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本章从礼乐制度、乐籍体系、音乐机构等方面对唐代大曲进行了全面探讨，得出以下四点认识：
其一，唐代礼乐制度的成熟促进了礼乐大曲的彰显。唐代的祭祀雅乐和宴飨礼乐均有大曲形式。雅乐大曲有“十二和乐”大曲、“文、武二舞”大曲两种形式，音乐结构体制以“变（或成）”为特点；宴飨礼乐中“多部伎”“二部伎”内各大曲则兼具雅乐大曲和俗乐大曲之特征，这是礼、俗大曲相互间交流、融合的结果。
其二，唐俗乐大曲结构体制并非源于汉魏旧乐和西域音乐，而是由专业乐人群体融合东、西音乐创造形成。乐人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唐俗乐大曲这种高度规范化、程式化的音乐结构体制，与教坊等俗乐机构的设立、乐籍体系的成熟、国家专业化的教习和制度化的管理有关。
其三，唐初，太常兼掌礼、俗大曲；开元二年（714年）以后，逐渐形成了太常典礼乐大曲，教坊、梨园等机构典俗乐大曲之格局。
其四，唐礼乐大曲的传承主要集中于宫廷，唐俗乐大曲虽然在宫廷、地方官府、官员府邸能够得到完整呈现和一致性传承，但在通过多种方式面向社会传播时却呈现出多种形态，这是唐俗乐大曲在“体系内传承，面向社会传播”时“整体一致性下区域丰富性”的表现。
注 释
[1].《通志二十略·乐略第一》，第883页。
[2].[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7页。
[3].[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5页。
[4].[北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420页。
[5].《通典》卷四一，第1123页。
[6].《旧唐书》卷二一，第816—819页。
[7].《通典》卷四一，第1122页。
[8].《新唐书》卷一一，第309页。
[9].项阳：《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第11页。
[10].《唐六典》卷一四，第399页。该段文献“注曰”部分中华书局点校版原文为：“大乐署掌教：雅乐大曲，三十日成；小曲，二十日。清乐大曲，六十日；文曲，三十日；小曲，十日。燕乐、西凉、龟兹、疏勒、安国、天竺、高昌大曲，各三十日；次曲，各二十日，小曲，各十日。”文中引文为笔者点校，其目的是从分类层面强调雅乐、清乐、燕乐等均有大曲、小曲形式。
[11].《唐六典》简介，第1页。
[12].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141页。
[13].关也维：《唐代音乐史》，第81页。
[14].《旧唐书》卷二八，第1042—1043页。
[15].《旧唐书》卷二八，第1041页。
[16].《新唐书》卷二一，第464页。
[17].[北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96页。
[18].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第220—221页。
[19].《唐六典》卷一四，第405—406页。
[20].《唐会要》卷三三，第605页。
[21].《通典》卷一四七，第3749页。
[22].《周礼注疏》卷二二，第151—152页。
[23].《旧唐书》卷三〇，第1095页。
[24].《旧唐书》卷三一，第1129页。
[25].《旧唐书》卷三〇，第1097—1098页。
[26].《新唐书》卷二一，第464—465页。
[27].《唐会要》卷三二，第596页。
[28].《新唐书》卷二一，第466页。
[29].《通典》卷一四七，第3745页。
[30].《新唐书》卷二一，第465页。
[31].《通典》卷一四七，第3746页。
[32].《通典》卷一四七，第3746—3747页。
[33].《唐会要》卷三二，第595—596页。
[34].《通典》卷一四四，第3687页。
[35].任二北认为《旧唐书》之“昊天乐”，《乐府诗集》之“紫极舞”为燕乐中之大曲者（《敦煌曲初探》，第42页），按此两曲分别用于昊天祭祀和郊庙祭祀仪式，其性质当为“雅乐大曲”。
[36].《旧唐书》卷三〇，第1091—1093页。
[37].秦序等：《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上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6页。
[38].《乐府诗集》卷一一，第157页。
[39].《新唐书》卷二二，第476页。
[40].《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第7258页。
[41].《新唐书》卷二二，第478页。
[42].《唐六典》卷一四，第404页。
[43].《新唐书》卷一九，第425—430页。
[44].《唐会要》卷三三，第609页。
[45].《唐六典》卷一四，第404—405页。
[46].《旧唐书》卷二九，第1059—1061页。
[47].《旧唐书》卷二八，第1051页。
[48].《通典》卷一四六，第3720页。
[49].《玉海》卷一〇五引《壁记》篇目如下：上卷乐元（歌一、诗二、舞三、抃四、律吕五）；中卷正乐（雅乐六、立部伎七、坐部伎八、清乐九、西凉乐十）；下卷四夷乐（东夷十一、南蛮十二、西戎十三、北狄十四、散乐十五、乐量十六、陈仪十七、兴废十八）。
[50].〔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下册），梁在平，黄志炯译，台北：中华书局，1973年，第661页。
[51].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148页。
[52].秦序等：《中华艺术通史》，第348页。
[53].秦序亦认为《唐六典》中记载的“清乐”是和“雅乐”“宴飨乐”相类似的部类（《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上编），第352页），但没有进一步指出“燕乐”以及由“西凉、龟兹”等组成的四夷乐也是部类的意义。
[54].[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胡道静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2页。
[55].《唐会要》卷三三，第615页。
[56].《唐六典》记载多部伎的顺序为“一曰燕乐伎、二曰清乐伎、三曰西凉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安国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国伎”。（第404—405页）。
[57].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第220—221页。
[58].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148页。
[59].沈冬《文物千官会，夷音九部陈——“乐部”考》（沈冬《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7页）一文认为，与音乐相关而以“部”为称者有三义，分别为乐舞伎人的团体、完整的一套乐器、乐曲和乐段。沈文是将历史上与音乐相关的“部”作整体考察的，就隋唐“多部伎”而言，则与“乐舞伎人团体”之义为近。
[60].《隋书》卷一五，第377页。
[61].《隋书》卷一五，第380页。
[62].《通典》卷一四六，第3723—3724页。
[63].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8页。
[64].《通典》卷一四六，第3716—3717页。
[65].《通典》卷一四六，第3722—3723页。
[66].《新唐书》卷二一，第470页。
[67].《旧唐书》卷二八，第1049页。
[68].《通典》卷一四六，第3720页。
[69].《唐会要》卷三三，第618页。
[70].《新唐书》卷二二，第480页。
[71].《唐会要》卷三三，第609页。
[72].《全唐诗》卷四四四，第4970页。
[73].《全唐诗》卷四四九，第5069页。
[74].《全唐诗》卷四二一，第4629页。
[75].《全唐诗》卷四一九，第4612页。
[76].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所载唐代五首大曲的结构体制为：《水调》：歌第一、歌第二、歌第三、歌第四、歌第五、入破第一、入破第二、入破第三、入破第四、入破第五、第六彻；《凉州》：歌第一，歌第二、歌第三、排遍第一、排遍第二；《大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彻；《伊州》：歌第一、歌第二、歌第三、歌第四、歌第五、入破第一、入破第二、入破第三、入破第四、入破第五；《陆州》：歌第一、歌第二、歌第三、排遍第一、排遍第二、排遍第三、排遍第四。
[77].叶栋：《唐大曲曲式结构》，第43—64页。
[78].王国维：《唐宋大曲考》，第706页。
[79].阴法鲁：《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第22—23页。
[80].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第145页。
[81].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增订本），第58页。
[82].[唐]刘餗：《隋唐嘉话》，《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页。
[83].[唐]李延寿：《北史》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62页。
[84].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159页。
[85].《新唐书》卷二二，第476页。
[86].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154页。
[87].[唐]张鷟：《朝野佥载》，《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页。
[88].《隋书》卷一五，第378页。
[89].《乐府诗集》卷七九，第1117页。
[90].[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唐宋元编），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25页。
[91].《新唐书》卷二二，第477页。
[92].[唐]郑綮：《开天传信记》，《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93].王颜玲：《论唐代大曲〈陆州〉和〈伊州〉》，首都师范大学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第35页。
[94].《梦溪笔谈》卷五，第222页。
[95].[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三，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唐宋元编），第80页。
[96].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175页。
[97].任半塘：《教坊记笺订》，第166页。
[98].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73页。
[99].黎国韬：《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第162页。
[100].所谓“外教坊”主要是指开元二年所设的东、西京教坊，后文有详讨。
[101].《旧唐书》卷四四，第1874—1875页。
[102].《唐六典》卷一四，第399页。
[103].《旧唐书》卷四三，第1854页。
[104].《新唐书》卷四八，第1244页。
[105].《通典》卷一一五，第2947—2952页。
[106].《通典》卷一二三，第3160—3162页。
[107].《通典》卷一二五，第3194—3197页。
[108].《旧唐书》卷七〇，第2528—2529页。(https://www.daowen.com)
[109].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第234页。
[110].《旧唐书》卷三，第41页。
[111].《旧唐书》卷五〇，第2140页。
[112].《新唐书》卷四六，第1195页。
[113].《旧唐书》卷二八，第1051页。
[114].《隋书》卷二七，第797页。
[115].《通典》卷一四六，第3717页。
[116].《新唐书》卷四八，第1244页。
[117].《唐六典》卷一四，第406页。
[118].黎国韬：《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第393页。
[119].《新唐书》卷四八，第1244页。
[120].《全唐文》卷二〇七《请停仗内音乐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92页。
[121].《全唐文》卷二八七《东封赦书》，第2915页。
[122].柏红秀：《唐代仗内教坊考》，《戏曲艺术》2006年第3期，第45页。
[123].《资治通鉴》卷二七〇，第8842—8843页。此外，康瑞军对仗内教坊曾做出如下两点结论：第一，所谓“仗内教坊”，就是鼓吹署下设的教习机构，亦即“鼓吹署教坊”；第二；仗内教坊的设立时间与太常寺鼓吹署相仿，即在武德初；元和十四年（819年）之前，仗内教坊位于西京宣平坊，元和十四年后，迁到延政坊，与其他属于内廷系统的教坊机构合并（康瑞军：《论唐末仗内教坊的实质及其他》，《黄钟》2008年第3期）。笔者认为此两点结论恐均难成立。第一，仗内教坊是独立的音乐机构，并非所谓的“鼓吹署教坊”。柏红秀《唐代仗内教坊考》对此已有指出。需要补充的是，康文依据的材料是《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载德宗兴元年间（784年），李晟因战功而受到御赐“教坊、鼓吹迎导”的记载，“有诏赐……女乐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帐，教坊、鼓吹迎导，诏将相送之”（第4869页）。由于中华书局版没有用标点将教坊与鼓吹两个机构分开，康文据此认为“教坊鼓吹”即是“鼓吹署教坊”，也就是“仗内教坊”。但《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载此事时明确说是由教坊和鼓吹两个机构承载，其曰：“（兴元元年七月）赐李晟永崇里第，女乐八人。甲午，命宰臣诸将送晟入新赐第。教坊乐，京兆府供帐食馔，鼓吹导从，京城以为荣观。”（第345页）可见“鼓吹署教坊”一说并不能成立。第二，认为仗内教坊设立时间在武德初有臆测之嫌，康文将音声形式看作是音乐机构存在的标志了。诚然，唐初既已存在“仗内音声”“仗内散乐”等记载，但并不能据此推断“仗内教坊”在唐初就已设立。因为，只有当某种音声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家才会设立专门的音乐机构对其进行管理，历史上“乐府”“清商署”“鼓吹署”等机构的设立均如此。至于学界多据《旧唐书·宪宗下》载“（元和十四年春正月）壬午，复置仗内教坊于延政里”，认为元和十四年仗内教坊与外教坊合署，此亦为不实。笔者认为仗内教坊“至迟在武宗朝依然存在”，由本文征引材料可知，仗内教坊于五代十国时期依然存在。此外，杨鸿年、黎国韬均认为“仗内教坊”即禁中“内教坊”亦有误，下文在探讨“内教坊”时对此有考辨，此处略。（杨、黎之说分别见于杨鸿年：《隋唐宫廷建筑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8页；黎国韬：《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第479页）
[124].《新唐书》卷八三，第3655页。
[125].《通典》卷一四六，第3727页。
[126].《新唐书》卷四八，第1244页。
[127].《乐书》卷一八八《乐图论·教坊部》。
[128].《唐会要》卷三四，第629—630页。
[129].值得注意的是，唐朝除了有禁中礼乐内教坊和蓬莱宫俗乐内教坊外，还有教习宫女文化知识的内文学馆教坊，不可混淆。《新唐书》卷四七《百官二》“内侍省”“掖庭局”条：“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今咏、飞白书、算、碁各一人。开元末，馆废，以内教坊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因其非习乐机构，故本文略之。
[130].[唐]崔令钦：《教坊记》，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唐宋元编），第4页。
[131].《乐书》卷一八八《乐图论·教坊部》。
[132].[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一一《宴享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16页。
[133].《新唐书》卷一三四，第4561页。
[134].[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6页。
[135].郭威：《曲子的发生学意义》，第102页。
[136].此“外教坊”取狭义“东、西京教坊”之义，“地方教坊”承载俗乐大曲的问题在唐俗乐大曲传播一节中有探讨，此处略之。
[137].《教坊记》，第3页。《新唐书·礼乐志》：“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定韦后之难，颇有预谋者。及即位，命宁王主藩邸乐，以亢太常，分两朋以角优劣。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有谐谑而赐金帛朱紫者，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极谏。”（第475页）。此则史料与《教坊记》中所载为同一事，可知其所云“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当为“东京两教坊”之误。
[138].《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694页。
[139].项阳：《小祀乐用教坊，明代吉礼用乐新类型》（上、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0年第3期，第25—35页；2010年第4期，第55—60+76页。
[140].《教坊记》，第5页。
[141].《教坊记》，第12页。
[142].《新唐书》卷二二，第476页。
[143].[北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141页。
[144].《全唐诗》卷三〇一，第3425页。
[145].《明皇杂录》，第46—47页。
[146].丘琼荪：《燕乐探微》，第100页。
[147].《全唐诗》卷一四三，第1444页。
[148].《全唐诗》卷二二二，第2357页。
[149].《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第7258页。
[150].《新唐书》卷七，第184页。
[151].[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唐宋元编），第45页。
[152].《乐书》卷一八八《乐图论·俗部乐》。
[153].柏红秀：《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154].《旧唐书》卷二八，第1051—1052页。
[155].《教坊记》，第4—5页。
[156].《开天传信记》，第58页。
[157].《唐会要》卷三三，第614页。
[158].《唐会要》卷三三，第615页。
[159].《唐会要》卷三四，第630页。
[160].黎国韬：《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第184页。
[161].《新唐书》卷四八，第1244页。黎国韬认为仙韶院与宣徽院有关（《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第458页）。按中唐以后，梨园别教院和宣徽院均承载法曲，虽然宣徽院不是专门的音乐机构，但具有音乐机构的意义，因此《乐府杂录》“于上都广化里、太平里兼各署乐官院一所”中的两所“乐官院”可能指梨园别教院和宣徽院；但《新唐书》这则材料，前叙“别教院”，后述“仙韶院”，故笔者推断“仙韶院”可能是“太常梨园别教院”之改名。
[162].王永平：《论唐代宣徽使》，《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74页。
[163].《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25页
[164].《唐会要》卷三四，第630页。
[165].[唐]南卓：《羯鼓录》，罗济平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166].《乐府杂录》，第32页。
[167].《全唐文》卷七五七《谏厚赏教坊疏》，第7862页。
[168].《旧唐书》卷一七，第568页。
[169].《唐六典》卷二七，第699—700页。
[170].《通典》卷一四七，第3763页。
[171].《旧唐书》卷一九〇，第5028页。
[172].此图有两点需说明：第一，率更寺机构属于东宫系统，为简化、明晰音乐机构图示，故略之；第二，禁中内教坊和太常梨园别教院，严格而言，并非真正的音乐机构，和太常的关系也不完全是国家制度上的隶属关系，但其乐官、乐人的管理往往由太常统辖，故列于太常机构之下。
[17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第6694页。
[174].《唐会要》卷三四，第628页。
[175].[唐]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9页。
[176].项阳：《民间礼俗——传统音声技艺形式的文化生存空间》，第4页。
[177].《唐会要》卷三四，第631页。
[178].曾遂今：《音乐社会学》，第307页。
[179].《新唐书》卷二一六，第6103页。
[180].《新唐书》卷二二，第478页。
[181].《乐府杂录》，第24页。
[182].《乐府诗集》卷七九，第1117页。
[183].《全唐文》卷六八〇《醉吟先生传》，第6955页。
[184].《全唐诗》卷四四四，第4970页。
[185].《碧鸡漫志》卷三，第75页。
[18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5页。
[187].《旧唐书》卷二九，第1068页。
[188].《唐会要》卷三四，第628页，第630页。
[189].《旧唐书》卷四三，第1830页。
[190].[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0页，第81页。
[191].《新唐书》卷二二，第478页。
[192].张发颖：《中国家乐戏班》，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193].项阳：《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意义》，第12页。
[194].《唐会要》卷三三，第612页。
[195].[清]龚自珍：《京师乐籍说》，《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7页。
[196].[明]谢肇淛：《五杂俎》，《历代笔记丛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197].《唐六典》卷一四，第399页。
[198].《新唐书》卷四八，第1243页。
[199].《乐书》卷一八八《乐图论·教坊部》。
[200].〔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册），第147页。
[201].《唐六典》，第406页。
[202].详参项阳：《山西乐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2—215页。
[203].项阳：《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意义》，第6—7页。
[204].郭威：《曲子的发生学意义》，第100页，第109页。
[205].《全唐诗》卷七四五，第8472页。
[206].《全唐诗》卷五九八，第6920页。
[207].《全唐诗》卷四七七，第5424页。
[208].[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3页。
[209].《乐府杂录》，第26页。
[210].[唐]苏鹗：《杜阳杂编》，《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147页。
[211].《全唐诗》卷四五五，第5154页。
[212].《全唐诗》卷三〇一，第3425页。
[213].《全唐诗》卷二九八，第3375页。
[214].《全唐诗》卷五〇六，第5756页。
[215].《全唐诗》卷六五三，第7501页。
[216].[北宋]王谠：《唐语林校正》（上），周勋初校正，《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59页。
[217].郭威：《曲子的发生学意义》，第136页。
[218].府邸乐人表演虽非为国家政府的官方用乐，亦是为“私”之音乐行为，但其与地方官属乐人面向社会服务之“私”不同，地方官属乐人为“私”之主体是乐人自身，府邸乐人为“私”之主体则是乐人的服务对象——政府官员。
[219].曾遂今：《音乐创造的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曾田力主编：《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220].项阳：《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中国音乐》2007年第2期，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