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可达（“亚洲一号”卫星发射主任）
六十一岁的可达先生是匈牙利人，现为加拿大太列卫星公司太空部高级技术项目经理。加拿大太列公司是世界上有名的卫星公司，它主要对世界各国承担代买、采购和组织发射卫星的任务，还可帮助各国培训航天技术人才。
为了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亚洲卫星公司特用高薪从加拿大太列公司聘请了一个技术顾问团，负责“亚星”发射的组织计划工作。可达先生，便是这个技术顾问团的技术总指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头儿。
可达先生戴一副银灰色眼镜，上身穿一件花格毛衣，外套一件羊毛背心，下穿一条灰色裤子，脚踏一双棕色皮鞋；虽已满头白发，依然精神朗朗。
可达先生是中外协调会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喜欢斜靠在沙发上讲话，并习惯借助手势来强调讲话的内容。讲到激动处，他会站起来，走到会场的中央，一边讲一边来回踱着步子。别人的特别通行证都是挂在胸前，唯独他的特别通行证别在领口。所以每次他一激动，领口的特别通行证便会与他的下巴互不相让地冲撞着，不时发出“咔吧、咔吧”的声响。可他毫不顾忌，依然一个劲地往下讲，直至讲到对方点头或者“OK”为止。
其实，可达先生不光输过一只烤鸭，还输过十瓶啤酒。
那是在4月4日上午的协调会上。因4月3日下午合练失败，会议决定在4月4日下午再进行一次大合练，也是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大合练。
由于4月3日下午失败的原因在中方，所以在会议结束时，可达先生提请中方注意：“下午的合练，一定要确保成功！”
胡世祥拍着胸脯说：“保证没问题！”
可达先生说：“万一又出问题呢？”
胡世祥说：“您的意思呢？”
可达先生说：“要不，咱俩再打一次赌？”
胡世祥说：“又想打赌，好啊，我迎战。不过，可达先生，万一这次又输了呢？”
“愿赌服输！”可达先生站了起来。
于是，两根小手指又勾在了一年。
只是，这次的赌注不再是一只烤鸭，而是十瓶啤酒！
结果，下午合练成功，双方皆大欢喜。
只可惜，可达先生输掉了十瓶啤酒！
但在中外专家们的一片欢笑声中，可达先生乐呵呵地拍着腰包说：“十瓶啤酒，换来一次成功，值得！值得！”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位老头儿，我绕了一个圈，先找到了可达先生的贴身翻译丹尼尔·王。
丹尼尔·王，1942年出生于中国，祖籍河南。1949年，他去了台湾。在台湾大学毕业后，于1967年去了加拿大，并在加拿大攻读了硕士学位，而后留在了加拿大。丹尼尔·王这次已是第三次来中国了，用他的话说，每次来中国，都像回娘家一样。
丹尼尔·王首先向我谈了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印象。他说：“中国人非常愿意合作，非常愿意帮忙，工作精神特别好，对外国人既热情又诚恳；并且能办到的事情马上就办，效率很高。像上官世盘、胡世祥等，都是非常出色、非常能干的人物，外国人是非常敬佩他们的。另外，西昌发射场的发射条件完全具备国际标准，有的技术不比国外差。像长城公司、万源公司的服务水平和技术水平，完全是世界第一流的！我能参加加拿大与中国的这次合作，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加拿大代表北美洲到亚洲，或者说是代表西方世界到亚洲进行航天合作，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西航天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我们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帮助亚洲各国发展卫星事业，因为亚洲地区的通信正在发展，非常需要！”
接着，丹尼尔·王告诉我，“可达先生是一位组织能力极强的人物，组织过世界上十二次卫星发射任务。他最大的特点是，工作中能突出重点，肯负责任，也敢负责任。”
最后，丹尼尔·王还向我透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他说：“可达先生这次来中国时，专门带了一套褐色的花格子西服。这套西服是他夫人专门为他设计、制作的。每次组织世界性的卫星发射时，可达先生都会把这套西装带在身边，到了发射那天，他就换上这套西装；每次穿上这套西装，发射都成功。”
4月6日上午10点，我利用首脑协调会的间隙，同江·可达先生正式照面。为我担任翻译的，是张国东先生和王维亮先生。
我说：“可达先生，在这几天的会上，您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我想同您聊上几句，不知是否乐意？”
可达先生说：“谢谢！我非常乐意。”
我说：“您作为‘亚星’的组织指挥者，我想请您谈一点第一次同中国合作的看法。”
可达先生说：“中国人做事非常认真，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友好。昨天下午的演习证明，中国、美国和加拿大是完全可以合作的，而且能够合作得很好。当然，第一次合作是很困难的，就像玩足球，需要有个互相配合的过程。因为中国的发射方法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但一旦适应后，彼此了解了，就不再感到困难了。当然，开始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坦白地说，心里没底，有一种担心，期望值是不高的。但通过这段时间的合作，我感到很不错，觉得同其他国家一样，比如美国的肯尼迪发射中心，法国的库鲁靶场等。”
我说：“可达先生，明天就要发射了，如果这次发射成功，您下次还愿来中国合作吗？”
可达先生说：“当然愿意！”
我说：“那如果这次发射失败呢？”
可达先生（愣了一下）：“我还是愿来，并且肯定要来。”
我说：“为什么？”
可达先生说：“我在中国度过的这段时间很有价值。我能代表亚洲卫星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同中国合作，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这儿有一支可以信赖的技术队伍。同时，我喜欢干开拓性的工作。航天发射，是一项冒险事业，这项事业最激动人心之处，就在于它不同于干其他事业，有十分的把握。但它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又惊心动魄的事业。这就是之所以我要当一个卫星技术的主任，而不愿当一个自行车经理的原因。”
我与可达先生道别时，可达先生掏出一张名片，又掏出一方大印，学着中国古人的样子，对着大印哈了一口热气，然后盖在了送给我的名片上。名片上即刻显出四个字来：江·可达印。
周围的人一下全笑了。
关于这方大印，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去年，可达先生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时，在为他举行的晚宴上，上官世盘开玩笑说：“可达先生，干脆我们替您取个中国名字吧！”
可达先生举着酒杯问：“取个什么名字呢？”
“就叫可达吧！”上官世盘说，“可达的意思就是任何目的我们都可以达到。比如把‘亚洲一号’卫星送上太空，这个目的我们也一定可以达到！”
可达先生说：“好，我完全同意！”
这时，胡世祥先生举起酒杯，说：“可达先生，这样吧，此事为郑重起见，我让我的部下专门为您去刻上一方大印，下次您来中国合作时，第一件事就是：接印！”
说罢，三人哈哈大笑，“咣当”一声碰响了酒杯。
事后，胡世祥果真派人去成都刻了一方大印。可达先生这次来中国后，胡世祥便将这方大印郑重地交到了他的手上。
所以，在中外首脑协调会上，每当举行重大签字仪式时，可达先生都要掏出这方大印，郑重地盖上一下。
我接过可达先生送给我的这张盖有大印的名片，像捧着一份厚重友谊。我当然明白可达先生的良苦用心，于是我掏出我的名片，飞快地在背后写下一句话，然后递到了可达先生的手上。我写的这句话是：
人类友情永存，空间文明万岁！