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眼中的物理学“宇宙”

第三章　科学家眼中的物理学“宇宙”

物理学家心目中的理想目标是理解外部现实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使用的方法，在物理学中被称为“测量”，而这些方法并没有给出外部现实的任何直接信息。它们只是一种对物理现象所做反应的记录或再现。因此它们并不包含任何直白的信息，而不得不需要对其进行解释。正如亥姆霍兹所说，测量为物理学家提供了必须被解释的现象，就像是语言专家要解释某些完全属于未知文化的史前文献中的文本一样。语言学家首先要假设——如果他的工作试图具有某些现实意义，就必须要假设——相关文本中包含一些合理信息，是根据某个由语法规则或符号组成的系统来陈述的。以同样的方式，物理学家必须假设物理学“宇宙”遵循某些可以被理解的规律系统，即使他本人无法提出一种设想来全面地理解这些规律系统或发现其特点和运行方式。

接受了这一点，即外部现实世界是由一个规律系统所支配的，物理学家就构建出一个由概念和定理组成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被称为物理学“宇宙”的科学图景。只要它尽可能与实验测量所提供的信息相一致，它就是对真实世界本身的一种再现。一旦研究者完成了这一步，那么他就可以不必害怕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去断言他已经发现了外部现实世界的一个方面，尽管他永远无法从逻辑上证明这个断言的真实性。

如果我们考虑物理学家们为了描述外部宇宙，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就做出的种种努力，我觉得，我们需要毫不犹豫地对科学研究者的创造性思维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惊人的完美程度表示钦佩。从实证主义的立场来看，当然，建构一幅物理学宇宙的科学图景这一理念——这种不断追求关于外部现实的知识的努力——是一种不相干的、无意义的事情，对于一个不存在外部客体的领域，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描绘或刻画的。

我们在物理学家的世界图景中要追求的首要品质，必须是现实世界和感官经验世界之间最紧密的一致性。通过感官所获得的东西是物理学家不得不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这些原始材料必须经历的第一次处理是筛选与提炼。从整个感官材料的混合之中，任何由感觉器官自身所产生的主观臆造的倾向，都必须被排除。更进一步，所有能被归结为特殊情况下的意外的内容，也必须被排除。在后面这种关联中，必须对测量仪器在观察过程中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的这一事实加以注意。当对微小的细节加以观察时，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

假设上述所有条件都得到了验证，那么物理学家的外部“宇宙”图景再需要一个附带的要求就可以完成了。在绘制这幅图景的整个过程中，必须避免一切在本质上逻辑不融贯的东西，否则研究者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乱涂乱画了。他将驾驭自己的创新精神，让想象力的建设性力量不受阻碍和干扰地发挥作用。这自然意味着他在构造自己的精神建筑时拥有极大的自由。但是必须记住，这种自由只是为了一种特殊的目的，且是对想象力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运用。这不仅仅是在幻想领域中的一次随意飞行。

物理学家出于其所从事工作的本质，他们必须在迈出第一步时就运用自己的想象能力。因为他工作的第一步一定是去接受由实验测量提供的一系列结果，并且试图将这些结果组织在一个定律之下。换言之，他必须根据一个计划来进行选择，这个计划在一开始是一个假设，因此是一种想象上的建构。当他发现给出的结果不符合计划的时候，他就抛弃这个计划，尝试一个新的。这就意味着他的想象力必须总是要对实验测量所提供材料的意义加以猜测。他和某位获得了一些单独的点，不得不用曲线将它们连接起来的数学家一样，处在相同的境地。这些点越相互靠近，数量越多，就越会在数学家的头脑中形成数不清的备选曲线。当我们在关注一个只能显示一条独立确定曲线（比如温度曲线）的灵敏记录仪器上的变动时，我们面临几乎相同的任务。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条曲线从来没有清晰的轮廓，总是多多少少有点宽度，可以画出无数条尖细的曲线包含在轮廓范围内。

至于该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中做出决定，这是无法制定出普遍的程序规则的。一个人必须简单选择一条明确的思路。而这条思路应该直接导向这个方向：基于某些观念的组合，去设立一种假设，在其帮助下我们就可以勾勒出正在寻找的那条曲线，使这条曲线具有清晰性和明确性，从而和其他干扰整个场面的无数曲线区分开来。换个例子来说，光谱图通常呈现为一幅细节杂多的图片，当我们只想为这幅图中某一个要素的产生寻找原因时，我们必须想象出许多假设的原因，并对它们逐个进行检查，直到我们碰巧找到与光谱图上所呈现的一系列结果相一致的某个原因。这种引出各种选项的思路，完全是在逻辑的范围之外起源的。为了形成这种假设，物理学家必须拥有两个特征：他必须对自己工作的整个领域有实际的了解，而且他必须拥有建设性的想象力。这意味着，首先，除了他自己正在使用的测量方法之外，他必须熟悉其他的测量方式。其次，他必须具备一定的技巧，能够把两种不同测量手段的结果结合在同一视角下。

每一个能够产生成果的假说，都源于把观察内容呈现自身的两种不同方式幸运地并置在了一起。我们在每一个引起划时代发现的著名历史案例中，都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事实。

当阿基米德发现自己在水中的体重记录会降低时，他将这件事与其他各种物体在水中的重量会减少的现象联系了起来，就想出了一种方法来弄清各种金属的密度。这个想法是在某天他洗澡的时候突然产生的，那时他正在沉思该如何测定叙拉古国王的金冠。这顶金冠据称是纯金的，但被怀疑掺入了一种银合金。运用他本人在洗澡水里重量会减少的经验，他突然想到，可以通过将皇冠以及与皇冠同等重量的黄金和银分别放置在装满水的容器中，并测量溢出来的水的体积差异，从而检测出掺入的合金所引起的体积变化。牛顿注意到他的果园中苹果从树上落下的运动，他将这个现象和他观察到的月亮相对地球的运动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观察到在一个固定的盒子里被重力吸引的物体的运动状态，并把它与向上加速的盒子里不受重力影响的物体的运动状态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尼尔斯·玻尔将电子围绕原子核的旋转与行星围绕太阳的运动联系起来。所有这些组合都产生了著名的成果。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在追寻物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考察最终产生了重要成果的种种假说，并试着发现作为这些假说的源头的观念组合，那将是一项有趣的心智训练，但是这也会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一般而言，大师们创造性的头脑，对于那些将富有成效的假说编织出来的思维线索，以及最终未能编成任何图案的其他无数线索，统统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的做法，是非常厌恶的。

假说一旦被提出，其效用只能通过按照它在应用中产生的逻辑结果得到检验。这必须通过一种纯粹逻辑——主要是数学——的方式来完成。依照这种方式，假说被当作起点，从其中发展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旦这个逻辑体系得到完全的发展，就会以实际实验所提供的测量手段对其进行检验。根据这个体系与测量结果相符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可以判断我们选择作为出发点的假说是不是选对了。

物理学家所采用的流程上的实际方法就是这样的，我们马上就可以理解，这种物理学流程是如何不遵循那一条常规的发展曲线的，这或许标志着我们所获取的外部世界知识在深度与精度上的全面提高。科学进步所遵循的是一种“之”字形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我甚至可以说它的前进运动是爆炸似的，而这种前进也伴随着反弹的特点。每个成功应用在物理学领域、照亮了新视野的假说，在前期探索时都等同于纵身跃入黑暗中，因为我们无法在一开始就将这种新观点还原为合乎逻辑的陈述。紧接着是新理论的艰难降生，而一旦看到了曙光，我们就只能不管不顾地向前走去，直到假说接受了实验测量的检验，在它身上敲下命运的印章。如果假说通过了检验，然后它的知名度与接受度就会增长，利用这一假说所产生的理论也会发展并扩展到愈加广泛的领域中去。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中，即如果对于实验测量手段的应用，给我们提出的假说的可行性造成了困难，那么恐惧、疑惑甚至夭折的危险就会接踵而至。但是这些是打破旧常规、带来新假说的标志。后者的任务将会是奋力向前解决自己诞生于其中的那场危机，并且构建一个新理论，这个新理论会保留旧秩序中真实的部分，并纠正和抛弃其中的错误。因此，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之间永不停息的相互影响中，物理学在其探索真实的外部宇宙的道路上，为我们带来了知识，它有时是踏着犹豫不决的步伐，有时则是以跳跃的方式向前迈进的。

在物理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这是一个经常重复出现的特征。以洛伦兹的电动力学运动理论为例，实际的实验测量手段的应用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只有那些一步一步紧跟着洛伦兹理论踏过荆棘之路的人，才有权在相对论刚刚建立时，评价他们从中获得的理论帮助。人们在量子理论的历史中也遭遇了几乎同样的经历。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中，危机还没有被完全度过。

早已有人提出，在提出假说时，作者在一开始就是自由的。他在搭建他的理论综合体的过程中，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概念和定理，当然，前提是它们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矛盾。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在物理学家圈子里常说的那样——在阐述一个假说时，科学探索者必须严格地仅从原始资料中提取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这些原始材料是由实验测量结果明确提供的。这似乎意味着，形成假说的概念必须严格独立于所有的理论来源，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一方面来说，每个假说——作为物理学家所呈现的外部宇宙图景中的一个因素——都是自由思考的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学公式是实验测量的直接结果。实际情况是反过来的。每种测量方式都先要通过理论赋予的含义来获得它对物理学的意义。任何一个熟悉精密实验室的人都知道，即使最精密、最直接的测量，例如对重量和电流的测量，都需要一次次地进行校正，然后才能应用于某些实际场景。很明显，这些校正无法由测量手段本身提供。哪些地方需要被校正，这必须通过某种理论或别的什么对情况进行了事先说明才会被发现；换言之，它们一定是在某个假说下产生的。

整个事情的真相是，一个假说的发明者在选择他觉得对自己的终极目标有用的手段时，拥有无限的选择范围。他在构建图景不会受到自己感觉器官活动的生理倾向的妨碍，他也不会受到他的物理学测量设备的操作引导的限制。他用精神之眼穿透并检视在他眼前展开的物理学宇宙模式中显露出的精妙过程。他关注每个电子的移动轨迹，他观察每道波的频率和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发明了自己的几何学，利用这些具有最理想精确度的精神工作设备，他在他面前所发生的每一个物理过程中，扮演着他的个人角色。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完成那些最困难的思想实验——它们是每个实验过程的因素之一——最终建立可被广泛应用的结论。很自然的是，所有这样的结论在刚被说出来的时候，都与现实中的实验测量无关。所以根据这样的测量，一个假说永远无法被宣告为真或假。对于它，我们只能问，这个假说在多大程度上达成或没有达到某个实际目的。

现在我们来到这幅图的另一面。这种“精神之眼”在观察各种物理学自然过程的背后的机制时，所拥有的理想的敏锐性，完全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物理学世界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是由观察者本人的心智“制作”的。只要这个由他的直观所构造的世界依然是一个假想的世界，它的创造者对它而言就是全知的，而且对它拥有完全的支配权，可以按照他的意愿随意塑造它；因为只要一考虑现实，这个物理学世界就并没有任何价值了。只有当规划这个假想世界的理论体系，和实验测量所提供的实际结果能够进行接触的那一刻，才会产生价值。

现在，仅靠一个物理测量过程，对一个物理学宇宙进行的（我们想要了解的）描述，和它对真实的宇宙所能进行的描述，是一样少的。事实上，实验测量过程仅仅代表了研究者的感觉器官上发生的某件事，和他所使用的研究仪器上发生的某件事之间，具有一种关系。而在这一关系与外部现实之间，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一点是，这其中存在着某种联结。测量本身给出的直接结果并不具有某种独立的意义。正如进行实际的物理测量是科学探索者的任务，尝试去为上文所提到的那种“联结”设立一种意义，也是科学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只能通过研究者的思辨能力来完成。

在量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物理学的领域里出现了一些认识论方面的困难。这似乎是由于参与测量的物理学家的肉眼，被等同于思辨物理学家的精神之眼而产生的。事实上，肉眼作为自然本身的一部分，是科学探索的客体而非主体。因为每个实验测量行为都或多或少对被观察的物理过程产生了影响，所以实际上不可能将我们谋求发现的事物背后的规律，与发现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分开。

诚然，如果研究的问题是混杂在一起的自然现象，比如一组聚集起来的原子，那么测量手段就不太可能影响被观察的事件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物理学的早期阶段（现在被称为经典物理学），“实际测量本身就提供了对自然界真实事件的直接观察”这样的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在这一假设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存在一个与实证主义谬误相对应的基本错误，即只关注实验测量所给出的结果，而完全忽视了自然进程的内部现实。尽管如此，虽然我们一方面把它看作一个错误，但也必须要意识到，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放弃了测量手段，就没有任何办法去接触真实发生的事情本身。可是，当我们面对不可再分的作用量子时，数学上的准确性被设定了界限，超出这个限制，即使是最精密的物理测量手段，也无法对关于粒子在更微小过程中的独特行为的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结果就是，这种关于极小过程的问题不再具有纯粹物理学研究的意义。到了这个程度，这些问题就只能由思辨理性[1]来解决。而且我们在尝试完成物理学家的宇宙图景时，正是要用这种抽象的方式把这类问题纳入考虑范围，才能让我们对外部现实本身的探索更进一步。

回顾物理学迄今为止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承认，进一步的发展在本质上取决于对于测量方法的发展和更加广泛的应用。在这一点上，我与实证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区别是，实证主义认为通过感官知觉进行的实验测量，是物理学进步贯穿始终的全部过程；而我认为，对于物理现实的研究应该把测量结果看成或多或少错综复杂的混合物，它代表的是对外部世界中事件所产生的种种反应的记录，而这种记录的准确性也相对地取决于，在记录工具本身之中，以及在研究者用来理解现象的感觉器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对这份复杂报告的恰当分析和校正，是科学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因此，从实验测量所给出的结果中，我们必须选择与我们的研究对象具有实际关系的结果。因为，依靠物理学宇宙来探索现实的每一次特殊的尝试，都代表了我们以一种特殊形式向大自然提出了某个问题。

现在，除非你拥有一个合理的理论，你才能根据它提出合理的问题。换言之，一个人在头脑里必须先产生某种理论假设，然后再将其置于实验测量的检验中。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种特定的研究路径，在一种理论中是有意义的，而在另一种理论中就没有意义了。同样，一个问题的重要性，常常会在其所依据的理论发生改变时，也跟着改变。

让我们以一些常见金属的转化问题为例，比如汞转化为金。在那些生活在炼金术时代的人看来，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数的研究者为解决这个问题，牺牲掉了他们的财产和毕生的努力。在原子的不可转变性的教条被引入之后，这个问题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人们把它看成是愚人的追求。但现在，在玻尔提出他的理论，即金原子和汞原子之间唯一的不同是只缺少了一个电子之后[2]，这个问题再一次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重新开始采用最现代的方法来研究它。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古老格言所蕴含的真理：经验是科学研究中的探路者。如果可以得到明智的解答，那么即使是最无用的实验也可以为最重要的探索开辟一条道路。

正因为如此，那些多少有些没头没脑的炼金术尝试，为引进科学意义上的化学开辟了道路。同样，在无法解决的永动机问题中，最终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测量地球相对于光以太的绝对运动的一系列徒劳无功的尝试，最终导向了某种迹象，表明相对论得以产生的种种条件已经成熟。科学中的实验冒险与理论冒险总是相互依赖的，其中一个离开另一个就无法进步。

当理论科学的某项新进展被明确地建立起来时，与之相关的某些问题经常被贴上“毫无意义”的标签。不仅如此，有时还会有人尝试去证明这些问题在“先验的”基础上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一种错觉。无论是地球的绝对运动——也即地球相对于光以太的运动——还是牛顿的绝对空间，其本身都并不像相对论的拥护者经常宣称的那样，是毫无意义的。前一个问题只有在引入狭义相对论时才没有意义，后一个问题只有在引入广义相对论时才没有意义。

因此，当我们回首过去的几个世纪，就会发现，解释自然的种种理论在当时被认为是合理且优秀的，但在面对某些新的科学理论的光芒时，则已经黯然失色。它们曾服务过它们的时代，然后就消逝了。尽管已被在科学意义上更为开明的信条所代替，我们也必须记住，那些旧理论对于它们的时代也曾拥有过道理和意义，就像另外一些理论在我们的时代也拥有了道理和意义；直到某一天，还会有更新的理论产生，来代替它们的位置。

因果律直到最近才被一致接受为科学研究中的基本原则。但现在，围绕着它又产生了一场观点上的争论。至今为人所信的因果性原理，它对每一个物理事件真的都具有良好的效力吗？还是说，当应用在更加精细的原子上时，它就只有概括性和统计性的意义了？这个问题无法通过援引任何认识论理论，或通过实验测量来决定。当一个物理学家尝试着建立他关于外部宇宙的假想图景时，按照他的喜好，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把他的理论综合体建立在动力学意义上的严格因果性原则之上，或者他可能只采用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因果性。重要的问题是，他所采用的因果性原则能够让他的理论走多远。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暂时选择两个立场中的一个，然后再去研究从这个立场中通过逻辑可以衍生出的结论，就像我们处理实证主义的问题时一样。

原则上，先选择这两个立场中的哪一个其实并不重要。在实际中，人们自然会选择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逻辑结果的那一个。但在这里，我必须要明确地宣布我自己的信仰，即假设一种严格的动力学因果性，对我而言是更可取的，这仅仅是因为“一个由动力学规律所支配的宇宙”的这一观念，比只受统计学规律支配的宇宙观，具备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应用。统计学规律支配的宇宙观，以限制科学探索的范围作为其出发点——因为在统计物理学中只存在涉及一大堆事件的那种规律。虽然单独的事件本身，也被统计物理学专门引入其中并加以承认，但是它们受定律支配的变化序列，被统计物理学宣告为在先验的基础上是没有意义的。我非常不满意这种理论步骤所采取的路径。所以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要探索我们周围物理意义上的力的本质，还是要探索精神意义上的力的本质，我还没有找到哪怕一丁点的理由，能够迫使我们放弃“严格受定律支配的宇宙”的假设。

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从一系列的实践经验中无法推断出严格的因果联系。从一个接一个出现的经验中，我们只能建立一种统计学上的关系。即使是最精确的测量也无法避免偶然的和无法控制的错误。

我们已经知道，实验观察所呈现的是一个由多个不同的元素组成的复杂结果。而且即使每一个元素都是某一个元素直接的因果性后果（除了这个作为原因的元素之外——译者注），我们也无法在实验中把这个不受其他元素影响的初始元素，看作是严格服从因果性的。因为在所有元素的组合中，每个元素的因素都被应用于其中，从中就有可能产生出多重结果。

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它似乎为严格因果性设定了一个确定的、无法逾越的界限，至少在精神领域是这样。这个问题如此关系到人类的切身利益，所以我认为在结束之前，先在这里对它进行讨论为好。这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问题。我们自己的意识告诉我们，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意识直接给予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知性能力最终也是最高的运用。

让我们先思考一会儿，人类的意志到底是自由的，还是被一种严格因果性的方式决定了呢？这两个选项看起来很明显是互相排斥的。而且显然，前者会得到肯定的回答，因此，在宇宙中运行着严格因果律的假设，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会沦落为一种荒谬的假设。换言之，如果我们认定严格的动力学因果性存在于宇宙各处，那我们将如何合乎逻辑地把人类意志排除在外呢？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人们进行了许多尝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为自己准备的目标设立一个准确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后，因果律就不适用了。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人类意志自由的问题被看作，给接受“在物理学宇宙中只有统计学因果性起作用”的这一观点，提供了逻辑基础。正如我在其他场合说过的，我完全不同意这种态度。如果我接受了它，那么其逻辑后果就是，人类意志被削减成一个被盲目的可能性所支配的器官。在我看来，人类意志的问题与因果物理学和统计物理学之间的对立毫无关系。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一种意义深远得多的特点，并且是完全独立于任何物理学和生物学假说的。

和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一样，我倾向于相信，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存在于相当不同的另一个领域。仔细研究之下，会发现上面提到的选项——人类的意志是自由的，还是受严格的因果律决定的？——是基于一个未被许可的逻辑上的割裂。这两个在这儿对立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彼此排斥的。那么，如果我们说人类意志是被因果性地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只能具有一个含义，那就是意志的每一个行为，以及这个行为的所有动机，都是可以被预见和预报的，但只能被既了解这个人，又知道他所有的精神和生理特征，还能够直接而清晰地看穿他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的某个人所预测。但是这就意味着，这样的观察者被赋予了绝对清晰的精神透视能力，换言之，他被赋予了神一般的视觉。

然而，在所谓“神”的眼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即使是有至高天赋的天才，比如歌德或莫扎特，在“神”的眼中，也只是原始的存在，他们最深邃的思想和最细密的感情，就像是一串珍珠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开。但这并不是在贬低伟大的人类。但是，如果我们打算在我们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将这种神力据为己有，让我们能够像“神”的眼睛那样看清一切，像“神”的精神那样理解一切，这就只是一种愚蠢的傲慢。

“思想的深邃，无法被平凡的智力所穿透”，当我们说某个精神事件是被决定的时候，这种说法就避开了证明的可能性。这具备一种形而上学的特征，就像声称“存在着真实的外部世界”一样。但是，“那个精神事件是被决定的”这样的陈述在逻辑上是不容置疑的，它在我们追求知识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为理解精神事件之间的关联的每一次尝试，形成了基础。没有一个传记作家在思考支配其主人公行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会把它仅仅归结为一种偶然。他宁愿将自己的无能归结为缺乏足够的资料来源，或者他会承认自己精神的洞察力还无法达到主人公动机的深处。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同伴的态度也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他们的言语或行为是被不同的原因所决定的，这些原因存在于个人的天性或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尽管我们承认这些原因的根源是无法被我们发现的。

那么，当我们说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面对某个问题要做出决定的时候，常常有机会从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但这种说法和我前面所说的并不矛盾。这种矛盾只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人可以完全看透自己，就像是“神”之眼看透了他一样，那么在因果律的基础上，他就可以预测到出自他意志的每一个行动，这样他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但是这个情况在逻辑上被排除了。因为最具穿透力的眼睛也无法看透它自己，就像一个使用中的工具无法用在自己身上一样。认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永远不可能是同一个。因为只有当被认识的客体不被发起和实施认识活动的主体所影响时，我们才能说这是一个认识活动。因此，如果你将因果律运用于出自你自己意志的行为上去，那么关于“因果律是否适用于这个还是那个情况”的问题，就像问一个人他能否把自己举起或能否跑得过自己的影子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智力上的方法，在精神秩序和物质秩序上对自己周围发生的事物运用因果律；但是，他只有在确定运用因果律这个动作不会影响事件本身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所以，他无法对自己未来的想法和出自意志的行动运用因果律。对于他个人来说，这是仅有的两种不以他能理解（因果律对它们的影响）的方式进入因果律效力范围的事物。这些事物是他最重要也最亲密的珍宝。他生活中的安宁与幸福都取决于对它们进行的明智规划。因果律无法为他制定任何行动路线，而这也无法让他从道德责任的规则下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开释；因为他的道德责任的裁定来自另一种与因果律无关的法律。他自己的良知就是道德责任法则的裁判所，在那里，只要他愿意倾听，就总是可以听到它的劝诫与制裁。

如果一个人试图摆脱一种不愉快的道德义务，并为此声称人类行动是无情的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那么这就是一种危险的自欺行为。一个把自己的未来看作已经被命运决定的人，或者一个听信了预言，认为其衰落是被自然法则无情规定的国家，只是在承认自己缺乏角逐胜利的意志力。

到此为止，我们抵达了这样一个节点：科学承认了自己无法跨越的这条边界，其指向的是科学活动领域之外更为遥远的领域。科学宣布自己界限这个事实，其实会在它讨论那些正当地从属于自己范围内的成果时，让我们所有人对于它的消息产生更大的信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又不能忘记，人类精神活动的不同领域是永远无法彼此孤立的。因为它们之间全都存在着一种深厚而亲密的联系。

我们从一门特殊科学的领地开始，处理了一系列具有纯粹物理学特征的问题。但它们引领我们从单纯的感官世界，走向真实的形而上学世界。这个世界以不能被直接认知的面貌向我们呈现。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这是一个其本质无法被我们人类心智的理解力量所把握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在向着理解它而努力的过程中，感受到它的和谐与美丽。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形而上学的世界的门槛上，我们与那个一切问题之中最崇高的问题面对面，那就是人类意志自由的问题。这是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沉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