致性并不是从自然界与因果性原则之间出现的，而是来自我们对自然的描绘和自然自身与现实之间。我们的自然图景与我们的观察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而且正如我一再指出的，唯有科学事业的进步，才能带来两者之间更好的一致性。我相信人们一定能获得这种一致性，不是通过对因果性的否定，而是通过对因果性表达形式的扩展和改进，使它可以符合现代的物理学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