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大曲的继承

2026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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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乐大曲的继承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唐，唐朝覆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在频繁的战争中“乐器工衣”亡失严重，但礼乐大曲发展并未出现断层。《辽史·乐志》曰：“梁改唐十二和乐为九庆乐，后唐建唐宗庙，仍用十二和乐，晋改为十二同乐。”[3]由于各朝在位时间较短，文献记载阙如，因此，相关礼乐大曲难知其详。至赵宋朝建立，国家实现初步统一，礼乐大曲继而再次得到规范和整合。《宋史·乐志》曰：

宋初，命俨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俨上言曰：“三、五之兴，礼乐不相沿袭。洪惟圣宋，肇建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从之，因诏俨专其事。俨乃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 [4]

太常卿窦俨所言“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是指国家在创作礼乐时虽然撰新词以体现本朝的国家精神，但用乐传统及其音乐体制依然遵前朝之旧。因此，不论是祭祀乐章十二“安”乐，还是《文德》《武功》二舞，在音乐本体和表现形态层面均继承了西周以降以六代乐舞为典范的礼乐大曲传统。《宋史·乐志》曰：“乐奏六成者，即仿周之六变，八成、九成亦如之”[5]，“其舞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二变象上党克平，三变象维扬底定，四变象荆湖归复，五变象邛蜀纳款，六变象兵还振旅”。[6]正是礼乐大曲继承的意义。

宋代除用于祭祀、朝会等场合的雅乐大曲外，尚有用于宴飨仪式的礼乐大曲。从文献记载看，可以确知的是宋太宗亲自创制的十八首大曲。《宋史·乐志》曰：

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正宫《平戎破阵乐》，南吕宫《平晋普天乐》，中吕宫《大宋朝欢乐》，黄钟宫《宇宙贺皇恩》，道调宫《垂衣定八方》，仙吕宫《甘露降龙庭》，小石调《金枝玉叶春》，林钟商《大惠帝恩宽》，歇指调《大定寰中乐》，双调《惠化乐尧风》，越调《万国朝天乐》，大石调《嘉禾生九穗》，南吕调《文兴礼乐欢》，仙吕调《齐天长寿乐》，般涉调《君臣宴会乐》，中吕调《一斛夜明珠》，黄钟羽《降圣万年春》，平调《金觞祝寿春》。 [7]

因旧曲造新声者五十八：正宫、南吕宫、道调宫、越调、南吕调，并《倾杯乐》《三台》；仙吕宫、高宫、小石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小石角、双角、高角、大石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高般涉调、黄钟羽、平调，并《倾杯乐》；中吕宫《倾杯乐》《剑器》《感皇化》《三台》；黄钟宫《倾杯乐》《朝中措》《三台》；双调《倾杯乐》《摊破抛毬乐》《醉花间》《小重山》《三台》；林钟商《倾杯乐》《洞中仙》《望行宫》《三台》；歇指调《倾杯乐》《洞仙歌》《三台》；仙吕调《倾杯乐》《月宫仙》《戴仙花》《三台》；中吕调《倾杯乐》《菩萨蛮》《瑞鹧鸪》《三台》；般涉调《倾杯乐》《望征人》《嘉宴乐》《引驾回》《拜新月》《三台》。

若《宇宙贺皇恩》《降圣万年春》之类，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德，诸曲多秘。而《平晋普天乐》者，平河东回所制，《万国朝天乐》者，又明年所制，每宴享常用之。 [8]

黄翔鹏先生说：“宋太宗制大曲十八首，据旧曲作新声，其音乐已非真正的唐代大曲。”[9]此说有两点值得辨析：第一，认为“宋太宗所制十八首大曲是因旧曲所造”之说有误。因旧曲造新声者是《倾杯乐》等五十八首乐曲，若《宇宙贺皇恩》《降圣万年春》之类，皆宋太宗在藩邸所作；第二，“已非真正的唐代大曲”一言，正是指出了宋太宗亲制的十八首大曲已非唐（宋）俗乐大曲类型。反之，从功能性用乐角度说，它们是在宴飨仪式中为用，“以述太祖美德”为旨归的礼乐大曲。和唐代宴飨礼乐大曲一样，这些礼乐大曲因借鉴、吸收雅、俗大曲音乐体制所创，兼具两者之特点，当然不是真正的唐俗乐大曲了。

辽之雅乐大曲得于后晋，承于唐，初用唐十二“和”乐，后改名为“安”乐。《辽史·乐志》曰：“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10]，“唐十二和乐，辽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顺和》祭地，《永和》享宗庙，《肃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寿和》酌献饮神，《太和》节升降，《舒和》节出入，《昭和》举酒，《休和》以饭，《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太子以行”。[11]其十二“安”各乐名，可知者仅有二，“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贞安》”，“余十安乐名缺”。[12]虽说“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但因“雅乐歌辞，文阙不具”，故辽之雅乐大曲更为详实的情况难以明知。但辽之“大乐”值得注意，《辽史·乐志》曰：“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13]它既不是儒家音乐观念中抽象意义的伟大理想的音乐，也并非雅乐的代名词，而是有实际所指，即唐坐部伎之景云乐舞，用于朝廷宴飨等礼仪场合，具有宴飨礼乐大曲的意义。“大乐器：本唐太宗《七德》《九功》之乐。武后毁唐宗庙，《七德》《九功》乐舞遂亡，自后宗庙用隋文、武二舞。朝廷用高宗《景云乐》代之，元会，第一奏《景云乐舞》。杜佑通典已称诸乐并亡，唯《景云乐舞》仅存。唐末、五代板荡之馀，在者希矣。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14]可见，辽虽为外族契丹王朝，对中原时有瓜分吞并之心，但依然为中原传统文化所折服，继承了中原礼乐大曲的传统。

金、元两王朝亦是如此。与辽乐承唐不同，金朝礼乐袭宋之旧典。《金史·乐志》曰：“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虡，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又云：“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乐曲以‘宁’为名。”金代以“宁”为名的祭祀雅乐亦为大曲的形式，如送神所奏《来宁之曲》为九成。其宫调与结构是“奏黄钟宫三、大吕角二、太蔟徵二、应钟羽二，曲词皆同”。[15]降神所奏《乾宁之曲》为六成，“其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圜钟三奏，黄钟、太蔟、姑洗皆一奏，词并同”。[16]其他如文舞《保大定功之舞》、武舞《万国来同之舞》等亦为多“成”的雅乐大曲形式。

蒙元王朝在礼乐文化重建方面亦是不遗余力，对于西夏、金、宋的音乐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元史·乐志》曰：“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既又命王镛作《大成乐》，诏括民间所藏金之乐器。至元三年，初用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庙，烈祖至宪宗八室，皆有乐章。三十年，又撰社稷乐章。成宗大德间，制郊庙曲舞，复撰宣圣庙乐章。仁宗皇庆初，命太常补拨乐工，而乐制日备。”[17]

元代礼乐文化重建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历史上的东平府音乐。《元史·乐志》载：

太宗十年十一月，宣圣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来朝，言于帝曰：“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存者，乞降旨收录。”于是降旨，令各处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属徙赴东平，令元措领之，于本路税课所给其食。

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虡、仪物肄习。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帝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帝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 [18]

东平自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设府以来，金、元时期在行政区域上一直为路、府级别，是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在这种高级别地方官府机构中有大量乐人群体承载各种礼、俗用乐自是不必说。更为要者，圣人孔子故里曲阜在北宋至金、元时期大抵隶于东平府治下，自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特颁赐礼器、乐器于阙里之后，“国之雅乐”遂在阙里传承。《山东通志》曰：“（政和）六年五月诏，遣宣教郎孔若谷颁赐堂上正声大乐一副、礼器一副于阙里。……天下节镇州县学皆赐堂上乐一副，正声乐曲十二章，春秋上丁释奠则学生登歌作乐。”[19]正因为如此，蒙元统治者才借助其时东平府的乐人创制本朝雅乐。这些雅乐的结构体制和表演形态与宋、金宫廷雅乐一脉相承。《元史·乐志》曰：

凡宗庙之乐九成，舞九变。黄钟之宫，三成，三变。大吕之角，二成，二变。太簇之徵，二成，二变。应钟之羽，二成，二变。圜丘之乐六成，舞六变。夹钟之宫，三成，三变。黄钟之角，一成，一变。太簇之徵，一成，一变。姑洗之羽，一成，一变。社稷之乐八成，林钟之宫二成，太簇之角二成，姑洗之徵二成，南吕之羽二成。 [20]

由上可知，唐以降，不论是汉人执政的赵宋王朝，还是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均遵循西周以降礼乐传统，在祭祀、朝会等礼制仪式场合为用的雅乐均继承多“变（或成）”的大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