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的礼乐大曲

2026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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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朝时期的礼乐大曲

北朝历代帝王虽然均为少数民族，但礼乐创建的观念与南朝并无大异，他们“治定”之后积极创制礼制用乐。北魏在太祖天兴元年（398年）创制了《皇始舞》《八佾舞》等乐舞用于宗庙祭祀，永平三年（510年），王芳上言朝廷又创制了文、武二舞。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皇帝出门，奏《总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观古帝王，罔不据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诸乐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庙，请参制二舞之名。” [28]

永平三年创制的两首乐舞虽以能体现其性质的文、舞两字名之，但其具体的乐舞名称至普泰元年（531年）才确定。《魏书·乐志》曰：“（普泰元年）其年夏，集群官议之。莹复议曰：……案周兼六代之乐，声律所施，咸有次第。灭学以后，经礼散亡，汉来所存，二舞而已。请以《韶舞》为《崇德》，《武舞》为《章烈》，总名曰《嘉成》。”[29]除此之外，北魏的郊庙用乐又有《文始》《五行》两乐舞。[30]由此可知，虽然北魏统治者是鲜卑族，在遵循“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的精神下，于郊庙宴飨中用其本民族的歌曲《真人代歌》，但同时也遵循中原汉民族礼乐大曲的传统。(https://www.daowen.com)

与汉魏至南朝诸朝代多因袭前朝旧乐不同，北齐并未因袭北魏的礼乐大曲，而是新创《覆寿》《昭烈》《恢祚》《宣政》《光大》《休德》六首乐舞。

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三朝之乐。群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荐毛血，并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献、礼五方上帝，并奏《高明》之乐，为《覆寿》之舞。皇帝入坛门及升坛饮福酒，就燎位，还便殿，并奏《皇夏》。以高祖配飨，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其四时祭庙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书、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慰武贞公、祖文穆皇帝诸神室，并奏《始基》之乐，为《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乐，为《宣政》之舞。显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乐，为《光大》之舞。肃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其入出之仪，同四郊之礼。 [31]

北周，太祖宇文泰雅好儒术，全面复古，遵循西周的礼乐制度，新创本朝“六代乐舞”，《隋书·音乐志》载：

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南北郊、雩坛、太庙、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则《大夏》降神，《大濩》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北郊则《大濩》降神，《大夏》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雩坛以《大武》降神，《正德》献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云之舞》。太庙祫帝，则《大武》降神，《山云》献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时享太庙，以《山云》降神，《大夏》献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大武》献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献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献熟。

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乐成，奏于崇信殿。群臣咸观。其宫悬，依梁三十六架。朝会则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骜夏》。五等诸侯正日献玉帛，奏《纳夏》。宴族人，奏《族夏》。大会至尊执爵，奏登歌十八曲。食举，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于是正定雅音，为郊庙乐。创造钟律，颇得其宜。宣帝嗣位，郊庙皆循用之，无所改作。 [32]

上述由长孙绍远于建德二年（573年）典乐创制、修订的“六代乐舞”[33]，虽然是在复古精神下的拟作，但从其乐器组合形态、用乐场合所体现出的礼乐精神和用乐传统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西周“六代乐舞”礼乐大曲的形式。

以上，我们以“六代乐舞”为考察对象，梳理了它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承演变情况。通过梳理可知，秦汉以降，以西周六代乐舞为典范的礼乐大曲虽然仅存《韶》《武》二舞，但在礼乐制度的保障下，在“因先王之乐”和“王者功成作乐”理念的维系中，礼乐大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承延续。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发、朝代更迭、政权割据，乐人亡散、乐器遗失、乐典丧乱等现象时常发生。礼乐大曲是群体性承载的大型乐舞形式，因此导致礼乐大曲在传承过程中或有变异，或难以继承西周礼乐大曲“六代乐舞”的体制规模。《周礼》中“六成”“八成”“九成”等描述六代乐舞体制的表述在《宋书》《晋书》等文献中未有记载。从上述各朝代的乐舞辞看，亦多数未出现多篇多章的形式，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乐大曲发展呈现变化性的表现，也是“礼乐制度演化期”[34]的具体反映。

总之，以六代乐舞为典范的礼乐大曲属于“国之大事”的祭祀用乐，其“国乐”的性质决定了其无论是在国家制度层面，还是意识形态层面，均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