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礼乐大曲

2026年07月26日

版权

二、魏晋时期的礼乐大曲

曹魏初期，礼乐创建以继承汉朝乐舞为主，并通过改名以示不相袭。《宋书·乐志》曰：“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武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14]黄初二年（221年）如此，至曹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年）始定太祖武皇帝《武始之乐》、高祖文皇帝《咸熙之舞》和明帝《章斌之舞》三个本朝乐舞，《宋书·乐志》对这三首礼乐大曲的创作过程、乐舞者服饰以及用乐场合记载甚详：

（曹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曰：“臣闻德盛而化隆者，则乐舞足以象其形容，音声足以发其歌咏。故荐之郊庙，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乐其度。使四海之内，遍知至德之盛，而光辉日新者，礼乐之谓也。故先王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盖当其时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几二千年，《韶箾》《南》《籥》《武》《象》之乐，风声遗烈，皆可得而论也。由斯言之，礼乐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乐，宜曰《武始之乐》。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乐，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兴也。言应受命之运，天下由之皆兴也。至于群臣述德论功，建定烈祖之称，而未制乐舞，非所以昭德纪功。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兼秉文武，圣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谨制乐舞名《章斌之舞》。昔《箫韶》九奏，亲于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于文、武之阼。特以显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辉，习咏其风声者也。自汉高祖、文帝各逮其时，而为《武德》《四时》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当今成业之美，播扬弘烈，莫盛于《章斌》焉。《乐志》曰：‘钟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庙，又所以献酬酳酢也。在宗庙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长之中，长幼无不从和。’故仲尼答宾牟贾之问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云：‘鲁有禘乐，宾祭用之。’此皆祭礼大享，通用盛乐之明文也。今有事于天地宗庙，则此三舞宜并以为荐享；及临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后乃合古制事神训民之道，关于万世，其义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总名，可名《大钧之乐》。钧，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为美，于义为当。”尚书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许制《章斌之乐》，三请，乃许之。 [15]

公卿大臣奏言朝廷要求立《武始之乐》《咸熙之舞》《章斌之舞》三个乐舞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一是“礼乐之事，弗可以已”，六代乐舞的传统要继承；一是“播扬弘烈”“当今成业之美”，“以显其德教，著其成功”，也即所谓“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另据《晋书·乐志》载：“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籥。”[16]可知，汉代模仿阆中乐舞创制的《巴渝舞》在曹魏时期也具有了礼乐大曲的性质，其被改名为《昭武舞》正显示其所遵循的是礼乐大曲《大武》武舞之传统，而《武始》《咸熙》《章斌》三乐舞，皆执羽籥，则体现了礼乐大曲《大韶》文舞之传统，可见，以六代乐舞为典范的礼乐大曲影响之深远。

公元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长达六十载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国进入大一统时期。晋武帝在建国初遵循“鼎鼐唯新，前音不改”[17]的指导思想，继承了曹魏《昭武舞》和《羽籥舞》。《宋书·乐志》曰：“晋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18]从被改后两乐舞《宣武舞》和《宣文舞》的名称看，其意义非常明显——为了继承礼乐大曲武舞和文舞的传统，体现武舞和文舞的礼乐精神。

泰始九年（273年），荀勖典乐，召集乐人与文人共同创制了《正德》《大豫》二舞，并将其用于祭祀宗庙。《宋书·乐志》曰：“（泰始）九年，荀勖遂典知乐事，使郭琼、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勖及傅玄、张华又各造此舞歌诗。……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同用《正德》《大豫》之舞。”[19]《宣武》《宣文》《正德》《大豫》乐舞歌辞，《宋书·乐志》有载，其中《宣武舞》歌辞值得注意。

晋《宣武舞歌》四篇，傅玄造：

《惟圣皇篇》《矛俞》第一：

惟圣皇，德巍巍，光四海。礼乐犹形影，文武为表里，乃作《巴俞》。肆舞士，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豹起。如乱不可乱，动作顺其理，离合有统纪。

《短兵篇》《剑俞》第二：

剑为短兵，其势险危。疾逾飞电，回旋应规。武节齐声，或合或离。电发星骛，若景若差。兵法攸象，军容是仪。

《军镇篇》《弩俞》第三：

弩为远兵军之镇，其发有机。体难动，往必速，重而不迟。锐精分镈，射远中微。《弩俞》之乐，一何奇！变多姿，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宣武象，赞天威。

《穷武篇》《安台行乱》第四：

穷武者丧，何但败北。柔弱亡战，国家亦废。秦始徐偃，既已作戒前世。先王鉴其机，修文整武艺。文武足相济，然后得光大。

乱曰：高则亢，满则盈。亢必危，盈必倾。去危倾，守以平。冲则久，浊能清。混文武，顺天经。 [20]

从傅玄所造《宣武舞歌》歌辞来看，其音乐结构体制与其他雅乐歌诗迥异：

第一，有曲调名和歌诗名，这与清商三调歌诗和魏晋俗乐大曲相同。

第二，四篇是完整连续演奏的状态，歌辞前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示其次序，各篇文辞句式不一，这与唐俗乐大曲颇有类似。任二北说：“唐大曲之普通形式有‘第一’‘第二’……等字样，分别标于各遍曲辞之前，以定其序。凡具此形式者，必为大曲。……（大曲）曲辞从三言至七言皆有，以作五、七言者为多，作长短句者亦有之。”[21]以此观之，它具有大曲形式当无疑问。

第三，具有和《楚辞》、魏晋俗乐大曲相同的结构术语“乱”，从“乱”的文辞表意及句式章法看，其音乐节奏、音乐句式均与前四章不同，这与《楚辞》和其他有“乱（或趋）”的魏晋俗乐大曲情况类似。

第四，晋《宣武舞》与魏《昭武舞》、汉《巴渝舞》相承因袭，《昭武舞》与《巴渝舞》舞辞不见记载。《南齐书·乐志》曰：“魏歌舞不见，疑为用汉辞也。”[22]只知《巴渝舞》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和《行辞本歌曲》四篇，从晋《宣武舞歌》“四篇有乱”的结构体制看，魏《昭武舞》、汉《巴渝舞》具有类似结构不无可能。

由此亦可以得出，礼乐大曲与俗乐大曲的音乐结构体制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存在着影响。礼乐大曲彰显之时可以影响俗乐大曲的形式，同样，俗乐大曲彰显之时也会反过来影响礼乐大曲的形式。只是在共通性基础上，礼乐大曲的形式因受礼乐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变化性相对较少，俗乐大曲形式因用于声色娱乐，在发展过程中变化较大。

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司马睿南渡江左，建都建康，重建晋廷。但永嘉之乱，乐器工衣，遭离丧乱，旧典不存。《晋书·乐志》曰：

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歌辞，陈之于舞列。宫悬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仿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歌，食举之乐，犹有未备。太宁末，明帝又访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复置太乐官，鸠集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为荆州，与谢尚修复雅乐，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及慕容儁平冉闵，兵戈之际，而邺下乐人亦颇有来者。……永和十一年，谢尚镇寿阳，于是采拾乐人，以备太乐，并制石磬，雅乐始颇具。而王猛平邺，慕容氏所得乐声又入关右。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 [23]

从“音韵曲折，又无识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等记载看，东晋初年的礼乐创建困难重重。至永和十一年（355年），谢尚采拾乐人，并制石磬，太元中，破苻坚，获乐人，东晋才具备创制、承载礼乐大曲的“乐器工衣”，礼乐大曲重又进入国家礼制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